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胡晓峰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传统科学体系下的认识论越来越难以满足战争实践发展的需要,复杂性科学为认识战争、指导战争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指挥控制领域,复杂性可以作为一种武器,使对手决策变得更加复杂,而自己则可以轻松应对。实现这一效果的关键在于,打破原有传统决策的方式,重塑对手的决策流程。
认识战争复杂性原理
讨论“复杂性怎样成为武器”,我们首先需要认识一下,战争的复杂性由何而来,以及复杂系统的性质和特点。
传统思维方法认为,世界是确定性的、人是理性的,人类可以采用“分解+认识+综合”等方法,实现对世界的全面认识、对万事万物的性质和运行规律的精准把握。但世界上还存在很多复杂系统,这些系统存在着整体性质,像人体、社会、经济、战争等,都属于这一类。复杂系统结构可变,具有适应性、不确定性、涌现性、非线性等特点,而且结果不重复,也难以预测。社会、经济、城市包括智能系统,这些与人有关的系统都有这些特点,其实它们都是典型的复杂系统。
战争就是典型的复杂系统。人们常说的“战争中的偶然性”“战争结果的不可重复性”“战争中的迷雾”“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等等,其实都是在描述战争复杂性的特征。
战争或社会复杂性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的“认知”。人不是杂乱无章、没有思想的粒子,也不是只有简单生命逻辑的低等生物,因而采用简单的物理统计方法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而且,人的行为也不会只是“纯理性”在起作用,性格、情绪、态度等感性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人类行为的改变。
认识到战争是复杂系统,是一个巨大进步。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战争复杂性现象,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不是简单地采用还原论方法,或者简单地移植物理学方法来研究战争。
如何制造复杂性
让复杂性成为武器,最早是美军“决策中心战”的设想。其主张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支撑下,通过对作战平台的升级改造以及分布式部署实现多样化战术,在保障自身战术选择优势的同时,向对手施加高复杂度,以干扰其指挥决策能力,在新维度上占据压倒性优势。
未来战争,由于作战体系越来越庞大,各级决策中人与机器混杂交织,尤其是智能化作战平台的广泛运用,导致战场管理问题空前突出。如若对手信息系统上存在缺陷,可能将受制于自己体系的复杂性。美军认为,复杂性作为武器,就是要使对手单向感到复杂,而自己则可以轻松应对。其关键在于打破原有传统决策的方式,重塑对手的决策流程。
传统决策只是决策参量的改变,而非决策流程的改变,所以决策复杂度恒定。如若仍按固有因素和流程决策,调整的只是变量的大小,并未改变原先的因果关系。例如,己方通过采用伪装、加固等手段,增强基地的生存能力,迫使对手改变原有决策。但这样做并不增加敌方的决策复杂度,因为因果关系并没有改变。如果引入复杂性方法,则可以重塑对手的决策流程,逼迫对手引入新参量,导致决策复杂性增加。比如,使己方伪装效果超过对手现有的侦察能力,迫使其不得不寻找新的侦察定位方法,从而促使其改变决策流程,使决策变得更加复杂。那么,如何去制造复杂性呢?一般认为,主要有下面四种方法。
限制情报能力。通过制造不确定性以增强复杂性,降低对手的态势感知能力,使得对手只能在有限信息的支撑下实施行动。具体的方法包括:给予不完整的信息或虚假信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隐真示假;制造深度不确定性,也就是制造“黑天鹅”事件,让对手处于“未知的未知”状态。比如,电子对抗战法使对手无法理解系统原理,从而导致无法理解态势。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过去的“不明空情”,虽然可以从雷达信号上看到,但不知道为何会产生出这种信号,使对手始终处于迷茫状态。
削弱反应能力。通过利用适应性特点来制造复杂性,削弱对手的行动响应能力。也可以理解为,更快地变换环境制造复杂性,迫使对手降低适应能力,并阻碍其及时反馈。作战对抗可以看作是敌我双方谁能更快地适应对手、战场和环境的变化,适应能力取决于指控系统结构、流程和决策方式,以及部队的反应速度。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往往就会陷入被动。采用灵活的指挥方式,做好充分预案,具有分布式决策机制等,都可以增强部队的适应性。传统意义上的集中控制方式将难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而类似于网约车那样的资源分布、服务分布的派单式指挥控制模式,或许才能更好地适应多变的战场环境,并能做出更快的反应。
制造交界混乱。通过跨越边界制造混乱、创造复杂性,形成新的涌现性效果。军兵种之间、不同保障系统之间等,都可以看作是边界。未来作战中跨军种、跨体系的指挥边界往往成为体系脆弱点,形成更复杂的网络级联效应。因而如何在跨组织边界制造复杂性,将成为未来作战的关键。比如在不同作战域、不同部队、不同系统之间制造各种混乱,在确保己方体系运行有序的同时,使对手体系相互缠绕低效,从而导致其体系分割或坍塌。
促进临界点转换。将对手逼到临界点并制造复杂性,造成非线性的转换。复杂系统中的微小变化,都可能经过逐级放大传导,涌现出严重影响战局的效果,而这个现象经常出现在临界点处。最常见的做法是“超负荷”“促崩溃”两种。所谓超负荷,就是促使对手经常处于超负荷状态,导致其性能大幅度降低。比如,指挥信息系统平时可能表现很优秀,但在战时一旦处于高过载情况下,表现却会大幅度下滑,经常处于低效能状态。所谓促崩溃,就是促使敌方系统在临界处崩溃。比如指挥员在战时高压力下崩溃作出错误判断,哪怕其可能只是处于微小劣势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员意志的坚定程度,往往决定了最终的结果。
“以复杂对抗复杂”
战争中几乎所有的变化,都可以看成是认知的升级和复杂化。克劳塞维茨就认为,“不确定性”和“恐惧”是研究战争的两个关键,这两者的共性其实就是认知。
“决策中心战”的关键就在于加快认知,以适应复杂性。应对复杂性武器需要“以复杂对抗复杂”,从基础工作做起。首先,需要理解战争复杂性原理,主动制造复杂来把握战场主动权。对自己来说,需要管理自身的复杂性;对对手来说,需要向对手施加更多的复杂性。其次,需要了解战争机理发生的改变,这就需要瞄准“指挥与控制”这个重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复杂战场的感知、控制和管理,以及对智能认知的理解、建模和模拟。
众所周知,指挥控制具有两面性。它“理性”的一面,就是指挥决策的规范化,体现在指挥机制、作战流程、条令条例、计划规划等内容上。也就是“知道怎么做时”可以用高效的科学方法做出来,比如运筹规划。“感性”的一面则体现在指挥决策的创造性内容,也就是指挥艺术上。指挥艺术取决于指挥人员的灵感直觉、知识经验,甚至性格。也就是在“不知道怎么做时”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试错选择。事实上,前者只是智能结果,后者才决定智能的产生。所以,从理性角度来看,传统系统希望未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先知道的;而从感性角度来看,智能系统却希望未来能够涌现出惊喜,也就是创新。所以可以认为,指挥是艺术,控制是科学;指挥是“智能”,而控制是“技能”,这也就是“谋略”和“技术”的区别。而如何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未来在指挥控制领域变革的趋势与方向。
第一个趋势:控制管理下移,并将智能决策不断机器化。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条件下,无人系统独立运行、军队组织自适应编组以及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网络信息系统的自主作战方式等,对指挥控制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应这种变化,需要赋予作战单元更多自主权,缩短指挥链条;引入智能化辅助决策与分析工具,以人在“回路上”或“回路外”等方式,切实加速决策过程,提高决策效率等。
第二个趋势:指挥决策上移,并在智能辅助下更加复杂化。从谋略角度讲,一是要以认知对抗为中心,充分理解“复杂系统越认识越复杂”“昨天规律与今天不同”“未来不可预测”等复杂系统问题,找到应对之道;二是以复杂对抗复杂。“战略的简洁性”并不能取代“战场和战术控制的复杂性”,不能鸵鸟式的“以不变应万变”。三是创造复杂的非对称性,需要作战人员借助“指挥艺术+决策智能工具”。决策的艺术性越强,复杂度越高,对抗人工智能需要依靠人工智能,但不能只靠人工智能。
第三个趋势:围绕智能机器,构建作战网和指控网体系。一是需要重新定义平台类型,不再简单区分飞机、潜艇等不同空间类型的作战平台。二是需要改变传统作战力量使用模式,采取“订单式”作战模式,围绕作战资源和服务,通过云平台提供战场链接、指挥、管理和调度。三是提高复杂系统适应能力,指挥控制与作战体系能够承担高过载情况,不能遇到简单情况表现“优秀”,但在复杂情况下却严重下滑,导致复杂性灾变。
第四个趋势:人机混合的指挥控制将成为主流。未来的指挥控制,在大数据、作战云、机器辅助和共用作战图的支持下,人工智能将和人一起形成作战生态系统。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决策运用,不是要取代“人”,而是要用好“人”,人机协同,实现更好的效果。具体来说,一是基于混合智能,将人的创造性与机器的“不知疲倦”结合起来,既发挥各自的长处,又规避决策智能技术长时期难以突破的窘境。二是解决人机混合的难题。认知空间的不一致、协同体系的难形成、人对机器的不信任等,都需要加以解决,这或许是未来指控系统设计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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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峰:从复杂性科学看指挥控制领域变革趋势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 2024年01月06日 12:37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