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消失意味着什么？
2010 年 02 月 26 日 09:12 来源：解放日报
语言濒危是一种全球现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 《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 7000 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 则在未来的 200 年灭绝。相比之下，动植物的灭绝速度慢得多。
语言的消亡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 平均每隔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而且悄无声息。
中国虽然不在语言濒危的热点地带，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黄成龙博士介绍说，中国有 129 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活力都很低，至少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比如云南的阿奴语、东北的赫哲语、新疆的塔塔语、甘肃的裕固语、中部的土家语等。
语言的生命力在于代际的传承，而不在于人数。小的语言可以很有活力，大的语言也可以很脆弱。比如中国有 1000 万满族人，但能说满语的人如今只剩下 100 多人，随着最后一批会说满语的老人的死去，满语将彻底死亡。也许它的书面语言还会继续存在，但没有了代际的传承，它只是一个无意义的空壳。
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森教授说：“想象一下，如果无缘无故的，鲸要灭绝了，或者金字塔要倒塌了，亚马孙森林被砍伐，人们会非常气愤，并且想尽办法去阻止，因为那些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是肉眼可见的。语言是更加古老、复杂精细的人类财富，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结构独特的人类存在方式。每种语言都有无限的表达可能性，无限的搭配可能性，它们的词汇、发音系统和语法，以精妙的结构组合起来，比我们手建的任何建筑更伟大。”
语言的死亡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说这种语言的人消失了；第二，说这种语言的人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过去 200 年间，殖民主义是最大的破坏者，欧洲殖民者在澳大利亚消灭了 150 多种土著语言，在北美扫荡了 300 多种土著语言。现在则是全球化，经济和社会的压力逼迫人们从村庄搬到城市，他们的母语时时处在强势语言的压制之下。
在谈到语言的优劣问题时，哈里森说：“没有一种语言能垄断人类的所有表达。任何一个学过两种语言的人都知道，两种语言之间，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可翻译的，某些概念，某些关于世界的思考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你会感到一种沟壑，或者遗失。 ”
根据他的统计，世界 80% 的人口讲 83 种主要语言，剩下的 6000 多种语言，绝大多数从未有过文字记载，没有字典，没有书，你在任何图书馆或者数据库里都找不到它们的资料。一切信息只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因此尤其脆弱。当我们失去一种语言，同时也失去这种语言中所包含的若干个世纪以来关于时间、季节、天文、地理、海洋生物、医学、植物、历史、神话、音乐，以及种种日常事务的知识和思考，哈里森教授把这些统称为 “人类知识库”。
过去 500 年的时间里，玻利维亚的 kallawaya 土著将数千种药用植物的知识内嵌在一种神秘的语言中，只能由父子之间代代相传。这些知识难道不能被翻译成英文，融汇到一个单一语言的知识库里吗？
“当然可以，但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信息组织形式。语言就像树一样，当人们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时，原先那棵树的结构就塌了。 ”
人类学家玛格丽塔・米德，在去世之前谈到她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忧虑：“我们的世界将被冲击成同一的、没有任何色彩的地方。人类的全部想象可能要被囚禁在单一的智力和精神形态里。 ” 或许，语言的死亡，最可怕的不在于损失多少历史、文化或者物种的知识，而是我们在某一个早晨醒来时，甚至不记得这个世界曾经有过不一样的可能性。
陈赛 (摘自《晚报文萃》2009 年第 22 期）
语言之死：为何应该扶持濒危的自然语言而非克林贡语
2017 年 10 月 31 日 14:43 澎湃新闻
语言之死：为何应该扶持濒危的自然语言而非克林贡语
Rebecca Roache
就像我们面对宝贵事物消失时的感情一样，语言的消失也唤起了人们类似的感受。语言的消失自然是不幸的，但究竟是为何？那些行将消逝的语言，其所具备的价值，值不值得发动全社会的资源来保护？
2010 年，老博阿（Boa Senior）去世，她是世上最后一个能说阿卡博语（Aka-Bo）的人，这门语言只在孟加拉湾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上的部落中被使用。从关于老博阿之死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她从 2004 年的大海啸中幸存下来 —— 部落里的长老们曾预言过这场灾难；同时，她也经历过日军在 1942 年的侵略，以及之后英国殖民者的统治。
语言学家安维塔・阿比（Anvita Abbi）认识老博阿已经很多年，他说：“从她父母死后，博阿就成了世上最后一个能说阿卡博语的人，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四十年。她时常觉得孤独，并不得不学习印地语的安达曼方言，以此来和他人交流。”
世上最后一个能说阿卡博语（Aka-Bo）的人老博阿（Boa Senior）去世于 2010 年。
语言的消失自然是不幸的，但究竟是为何？阿卡博语就像其他种种濒临消失的语言一样，对世上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就像我们面对宝贵事物消失时的感情一样，语言的消失也唤起了人们类似的感受。
可同样也有观点认为保护小语种语言无非是在浪费时间与资源。我尝试好好弄清楚这两种彼此对立的态度。
关于小语种语言，最为简单的定义就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数没有过半。通常当人们提到小语种时，指的是那些即使是在其使用范围最广泛的国家或地区里都只是少数人在使用的语种。
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我们尤其关注目前濒危的小语种，或是那些不加以抢救保护就将面临消失的小语种。
当一门语言消失时，我们所怀有的那种悲伤其实是很复杂的情绪。老博阿之死不仅标志着一门语言的消失，也标志着她所属的文化的消失 —— 这种文化曾是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们极为关注的。这也是由压迫和暴力所导致的损失。另外，就 “世界上最后一个能说某门语言的人” 这个身份来说，其中夹杂着一层忧伤的意味。像老博阿一样的人们将遭遇这样的境况：那些能和他们用母语交流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不管是否牵扯到语言的死亡，曾繁荣一时的文化最终消逝，孤独，以及失去所爱之人，所有这些都糟透了。
而语言之死所唤起的悲伤之情并不能对语言本身起到任何帮助。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的语言不用担心面临悲剧结局，因此也不会像小语种那样唤起我们内心的情绪。不出所料的是，关心小语种的存亡也常被当作多愁善感之举。研究语言政策的学者们观察到，主流语种常常被奉为既实用又有助于社会进步的，而小语种则被视为发展的阻碍，而他们的价值也被认为主要只是感情用事。
我们倾向于认为，感性是出于对某物的依恋而带来的夸张情感。之所以称其夸张，是因为它并不能反映某物的真正价值。已故哲学家 G・A・柯亨（G. A. Cohen）描述过一块反复使用长达 46 年的橡皮擦，这是他刚当上讲师时买的，他 “极不愿意失去它”。我们都会珍视这样的事物：用了几十年的橡皮擦、我们孩子画的画、某次去见爱人或家人的旅途所留下的老旧火车票 —— 这些东西对别人来说一点价值也没有。如果说重视小语种的价值是多愁善感，那此举的价值堪比柯亨对他的旧橡皮擦的珍视。故意把橡皮擦消灭掉是残忍的，要是柯亨寄望于动用社会资源以调查这块橡皮擦的价值并加以保护，显然又不合理。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表明了小语种的当前处境：他们所具备的价值，并不值得发动整个社会来保护他们。
对此观点有不少回应。
首先，小语种的价值不单纯只是感情用事的。语言充满着科学趣味，并且有一整个致力于语言研究的科学领域，以追溯他们的历史，研究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与其所依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理解语言甚至有助于理解我们的思考方式。一些人相信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甚至会说是语言使得我们的想法得以成为可能。这种主张与所谓的 “萨丕尔 - 沃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有关，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及认知科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称该假说是 “错误，彻头彻尾的错误”。
萨丕尔 - 沃夫假说自然会和各种令人怀疑的神话传说联系起来，这就包括这一普遍认为但又是错误的观念，即认为爱斯基摩人有数量惊人的关于 “雪” 的词汇。但其核心观念又并非如平克所认为的那样错得离谱。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没有语言的话思考将不可能，但诸多证据都指出，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考及体验世界的方式。例如，根据其所使用语言的不同，英德双语人士会对情绪进行不同的分类，西班牙语和瑞典语双语人士在回忆过往时光时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荷兰语和波斯语双语人士则对于音调高低有不同的感觉。甚至平克也很清楚地找到了语言与思维之间显著的联系：他认为思维潜藏在其语言之下，并称之为 “思维语言”。无论如何，这场论战只能依靠 “经验之谈” 加以解决，即尽可能多地研究语言（以及他们的使用者）。由此，语言在非感性化的理由之下依然具备其价值，这一点也不会引发疑问了。
其次，让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感性的价值。为什么有些价值衡量会被称为是 “感情用事” 的呢？这种说法常用在形容某些人对与其个人联系密切的事物倍加珍惜，例如柯亨和他的橡皮擦。柯亨称这种价值为 “个人价值”。而具备个人价值的事物对和他们不具备个人联系的人们来说，其价值就要小得多了。还有一种感情用事的表现是，珍视那些和对我们在乎的人、事、物之间有联系的事物。这一价值就体现在发达的名人照片交易中，这也解释了为何全世界的父母都会把他们孩子的画作贴在冰箱上。
“感性” 这一概念大体上是贬义的 —— 我们把多愁善感视作低等的价值（比如和实际使用价值相比），但就算如此，当与他人的情感联系不会给自己添麻烦时，我们依然乐于沉迷其中。父母对他们子女画作的情感不会给他人带来不便，可对小语种的情感就相反了，因为这需要用于支持相关事业的力量与资源。这也解释了，为何对一些人来说，小语种根本不值得人们多虑。
然而，感性不是可以轻易被抛到一边的。更深入地审视，会发现我们的文化是由那些看着非常接近感情用事的价值所支撑起来的。仔细想想下文的对比。我们都会认同的是，柯亨坚持 “感情用事”，他拒绝把旧橡皮擦换成新的。但如果是卢浮宫，也会拒绝一个技艺精湛的伪造者提出的，把《蒙娜丽莎》换成一幅比起原作来讲修复了画面损耗的 “改良版” 伪作的要求，而我们不会将这一决定视作感情用事。相反，如果卢浮宫方面同意了这个伪造者的要求，可以想见，全世界的报纸头条都会被这则惊人的故事所占据。分辨这两个例子所牵涉的价值观时，我们所采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其实彼此间非常相似。两个例子都分别表明，带有既定历史背景的某一概念，其价值高于另一个有着不同历史条件的概念。
感性解释了为何应该扶持濒危的自然语言而非克林贡语。
这种价值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保护中世纪城堡、埃菲尔铁塔和罗马斗兽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实用的，而是因为他们具备历史与文化价值。2015 年，ISIS 武装在占领摩苏尔城后摧毁了具有 5000 年历史的文物时，愤怒的记者们都强调了被毁坏的文物与古文明和已消失的文化间的联系。我们之所以重视语言，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历史与文化价值。事实上，哲学家尼尔・列维就认为这是我们重视语言的最主要原因所在。在某些语境下，类似的重视与保护行为会被贴上 “感情用事” 的标签。要是小语种在某种程度会因为感情化的原因被加以重视，那其实他们并不孤单。
对小语种的重视常被认为是感情用事，但同时也经常受到称赞。纪录片《我们依然住在这里》（We Still Live Here, 2010）讲述了万帕诺亚格语（Wampanoag language）的重生，这门印第安人的语言本已消失长达一个多世纪。影片称赞了这门语言的重生，也表扬了复苏这门语言的先行者 “小脚趾” 杰西・贝尔德（Jessie Little Doe Baird），她的先人曾是万帕诺亚格人，而自己的女儿则成为该语言重生后的第一个使用者。贝尔德收到了麦克阿瑟基金的资助，用以完成她的研究计划，而她的成功则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并收获了不少荣誉，包括波士顿凯尔特人篮球队颁发给她的 “我们之中的英雄” 奖项。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84 岁的卡特琳娜・以扫（Katrina Esau）是仅存的三位能说南非起源性语言 “N|uu” 的人之一。过去十年，她在家乡开办了一家学校，教当地的小孩 N|uu 语，以此来保护这门濒危语言。2014 年，南非总统祖马向她颁发了 “猴面包树勋章”。贝尔德和以扫都得到了全球各地的新闻报道，表彰她们对各自社群的卓越贡献。
《星际迷航》中的外星语言克林贡语字母
看到感性能收获尊重也是件幸运的事情。如果不仅仅从科学和学术价值关注语言，很难解释为什么更应该保护现存的小语种，而非让早已死去的、已经没人再关心的语言重生；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更应该扶持诸如中美洲的兰卡语（Lencan language）这样的濒危自然语言，而不是沃拉普克语（Volapük，19 世纪德国天主教牧师创造的语言）或者克林贡语（Klingon，《星际迷航》中的外星语言）这样的人造语言；并且，很难解释为什么应该保护濒危的自然语言，而不是发明一种全新的语言。
我猜，就算是那些对扶持濒危语言不抱以同情的人们，相比于以扫保护 N|uu 的愿望，他们更有可能被一门全新的人工语言的创造与发展所迷惑。当然，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发明活动，尽管发明和壮大一门新语言相当具备科学趣味。更应该保护现存的自然语言，而非创造新语言的原因就在于，前者具备历史的与个人的价值。这些价值恰恰就和所谓感性有关。
如此一来，小语种语言就是有价值的。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应该倾注资源用以扶持他们？不尽然。小语种的价值可能不如不保护他们所带来的价值。关于这个情况是否属实，不妨看看这两个因素：扶持小语种给人民带来的负担，以及削减语言多样性的好处。
虽说我们对小语种的重视或许会和保护中世纪的城堡一样有着相似的理由，但如何去做这两件事之间，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保护小语种相比于保护一座城堡而言，会给人民带来更多负担。我们可以通过雇人来维护一座城堡，但保护小语种的话，不能靠支付人们一定数量的金钱以维持现状。实际上，我们需要让人们把语言变成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尤其是当他们要成为使用者的话就更需如此了。有些人可能会乐于充当志愿者，但如果我们想让语言在热情之外也得以发展，就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不管他们乐不乐意。这通常也会涉及到立法问题，以确保儿童在学校接受小语种教育。
类似的政策是有争议的。一些父母认为，让孩子学一门实用的主流语言，是比学没什么用的小语种语言更好的选择。然而，对母语为英语的人们来说，他们最常接受到的主流语言教育 —— 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 并不如他们想的那样实用。对于小孩子来说，一门语言的实用性，在于能帮助她和更多的人交流，让她能理解更多的地区，哪怕只是邻近的国家。但是，英语的使用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在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都有所使用，哪怕一个只会说英语的人，在这些国家旅游时也不会遇到太大麻烦。如果他决定学习这几个国家所用的某一门语言，那在实用性方面，他所期望的回报可能很低。
如果英语国家的人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到实用的语言，那我们更应该教给他们那些母语者不太熟悉英语的语言，比如阿拉伯语和汉语这样的在英美两国的学校里不常教授的语言。当然，有些英语母语者认为学什么外语都是无意义的，因为英语是如此广泛地被使用着 —— 想想对生活在西班牙的英国人的成见之一就是他们不学西班牙语 —— 但那些支持孩子学外语的家长们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因此，支持英语国家的小孩学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且不支持小孩学当地的小语种的人们，往往难以证明他们的态度选择是实用的。这样一来，为何英语国家的小孩学习像德语和西班牙语这样被广泛使用的语言，会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呢？我认为理由和那些认为学习小语种是好事的人们所坚持的理由是相似的，即去探索不熟悉的文化，用当地人所使用的语言进行交谈以示尊重，以及通过学一门语言来获取认知技能等等。
语言不会温和地走向死亡。
我认为让孩子 —— 包括大多数人 —— 学习小语种有助于增强社区间的联系。他们能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和历史产生新的认识与思考。他们也获取了这样一种技能，能参与到那些不懂语言的话就难以加入或难以察觉的文化之中，这便是采用小语种的活动与机会。我花了大概一年半学习威尔士语。我出生并成长在威尔士，但直到最近，我和这里的语言都没有扯上太大的关系。我现在回到威尔士，带着对威尔士语浅薄的理解，我感到这个本已熟悉至极的地方又在我眼前呈现为一番新景象。遇到说威尔士语的人时，我感到兴奋。很高兴我的侄子也在学校里学习威尔士语。对于并不保守的我来说，这种强大的保守感觉令人感到惊奇而又陌生。但不只是我有这样的感受，而是经常在保护小语种的运动中被反复提及的有益之处。
布鲁盖尔的油画《巴别塔》
最后，让我们想一下非常不同的反对保护小语种的观点。语言多样性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针对人们建造巴别塔的行为，上帝施加处罚，曾经只说同一语言的人们自此说起了不同的语言，并深陷于语言不通的困扰中。现在已经少有观点认为语言多样性是一种诅咒，但很明显，在其他一些领域的交流中，我们都倾向于制定标准，例如数字、长度和体积等。采用单一语言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这能让我们在世界各地旅游时，不惮于与我们遇到的人们交谈。在翻译和口译上也能省下好一笔钱。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其他的新闻也能更快、更全面地被传播开来。保护语言多样性，其实也是在维护一种交流的障碍。难道让尽可能多的语言死去，只留下一种通用语不是更好的吗？
但平稳且公平地推行一门通用语言是困难的。总的来说，死去的和濒危的语言并非是在一代代人对主流语言的自由选择中，温和地走向死亡和死亡边缘的。语言的死亡史是一部暴力史，一如在下面这些书里所反映的一样：大卫・克里斯特尔的《语言的死亡》（David Crystal: Language Death, 2000），丹尼尔・内特尔和苏珊・罗曼的《消逝的声音：世界各语言的消失》（Daniel Nettle and Suzanne Romaine: Vanishing Voic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2000），以及托维・斯库纳布 - 康格斯的《教育中的语言屠杀》（Tove Skutnabb-Kangas: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2008）。
在不伤害其他语言使用者的情况下推行通用语是一件麻烦事。另外，如果我们在意行为的正义性，只放弃对一些群体和小语种使用者的伤害显然还不够。考虑到这些群体在过去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他们大概还应该得到应有的补偿。这也是保护小语种运动人士所常持有的观点。这种补偿将以何种形式付诸实践是充满争议的，但显然不包括将地方语言抹去并另找东西取而代之。
或许，如果有人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可能只提供单一语言要比创造多语言环境要好得多，就像《圣经》所描述的前巴别塔时代一样。但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言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世界，这些语言都和逝去的历史时光以及文化彼此关联，一些语言遭受过虐待和持续的迫害，不过其中一些还继续得到其使用群体和除此之外的人们的保护和捍卫 —— 一旦我们已经拥有这些事物，除非牺牲大量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否则基本没有回头路可走。
本文原载《万古》（Aeon）电子杂志，作者为伦敦大学哲学讲师，庄沐杨编译。
100 年后，人类的 7000 种语言只剩十分之一不到？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2015-01-07 16:10
来源：澎湃新闻
到 2115 年，现存的 7000 种语言中可能只有 600 种语言能够幸存？得出这一结论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同时认为，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能够使用母语之外的通用语言和别人交流。
目前，400 种较主流的语言使用人数占全球人口 95%。
去年 6 月，英国伦敦动物学学会研究员乔纳森・洛及澳大利亚乔治赖特学会研究员哈蒙共同发表报告，指全球共约 7000 种语言中有 1/4 正濒临消失。报告又称，全球近半数语言只有不足一万人使用，总人数加起来仅占全球人口 0.1%，相反 400 种较主流的语言使用人数却占全球人口 95%。当时，非主流语言的生存危机曾引发激烈讨论。
今年 1 月 2 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推测，到 2115 年，如今现存的 7000 种语言中可能只有 600 种语言能够幸存。“从现在开始到下个世纪，全球语言的数量和复杂程度都会下降。”
不过，麦克沃特依然对未来的语言世界表示乐观：“被英语统治的未来虽不会是语言天堂，但也不会是语言世界的末日。”
小语种为什么会消失？
通常来说，殖民主义导致了语种的灭绝：原住民因为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而被镇压或被惩治。在历史上，这是大多数小语种衰亡或者濒临灭绝的原因，北美原住民语言和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的消失就是最好的例证。如今，城市化进一步加快了这些小语种的灭绝，因为城市化进程迫使人们从他们的故乡迁徙到了一个 “统一用语” 的城市。
而麦克沃特相信，促成语言消失的因素还有很多，甚至 “文字” 也是语言多样性的潜在威胁。对于现代人来说，书面记录因其持久性和正式性而显得更合法更 “真实”。相较之下，那几百种只有口语而没有文字的语言，就显得特没地位，使用范围也相对狭小。人们越来越难摆脱这么一种错觉：“有文字才算一种语言”。例如意第绪语（中东欧犹太人及其在各国的后裔说的一种从高地德语派生的语言），仅仅是因为不经常用于写作，就被说成是 “濒死” 语言，全然不顾在美国和以色列，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中和教育子女时使用这种语言。
说起教育子女，现代人往往认为掌握大语种代表着拥有更多机会，就比如大人都在强调小孩不能输在英语教育的起跑线上。而掌握小语种则是 “开倒车”，又比如大人不再把自家方言教给他们的后代了。如此，问题就来了。除非被文字记录下来，否则一旦有一代人不把小语种教给后代，这种语言就非常容易在代际传承中被打断。毕竟，大人学语言比小孩难得多。
此外，语言自身的复杂性也是其传承不易的一大原因。随着时光流逝，语言的复杂性也逐渐 “成长”。比如主要在塞尔维亚和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使用的塞尔维亚语，名词还分阳性、阴性和中性三个文法性别，一个 “他” 字就有 35 种变化。但凡开口说塞尔维亚语，自己的情绪、社会地位、教育程度都能被暴露出来。另一个例子就是汉语的音调，比如亚洲中南半岛越南少数民族之一的赫蒙族，他们每个音有八个调，每种调还代表不同意思。
正是这种 “复杂性”，使得语言变得博大精深，但也因此使其一旦失传就很难再复活 —— 当孩子长大，生活繁忙，学语言容易难为情，拣回失传语言就会变得非常艰难了。麦克沃特强调，如果想要使濒危的语言不至于灭绝，就需要人们从孩子抓起。他认为目前人们的努力仍然不足以引导这些少数族群将自己的濒危语言传承给下一代，唯有在未来做到这一点，才可能完整地保持下一种语言。
语言能否因简化而得以传承？
事实上，很多群体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传承自己的古语言 —— 在各类大中小学甚至成人夜校进行传授。这种方式实际上创造出古语言的新版本：词汇量更小，而且语法更为通俗。
比如现在很多同时掌握英语和盖尔语的爱尔兰盖尔人，他们骄傲地宣称自己说的是纯正的爱尔兰盖尔语，实际上不过是一种 “新盖尔语” 罢了。这一类新版古语实际是最近几个世纪语言变化大趋势的体现：相对于中世纪时期诞生的语言范式，新语言没有了那些巴洛克式的复杂架构。说白了，新版古语言被 “简化” 了。
麦克沃特介绍，历史上的语言简化大致出现过三大浪潮。
第一次源于技术发展，人口得以大规模迁移。一旦大量人口跨越重洋，或因武力流离失所，新语言便因有了成人的参与而产生变化。在我们的经验中，成人学习语言时远不如孩童关注细节，所以他们学习的结果就是简化了语言。
比如，语言史家一般把英语的历史分为古英语、中英语、现代英语三个时期。古英语形态变化非常复杂，一个名词加起来共有 8 种变化形式。此外，名词还分阳性、中性和阴性。到了公元 8 世纪，举世闻名的北欧海盗维京人 (the Vikings) 开始对英格兰进行骚扰。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出发，一路劫掠，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南临红海，西到北美，东至巴格达。这对古英语向简化版现代英语的过渡产生重要催化作用。普通话、波斯语、印尼语也有类似的演变经历。
第二大 “简化” 浪潮发生于欧洲列强压迫非洲奴隶在种植园劳作之际。成人奴隶必须快速学会沟通，他们所学的甚至比 “维京人式” 英语更简单，往往只有几百个单词和碎片化的句子结构。这种沟通几乎没有文法可言。于是，原本 “鸡同鸭讲” 的人们自行为他们之间混杂的沟通语言加上文法，发展出了一套新的语言。这种语言足以覆盖生活中需要表达的现象，但因发展时间不长，尚未成熟到能有不规则动词的程度。这就是所谓克里奥尔语（Creole Language）的诞生。
海地克里奥尔语就是一个例子。自 1987 年起，海地共和国官方用语为法语和克里奥尔语。曾经，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岛）上居住着印第安阿拉瓦克族和加勒比族。最早来到此地的西班牙人强迫他们挖掘金矿。随后法国人来此定居，并带来了更多奴隶开始建立种植园。海地克里奥尔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产生的。也因此，克里奥尔语并不复杂。目前，海地仅有 5% 的人口使用法语。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克里奥尔语开始使用于宗教及政治出版物，甚至总统演讲中。
现代人口迁移带来了语言简化的第三次浪潮，也就是现在。在全球范围内的各大城市，各地移民原本说着不同的方言，但他们的孩子却必须在这个城市 “统一” 的语言教育中成长。这种用以推广的标准化语言都不复杂。但也有悲观者认为，所谓 “不复杂” 是世界语言衰落的迹象，比如一个说古英语的人就会认为现代英语是 “不够档次” 的。
麦克沃特并不如此悲观。在他看来，那些在演变浪潮中消失的语言或语言特性，至少可能被现代工具记载下来，以供后代研究之用。语言的简化令其本身在未来更易于被学习，人们也能够加深相互理解，同时世界语言王国依然保留着足够的多样性。
“到了未来，只有 600 种语言幸存的那一天，回想起当年世界上竟然有 7000 种不同的语言，我们可能会感到后悔，觉得相比之下，整个世界显得已经黯然失色；但是我们也该从中看到一丝曙光，因为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能够使用母语之外的通用语言和别人交流。” 麦克沃特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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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超 6700 多种语言：平均两个星期就有一种在消失_澎湃号・政务_澎湃新闻 - The Paper 瞭望智库 2022-04-29 21:40
美媒：一百年后世界讲什么语言
2015 年 01 月 07 日 11:16 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网报道
外媒称，1880 年，一名巴伐利亚牧师创造了一种语言，他希望全世界都能使用该语言。他把法语、德语和英语单词混在一起，并把这种新语言命名为沃拉普克语。沃拉普克语红火了几年，但很快就被另一种新创造的语言 —— 世界语 —— 边缘化，这种语言有着富有诗意的名字，也更容易掌握。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1 月 2 日报道，但这没起什么作用。世界语推出之际，另一种语言已经开始兴起为世界媒介：英语。2000 年前，英语是铁器时代丹麦境内部落使用的口头语言。1000 年后，在讲法语的领主的阴影下，英语在一个潮湿小岛上苟延残喘。当时没人想到今天会有近 20 亿人在某种程度上讲英语，而且英语正在成为这个星球上三分之一人口使用的语言。
令人欣慰的是，对英语将成为全世界唯一语言的担心为时过早。几乎没有人悲观到认为我们的星球上不会继续存在众多国家和文化，以及相应的除英语外的各种语言。
但英语与数千种其他语言同时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日子不多了。一名前往未来（100 年后）的旅行者可能注意到地球语言格局的两大特征。第一，那时地球上语言种类将比现在少得多。第二，那时的语言通常没有今天那么复杂 —— 尤其是口语而非书面文字。
有人可能持有异议，认为将成为世界语言的并非英语而是汉语普通话，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且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但这不太可能。其中一个理由是，英语碰巧占据了领先地位。英语目前在印刷、教育和媒体领域地位极其稳固，以至于转换至任何其他语言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我们继续保留键盘上 QWERTY 的字母顺序，也是出于类似原因。
此外，汉语的声调在儿童时代以后极难学习，真正掌握汉字书写体系，实际上需要出生在汉语环境中才行。既然英语已站稳脚跟，与中文相比，英语的易学性将令其难以被取代。
不过更重要的是，与目前拥有 6000 种语言相比，到 2115 年地球上可能仅存留约 600 种语言。日语不会有事，但比日本人规模更小的群体所使用的语言将面临困境。
殖民已经多次导致了语言灭绝：本土使用者使用自己的语言，会遭到灭绝或惩罚。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毁灭。
甚至提升人们的读写能力也会威胁语言的多样性。对现代观点而言，有书面文字的语言看上去正规并且 “真实”，而仅在口头上使用的语言看起来将逐渐消失并且有些狭隘。
使用者很容易把运用广泛的语言与机会相联系，而把使用范围小的语言与落后相联系，因此他们停止向自己的孩子讲使用范围小的语言。除非这种语言具有书面文字，否则一旦某代人不再把它传授给头脑具有最大程度可塑性的儿童，则这种语言差不多就灭绝了。我们都知道，成年人学习一种语言是多么困难。
许多通过在学校教授以及向成人讲授来传授祖传语言的群体将创建词汇量更小、语法更简化的新版语言。这样的新版语言将是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过去几千年这种趋势不断增强。
这种简化不应被视为衰落的迹象。所有得到 “优化” 的语言都不折不扣地保留了语言完整性。
但愿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消失的语言，最终都会被描述并用现代手段记录下来，以使其具备复兴的可能性。我们可能对一个操 6000 种（与 600 种形成鲜明对比）不同语言的世界逐渐消失感到遗憾，但下述事实给我们带来一丝光明：将有更多人能够使用母语之外的一种语言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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