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半月——我离 Google 有多远？

四个半月——我离 Google 有多远？

说来有趣，我通过 DHL 邮回 Google 的工作协议以及其他文件竟在大气层里消失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位极其热情的 DHL 员工打电话向我道歉，并重申 DHL 美国的工作人员正在全力寻找我的邮包，但同时她又郑重向我声明，我的邮包绝对没有“丢失”，只是暂时处于某种未知的“状态”罢了。——天啊，未知的“状态”，这样的解释险些让我误认为自己是在使用哪个废柴网游公司开发出来的虚拟快递软件。要不是邮包后来终于有惊无险地到达了 Google，我没准真会扮了黑客入侵 DHL 看个究竟呢。

现在大概可以向世界宣布我是一个 Googler 了，但宣布了又能怎么样呢？Google 不会因为我的加入而加快或放慢前进的脚步，我自己也不会因为更多人的知情而获得或丧失在 Google 中做些事情的信心。惟一可以确定的是，被 Google 面试四个半月的艰苦历程终于宣告结束，而我在这段时间里收获的除了没完没了的等待以外，还包括自发学习基础知识、重温大学生活的劲头和勇气。

说“劲头和勇气”其实一点也不夸张。不知道其他人的感觉如何，反正我自己觉得，到 Google 这样的公司找工作，像我这样有七八年工作经验的人绝对没有一个刚毕业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更有优势。虽然每个面试官都会让我详细描述自己在此前七年里从事银行业软件开发的工作经验，但我心里却始终在打鼓：要是与一个曾在课余时间到百度打工的北大学生相比，我的工作经验对 Google 到底能有多大价值呢？

所以，我必须拿出全部劲头和勇气向一个刚刚接受完基础知识训练的大学生看齐，这不仅仅是因为算法、数据结构、数学等基础问题在我的面试过程中占了最大的比例，也因为我自己在此前的七八年中的确意识到了荒疏基础知识的可怕。记得在 CSDN 和《程序员》组织的一些专业人士聚会上，孟岩等专家曾大谈数学和算法的重要，虽然我当时也随声附和，但我自己最清楚的是，经过七年多“颠沛流离”的职业生涯，红黑树、A*、行列式这些枯燥、乏味的东西已经像仙剑奇侠传里的音乐一样离我越来越远了。我是多么怀念一教和三教的日光灯管呀，我是多么想听裘宗燕这样的教授再讲一次语法树和求值顺序呀??

幸好，我还可以抽出时间温习我的薄弱环节；幸好，我在应付银行领导一日三变的业务需求的同时，还知道使用先进的算法改进行业软件的效率与可扩展性；幸好，我在此前两三年里的技术写作历程让我掌握了快速翻查和消化技术资料的小本领。如果通过 Google 面试这一事实说明我还是一个合格的程序员的话，那多半还要专门感谢一下把房贷压力施加在我头上的国有银行——尽管“压力有助于减肥”的说法没有在我身上应验，但“生计所迫”至少成了我总在抓紧时间学习的动力之一。

现在身份不同了，说话自然也不能完全像一个局外人了。谈一点我对 Google 的认识吧。我觉得，刚进入人们视线不久的 Google 中国和同样刚进入人们视线不久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之间或多或少有一些可比性：

首先，Google 和郭德纲都对所谓的“主流”有或多或少的蔑视，这种蔑视一方面来自精英圈子里最为流行的“平民意识”或“人文精神”，另一方面也来自当事人对改变“主流格局”的坚定信念。就像郭德纲自谦时所说的那样，即便谈不上“振兴”，“振动”也总是有的。

其次，Google 和郭德纲都对基本功表现出了格外的重视。郭德纲在接受采访时总忍不住要含蓄地批评那些基础不好却总是抛头露面的相声演员，Google 则在招聘时相当在意应聘者的在校成绩——也许，搞创新和打基础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儿吧。

再次，Google 和郭德纲都用“反文化”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的文化内涵。郭德纲的传统相声继承了“为笑而笑”的传统，将近五十年来人们强加给相声的各种“负担”抛得无影无踪，Google 充满了自由和简约精神的界面设计则让以往所有出色的设计变成了庸脂俗粉。从这个意义上说，Google 中国和郭德纲都是可以当选 2005 年的“年度文化人物”的。

写到这里，想起面试时一位面试官刚进门不久就把双脚跷到桌子上来——我觉得，这样的举动和郭德纲说相声时，台下观众喊出的“噫”的倒好声大体相仿：当特立独行的新文化代表者和自己的知音们相聚一堂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多做些看似出格的意外之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