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分析理性的认识能力,首先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入手之处。对康德来说,这个入手之处就是知识。知识的基本单位不是概念而是判断,因为单纯的概念不能构成知识。所以我们从判断入手来分析知识。判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分析判断,一类是综合判断。所谓“分析判断”指的这样一类判断,在它之中判断的宾词原本就蕴含于主词中,是从主词之中抽出来的,例如“物体是有广延的”。在十七八世纪的自然哲学中,物体的定义就是广延“物体即广延”,因此当我们说“物体是有广延的”时候,广延原本就蕴含在物体之中。这种A=A的分析判断是先天的,亦即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判断,但是由于宾词本来就在主词之中,所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因为它并没有给我们的知识增添新的内容。所谓“综合判断”就不同了。综合判断指的是宾词是后来通过我们的经验加在主词之上的,例如“这朵玫瑰花是红的”,其中的“红”并不是从玫瑰花中抽出来的,而是我们经验的结果。由于这种判断为我们的知识增添了新的内容,所以只有综合判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但是知识并不就是科学知识,因为科学知识不仅要有经验添加的新内容,而且还必须具有普遍必然性。因此“综合判断”还可以划分为“后天的综合判断”与“先天的综合判断”,惟有“先天综合判断”才能构成科学知识。
那么,科学知识作为先天综合判断其中的“先天性”是从哪里来的?知识可以分为质料与形式两个方面。质料是通过后天的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内容,使这些经验质料构成知识则是主体认识能力的工作,因而主体的认识能力就构成了知识的形式。如果科学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这种普遍必然性就只能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
因此,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也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证明理性的确具有先天的认识形式。康德把专门研究主体之先天认识形式的理论称之为“先验哲学”。先验哲学的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它具体分为“数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和“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等三个问题。说到“先验哲学”,我们又遇到了康德的另一对概念:“先验”(transzendental)和“超验”(transzendent)。这两个概念在中世纪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超验或者超越的意思。康德在两者之间做了区别:“先验的”指的是关于先天的研究,例如“先验哲学”,“超验的”指的则是超越了经验的领域,因而是不可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