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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菌者对肠菌移植的认知和态度：一项生命伦理学实证研究
iMeta主页：http://www.imeta.science
研究论文
● 原文链接DOI: https://doi.org/10.1002/imt2.62
● 2022年11月21日，厦门大学马永慧团队在iMeta在线发表了题为“Donors'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An empirical bioethics study from China” 的文章。
● 本研究表明，大多数捐菌者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与捐献肠菌相关的风险，特别是隐私泄露风险。捐献肠菌会引发污名化、隐私权等伦理风险，需要提高研究人员的伦理意识，提升民众对生物科学研究的知情权与参与能力，保护公众和个体的利益不被侵犯。
● 第一作者：马永慧、柯达伟
● 通讯作者：马永慧 (yhma@xmu.edu.cn)
● 合作作者：李丹宜、张泉
● 主要单位：厦门大学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北京热心肠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亮 点
● 中国捐献者对于粪菌移植及其相关风险的认知和了解仍较低
● 风险和隐私、知情同意、污名化、所有权是肠道微生物捐献中最具挑战性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 需要采取有效的隐私保护措施、提高伦理意识、公众参与和伦理监管，以确保肠菌捐献者的顺利招募以及FMT的健康发展
摘 要
捐菌者的参与是确保人体微生物组研究顺利进行和肠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技术成功开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大多数捐菌者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与捐献肠菌相关的风险，特别是隐私泄露风险。捐献肠菌会引发污名化、隐私权等伦理风险，需要提高研究人员的伦理意识，提升民众对生物科学研究的知情权与参与能力，保护公众和个体的利益不被侵犯。
视频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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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解读
引 言
肠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是一种将肠道菌群 (粪便悬浮液或纯化的肠菌) 从健康供体移植到患者体内的技术。目前，它是治疗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CDI) 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被美国胃肠病学会指南列为复发3次及以上的CDI的治疗策略。研究表明，FMT在胃肠道疾病，甚至其他系统疾病中均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包括炎症性肠病、肠易激综合征、肥胖症、糖尿病、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尽管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但FMT在国内外得到了热捧，越来越多的医疗科研机构开展与其相关的研究。
寻找到并拥有定期捐献的捐菌者是肠菌移植技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但目前的现状表明，招募和维护住捐菌者困难较大。一方面，FMT的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与其他人体组织捐献（如献血）不同，肠菌捐献并不为公众所熟知，更别提相关的恶心因素（yuck factor）和污名问题；另一方面，严格的筛选过程和大量的时间投入限制了捐菌者人数，仅有3-20%的潜在捐菌者通过了所有必要的捐献筛查。此外，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生和患者的经验和态度，而捐菌者的观点和体验在很大程度上被研究者所忽略。捐菌者对FMT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不了解捐菌者的视角，就难以对FMT进行全面的评估，工作也难以顺利进行下去。基于此，我们将捐菌者作为调查对象，通过知晓他们对捐献行为以及与FMT相关的伦理问题的看法，甄别出影响他们捐献行为和捐献态度的根本因素。然后讨论FMT研究和临床应用中面临的诸多伦理难题，为制定相关管理规范和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方 法
研究对象和内容
2021年8-9月，我们借助“问卷星”网络平台对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承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厦门）的捐菌者进行问卷调查，同时也通过热心肠研究院平台发放部分问卷。问卷由我们自行设计，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共34道题：基本信息（6道题）；对捐献肠菌的认识和态度 （16道题）；对捐献肠菌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的看法 (12道题) 。问题形式包括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和书面简答。为了与其他生物样本捐献者区分开来，本文使用“捐菌者”（出于美学方面的考量）来指代已经捐献过粪便样本或通过了严格筛选程序但还未捐献过粪便样本的捐献者。
伦理批准
该研究方案得到了厦门大学医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数据处理统计学方法
所获得的数据按类别以频率计数和百分比的形式显示。用R Studio统计软件进行卡方检验比较两组捐菌者（第1组：捐献动机选择“增加额外收入”的捐菌者；第2组：捐献动机没有选择“增加额外收入”的捐菌者）对所有权和利益分享的看法。采用95%可信区间，即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为了调查捐菌者对捐献肠菌的特殊感受以及对FMT相关伦理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共发放了113份电子问卷，其中13份无效(年龄超过捐菌者年龄范围)，100份有效。
捐菌者的基本信息
100名调查对象年龄范围在17-48周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7.19±5.41岁。其中，男性47名（47.0%），女性53名（53.0%）。学历以研究生为主（67.0%），其次为本科生（30.0%）。学生是主要的捐菌者(61%)，专业以医学（34.0%）和理学（16.0%）为主；其次为专业人士（19.0%）、公司职员（11.0%）、编制人员（9.0%），他们的月收入主要在5000-15000元之间 (图1) 。
图1. 捐菌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捐菌者对捐献肠菌的认知和态度
如图2所示，超过一半 (58%) 的捐菌者从事与医疗相关的专业，并熟知FMT。肠菌捐献的信息获取渠道为“家庭”、“互联网”和“学术会议”。当被问及对FMT的看法时，捐菌者的回答中最受欢迎的两个选项是“神奇的”和“天然的”，这表明大多数捐菌者对FMT的态度积极。对于肠菌的认知，67%的人选择“生物制品”，其次是“药物”(34%)、“组织” (33%) 、“器官” (7%) 和“人体废物” (7%) 。多数人能客观认识到捐献肠菌的本质以及与献血的区别和具体要求。其中，“不需要配型”“筛查程序与献血不同”以及“捐献肠菌不会对身体有影响，而献血会有影响”是最被频繁选择的三项。
图2. 捐菌者对捐献肠菌的认知
捐菌者中，已经捐献过肠菌的占 60.0%，其中有一半的人（30.0%）累计捐献超过 5次，40%的捐菌者已经过筛选并符合条件，但尚未捐献（图3）。我们进行了统计分析，用以调查捐菌者是否愿意持续捐献肠菌并管理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他们之前曾捐献过）。统计结果显示，在有捐献经历的捐菌者中（60人），愿意持续捐献的占93%；无捐献经历的捐菌者中(40人)，愿意持续捐献的占77.5%。根据数据的分布，我们采用Fisher检验，计算出p值为0.032，这表明有过捐献经历和没有捐献经历的捐菌者在持续捐献意愿上存在差异，即有过捐献经历的人更愿意再次捐献。
图3. 捐菌者对捐献的态度
成为一名合格的捐菌者需要对自己的饮食、用药、日常行为等进行严格控制，87.0%的捐菌者愿意为了持续捐献肠菌而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约束和管理，仅有 13.0%不愿意。这一结果与图2所示的调查结果相一致，即大多数捐菌者对FMT持有积极的看法。愿意为了持续捐献而约束和管理自己生活方式的人更有可能成为长期捐菌者。结果表明，对FMT的认知和感知是影响捐菌者捐献态度的主要因素。如图3所示，当被问及捐献的动机时，答案分为两种：绝大多数捐菌者出于利他的原因，例如“帮助病人” (80%) 和“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 (75%) ，而超过一半的人也选择了利己的原因，例如“为了额外的收入” (64%) 和“通过体检获取我的健康信息” (62%) 。此外，还有其他影响捐献动机的因素，如“好奇心” (28%) 和“保存自己的肠菌” (13%) 。
捐菌者对风险的认知
当被问及捐献肠菌是否存在风险时，约半数（53.0%）给予肯定回答，30.0%的捐菌者认为捐献行为不存在风险，17.0%不清楚是否存在风险（图4）。同时，对于患者接受FMT治疗的风险，79%的捐菌者认为存在“生理风险”，52%的捐菌者认为存在“心理风险”，43%的捐菌者认为存在“社会风险”。
图4. 捐菌者对风险的认知
捐菌者对知情同意的看法
如图5所示，多数捐菌者（86.0%）希望被告知肠菌的用途，绝大多数捐菌者同意自己捐献的肠菌用于未来的开放研究，且后续研究都无需征得他的再次同意；即便是表示不确定者对于用其粪菌的未来研究也持开放态度；仅有 2.0%的捐菌者表示不赞成。
图5. 捐菌者对知情同意的看法
捐菌者的所有权的看法
如图6所示，在捐献动机中，与没有选择“增加额外收入”的捐菌者相比，选择“增加额外收入”的捐菌者更认为他们拥有肠菌的所有权（x2=5.73，p＜0.05），并且有权利因自己肠菌 的特殊功能或价值而分享研究所带来的利益（x2=10.13，p＜0.05）。
图6. 捐献动机是否选择“增加额外收入”的捐菌者对所有权和研究利益分享的看法
讨 论
风险和隐私
调查发现，大部分捐菌者（92%）认为FMT存在生理（80%）、心理（52%）和社会（43%）风险。然而，当被问及捐献肠菌这一行为是否存在风险时，只有一半的捐菌者（53%）做出了肯定回答，他们的担忧主要在于肠菌的商业化买卖（73.58%）、粪便检测过程中的意外发现（67.92%）、隐私泄露（62.26%）。由此可见，多数捐菌者对捐献行为的风险认知仍然不足，尽管捐献肠菌的生理风险可以忽略不计，但其社会风险，尤其是隐私泄露风险不容忽视。
在捐菌者的筛选过程中，有关隐私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人信息的获取程度。在筛选的初始阶段，有捐献意愿的个人需如实完成一份初步的健康调查问卷，其中包括有无胃肠道疾病、神经疾病、传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疾病、恶性肿瘤(如结直肠癌)、手术史或其他病史、当前身体状况和行为(如排便习惯)、饮食习惯、药物治疗史（如抗生素)、社交史、旅行史和家族史等问题；初步筛选合格后还需通过面谈筛选、血液与粪便等健康检查，才能正式加入捐菌者的行列；此外，能够长期捐献的捐菌者每8-12周需再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在捐献当天填写一份简短的调查问卷，以排查最近可能发生的任何不利于捐献行为的事件。综上所述，一个完整的捐献流程需要长期持续从捐菌者处收集有关行为、旅行和生活方式等个人信息。
信息隐私蕴含有自由、尊严、公正等重要的伦理价值，关涉信息主体最基本的人性尊严与人格发展，还关涉群体隐私利益，因此必须要保护。信息隐私一旦泄露，可能会对就业、保险和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带来“微生物歧视”。捐菌者尤其面临潜在的隐私泄露风险。虽然其他类型的捐献，比如献血也需要提供个人信息，但献血者的捐献行为远没有捐菌者频繁。一般而言，献血时间间隔应不少于6个月，而捐菌者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天都能捐献。捐献频率的上升意味着频繁的问卷筛查和健康检查，这使得捐献肠菌这一行为携带的信息量更大，相比其他类型的捐献更易面临隐私泄露风险。
研究人员应该保护捐菌者隐私，尤其是在数据的储存和传输过程中。特别是涉及到捐菌者基因信息是“个体的本质信息”，能揭示个人体格状况、认知能力甚至精神特质，一旦泄露便无法再次取回，各种潜在的风险威胁可能对个人造成永久性的负面影响。因此个人基因信息必须得到有效保护，不得在违背捐菌者意愿或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收集、储存并利用。
欧美国家的学者建议，将美国的《基因信息非歧视法》（the Genetic Inform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GINA）和《健康保险可携带性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 以及加拿大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PIPEDA) 进行修订并扩大适用于人类微生物样本。由于人类微生物组的基因数据已被认为几乎与我们自己的基因组一样具有个体化，因此对二者应在同一水平的法律层面进行监管以保护隐私。
知情同意
关于微生物样本库，如肠菌库应该采取何种知情同意模式的问题一直饱受争议。传统知情同意的模式要求在取样时即需告知参与者一项具体研究的相关信息和要素，如研究的目的、性质、风险、持续时间、以及拒绝参与研究的权利等。然而，针对FMT收集的肠菌样本，其储存的具体时间、用于何种疾病的研究尚不确定，即样本在采集阶段（知情同意获取）与研究阶段相分离。目前较为被人们接受的知情同意模式为广泛同意，即授权的生物样本和数据可以在广泛指定的领域内用于未来的研究，如果将来的研究类型发生改变时，则必须重新获得样本捐菌者的同意。我们的调查发现，多数捐菌者可以接受广泛同意模式。但有反对者认为，广泛同意在伦理上存在瑕疵，如受试者丧失了对未来研究不同意的机会，不能视为有效的同意形式。然而，生物样本库的研究与传统的药物临床试验不同，不是直接对受试者身体进行干预，不涉及生理性的风险，它仅有的风险是对样本捐菌者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泄露。
我们建议使用Rhodes等人提出的程序同意（process consent）做为解决肠菌库知情同意问题的方案。程序是指评估未来哪些研究项目允许访问肠菌库样本和数据的过程。程序同意要求肠菌库管理者提前制定程序的评估标准并设立监督委员会，只有经过监督委员会审查和批准的研究项目，捐菌者才会给予无条件的同意。与广泛同意相比，程序同意避免了重新联系捐菌者和获得重新同意的麻烦，同时在捐菌者和研究人员之间建立了“防火墙”，并根据公开透明的标准来确定肠菌库样本和数据的使用。
歧视、羞耻与污名化
尽管FMT在临床实践和研究中逐步积累了积极的证据，但“粪便”、“粪菌”等词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快，甚至对这项技术感到厌恶。一项针对广州市大学生的调查指出，大学生不愿意推广FMT、不愿意接受 FMT 治疗的原因为 “对排泄物话题感到厌恶”。而我们的调查也显示，部分捐菌者评价FMT为“重口味”（12%）、“恶心”（7%）、“羞耻”（7%）；更有34%的捐菌者认为，对粪便感到恶心和羞耻是造成公众不愿意成为捐菌者的原因之一；此外，43%的捐菌者认为接受FMT治疗的患者可能会面临嘲笑或者羞辱（如“吃别人的屎”），因而产生自卑感。不仅是患者，捐菌者也很有可能会受到嘲笑，毕竟捐献粪便仍较“隐讳”，不像献血那样被社会广泛宣传“无偿献血光荣”并和无私奉献联系起来。因为担心捐献粪便会被嘲笑，有些捐菌者不愿意与他人分享捐献经历。调查显示，有18%的捐菌者不想让任何人知晓。
从美学角度出发，中国古代在利用肠菌治疗疾病方面已开先河，被用来有效地治疗腹泻、呕吐和便秘的粪便悬浮液在《肘后备急方》中被称为“黄龙汤”。因此，国内也有专家建议将FMT译为“肠菌移植”以避免“粪便”给人带来的反感，同时又能较恰当的概括技术的本质。
为了避免污名化对捐菌者及其招募工作带来影响，肠菌库应注重宣传捐献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捐献菌群是利他主义的行为，也是为科学研究做贡献；另一方面，在研究人员检测粪便样品的过程中还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健康隐患（如患肠癌的风险），而我们的调查显示，99%的人希望被告知此类信息并得到相关健康管理咨询，并且半数以上的捐菌者（62%）想通过捐献筛查的免费体检来了解自己是否有健康问题。通过强调积极意义，提高社会大众对肠菌捐献的认可度，促进捐菌者的招募。此外，肠菌库要多开展关于FMT和肠菌捐献的健康讲座，进而提高公众对FMT的认知，减少对肠菌捐献的错误、负面看法。
所有权与利益分享
肠菌的属性：生物制品？药物？器官？人体废物？
人体微生态研究使得肠菌所有权问题变得复杂，不仅仅因为粪便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废物，也因为微生物基因组和人体基因组之间模糊的关系。一方面，微生物基因组显然不是人体基因组的一部分，因而也不应该被纳入为人类“自体”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人体基因组与共生的微生物基因组协同演进、互利共生，维持着人体健康，并且随着人体微生态研究的进展，人们了解到粪便中的微生物携带海量的独一无二的个体化识别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有着与其自身对应的微生物组成。最终，人类与非人类，自我与非自我的二分法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瓦解了。
此外，肠菌的属性也尚未明确，是药物还是生物制品？器官还是组织？对肠菌的不同理解和定义，对其监管方式和 FMT 的社会接受度有着重大影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将肠菌作为生物制品和药物进行监管，这意味着医生需要在进行FMT之前提交研究新药 (IND) 申请（除了治疗rCDI），但前提是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然而，将肠菌作为药物进行监管引发了医生、科学家、律师和患者的批评和怀疑，声称这种管理模式是“不适当”和“实际上有害”的，现实中会阻止医生使用该技术并限制了患者获得治疗的机会，属于“过度限制”，并且“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
由于目前无法提供确切的“活性成分”、“效力”、“稳定性”和“剂量”，也不可能控制作为药物的FMT材料的生产过程，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实施与传统‘药物’相同的法规”。相比之下，一些胃肠病学家认为人体肠道微生物是一个“隐藏器官”，应该作为“人体组织”进行监管。他们建议 FMT 应采用与移植血液、骨骼、皮肤等相同的安全预防措施，并且要严格筛查捐菌者的常见病原体，以降低FMT的风险。
目前，人体微生物在我国的法律地位还未确定，有学者指出肠菌与人体器官、组织、细胞、基因类似，应视为民法上特殊的物，其法律地位、流转应受生命健康法域的特殊规制。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捐菌者（69%）认为肠菌是一种生物制品；此外，肠菌也被认为是一种药物（34%）、类似血液的人体组织（33%）和器官（7%）；有趣的是，仅有小部分捐菌者（7%）视肠菌为人体废物。当被问及肠菌与人类的关系时，大部分捐菌者（67%）将其看作是自身的一部分。这可能与近些年人体微生态研究的进展和媒体的报道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关。随着人们对人体微生物的关注日益提高，与之相关的所有权问题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所有权与“超级供体”问题
尽管至今还未遇到与肠菌相关的所有权争议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已经在其它类似案例中凸显，海拉细胞系（Hela Cells）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海拉细胞系源自一位美国黑人妇女Henrietta Lacks的宫颈癌细胞，因其不会衰老致死并且能够无限分裂，有着极大的科研价值。然而，该细胞系是在缺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获取的，研究人员从海拉细胞系中获得了巨额财富和名誉、地位，而海拉的家人却过着无法购买医疗保险的贫穷日子。该案例的一个争议是，海拉一家是否应该分享由海拉细胞系带来的经济利益。对某物拥有所有权意味着能够通过该物的销售、知识产权、专利权等获得经济收益。
FMT研究领域同样面临所有权和利益分享的困境。FMT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粪便样本中微生物的多样性组成，这就产生了某些捐菌者的肠菌，可能疗效更好更具有价值，“超级供体”（super-donor）一词应运而生，用以形容这些具有“特殊价值”的捐菌者。“超级供体”首次记录与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该试验调查了FMT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疗效。结果表明，FMT显著优于安慰剂，内镜下和临床缓解率更高 (分别为24%和5%) 。9名症状得到缓解的患者中，有7名接受了来自同一捐菌者捐献的肠菌。尽管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超级供体”这一现象，并且尚无明确的判定标准，但我们认为这是调查捐菌者对相关利益分享问题的态度的一个切入点，所以我们仍然将这一概念纳入了我们的问卷。我们的调查中，83%的人在阅读了这些信息后认为，如果自己属于“超级供体”，则有权因其特殊的贡献而获得研究利益的分配或经济补偿。
随着人体微生态研究的发展，类似于上述案例的事件在未来也很可能发生在“超级供体”身上。试想，如果未来“超级供体”捐献的肠菌经研究证实具有治愈某些疾病的疗效或极大的研究价值，那么，“超级供体”是否有权因其特殊贡献而获得部分经济收益？应该制定哪些措施来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保护？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讨论的那样，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人体微生物组和人基因组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这些微生物应该被视为人体的一部分，还是环境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超级供体”的存在和临床效果仍然存在争议，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概念的滥用和炒作。目前缺乏FMT的大型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许多研究结果（包括“超级供体”），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证据支持，在治疗慢性病方面，超级供体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one stool does not fit all）得到了多数认同。有研究者提出，供体-受体匹配方法可能是最佳的前进方向，即对患者进行筛选，以确定其微生物组特有的功能变化，并将其与已知富含与需要恢复的功能菌群的特定 FMT 供体进行匹配。
有趣的是，与捐献动机没有选择“增加额外收入”的捐菌者相比，选择“增加额外收入”的捐菌者明显更加重视肠菌的所有权（x2=5.73，p＜0.05）和利益分享（x2=10.13，p＜0.05）。这印证了Rhodes等人的观点，即从生物样本中赚钱的想法导致人们开始关注所有权，以及作为一种权利，他们应该分享样本研究带来的利润。对所有权的界定将极大影响到肠菌产生商业利益的分配公正和受益公正问题，肠菌的所有权问题需引起研究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经济补偿带来的问题
调查显示，捐菌的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绝大多数是想为治疗患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80%）或为科学研究做贡献（75%），也有超过半数的捐菌者（64%）出于想获得经济补偿这一目的而进行捐献。从调查结果可知，捐菌者更多的是将捐献肠菌视为一种利他的行为，这与献血者和捐精者的捐献动机一致，并且超过一半的人（57%）在没有经济补偿的情况下仍愿意捐献。当然，结果发现捐菌者比较看重经济补偿。捐菌者成功捐献一次可获得200元不等的经济补偿，如每周都捐献3-5次的话，每月能稳定增加2400-4000元的收入，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已经工作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经济补偿或许有助于捐菌者的招募与长期捐献，但我们必须注意补偿的方式和额度，避免“不当引诱”的风险。研究表明，有偿献血与输血传播感染的风险增加有关，因为有偿献血者为了经济补偿可能会刻意隐瞒其患有传染病的事实。类似的问题也可能发生在肠菌捐献上。虽然许多传染性病原体可以通过微生物检测筛查出来，但性习惯、家族史、旅行史、饮食习惯和个人病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伪造的。如前所述，能够长期捐献的捐菌者每8-12周需再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如捐菌者受到过大的经济利益诱导发生上述情况的隐瞒，则会使FMT相关的感染风险增加。
结 论
综上，捐菌者的参与对于确保人体微生物组研究和FMT临床应用的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调查了捐菌者对捐献行为所带来的伦理和社会挑战的看法和态度，这有助于制定和完善相关监管政策。
本研究是中国最早的针对FMT捐献者伦理方面认知和态度的实证研究。然而，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FMT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肠菌捐献还不为公众所熟知，再加上严格的筛选程序和捐菌者的年龄限制，导致问卷样本收集困难，而且现实中捐菌者大多是学生。从这个相对较小的样本量产生的结果可能不能推广到大规模的普通公众。然而，由于我们关注的是伦理方面，相信这个样本量足以揭示捐菌者对FMT相关伦理问题的主要担忧。另一个局限是我们没有针对样本进行性别、 职业、 收入等与捐献者认知偏见的回归性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自自然科学和医学背景，从其他专业背景收集的数据不足以进行统计分析。
这项调查发现，风险和隐私、知情同意、污名化、所有权和利益分享是捐献肠菌最具挑战性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本研究表明：（1）多数捐菌者对捐献行为所带来的风险认知仍然不足，尤其是隐私泄露风险，因此需要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增强研究人员的道德责任意识，并由伦理委员会进行伦理监督，以确保捐献过程中产生的个人隐私信息的安全；（2）对于受试者基因隐私信息保护方面，可以参考西方学者的观点，即旨在保护人类样本和数据的现有法律框架应修订并扩展适用于人类微生物样本。建议修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将微生物研究和应用也包括在内，以加强对人类遗传资源的保护、促进监管和监督；（3）建议采用程序同意作为解决肠菌库知情同意问题的方案，因其对生物样本库资源的使用提供了高效和合理的限制；（4）努力提高公众对FMT和肠菌捐献的认识是必要的，不仅可以提高公众对 FMT 的认知，还能减少对肠菌捐献错误、负面的看法，避免污名化对捐献者及其招募工作带来影响。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生物样本库的哲学研究”（基金号：19ZDA039），子课题“微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政策规制”资助。
引文格式：
Ma, Yonghui, Dawei Ke, Danyi Li, and Quan Zhang. 2022. “Donors'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An Empirical Bioethics Study from China.” iMeta 1, e62. https://doi.org/10.1002/imt2.62
作者简介
马永慧（第一/通讯作者）
● 厦门大学医学院生命伦理中心常务副主任，副教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哲学博士
● 研究方向为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新技术伦理等。担任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SCI期刊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Nursing Ethics等英文期刊以及中文期刊《医学与哲学》《中国医学伦理学》等杂志编委。同时担任数十家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委员、参与伦理审查上万项
柯达伟（第一作者）
● 厦门大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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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eta” 是由威立、肠菌分会和本领域数百位华人科学家合作出版的开放获取期刊，主编由中科院微生物所刘双江研究员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傅静远教授担任。目的是发表原创研究、方法和综述以促进宏基因组学、微生物组和生物信息学发展。目标是发表前10%(IF > 15)的高影响力论文。期刊特色包括视频投稿、可重复分析、图片打磨、青年编委、前3年免出版费、50万用户的社交媒体宣传等。2022年2月正式创刊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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