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川与颍川文化

颍川，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
颍川、颍水是颍河早期的名称，颍川肇始文明，华夏初始的传奇发生在这个流域，因而名列历史名河“四渎八流”八流之一。颍川又特指颍川郡，自秦国设郡至唐朝存续八百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曹魏三国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颍河上游的许昌，始终是颍川郡首府所在，素称“颍川”，是颍川文化的集萃之地。

颍川是家国开端。女娲造人，伏羲“制嫁娶、定婚姻”，炎、黄定都，大禹建立“家天下”，这些传说与史实都发生在颍河流域。这里完整呈现了中华家文化的发展轨迹：伏羲女娲萌芽家文化，夏王朝家国一体确立家文化基本形态，颍川士族集团兴起标志着家文化的成熟。夏朝第一都，是大禹的封地夏禹国（禹州），大禹以此为基，征服万国一统天下，开创中国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华夏文明由此跨入全新历史阶段。颍河北抵河洛，南通江淮，九州通衢，我们立于颍河之滨，眺望清澈流水滔滔远去，回望华夏文明绵长历程，最能引发家与国相依相存的深厚情怀。

颍川是思想宝库。道家启蒙于此，尊黄帝为始祖、许由为楷模；墨家与法家诞生于此，法家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这里曾是“战国七雄”韩国故地，是法家文化中心区域，产生了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在汉朝“独尊儒术”大环境下，儒、法交融，形成了举国仅见的儒法兼备的地域文化。产生了著名法家人物御史大夫晁错、政论家贾山，东汉因世传文法（法律）而任官入仕达三世或三世以上的世族全国共六家，而颍川独占三家。汉晋之际的颍川士人几乎无不具有浓厚的法家特质，多为多谋善断之士；风云际会的三国文化和骏爽刚健的建安风骨迸发出绚烂的法家思想火花。

颍川是财富象征。这里气候适宜，资源丰富，经贸昌隆。发达的手工业一直是地域标志，“天下强弓劲弩皆出于韩”。战国时代阳翟（禹州）是全国五大商业都会之一，秦汉时期是全国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富庶的大郡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汉代在此设有铁官管理铁的冶炼、铸造和贸易，又设工官负责铜器、漆器、陶瓷等手工业产品的生产销售，如今我市传统优势产业明显带有传承的痕迹。当时，郡治阳翟（今禹州）是全国“富冠天下”的十一个“天下名都”之一，成为跨汝南、颍川两郡的经济支柱；东汉末年汉都迁许，三国时期成为魏“五都”之一，繁荣发达程度可以想象。

颍川是人才摇篮。秦相吕不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著名政治家张良、晁错、行书鼻祖刘德升、楷书鼻祖钟繇、天下楷模李膺、西行取经第一人朱士行等颍川人，在中国历史天空中划下耀眼一笔。东汉初年“云台二十八将”颍川人占四分之一，汉晋之际“颍川奇士”喷涌而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曹魏集团骨干一半是颍川人，如荀彧、郭嘉、枣袛、司马徽、徐庶、陈群、钟会等人。究其原因，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和重视教育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汉朝颍川私学盛行，天下名士大儒汇集于此设馆授徒，规模蔚为壮观，这种重才重教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颍川是美丽乡愁。颍川地区是许多姓氏的发源地，颍川郡时期产生了众多名门望族，由于朝代更替、战乱、军队屯留、自然灾害、避仇等多种原因导致姓氏播迁，颍川人逐渐走向全国和世界各个角落，尤其在晋代以后中原动荡“衣冠南渡”，颍川望族大多举族南迁，定居东南沿海与海外。漫漫迁徙路，颍水是必经通道，也是游子徘徊踟蹰之地。所以，颍川后裔始终铭记根在颍川，“郡望颍川”“颍川堂”“颍川衍派”“颍川家声”这些寻根符号至今仍然标记在他们家谱中、门楣上。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纷纷回到故地许昌寻根问祖、考察观光、交流合作，对家乡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这是苏东坡《泛颍》中的诗句，精妙表达了世人对颍河的喜爱之情，显现了颍川文化的强大魅力。颍川文化是许昌的根文化，对于树立文化自信和建设文化强市意义深远，我们应该加强研究，锻铸品牌，架起联通世界的桥梁，让人们认识许昌、了解许昌、走进许昌，加快许昌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