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望族史中,最负盛名的望族当数隋唐“五姓七望”,其中陇西李氏出了李唐皇帝。然而,它们仅属于后起之秀,若论历史厚重和影响深远,以及群体代表性,则非颍川望族莫属。
颍川望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望族集团,兴起于西汉,东汉末年形成左右全国政局的强大力量。两汉望族一般称豪族或世家大族,颍川最早的豪族当属张良、韩王信、灌夫家族,载于《史记》《汉书》等史书的计达37姓,遥遥领先其它州郡。而且,颍川豪杰特色鲜明,即“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颍川多豪强难治”(《汉书》)。比如汉宣帝时“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原氏曾在“武帝时以豪桀自阳翟徙茂陵”,竟然没留下多大影响。到了东汉,颍川豪族走向官僚化和士族化,在全国豪族网占据核心位置,由地方性领袖转变为全国性领袖,以“颍川四长”荀、陈、钟、韩四姓为代表。巧的是四家的第一代都在同一时段当上了县长(小县最高长官称长)因而发迹,都在汉末曹魏政权掌控中枢。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时代,颍川望族达到新高度。“九品中正制”初衷是广揽人才,最终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其发明者就是颍川士人——颍川陈氏第三代陈群,时任魏国尚书令、大将军,总览朝政,封颍阴侯。门阀垄断朝政和州郡要职,世代沿袭,甚至与皇帝“共天下”,颍川门阀一直处于核心位置。曹魏西晋时,以颍川荀、陈、钟、赵最为显赫,官至三公、封侯。东晋南北朝时庾、褚最为突出,最著名的“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王、谢与司马氏“共天下”,岂不知,颍川庾氏也是“共天下”者,而陈郡谢氏也可算大颍川人;褚氏在东晋中期崛起为顶流,南朝时褚渊、褚澄两兄弟一个位极人臣、封郡公,一个成为著名医学家,著有《褚氏遗书》。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的创建者陈霸先是颍川陈后裔。
至于“五姓七望”,即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皆崛起于北魏、隋唐,比东汉末年的颍川集团晚了200多年。两者在十六国南北朝是有交集的——南北对峙、此消彼长,后者在北方逐步崛起并在隋唐之际达到鼎盛,前者则“衣冠南渡”成为南方望族的一部分,最后隐没于江淮烟云水波之间,以“颍川堂”延续谱牒、聚族而居。然而,山东士族只是门阀的夕阳余晖,不但面对着皇族打压,而且随着黄巢义军的屠戮,特别是后梁朱温把唐朝皇帝及皇室、望族统统扔进黄河而骤然消亡,门阀时代也随之宣告终结。
宋代以后的望族称之为平民望族吧,科举制打开了庶族与平民上行通道,不再有“累世公卿”,望族主要体现于聚族而居的乡里士绅和少数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此其时,甚至上溯到隋唐,“颍川堂”及颍川故土人才辈出,譬如唐代褚遂良、宋代韩亿、明代李敏家族等;文化科技成就突出,钧、汝瓷和园艺登峰造极,中医药以“药都”闻名天下。显然,“颍川望族”历经了中国望族起源、形成、巅峰和寻常的全过程,华贵优雅、与时俱进,堪称独一无二的经典。究其根源,得益于颍川优越自然条件和悠久人文传承,家族文化深厚,开学风、士风之先,从而保证了家族长盛不衰。
现代“颍川堂”分布于全国各地,尤其集中在我国沿海、港澳台与东南亚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频频回到故土寻根问祖,激发了影响广泛的寻根热。这是一个特殊群体,犹如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是可触摸的活着的民族发展史,这无疑是对华夏民族的一个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