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通识课》读书笔记

书籍信息

书名：《经济学通识课》
作者：(英)尼尔·基什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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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的头脑，善良的心地：我们为什么需要经济学

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曾经将经济学定义为对稀缺性的研究。

翱翔的天鹅：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最为有名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8/427—公元前348/347）曾幻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在柏拉图的乌托邦里，人们生下来就被分为三六九等，包括奴隶在内的大多数人只能毕生在地里劳作。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对柏拉图主张的社会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柏拉图取消私人财产的建议是缺失公正的。

上帝的经济：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纳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出生于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他皈依了基督教。希腊人曾经设想的由国王统治的城市的社会经济形式，即拥有智者的小国。奥古斯丁将这一理论转化为上帝之城，基督是人类的救世主，位于最高级层。上帝之城由人类的法律和上帝的法则共同统治，人类为了积累财富不得不直接参加日常的劳作。

意大利僧侣圣·托马斯·阿奎纳（St Thomas Aquinas，1224/1225—1274），出生于名门望族。他将存在之链描绘成一个蜂巢，蜜蜂的角色是由上帝赋予的：一些负责采集蜂蜜，一些负责筑巢，另一些服侍蜂王。人类的经济与此相仿。

寻找黄金：重商主义

商人帮助贵族聚敛更多的财富，反过来贵族会资助商人的航行。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甲板上封英国商人和探险家德雷克为爵士的一幕便象征着统治者和商人之间联盟的缔结。这种联盟后来被称作“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马利纳所著《论英国公共福利衰败的祸根》延续了重商主义的主线，即国家需要健康的黄金储备。

在托马斯·曼最为著名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他指出英国获得黄金最好的方法并非限制外流，也不能像德雷克那样劫掠别国的船只，而是尽可能多地出口本国产品。

自然的馈赠：重农主义

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和学术搭档马奎斯·德·米拉波（Marquis de Mirabeau）侯爵出版的《税收理论》引起了轩然大波。

魁奈认为农业是有特殊性的，人们利用自然改造出的田野、河流和猎场是一个国家财富最终的资源。这种观点被称为“重农主义”（physiocracy）。

魁奈在自己独创性的著作《经济表》中创造了第一个经济“模型”（model），一个简化的经济图。

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与《国富论》

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凭借1776年面世的《国富论》，被后人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斯密认为当人们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时，社会才会实现良性运转。相信市场掌控一切，政府应该尽少干预，对经济“放任自由”。

谷物遇上钢铁：工业革命下的因果链条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按照李嘉图的观点，禁止进口廉价的国外谷物的《谷物法》的废止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价格低廉的外国谷物会涌入国内；工人不必再为高昂的食品价格苦苦挣扎；资本家的工资支出也会相应降低；资本家会用增加的收入进行再投资；财富的创造会加速。
这个观点具有深远的意义，正是由于每个国家都在某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此拥有通过分工和贸易获利的可能性。关于相对优势的理论成了经济学家们最宝贵的原则之一。

理想的世界：空想社会主义

法国人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构想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称之为“和谐制度”。他设想人们都居住在一个名为“法郎吉”（phalansteries）的小型社会组织里。在这里每个人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爱好。每一天人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共同在一个团队里工作。人们可以按股份分享法郎吉的收益。

威尔士人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认为新型社区组织的创造可以解救人类。想打造一个“理想型的”村庄，最终他的梦想并未实现。

法国贵族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认为社会应该由有才华的人统治，而非公侯子爵。每个人都应该全面发展。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能力有大小，但出身不分贵贱。科学家和工业家将在顶层指挥经济，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作坊。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人以合作的精神统一行动。国家应该创造一个人性化的、消除贫困的社会。

他们一致相信一个完美的世界：“乌托邦”（utopia），可以借助人们的理性和善意得以创造。

太多的人口：马尔萨斯与《人口论》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76—1834）牧师，惧怕不停增长的人口，他声称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贫穷。人口增长只能迫使更多的人陷入悲惨的生活。试图帮助穷人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只能是雪上加霜。

世界工人：马克思与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是两位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

马克思和亚当·斯密、李嘉图都认为产品的价值等同于制造产品的劳动力总量，这个观点被称为“劳动价值论”（labour theory of value）。

剩余价值可以使资本家获得更多的机器和资金，从而扩大经营规模。

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纷争属于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矛盾。共产主义建立，消灭了剥削。也会消灭阶级和阶级分化所导致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这种结果得益于私有财产的取消，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享。人们按需分配。马克思将此书命名为《资本论》。

马克思的观点随后发展为一种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

完美的平衡：新古典经济学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杰文斯（William Jevons，1835—1882）发展了“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的理论。边际效用是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思想，杰文斯通过它阐释人们的消费行为。

随着消费品的增加，边际效用是减少的，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19世纪晚期，这种使用边际原则的推理为整个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新的基础，今天更成为经济学家们普遍使用的基本方法。杰文斯没有完成全部理论便去世了，但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继续深化了他的理论。

马歇尔的观点之一就是需求法则。这个法则关注的是价格如何对决定产生影响。产品的高价格导致需求走低，而低价格导致需求提升。

马歇尔用供给和需求的理论将消费者和企业联结起来，这个观点成为经济学中最为著名的理论之一。“需求曲线”（demand curve）将价格和人们需要的数量联系起来。

马歇尔和他的同行将竞争发展为一个模型。竞争的重点在于买家或卖家都无法操纵市场。经济学家称其为“完美的竞争”。因为竞争使价格保持在低水平，所以不会有任何人从交易中获得巨额的利润。消费者也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

如今经济学家将一种新的角色置于中心舞台：“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即在衡量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后决定自己行为的人。经济领域本身被视为由能够完美计算、头脑冷静的人组成。

马歇尔的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它是斯密和李嘉图经济学的升级版。古典经济学关注市场如何掌控经济并使其繁荣。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理性的个人如何掌控市场。

挡住阳光：自由贸易与保护政策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深化了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的观点，认为将国家贸易和个人贸易混为一谈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李斯特相信只有在工业和工厂而非农场的基础上创造经济才能实现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国外竞争对手更为发达时，如何在本国建立一套全新的工业。李斯特的建议会使新经济免于国外竞争。一种方法是对外国产品征税。经济学家称其为“保护政策”（protection）。

战争的利益：帝国主义

俄国革命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1870—1924），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是资本主义自身导致了国家间的矛盾并最终引发了战争。

列宁指出：一个趋势便是大型公司和银行的兴起，列宁称其为“垄断资本主义”，意即操控整个市场的占垄断地位的大型企业。其次是帝国主义趋势：欧洲国家通过控制海外领地建立帝国，势力范围延伸至整个世界。建立帝国的方式是通过军队入侵，随后入侵者便会在海外领地上建立政府，实现殖民统治。

问题在于随着投资的增加，愿意购买或买得起商品的人数却在减少。富人不会购买它们因为他们已经用巨额收入尽可能地消费了：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将剩余的钱积攒起来。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却囊中羞涩。
因此，用节省下来的钱建起的厂房为所有者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少。随着储蓄越来越多，可以用来投入其中的良性资金却在减少。
而在海外进行的投资却还有获利的空间，为了使储蓄更好地流向国外，帝国主义权贵便开始入侵其他国家并建立海外殖民地。

列宁发动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人民用武力反抗帝国主义的统治。他们发动暴动和起义最终赢得了自治。这些国家的经济处于初创期，因此被称作“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

吵闹的小号：福利经济学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他检验了人们在购买、销售、工作中以及公司在生产和雇佣过程中所做的决定为社会带来的整体利益，即“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

庇古的确将艾尔弗雷德·马歇尔老师的理论进一步深化，他特别阐述了市场的运行并不总是完美的。

庇古提出市场经常指引人们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往往会包含损害他人的副作用。

经济学家们将那些不需人们花钱购买也能从中获益的商品称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比如路灯。我在夜晚使用路灯辨别方向时不会对另一个人使用同样的路灯造成妨碍，这种收益是具有非排他性的。
等别人掏钱装好后再享受有灯光的街道。经济学家称之为“搭便车”（free-riding）。当某些产品允许搭便车时，市场能提供的这类产品就会很少，甚至于没有。
关于政府存在的一个主要经济论点就是如果没有政府便没有公共产品。

庇古认为，政府需要推动市场向正确方向迈进，它应该鼓励“积极的”外部性，抑制“消极的”外部性。（“外部性”（externalities）：对外部的人或公司产生影响）

经济学家们同样明白了如果市场掌控在少数或唯一的公司（垄断企业）手里就会失败。
因为不存在竞争者，垄断企业可以选择产品的定价，它具有“市场权力”（market power）。
垄断企业试图推高价格以攫取更多的收益，高昂的价格意味着消费者购买数量的减少以及企业产量的减少。这种行为损害了整个社会，因为消费者想要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然而垄断企业仅仅是以自身利益为基础决定产品的生产数量。
政府的“反托拉斯”（antitrust）政策尝试通过取缔垄断企业的生产或将其分解为小型公司从而使市场更具竞争力。

庇古的著作为改良特定市场的运转提供了一些政策，成为“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领域的先锋。

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一位剑桥大学教授的妻子，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著作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1899—1967）也创作了涉及同一领域的研究著作《垄断竞争理论》。

罗宾逊和张伯伦的理论因为混合了竞争和垄断，因此被称为“垄断性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它的另一个名字是“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不完全”是因为即便在企业间存在竞争也并不等同于在完全竞争行业中的那种情况。

继罗宾逊和张伯伦之后，经济学家们开始研究“寡头垄断”（oligopolies），即由少数大企业所控制的市场的运作方式。

计划者：苏联的经济问题

苏联政府负责做出所有的经济决策，这种利用资源的决策方法被称作“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公共财富的经济核算》的文章。这里的“经济核算”指出了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如何计算每个人的收入。社会公共财富探讨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社会，与苏联极为相似。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是对理性经济的废除，苏联那样的共产主义经济注定失败。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会在商品实现最大利用的领域发出信号。当政府决定价格时，价格便失去了作用。

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1904—1965），阿巴·勒纳（Abba Lerner，1903—1982），不同意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非理性的观点。他们认同经济需要价格作为衡量标尺，但是他们认为中央计划者们有能力制定自己的标尺并用一种理性的方式运行经济。

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将所有市场进行了检验，每一个市场用一种方程式表示，并显示什么时候实现平衡。兰格和勒纳说：为什么不去解答瓦尔拉斯的方程式？这个答案将会告诉中央计划者合理利用资源的价格。在他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制度里，合理的价格是存在的，但不一定非要出自于市场。

对于米塞斯而言，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有真实意义的价格来源于商人试图获利的行为，而非摆弄方程式的经济学家们。因此，米塞斯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理性的经济体系。

炫耀你的钞票：有闲阶级与炫耀性消费

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驳斥了思考经济行为的传统方法。依照凡勃伦的观点，人们并不是通过理性的计算决定购买行为和选择消磨时光方式的。你必须了解人们由社会所塑造的本能和习惯，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选择。

凡勃伦将富人购买豪宅、皮草和去法国里维埃拉度假的行为称作“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并称获得特权的少数人为“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

凡勃伦认为炫耀性消费会扩散到想成为富人的较低社会阶层。

炫耀性消费的背后是一种被凡勃伦称为“掠夺行为”（predation）的本能。凡勃伦认为，掠夺本性对真实的人类需求毫无用处。还有另一种本能，即“工匠技艺”（workmanship）。它指的是以满足整个社群需要而从事富于创造力工作的本能。

在出水口下面：凯恩斯主义

当美国在经济危机的泥淖中苦苦挣扎时，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试图找寻问题的答案。

根据萨伊定律，经济保有一定水平的支出以保证工厂全力以赴地生产，人人有工作。凯恩斯对萨伊定律提出质疑，他问道：为什么假设多余的储蓄会自动转变为对新厂房和机器的投资？在凯恩斯看来，利息并不能有助于将多余的储蓄转为投资。

凯恩斯认为，当流出量大于流入量时便会发生经济衰退。生意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并停止投资。这意味着，注入经济的投资少于流出的储蓄。浴缸的水位开始降低。产量降低，工人数量减少，经济陷入了衰退，这就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状况。

正是由于凯恩斯，经济学家们不久便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大萧条时期以及此后数次衰退期间出现的百万失业人口是支出变少的牺牲品。

凯恩斯的理论的要点是，既然经济无法自行修复，政府便需要有所作为。政府必须在经济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以避免大萧条的再次发生。资本主义在暴风雨中生存了下来，但也从此改变。
他的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他之后，经济学被划分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将经济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比如他帮助改善的就业水平）和“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研究个体消费者和企业如何做出选择）。

创造性破坏：资本主义的骑士熊彼特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所陈述，现代资本主义的果实（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是由英雄人物创造的，他们是现代社会中富有传奇色彩的古代骑士，这些人是企业家。熊彼特认为，这些人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因为他们在事业中投入了超越常人的精力，而不是和别人战斗。

与多数经济学家不同，熊彼特认为垄断有助于经济发展。

传统观点里，人人知道能买卖的商品，在大多数时间里需求与供给保持平衡。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首要要义在于企业家们不停地向池塘里扔石头，创造性破坏的涟漪永不消逝。

囚徒困境：纳什与博弈论

匈牙利籍数学家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他是博弈论的提出者之一。

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1928—2015），认为博弈的结果“均衡”，是每个参与者的策略，是对其他参与者策略的最优反映。“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是博弈的均衡的结果。

在商业、政治和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竞争有时合作。博弈论提供了一种帮助我们思考这种复杂性的方法。博弈论的一个基本策略：关键在于影响对手对你的想法。

政府的暴政：哈耶克的警告

许多人相信政府应该参与经济运作。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认为，这种想法最终会导致政府的完全管控，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局就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在这个体制下，政府是全能的，全体人民必须完全服从它的管理，反抗会带来囚禁甚至死亡。

哈耶克在战争末期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认为，如果允许政府控制我们，最终会令我们成为中世纪的农奴。现代西方文明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文明就可能溃败。

大推进：发展经济学

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915—1991）发现，与富裕国家不同，贫穷国家的经济充满了“现代”和“传统”的对比。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大部分的经济是传统的。刘易斯称之为“二元”经济：“发达的部分被经济的黑暗区域所围绕”。

刘易斯帮助开创了“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发展经济学的另一位奠基人是出生在波兰的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1902—1985）。
罗森斯坦·罗丹和刘易斯认为新兴国家的经济潜力巨大，他们将这些国家称为“未充分发展”或“发展中”国家。
发展经济学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认为应该发展工业，可以令这些国家变得更加富裕。

各种工厂相互依赖，因此也需要一同建设。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从一无所有过渡到应有尽有，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准确地把握起飞时刻。这需要对经济体的诸多领域进行大量投资，他称之为“大推进”。
但大推进难以完成，特别是对于一个缺乏经验的新政府来说。大推进在非洲、拉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制造了麻烦。
不过，少数国家还是获得了成功，韩国就是其中之一。韩国的成功之处在于政府能够让新兴行业保持活力。当企业家获得优惠贷款的同时，他们能够保证企业的良好运转。对于那些在海外市场丧失竞争力的企业，会取消对它们的贷款支持。

关于所有问题的经济学：生活中的经济学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20—2014）打通了“经济”和“社会”的分野。

芝加哥学派的理念是：市场和价格是社会运作的基础。贝克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实际上，贝克尔在所有的问题上都看到了经济的计算。贝克尔曾经有一门课就叫《看待生活的经济学视角》，他认为经济学基本上可以用来理解生活的方方面面。

贝克尔用标准的经济原理去分析各种人类行为。贝克尔将经济学应用到生活其他方面，比如婚姻、家庭、养育孩子。

贝克尔提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个观点认为人像机器一样为生产活动做出贡献，而人可以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和职业前景。

成长：经济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24—）利用数学和统计学对原有的经济学问题进行了现代化的转变。

索洛与同时期另一位如今被忽视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特雷弗·斯旺（Trevor Swan，1918—1989）提出了一个理论，用来解释正常状态下，当经济体的全部资源被用来生产产品时，经济如何增长。

“资本收益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 to capital）意味着，当一个经济体增加资本储备并增加生产时，其增长率会逐渐减少。最终，来自额外资本的收益会耗尽。如果资本是唯一创造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经济会在人均收入不再增长的位置停滞。

实际上，从长期来看，还是有实现人均收入增长的因素：技术的进步。索洛认为，社会更高的生产率来源于技术进步，这才是增长的真正引擎。
但是索洛的理论并没有解释新技术究竟来自何方。这令技术变成“外生的”：来自经济体的外部，因此无法控制。

美国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1955—）开创了新的增长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技术是“内生的”：在经济体内部被创造出来。
技术是特别的，因为一旦发明之后，就可以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经济学家将其称为“非竞争性”商品。由于新想法的收益不能全部归它最初的创造者所有，那么从经济整体的最佳利益来看，研究和开发就会大大地不足。罗默有关技术和增长的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资助研究和开发来发挥作用。

罗默认为发展还会继续，因为新的知识会扩散到整个经济体。这意味着那些善于创新知识的大体量经济体能够在不减速的状态下继续增长。而那些小体量的经济体并不能自动地追赶上来。

甜蜜的和谐：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

19世纪，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市场完备基本理论研究单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单一市场的均衡可以简单地写成一个方程式：供给=需求。
其中的问题是，石油价格影响的不仅仅是石油市场，一个市场的变动，在许多市场里引起了涟漪。马歇尔的需求和供给是“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的理论：忽略了那些涟漪。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21—2017）和出生在法国的经济学家热拉尔·德布勒（Gérard Debreu，1921—2004），进行了“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研究，是研究多个市场的均衡的理论。

阿罗和德布勒从假设人的行为着手，然后利用严谨的数学推理，论证其经济上的意义。他们发现，当人们的偏好是理性的时候，那么一般均衡是存在的。

如果均衡不能实现，数学化的表述就是，经济体“无法自洽”（inconsistent）。

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设计了一个判断满足社会整体需求上的效果的方法：如果能够在不减少一个人福利的情况下，增加另一个人的福利，那么这个经济体就不是最好的，或者说是“低效的”（inefficient）。
阿罗和德布勒证实了，如果经济体存在一般均衡，那么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这是经济学的宝贵的结论。被称为“第一福利定理”（First Welfare Theorem）。

但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有其局限性：

1. 帕累托最优是有关社会福利的极限概念。虽然是最优的，但市场导致的结果可能非常不公平。
2. 阿罗和德布勒理论的假想基础和现实世界当中市场真实运行的方式相去甚远。他们要求市场是竞争性的，买卖双方都不能单独地影响价格。

在实践中，市场总是无法最优。

分成两半的世界：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

标准经济学认为，与富裕国家的贸易往来会帮助贫困国家变得富裕。经济学家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的思路恰恰相反：贸易损害了穷国的利益。实际情况是，贫困国家的经济被大型的外国公司所控制。

弗兰克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而不是缩小。他的“依附理论”观点：贫困国家的命运：变得更加贫困，“依附于”富裕国家让自己变得更加富裕的努力。他以一篇论文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理论：“不发达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01—1986）对于贫困国家的贸易陷阱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解释了富裕国家如何最终控制了贫困国家。

传统的贸易观点以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为基础。李嘉图认为，如果国家能够在商品生产上实现专业化，那么他们在制造（换句话说，这是他们的比较优势）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上就能做得更好，而且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从中获益。
普雷维什认为这是错的。像古巴这样贫困的国家倾向于出口“初级”产品，如糖、咖啡和香蕉。但是富裕的国家倾向于出口加工产品，如电视机、汽车。当人们收入提高时，他们会为购买电视机和汽车多花钱，但是他们基本不会为糖和咖啡多花一分钱。

普雷维什认为，对于贫困国家来说，这当中隐藏着令人不安的事实。当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其对富裕国家汽车的需求会同样增长。但当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时，他们对贫困国家的糖进口需求则会增长得很慢。汽车的价格上涨会比糖更快：到最后，贫困国家的发展赶不上富裕国家的速度。

普雷维什说，贫困国家不要技术化，而应该多样化，就是说要生产许多不同的商品。他们需要生产糖和咖啡，但也要生产汽车和电视机。

灌满浴缸：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有关经济学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同时也是最难懂的一本。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2009）和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1887—1975），以及英国的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04—1989）将凯恩斯烦冗拗口的作品转化为简洁的图标和方程式。这一举动成就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传授给一代代的经济学学子，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政府经济决策的依据。

凯恩斯认为，储蓄如果不投资在工厂和设备上就会造成衰退。凯恩斯说，如果人们不花钱，那么政府必须花钱。另一种方法是减税。

凯恩斯主义有关货币对经济影响的理论：较高的货币供给会造成较低的利率，从而促进投资，带来更高的国民收入和就业率。

经济学家将所有关于政府开支和税收的政策称为“财政”（fiscal）政策。另一种政策是“货币”（monetary）政策：一切改变货币总量或借贷利率的政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政府印更多的钞票。

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经济会从衰退中自寻出路，并回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工资会下降，从而鼓励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而商品价格也会下降，从而鼓励人们更多地购买。但它只适用于充分就业的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上述两种理论混合在一起。
如果经济处于衰退之中，工厂和工人闲置，那么政府就会增加开支或者减税，以此促进经济需求，让企业增产和增加雇员。由于失业的工人很多，因此增加的需求可以在价格不上涨的前提下得到满足。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很快工厂就可以全部开工，人们得到充分就业，从长期来看，此时该轮到适用于充分就业情况的古典经济学登场。
现实中，从凯恩斯主义转向古典经济学的过程是逐步的。

新西兰经济学家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1914—1975）研究了经济运转的真实模式，并找到了更顺畅的逻辑：失业率越低，通胀越高。这个“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成了凯恩斯主义的另一部分，并对政府的政策提供了重要指导。

小丑掌权：公共选择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彻底撕碎了政府无私、全心全意只想着执行有利于全社会的政策的观点。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19—2013）将维克塞尔的观点发展为新的经济学派。布坎南的经济学新理论被称为“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他描述为“去除浪漫的政治”。政治人物不再是无私的英雄，在现实中，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维护自己的地位，相较于经济学家的想象，更加卑鄙、自私和靠不住。

做得少但挣得多的可能性鼓励“寻租”行为。商人花钱贿赂政府，想要获得特权。他们可以建立一个组织来实现这个目标，比如说美国雨伞制造商协会。在公共选择理论当中，这些人是消耗资源的寻租者，而被他们损耗的资源原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更好地发挥作用。寻租行为会伤害消费者。

选民们总是欢迎政府支出。政治人物为了维护权位，会不择手段地避免支出的减少以及惹怒选民。到最后，支出越来越多，政府的赤字也越来越高。

布坎南认为，官员们不能像企业那样做到利益最大化，因为他们并不是在销售商品或者为挣钱而工作。他们想要的是经营一个庞大组织的权力和地位。

货币幻觉：货币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的通胀缓慢爬升，到了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被高通胀和如影随形的高失业率弄得抓耳挠腮，情况已经超出了菲利普斯曲线所预言的程度。“滞涨”（stagflation）成了一个糟糕组合的名字：高失业率—经济停滞—高通胀。菲利普斯曲线失效了，与之一同失效的还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问题是政府过度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干预不够。最终，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战胜了凯恩斯主义。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对多种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弗里德曼的理论是关于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的。弗里德曼将货币重新带回到经济学舞台的中心，他的经济学被称为“货币主义”（monetarism）。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的流通速度总是稳定的，因此货币量确实会影响国民收入。从短期来看，增加货币供应量会鼓励消费，并导致更多的产出。工人工资上涨，但是，商品的价格很快就上涨了，于是人们的“真实”工资（由能够买多少商品来衡量）却不再上涨。问题出在工人们的“货币”工资和“真实”工资混淆了。经济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作“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一旦工人们意识到他们的误区，他们就会减少工作量，经济也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出现较高的失业率。结果只能是造成更高的通胀。

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承诺一个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比如根据经济发展的速度定在每年3%。当货币流通速度保持不变时，货币供应量根据商品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而不是其他因素。

弗里德曼认为，只要让市场自由呼吸，就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稳定的经济。其实现的途径是加强经济的供给，而不是需求。认为只要政府取消企业的税费，放松对市场的限制，就可以鼓励更多的生产以及雇佣更多的工人。这些观点以“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之名为人所知。

凝望未来：理性预期

“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预测的依据是迄今为止事情发展的方式。

美国经济学家、数学家约翰·穆斯（John Muth，1930—2005）提出“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理论。他开创性的论文《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提出，与其按照过去的经验预测，不如利用眼下所有可用的信息。你的预测出现偏差，是因为出现了有影响的随机事件。

尤金·法玛（Eugene Fama，1939—）使用“理性预期”推论到，如果经纪人有理性预期的话，如果经纪人预期股票价格未来会上涨，那么他们今天就会买入。实际上，最初的价格上涨预期必须要覆盖当天上涨后的价格。法玛的推理意味着，股票价格是不能预期的。

法玛的理论被称为“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该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价格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变动是无法预测的随机的影响因素的结果。

在法玛的理论里，价格越是随机，市场越是有效；金融市场越有效，那么它流通经济体内金钱的任务就完成得越好。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说工人们被误导了，他们通过观察过去来预测未来。一旦人们用理性预期来看问题，他们能够立刻明白政府行为的效果会是什么，他们预期到了更高的通胀，这意味着自己真实的工资并没有上涨。即使是在短期，政府想要刺激经济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卢卡斯还认为，市场会迅速找到均衡：很少会出现过少的商品需求或者供给。价格的调整确保了这一点。经济学家将这称作“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市场出清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以当下的工资找到工作，那些没有工作的工人是出于自愿而失业的。理性预期意味着政府在增加就业方面不应该做任何事情。

卢卡斯的理论学派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进攻的投机者：货币投机者

几个世纪以来都存在投机行为，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投机行为大量爆发。

匈牙利的银行家乔治·索罗斯创办了一家叫作量子基金的公司，其投机业务挣钱的方法之一是交易货币。一种货币的价格是它的“汇率”（exchang rate）。汇率会随着货币供应和需求的变动而变动。

挂钩货币为投资分子创造了挣钱的机会：通过“攻击”挂钩。
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对于稳定汇率水平来说至关重要。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53—）的理论当中，政府大量支出时，正是投机者攻击挂钩的时刻。

实际上，按照克鲁格曼的理论，因为货币投机者的存在，下跌在政府的外汇储备用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政府完全耗尽外汇储备之前，投机者会抛出自己手中的本地货币，用来购买剩下的外汇储备。由此，本地货币的挂钩断裂了。经济学家称之为货币危机。

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1952—）描述了一个国家哪怕不印钞也可能会陷入货币危机的情形。
英国的危机在投机者认为英国政府不会继续和德国马克保持挂钩的时刻爆发了。他们预计英镑会下跌。攻击在1992年9月袭来，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三”。投机者开始大量抛售英镑，英国央行试图通过购买英镑阻止这一浪潮。当天晚上，英国政府放弃挂钩。英国政府消耗了几十亿来捍卫英镑，乔治·索罗斯带走了10亿英镑，并赢得了“打垮英国央行的人”的称号。

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能够像人际间的传染病一样在国家间传播。他们将这叫作经济的“传染”（contagion），而扩散病症的正是投机者。
美国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1954—）认为投机者有可能在经济不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启动危机。
这有点儿像是在没有着火的地方大喊“着火了！”并引发骚乱。经济学家称之为“自我实现的危机”（self-fulfilling crisis）。

挽救失败者：贫困者的经济学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希望理解经济失败者的处境。

增加你幸福的不是自行车本身，而是拥有一种交通手段。森将这种交通手段称为“可行能力”（capability）。
森的可行能力的理论，将相对和绝对统一到一起：可行能力是绝对的，但是获得可行能力的物质需求是相对的。
森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可行能力的增加。

更高的国民收入并不能保障更好的人类发展。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邀请森改进传统的发展测量方式：国内生产总值（GDP）。森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法，涵盖了寿命预期、识字率和收入。这个被叫作“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强调了人和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

森驳斥了饥荒发生在人们的“赋有”食物减少到了过低的无法养活自己的程度。人们赋有的食物是由他们的收入和食物价格所决定的能够购买的数量。这同样包括了他们自己种植和来自于政府补给的食物。

了解我，了解你：逆向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1940—）发表的一篇论文《柠檬市场》中讨论了购买一辆二手车的所处困境。最终，坏车驱逐了好车。这是市场的失败。

阿克洛夫看到了完全竞争标准模型的另一种一直被忽视的可能。市场想要良好运转，人们必须掌握所有的信息。“完全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的假设：人们知道所有的信息，很少被人质疑。阿克洛夫开辟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经济学家给柠檬问题起了一个技术性的名称：“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然后发现这个现象到处都存在。当重要的特性不被购买者或销售者所知，就会发生逆向选择。

当人们的行动不确定的时候，市场也会被破坏。经济学家称之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信息经济学的另一位先驱，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1943—）研究人们如何通过彼此间发“信号”来解决信息缺乏的问题。

以凯恩斯的理论为基础的战后经济学认为，工资不会在经济衰退中轻易下降，而高工资让那些气馁的企业没有办法雇用更多的人手。
信息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答案。因为雇主没有办法全天候监视工人，因此对于他们工作是否卖力并不知情。为了鼓励工人更好地工作，雇主提高了工资。当所有的雇主都这样做的时候，总体工资水平就上涨了。在高工资水平上，企业雇佣更少的工人，失业率由此上升。

被打破的承诺：时间不一致问题

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1943—）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1940—），研究了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一个目标的问题。

“时间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问题：今天的最佳选择，并非明天的最佳选择。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政府可以轻易控制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发现，理性预期导致了时间不一致。

政府（或者老师）在任何时间点上拥有做出各种选择的可能性，被经济学家称之为“政策权衡”（policy discretion）：充分自由地来做决定。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说，与其使用自由裁量权（比如，在1月、3月和5月分别做出决定），政府不如按照事先确定的原则行事。

时间不一致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是政府放弃对中央银行的控制。让中央银行独立，这样货币政策就不再有被政治人物操弄的风险。

消失的女性：女权主义经济学

黛安娜·施特拉斯曼（Diana Strassmann，1955—）是女权主义经济学家的先驱，认为经济学通过男性视角来观察世界，女性在经济故事中的比重较小，并且在真实资源的分配上处于劣势。

经济学家南希·福尔布雷（Nancy Folbre，1952—）认为，女性为养育未来的劳动力承担了大部分成本。

所有那些因为没有支付报酬而被忽视的劳动：相当于全世界经济生产总量70%的劳动没有获得报酬。而这一部分劳动中，女性又占了将近70%。

经济学家朱莉·纳尔逊（Julie Nelson，1956—）提出了另一种判断经济好坏的方法。与其按照帕累托最优的概念考虑问题，她选择了“供给”（provisioning）的概念：如何向人们提供良好生活所需的各类物品。

雾中之思：无逻辑的经济学

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 a n i e l K a h n e m a n，1934—）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37—1996）发现当人们接受一份工作或者购买一杯咖啡时，一道心理的浓雾会令他们没有办法有逻辑地理解事情。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创建了行为经济学，这一理论建立在人们实际决策的无逻辑之上，而不是简单地断定人是理性的。

人以不同的方式权衡收获和损失。比起收获，人们看起来都更讨厌损失。被称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

通过对某件事物在和基准点的对比中进行描述或“框定”（framed），人们的决定可以仅因此受到影响。

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1946—），他将行为经济学应用到金融市场上。希勒发现，股票价格比“有效市场假说”想象的更不稳定，因为股票价格的起伏超过了企业利润的起伏。人们决策当中的无逻辑性是股市失去控制的原因。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市场设计与拍卖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思（Alvin Roth，1951—）利用经济学原理找到了一个增加可用于移植的器官的方法，而且不是通过买卖的方式。罗思设计了一个系统，允许在没有金钱交易的前提下实现有利的肾脏交换。利用罗思的方法，新英格兰肾脏交换计划建起了起来，这个计划串起了美国新英格兰地区14家肾脏移植中心，使上千名病患在没有做更多其他努力的情况下就得到了自己需要的肾脏。

当罗思建立起自己的资料库和电脑程序时，他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类似市场的事物。这是经济学新领域——“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的范例。

今天的许多拍卖都是由经济学家所设计，使用了一个新的重要的经济领域理论：“拍卖理论”（auction theory）。

密封投标拍卖中，买家出一个比估值低一些的价格。拍卖理论家将这称作“减让”（shading）你的报价。
加拿大经济学家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1914—1996）为减让问题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解决办法。维克瑞建议进行“次优价格”（second-price）的拍卖，这样报价最高的出价人胜出，但是只需要按照第二高的报价来支付。

失控的银行家：明斯基时刻

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被赋予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名字：全球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大衰退。许多人相信，美国人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1919—1996）的观点比传统经济学更好地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而危机又有了另一个名字：“明斯基时刻”（the Minsky moment）。

明斯基认为对凯恩斯的传统解释忽略了一些东西。其中一项是，投资是在深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进行的。投资有赖于人们的乐观情绪，凯恩斯称之为人们的“动物精神”，而不是对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得出有利于投资的数学计算。当人们的动物精神受到了扼制，投资就会下降，经济就会萧条。

明斯基认为货币和通过贷款制造货币的银行，为经济提供了动力，也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危机。

明斯基说，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开始变得不稳定。
谨慎的资本主义已经让位给大胆的资本主义：大多数人都想要借钱，而银行也愿意借，因为这样银行才有利可图。银行开始争相贷款，于是发明了新的贷款种类，把钱贷给那些偿还能力很有限的人。
明斯基称之为“投机借贷”（speculative lending）：贷款以房价不会下跌以及利率不会上升为赌注，这样借贷人才不会受到贷款的困扰。
大胆的资本主义于是变成了鲁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加快速度，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借贷。银行开始向那些偿还能力很差的人提供贷款。银行和借贷人都指望房地产价格继续快速上涨，房价一直能够保持比贷款金额高。
明斯基将这个不顾后果的借贷系统称作“庞氏金融”（Ponzi finance），这个词来自于一个名叫查尔斯·庞兹的意大利著名的诈骗犯，他的诈骗方案通过制造泡沫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上当受骗。
泡沫的问题在于泡沫会破灭。然后就是明斯基时刻，放贷人感到畏怯，开始要求借贷人偿还贷款。他们停止向有风险的借贷人放贷，房价不再像之前那样快速上涨。人们开始出售房产，房价开始跌落。借贷人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偿还贷款，银行开始获取房产的拥有权。建筑公司停止新建筑的开发，经济投资停止，整个国家陷入了衰退。

明斯基说，金融市场的创新帮助了投机和旁氏金融的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制造金融危机的创新是“证券化”（securitisation）。证券是金融资产，就像公司的股份，可以买卖。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放贷被用来制作成可以买卖的证券。不过，许多这样的贷款都是“次级”（subprime）贷款：发放给那些有很高风险无法偿还贷款的人。
投资银行雷曼兄弟购买了大量这样的证券，当上百万人停止还款之后，他们就破产了。银行间停止互相借贷，因为他们担心别的银行会破产。这些银行同样停止给那些完全有偿还能力的人提供贷款。整个金融系统，从储户到贷款购房或经商者的货币流通，停顿了下来。

明斯基的理论告诉我们，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衰退，并不完全是贪婪的借贷人或者银行家造成的后果。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以金融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花了几十年时间，从谨慎的形态发展到了鲁莽的形态。

空中的巨人：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distribution of income）是指流向富人、中层人士和穷人的金钱。统计学家认为社会的收入分配是“偏斜的”（skewed）。经济学家称之为不平等。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1971—）在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21世纪资本论》，书中检视了富人的崛起，并对他们远远甩开其他人的财富增长速度表达了担忧。

皮凯蒂发现了资产增长的原因，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 of capitalism）。人们利用自己的财富赚钱：生意和股份带来的利润，以及地租。

皮凯蒂发现，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财富的收益率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工人的工资根据经济的产出情况支付，当经济生产力提升的时候上涨。但财富收益率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速。

皮凯蒂的建议是降低财富收益率，对全世界最富裕的人群征收全球税。然而想一想这些经济巨人的权势和影响力，这怎么可能呢？

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内容都是关于效率的，而不是分配。阿罗和德布勒提出的“第一福利定理”，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市场是有效的，没有资源被浪费。问题在于，许多做法都是有效的，包括那些非常不平等的。

市场从效率出发（“第一福利定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政府通过重新分配收入进行干预时，则损害了效率。因此，重新分配实现了更好的平等，但是减慢了经济的增速。

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1944—）说，“第一福利定理”并没有在实践中实现。市场往往是从不那么有效出发。一个较高的最低工资可以减少不平等，并增加效率。

为什么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学的意义

全球变暖属于经济学家反复研究的一类问题：市场失灵。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1941—）认为，二氧化碳排放是一类特殊的外部性问题，因为它的影响超越了空间和时间。诺德豪斯将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称为“双重外部性”（double externality）。

诺德豪斯相信，通过对经济学最基本的工具，成本与收益，的平衡的关键性应用，我们仍然有时间解决全球变暖问题，避免全球性灾难。比如，对碳征税、签发“碳交易许可证”（carbon trading permits）。

我们在书中谈论过的经济学家，对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回应。在见过历史上思想家们的不同回应之后，我们应该能够受到启发，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