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盛世————读《饥饿的盛世》有感

谁的盛世————读《饥饿的盛世》有感
众所周知，乾隆盛世是传统中国的巅峰，GDP占全球三分之一，国库充盈，四海臣服，威加海内。从封建政治的角度上来说，乾隆已把几千年来的封建机器修改到极致，功率开到最大。
但光鲜的外表却掩盖不了内在的腐烂。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培养出来的民众只能做"奴隶"，自私、麻木、冷漠、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屈服于皇权淫威的官员们用贪腐侵蚀着帝国的肌体;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打断了士人的脊骨，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没 能站起来;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在世界大势面前整个帝国茫然无知，错失了最后一次主动融入世界的机会，种下了鸦片战争的种子。
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盛世，为何内里竟腐烂到这个地步？
然而乾隆对自己一生的功绩高度评价，封自己为十全老人。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他的确做得非常完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鉴于明末的教训，帝国的统治者十分清楚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解决百姓的“温饱”实乃朝政“第一要务”。于是乾隆皇帝废寝忘食，狠抓、实抓农业生产，不遗余力投资水利等公共工程，切实保障救灾机制的有效运作。再加上番薯、玉米的传入带来了“粮食革命”，到乾隆晚年，口粮生产达2088亿斤，虽非绝后，确属空前。乾隆皇帝还清醒地认识到贫富差距亦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刚一登基就下达“劝减佃租”的圣谕，贯彻乃祖“永不加赋”和乃考“摊丁入亩”等政策。总之，封建社会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之象，乾隆在自己所撰的《古稀论》中无不“谦虚”地写到，“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
那么在封建统治者眼中的小康社会真实的样子是什么呢？
由于乾隆采取的种种措施，粮食的增产为“人口爆炸”提供了客观条件，乾隆时期的人口数量，可以说是中国建立封建社会以来最大的。虽然说“人多力量大”，但“人多的地方是非也多”，帝国逐渐陷入了“总量丰富，人均不足”的“马尔萨拉陷阱”。年景好的丰收之年或许还可勉强维持。可惜天不遂人愿，就如谚语所说，“旱三年，涝三年，摇摇晃晃又三年”。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为每年各地的赈灾事宜忙的焦头烂额，而地方官员或是为了政绩，或是为了从中中饱私囊，或是纯粹出于怠政，总是不能对赈灾尽心尽意，甚至有谎瞒不报的恶性事件发生，百姓们衣食无着，只能“越级上访”，甚至直达御前，拦驾告御状，以求生机。
作为一个“爱民如子” 的统治者，乾隆皇帝对此十分关注与警觉，或许他确实可怜其子民们的艰难困境，但无疑在这些上访的草民眼中流露出的执拗和不驯服使他更感到恐惧，“稳定压倒一切”是一个专制帝王的不变信条，而且愚昧的小民容易受野心家的操控，很容易沦为集体无意识的“民粹主义”,是非曲折还是要依靠贤明的君主加以甄别。
然而乾隆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体系：君王犹如民之祖父，百官犹如民之父母，孙子今日与他的父母作对，明日就会直接对抗祖父，如此则“世风浇漓”，子女受了父母的委屈，应该“子为父隐”，这才是子女应守之道，待英明的祖父明察秋毫，自会为他“疼爱”的孙儿们讨回道理。这一理论在几千年来深受“孝悌”文化浸淫的国度近乎“无懈可击”。
在这种“严密的逻辑”下，乾隆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改变清王朝命运的机会。他将自己评判盛世的标准强行施给所有百姓，乾隆的盛世，一定程度上也是华夏子孙、中华精神的末日。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盛世"图景，通过对乾隆时代的解构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失落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