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中国 寻找下一个比尔·盖茨

　2006年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26.7%的被调查者认为下一个比尔·盖茨最可能出自中国。2007年4月比尔·盖茨第十次访华时亦预言：下一个伟大的成功将会来自亚洲。英国卡斯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45岁以下最年轻有为的前10名CEO中，有8名来自中国。2007年年初的《时代》周刊以《中国世纪》为封面故事。高盛的一份报告指出，35年后中国将成全球第一经济体，而美国则仅列第三……。正如比尔·盖茨所指出的：“一个人拥有的机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哪个国家所决定的。”

　　真正稀缺的是创新

　　德鲁克认为，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社会类型可以从其“首富”的特征中直观地获知。放眼全球，与GOOGLE财富神话相映成辉，印度的钢铁大王、墨西哥的电信巨头及中国的地产大亨，这些新一代的洛克菲勒们正试图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完成整合传统行业的“炼金术”。对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并存、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复合”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饲料首富”、“钢铁首富”、“房地产首富”、“软件及互联网首富”等完全可能同时涌现。由于后发优势，互联网正是中国少数完全与国际接轨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这无疑为中国的比尔·盖茨的出现奠定了产业基础。

　　资金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在资源与市场都日益全球化、流动性泛滥的今天，真正稀缺的并不是资本，而是创新。

　　创新对于企业家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

　　也正是创新，才是我们的最大软肋：无论是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还是管理创新……。除了缺乏核心技术，我们亦从未出现类似福特流水线、通用事业制度、丰田生产方式、连锁店方式的组织创新。即使是互联网领域，成熟的商业模式也大多拷贝自美国。英特尔董事长安德鲁·葛鲁夫曾断言：华人对财富几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但对组织的运作似乎缺乏足够的热情与关注。WTO前总干事穆尔甚至认为：中国企业的管理相当于30年前的日本，相当于100年前的英国。

　　当中国的IT精英们在很大程度上因受惠于NASDAQ的“中国溢价”因素而获得个人财富的“爆米花效应”时，也许有必要重温一下戴尔在总结自己 “如何管理30亿美元的公司”时说的话：“大多数公司的发展和成熟的脚步都比我们慢许多，但他们在规模尚小的时候所学到的基本程序，我们这时候必须回头认识。”

　　对于巨额财富，黄光裕直言“没感觉，假如你在不停地发展自己的事业，那么它就不是财富；如果停下来了，它或许是。但最大的可能是，今天你一无所有，但明天你什么都有了，而后天你又回到了起点。”作为“剩者为王”的马拉松而非百米冲刺，商业更需要“韧的战斗”。中国从来就不乏“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明星企业，不乏“增长速度达到400%”式的狂飙突进，惟独缺乏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与GE这样的百年老店相比，还没有哪家中国企业经受了完整经济周期的洗礼。正如任正非在考察了连续十年经济衰退的日本之后写下的那篇著名的《北国之春》所说的：“什么叫成功？像日本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与比尔·盖茨连续12年蝉联全球首富的记录相比，不断刷新的“中国首富”既是活力的象征，也寓示着脆弱和不确定性。

　　谁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

　　曾任美国总统的艾尔文·柯立芝有句名言：“美国的事业是企业”。今天的中国却出现了公务员热。1999年至2004年6年间全国个体户净“缩水”810万户。除了结构升级因素外，创业环境不尽理想应是主因。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加拿大只需2天，中国内地需111天；再来看注册资本（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中国内地为1000万元人民币，日本约为82万元人民币，美国则为零。另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在全球商业运营活动的便利性排名中，中国位居175个经济体中的第93位。

　　对于创业环境，一线的企业家们最有发言权。柳传志曾以“孵小鸡”为比喻形象地诠释“市场温度”的变化。史玉柱曾对媒体叹苦：“我随便写了民营企业的15个死法，随便一条就能把你搞死……我觉得我们比下岗工人更苦。” 在中国，企业家一旦失败，面临的更可能是“以落井下石的火力一夜间摧毁被它们吹捧了几年的企业”的舆论环境。
　　

　　不妨进一步设想一下：我们未来的比尔·盖茨的街头小贩创业实践会不会被城管扼杀在摇篮中？与硅谷的车库创业文化相比，在一刀切式的“民宅禁商”政策下，北京、上海那些刚起步的小公司，会不会因寸土寸金的高昂房租而倒下？公司稍有规模，面对形形色色的“赞助”电话，你如何说“不”？面对工商联副主席或政协副主席的可能邀请，会选择“商而优则仕”吗？……

　　鲁迅先生早就强调过“做土”的重要性：“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正是由于创业环境的差异，硅谷的创新型公司在风险资本的“催肥”下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而中国一些颇有潜质的中小企业却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成了“小老树”。

　　《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其实并不是技术或产品，而是社会发明。试想一下美国宪法、货币或者市场机制等概念的诞生。它们永远都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就此意义而言，在期待中国的微软之前，我们也需要中国的摩根士丹利、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中国的麦肯锡、中国的奥美等商业支撑体系，同时更需要自由市场、法治等社会支撑体系！

　　“创意创造生意，想象力创造利润率”，在一个内心荒芜的时代，曾经的诗人江南春转而向商业世界寻求诗意。可是，我们的头脑早就被格式化了，还能有什么想象力与创造力？

　　杨振宁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创新可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四种体系，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暂时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其实，科学、人文、商业之间本就相通并互为促进，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比尔·盖茨、任天堂与爱因斯坦、杜甫或可并存。

　　美国学者波特的一个观点早已被广泛认同：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替代、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很难想象，一个在文化上未有丰富创造的国家，能实现真正的“崛起”和“复兴”。

　　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坦承，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足是中国教育的致命缺点。张朝阳回忆起当年水木清华的校园生活时仍不胜感慨：“被伤着了”“不停地比，比谁的作业先完成，谁学习的时间最长……整个小社会只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性……”在《中国企业家》采访的10多位“80后”创业者中，许多人都从未在传统教育体制内获得肯定。

　　什么样的市场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家

　　“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期许，以及这个财富群体的自我膨胀即将达到顶点。”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被夸大的使命》一书中说。在并不漫长的中国当代商业史上，许多大企业声称要做“中国的微软”、“中国的IBM”、“中国的GE”、“中国的松下”、“中国的索尼”、“中国的麦当劳”、“中国的可口可乐”、“中国的八佰伴”、“中国的巴菲特”、“中国的索罗斯”……都纷纷倒下了。为什么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帝国能在30年的跨度里“都经受住了考验？

　　商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与人性间的战争。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言：“在任何时候，人，都是输给自己的。”张树新，这位“可以把读哲学当作休息”的企业家，曾这样反思道：“每个人都有误区，总是认为自己不可以被别人替代。”在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传统、“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的中国商界，你能找到一位像保罗·艾伦那样甘当“绿叶”、几十年默契如初的绝佳拍档吗？大多数成年人都能顺利爬上香山，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登顶珠峰。不少温州商人在资产过亿后欲再攀高峰，却纷纷遭遇“高原反应”。如果并购重组意味着自我退出，对于视企业为“己出”的企业家来说，这不啻为自我宣战！“万科不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作品。”像王石这样有着清醒认知的企业家毕竟太少。阿里巴巴CEO马云无疑是有大梦的人，对他来讲，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远比“一个人的帝国”更有意义，因而才有阿里巴巴与雅虎的合并。在马云看来，生意人是做买卖，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而在中国80％是生意人。

　　迪斯尼无疑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的企业家的典范。是他以爱灌注了那些卡通精灵，“使千千万万的人们享受到了一种更光明、更快乐的生活。柯林斯则将现代公司的意义提升到“社会发明”的新高度：“决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术革新的源泉，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商业与公民社会间的价值链得以打通，也因此才可能出现德鲁克所说的“企业家社会”。
　　

　　段永基曾坦承：“中国的现代企业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建成——我们都是过渡性人物。”王石则曾不无悲观地认为：“我们的儒家文化背景、小农经济操作方式，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性格，包括我本人，是不适合搞全球大企业的。”著名学者秦晖认为：“就中国没有Citizen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则认为：中国“入世心态”的超越方式仅仅是此世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使得中国企业家大凡有了些成就的总要去追求“济世”的功业，所谓“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

　　什么样的市场，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家。“转轨+新兴”市场的独特成长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部分中国企业家“原罪”性的世界观和机会主义的方法论。盛田昭夫曾说过，“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必须在水中和陆地上生存。”反映了那一代日本企业家在日本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挣扎。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界，你同样可以轻易发现前现代思维与后现代技术的碎片。尼采认为，人生必经“由骆驼至狮子而至婴儿”三阶段。在一些中国企业家试图像洛克菲勒一样成为市场上的“狮子王”时（其实更多的时候只能像土狼一样在全球产业链上吃点残羹冷炙，而狼性也已成为早期某些企业家的基因），他们却没有后者的清教传统，而曾经的“骆驼”精神也早已不再，当然他们也没有像晚年的洛克菲勒那样进入“婴儿”般纯真状态的可能。

　　经济问题不是人类永恒的问题

　　“财富能令一个人内心拥有安全感，但超过某个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么强烈了。”李嘉诚在回忆中这样表示。

　　比尔·盖茨对财富似乎从未背负人类的精神包袱，“我从来未想过我会变得富有，这根本不是我的梦想，时刻激励着我向上的是一种创造与众不同的愿望。”

　　事实上，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的IT精英身上发现这种自由精神。丁磊认为自己“‘网络首富’的称号，那只是创业过程中的副产品，包括其他名利等等。”

　　纪伯伦有诗云，“生活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有了渴望；所有渴望都是盲目的，除非有了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有了工作；所有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当你们带着爱工作时，你们就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合为一体。”然而，对于大多数疲于奔命、“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中国商人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种饥饿感驱使下的幸存者哲学代替了对于商业意义的真正思考。今天的中国，既没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没有共同的时尚。就像托马斯· 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唯一的连接点。在创造了一个日益丰沛的物质世界之后，我们却未能创造相应的精神世界。类似的贫困同样体现在素有“经济动物” 之称的日本人身上。管理专家汪中求在日本考察时就听到一位日本朋友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

　　“假定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那么‘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是凭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层的本能——都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化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他们传统的生存目的……”（《预言与劝说》）凯恩斯的忧虑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也许仍显超前，但总有一天它将成为人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留学美国，看到美国的年轻人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不胜感慨：“这样没有历史负担的人类，我不曾见过，我，还有我这一代人，心灵里的沉重与激越，是否有一个来处。”今天，30年“改革下的蛋”已经孵化，“中国的青春痘”们正在出场。在他们的脸上，你看不到历史的沧桑、悲情与重负。作为这个古老国度的异质性“增量”，假以时日，在引领21世纪中国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生活风尚的同时，他们可能在根本上重塑这个国家的性格，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新中国”！
　　

　　“80后”们的崛起，颇似《大未来》作者托夫勒所告诫的：“有些趋势汹涌而来，在你还没看清楚之前，就已让你灭顶。”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语），发誓要让“前浪死在沙滩上”，他们熟稔“成名要趁早”，试图“打破一切常规”、“重估一切价值 ”，希望“2年内取得20年的经验”，并略带“不屑”地回应那些自称“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认为不少号称拥有20年经验的人，其实不过是一年经验的20年简单重复。他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历史将按他们的方式改写，光荣自然“属于我们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辈”。

　　与前辈们动辄十万百万的“第一桶金”相比，他们几乎是零成本创业：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个脑袋，就是全部。他们不知“红帽子企业”为何物，亦无需再像前辈那样“忍耐了很多很多常人无法忍耐的东西，隐藏过按常例不应隐藏的黑暗，为他人背过的黑锅也历历可数”，同时也面临更纯粹、更严酷的市场考验。与所谓“不落空”阶层相比，他们没赶上下海热、房地产热、股票热、MBO热、新经济热，一位自认是“最吃亏的一代”的80后创业者抱怨道：“他们指责80代想一夜成名，但是除了‘一夜成名’还有什么其他机会？”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他们不热衷于宏大叙事，对自己“处于何种历史地位”这样的问题毫不敏感，他们也不复有“产业报国”的宏愿，这些中国版的“极客”们似乎更倾心于美国领导学泰斗沃伦·本尼斯所描述的那种生活，“创业就像远足、泛舟、骑登山脚踏车及滑雪一样，成为年轻人的消遣，让他们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并了解到自己生活在无前例可循的世界。”他们试图证明：商业原来是可以更美的！

　　不过，在叛逆的外表下，他们尚有待证明自己拥有真正的颠覆性力量。在将“年轻，就是他妈的一切”的宣言挂在嘴边的同时，也不妨听听“老邦菜”王朔的“风凉话”：“有人没年轻过，没人没老过”，“基本不构成力量，基本是泡沫，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尽管这本是针对文学而言的）。在梦想“飞得更高 ”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历史没有飞跃”（马歇尔语），“奇迹”的光芒背后往往是琐碎的商业细节，“在一个管理好的企业内部没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张瑞敏语）。前辈王石在对（“80后”创业者）这些“超级男生”寄予厚望的同时也不失理性地指出：“要现在就定义为‘未来中国商业的脊梁’显然为时尚早”。

　　他们不再“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平庸和无聊”（余华语）式的“活着”，却可能陷入另一种“一心要过别人的生活”的不自信与“单向度”消费主义的贫困。注定将是无根的“漂一代” ！如果将比尔·盖茨的创富神话比作“盛夏的果实”，那么美国精神无疑就是树根！可口可乐公司总裁曾表示，即使公司的物质资产毁于一旦，仍可借品牌迅速崛起。“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如果说任何商业都基于一定的生活方式，那么如何在传统的废墟上建立现代商业大厦？伴随这一代人中国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背后又孕育着什么样的文化信息？……

　　预测未来是困难的。1978年，中国的改革刚刚拉开序幕，而在大洋彼岸，比尔·盖茨首次见到葛鲁夫，当时微软只有11个人，而英特尔已是万人大公司，他们不知道未来“Wintel”联盟将主宰一个时代。1984年，正是中国的企业元年，当柳传志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时，肯定想不到这家曾卖过电子表、旱冰鞋，“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名叫“联想”的小公司，20年后竟收购了IBM的PC业务，成为年营业收入千亿的跨国公司。

　　中国的比尔·盖茨将在现有企业家群体中产生还是尚在摇篮中？谁也给不出答案。不过我们也许能从全球风险投资界“国王”迈克尔·莫瑞茨的一番话中得到些许启发：“虽然我们在中国已经看到了很多成功的企业，但如果过50年、100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会觉得现在的企业只是微型的，很有可能，很多伟大企业的创始人现在还没有出生呢。”

　　是的，“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Let’s begin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