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过去所需的勇气与诚实的自由主义至关重要

luoganttcc

于 2025-10-11 20:42:14 发布

阅读量322

点赞数 4

CC 4.0 BY-SA版权

分类专栏：创业之路文章标签：历史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uoganttcc/article/details/153074769

创业之路专栏收录该内容

203 篇文章

订阅专栏

“直面过去所需的勇气与诚实的自由主义至关重要”

内阁总理大臣所感

-值此战后80年之际

开篇

自先之大战结束以来，已经过去80年。

在这80年间，我国始终以和平国家的身份前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今日我国的和平与繁荣，建立在包括阵亡者在内的各位所付出的宝贵生命与苦难历史之上。

我在3月访问硫黄岛、4月赴菲律宾卡利拉亚参访比岛战殁者纪念碑、6月出席冲绳全战殁者追悼仪式并参观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8月出席广岛与长崎的原爆死难者・牺牲者慰灵仪式，以及在终战纪念日出席全国战殁者追悼式的过程中，再次立誓将先之大战的反省与教训深深铭刻于心。

此前在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内阁总理大臣均发表了谈话；关于历史认识，历代内阁的立场，我亦予以继承。

然而，在过往三次谈话中，对于“为何无法避免那场战争”这一点并未多加触及。即便是在战后70年谈话中，也仅写道：“日本试图以动用武力来解决外交与经济的僵局。国内的政治体制并未能起到制止的作用。”但并未展开更多细节。

国内的政治体制，为何未能成为制止之闸？

经历了一战、世界迈入总体战时代之际，开战前由内阁设立的“总力战研究所”和由陆军省设立的所谓“秋丸机关”等的预测皆认为，战败乃必然。许多识者亦感到战争执行之艰难。

即便政府与军部首脑对此有所认知，何以仍未能作出回避战争的决断，反而一头扎进鲁莽之战，最终致使国内外众多无辜生命牺牲？在有米内光政前首相“为避免小幅贫困（挤压）而反致大幅贫困，请务必谨慎”的指摘之下，为何仍未能进行大的路线修正？

在战后80年的节点上，我愿与国民各位共同思考。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问题点

首先，可以列举当时制度上的问题。战前的日本，缺乏将政治与军事适当统合的机制。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下，统帅权（指挥军队之权）被视为独立；在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上，“文官（文人）应优位”的文人统制原则在制度上并不存在。

内阁总理大臣的权限亦十分有限。在帝国宪法下，包括首相在内的各国务大臣被视为彼此对等；虽称首相为内阁之“首班”，但制度上并未赋予其为统率内阁而下达指挥命令的权限。

即便如此，至少在日俄战争时期之前，元老在外交、军事、财政的统合方面发挥了作用。那些以武士身份从事过军事的元老，深谙军事，因而能够对其加以控制。借用丸山真男的话，“元老・重臣等超宪法性存在的媒介”，在国家意志一元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元老相继离世，这类非正式机制式微；其后在大正民主时期，政党尝试对政治与军事进行统合。

在一战引发世界巨变之际，日本成为国际协作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并在国际联盟中担任常任理事国。1920年代政府政策，如幣原外交所体现的，对帝国主义式扩张予以抑制。

1920年代，舆论对军方颇为严厉，政党主张大规模裁军。军人倍感局促，反弹情绪被认为是昭和时期军部崛起的背景之一。

传统上，统帅权仅限于与作战指挥相关的军令；至于与预算、体制整备相关的军政，则被解释为内阁一员之国务大臣的“辅弼”事项。也就是说，尽管制度上缺乏文人统制，元老、随后政党，实质上通过“运用”来予以弥补。

政府的问题

然而，统帅权的含义逐渐被扩大解释；“统帅权独立”被军部用作排除政府与议会就军方整体政策与预算进行干预与统制的手段。

政党内阁时代，各政党为夺取政权而互揭丑闻，致使政党失去国民信赖。1930年，野党立宪政友会与海军部分人士联手，围绕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批准，主张其为“干犯统帅权”，对政府发动强烈攻击。政府勉力才使该条约得以批准。

然而在1935年，针对宪法学者、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立宪政友会予以谴责，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并演变为牵涉军部的政治问题。时任冈田启介内阁试图以“学术上的问题，只能交给学者”为由，与之保持政治上的距离，但最终屈从于军部要求，两度发表否定此前通说立场的“国体明徴声明”，并对美浓部的著作下达禁售处分。

由此，政府逐渐丧失了对军部的统制。

议会的问题

本应对军方实施统制的议会，也逐步失去其功能。

最典型的例子是斋藤隆夫众议院议员的除名事件。1940年2月2日，在众院本会议上，斋藤议员抨击战争泥沼化，严厉追究政府的战争目标，即所谓“反军演说”。陆军对此强烈反弹，认为该演说侮辱陆军，要求其辞职；多数议员随之附和，最终以赞成296票、反对7票的压倒性多数，将斋藤议员除名。这是议会中试图履行议员职责的罕见案例，然而当时的会议记录至今仍有三分之二被删除。

在对军方实施统制极其重要的预算审议方面，当时的议会亦难言发挥了对军方的监督功能。自1937年起设立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至1942年至1945年间，几乎全部军费均计入特别会计。就特会的审议而言，预算书未示内页细目，众院与贵族院基本以秘密会议形式进行，审议时间极短，称之为“审议”实难当其名。

即便战况恶化、财政吃紧，陆军与海军仍以组织利益与颜面为赌注，围绕预算争夺激烈对立。

此外，不可忘记的是，自大正后期至昭和初期的15年间，包括3名在任首相在内的多名政治家，被国粹主义者和青年军官等暗杀。被暗杀者皆为重视国际协作、试图以政治统制军方的政治家。

包括“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在内的这些事件，之后极大阻碍了包括议会与政府相关人士在内的文官，就军方政策与预算进行自由讨论与行动的环境，这一点不言自明。

媒体的问题

另一项不可轻忽的是媒体问题。

1920年代，媒体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持批判态度；石桥湛山在记者生涯中主张放弃殖民地。然而自“九一八事变”前后起，媒体论调转为积极支持战争。因战争报道“卖得好”，各报社发行量大增。

1929年美国大萧条引发欧美经济受重创，遂以国内经济保护为由采取高关税政策，日本出口受到巨大打击。

在严重不景气的背景下，民族主义高涨；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相继崛起。在主要国家中似乎唯有苏联在发展；思想界亦弥漫着“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终结，英美的时代已终结”的论调，接受极权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土壤逐步形成。

在此情势下，关东军部分人员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仅约一年半便占领了面积为日本本土数倍的土地。报纸对此大肆报道，许多国民为之迷惑，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

关于日本外交，吉野作造批判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军部行动，清泽洌严厉批评了松冈洋右主导的退出国际联盟等，虽有部分尖锐批评，但自1937年秋起，随着言论管制加强，对政策的批判被封堵，积极支持战争的论调方得以传达于国民。

情报收集・分析的问题

当时，包括政府在内的我国，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国际形势，也需反思。比如，在与德国就以苏联为对象的军事同盟进行交涉之际，1939年8月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时任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欧洲天地已生出复杂怪奇之新情势”为由总辞职。关于国际局势、军事情势，是否收集了充足信息、是否对既有信息做出了正确分析、是否得以及时适当共享，均存在问题。

给今日的教训

在战后的日本，文人统制已作为制度得到整备。《日本国宪法》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必须为文人；《自卫队法》则明确自卫队置于内阁总理大臣指挥之下。

《日本国宪法》还明文规定内阁总理大臣为内阁之首，内阁对国会负连带责任，从制度上确保了内阁的一体性。

此外，已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加强了外交与安保的综合协调。政府在情报收集与分析方面的体制亦有所改善。这些仍需随时代推进而进一步精进。

针对过去“缺乏政治与军事适当统合机制、以‘统帅权独立’之名导致军部暴走”的苦涩经验，制度性补救已予以落实。另一方面，这些终究只是制度，若不被适切运用，便毫无意义。

政治一方需充分具备“驾驭自卫队”的能力与见识。必须正确理解当前的文人统制制度，并通过不懈努力予以适当运用。要具备不屈从于不负责任的民粹、不随波逐流的政治家之矜持与责任感。

自卫队方面，则应以专家集体的立场，就我国所处的国际军情、装备与部队运用，积极向政治方做出说明并提出意见。

政治负有跨越组织“竖割”并予以统合的责任。绝不可让组织割据、对立、迷失日本之国益。必须以历史为鉴：当年陆军与海军各自优先本组织逻辑而对立，甚至各自内部的军令与军政亦缺乏联动，国家意志未能一元化，终使整个国家被引向战争。

政治必须常思国民整体之利益与福祉，并以长期视角作出理性判断。当责任归属不明、局面陷入僵局时，即便成功可能性低且风险高，“勇猛之声”“大胆之方案”也易被接受。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将开战比作“手术”，称“虽有相当担忧，但要治此大病，唯有下大决心、排除国难”；又称“政府判断不战则亡国，然战或亦通向亡国。然而不战而亡，则连灵魂也丧失，是真正的亡国。”据称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亦曾对近卫文麿首相施压称：“人有时也需要闭眼从清水寺舞台上跳下去。”如此将精神性・情绪性的判断置于冷静理性之上，导致国家误判航向的历史，绝不可重演。

为防政府做出错误判断，发挥“止闸”作用者，正是议会与媒体。

国会须通过行使宪法赋予之权能，适切地对政府活动进行监督。政治切不可迎合一时舆论，为博取人气而推行损害国益的党利党略与自我保身。

我们需要包含具使命感之新闻业在内的健康言论空间。先之大战中，媒体煽动舆论，结果将国民引向鲁莽战争。切勿陷入过度商业主义，亦不可容许狭隘之民族主义、歧视与排外主义。

包括安倍前首相不幸遇害在内，以暴力践踏政治、以歧视性言辞威胁自由言论，绝不容许。

这一切的基盘，乃是向历史学习的姿态。以勇气与诚实直视过去、以谦逊之心倾听他者主张之宽容的本真自由主义，以及健全而强韧之民主主义，至关重要。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洞见，民主主义绝非完美的政治形态。民主需要成本与时间，且有时会犯错。

正因如此，我们更应始终在历史面前保持谦卑，将教训深刻铭记于心。

在自卫与威慑上保持实力组织极其重要。我并不否定威慑论。在当前安全保障环境下，这是实施负责任安保政策的现实。

同时，若在一国中拥有无与伦比力量的实力组织超越民主控制而暴走，民主便可能瞬间崩塌。另一方面，作为文人的政治家也并非不会误判而走向战争。对文人统制、适切政军关系之必要性与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政府、议会、实力组织、媒体皆须时刻铭记于心。

斋藤隆夫议员在“反军演说”中指出，世界历史是战争的历史，并论称并非正义必胜，而是强者征服弱者是战争的本质；忽视此点而躲在“圣战”之美名之下，误国家百年大计，万万不可。他主张基于现实主义的政策，终被众议院除名。

次年在众院防空法委员会上，陆军省甚至称，空袭时市民避难，将构成战争持续意志的破裂，因而应予否定。

两者虽为久远往事，却足以充分传达“议会放弃职责”“精神主义横行”与“漠视生命・人权”的可怖。若不正面面对历史，便无以开辟光明未来。在我国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之当下，更应再认历史学习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