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考察——徐平

【内容提要】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比较，日本属于后发展国家，其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属于赶超经济。如果以此作为观察视角，日本的赶超经济在战后经历了赶超试验、泡沫试验、转型试验三个阶段。日本赶超经济在这三个阶段的绩效表现有所不同：赶超试验阶段绩效显著，泡沫试验阶段弊端显露，转型试验阶段步履维艰。通过对日本赶超经济三大阶段性发展过程的认真观察和深度思考，可以发现其赶超经济难以克服的体制性缺陷。这正是日本经济转型试验中制度创新的瓶颈。日本赶超经济所经历的比较完整的过程，向人们验证了一个命题：政府干预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关键词】日本经济 赶超经济 后发展国家 体制性缺陷
　　
　　德国学者雅斯贝斯指出：“文明的真实始末（只有）在其发展和衰退中（才会）被理解。”①日本经济的突然“逆转”，为我们完整认识日本赶超经济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经济的失败与它的成功一样意义深远。日本今天发生的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种警示”②。本文试图突破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的惯常划分方法③，以赶超经济的思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赶超试验（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泡沫试验（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转型试验（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头十年）。
　　
　 在赶超试验阶段，日本政府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科技革命成果，搭建起适合日本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实现了经济持续性的高速增长；在泡沫试验阶段，日本政府为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所迷惑，虚妄地矜夸日本已经达到了世界经济的至尊地位，掉进了迷乱“扩大”的陷阱，出现了投机“狂乱”，游离了对新的社会变化所应做出的努力，最终自食泡沫经济之恶果；在转型试验阶段，虽然日本政府也意识到需要改革赶超体制以顺应时代发展，但由于固有制度的僵化，日本政府很难促成这样一种转变，驯致日本经济乃至社会陷入一种动力缺失和活力不足的局面。日本赶超经济在这三个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绩效，值得我们认真观察和深入思考。
　
一、赶超试验：“高速增长”的凯歌时代

赶超试验阶段是指日本经济快速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利用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科技革命成果，克服了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建构了支持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完成了从统制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赶超经济的转变，实现了恢复重建和高速增长。
　
（一）恢复重建
　
　 战后初期，为了快速摆脱社会失序、经济混乱、政治虚脱的局面，日本政府沿用统制经济政策，实现了重建产业结构和恢复经济发展。1947年，吉田茂内阁通过实施“重新生产”计划，动员一切力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揭开了“重新生产”的序幕。不过，在恢复重建过程中，日本出现了两方面的严重依赖症状：一是政府依赖美国，二是企业依赖政府。1949年，美国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以总统特命公使的身份抵达日本，按照“稳定经济九原则”的要求实施一系列具体政策，被称为“道奇路线”。“道奇改革使日本经济从统制经济驶向自由经济的海洋。日本经济的基本规则彻底改变，道奇改革的最大功绩，是让日本企业认识到了自由竞争的严酷性和削减成本的必要性。”④日本经济面貌发生了急剧变化。
　
　 在严酷的自由竞争中，经济增长需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正常化”。为此，日本政府大规模地开展了生产合理化和提高生产效率运动。“合理化”是指人们根据理性的要求来安排生产活动。“人类如果有决心和有知识使用正当方法，便不怕得不到合理愿望的目的物。这是一个人人必须知道的真理。”⑤韦伯认为：“牟利的冲动，对利益、金钱、最大化的利润的追逐，其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贪得无厌根本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但资本主义等于追逐利润，通过连续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追逐源源不断的利润……只要交易是合理的，交易合伙人对每次行动的精打细算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甚至在资本谋划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整顿畸形发展的战争经济，以美国的反对浪费运动为起端，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推广应用先进生产技术的大规模企业合理化运动，并构成20世纪20年代世界性的产业进步政策的主流。⑦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的经济发展缺失了这一合理化改进过程，造成了企业生产方式的落后。战后，为了促进生产合理化发展，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1）制定一系列生产合理化计划；（2）按照行业特点合并、扩建、改建和新建一批重化工业企业；（3）派遣大批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技术人员到美国和欧洲进行考察；（4）成立“日本生产力本部”，负责宣传督促生产合理化运动的开展。为了促进合理化的展开，日本政府向海外派遣了586个考察团，人数达到6072人，各种报告书达170册，被媒体称为“昭和遣唐使”。⑧考察结果在国内得到普及，掀起了提升生产能力的高潮，并确立了全面质量管理（TQC）模式，即所有员工为提高产品质量而致力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据统计，1955—1961年间的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1%⑨，对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高速增长
　
　 1955年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新起点，正如1956年版《经济白皮书》所述，日本完成了战后经济复兴，步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1960年是一个非凡时代的开始，通过开展“新产业体制”运动，日本积极致力于推进制度创新，组织企业变革，加速向贸易自由化转型。在相关政策的刺激下，日本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志向型”企业。这些企业大力引进技术、改进工序、激发创意、提高效率，建立起一套可靠的质量保障体系。通过“新产业体制”运动，日本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1）新型商品不断涌现，尤其是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1966年汽车进入寻常人家，这一年被称为“汽车元年”；（2）新型生产方法不断推出，出现了一大批临海工业区；（3）新式销售渠道不断开拓，各种各样的专卖店、超市、综合商社遍布全国；（4）新型原材料不断挖掘，出现了新型能源石油以及石油化学制品。
　
　 1970年，世界博览会在大阪举办。这是在日本基本完成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举办的一次盛会，也是亚洲国家举办的首次世界博览会，日本借此向世界宣布已经成为“现代工业国家”。在世界博览会上赢得自信的日本政府，把产业升级和质量控制放在首位，开始重塑“日本制造”，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商品如潮水般地涌向世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丰田汽车公司在该时期跻身世界汽车十强企业，“丰田生产方式”获得举世公认。此外，索尼、本田作为新式企业登场，松下、日立也开拓了新的生产领域。正是活跃的企业投资活动，推动了日本经济持续性的高速增长，图1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情况。到70年代后期，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发生了变化：（1）1973年和1979年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给能源依赖型的日本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2）日本在赶上或接近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水平后，再难以通过模仿或引进技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3）浮动汇率制度使日本经济的外需主导型增长难以为继。日本要想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就必须实现技术领先和金融扩张。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政策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目标展开的。自1981年起，日本启动了旨在促进基础研究的长期计划，金融领域也实现了迅速扩张。在国外拥有的资产不断增加，贸易收支以及公共财政出现盈余，金融机构开始向国际化迈进。可以说，日本克服了滞胀和日元危机，实现了中等水平的持续增长，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开始向“成熟社会”过渡。

当然，日本的赶超试验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面临一系列的发展难题，比如国民收入分配、农村人口城市化、农业发展、环境保护、通货膨胀、就业、社会福利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等问题。但是，由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战胜了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化解了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在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发展危机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二、泡沫试验：“投资聚财”的疯狂时代

在日本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之后，无论政治家还是普通国民的头脑都随着经济的空前繁荣而急剧膨胀，盲目自信“日本时代”已经来临。东京都议员石原慎太郎和企业家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便以藐视的姿态质疑美国，字里行间洋溢着弥漫于整个日本的“浮躁情绪”。⑩自此，日本开始游离于对新的社会变化所应做出的适应性努力，滑向非理性“扩大”的陷阱，出现投机“狂乱”。
　
（一）早期预警
　
　 在赶超试验阶段，由于日本倾举国之力推进工业化发展，其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不过，美国学者波特在深入研究日本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