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门——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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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世界的边缘

第一位记录乌克兰的历史学家正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通常，只有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才有资格得到这位“历史之父”的书写。乌克兰是一片由草原、山l地和森林组成的地区，位于被古希腊人称为Pontos euxeinos(意为“好客之海”，罗马人用拉丁文写作Pontuseuxinus）的黑海之北，正是当时地中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的重要性又与众不同。希罗多德的世界以古希腊各城邦为中心，向南延伸到埃及，向北延伸到克里米亚和黑海大草原。如果说埃及是上古文化和哲学的王国，值得研究和模仿的话，那么今日乌克兰所在的这片土地则是典型的边境地带是希腊文明与其野蛮对立面的碰撞之地。这里是后来被称为“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圈的第一道边界，是西方借以定义自身和他者的起始界线。
希罗多德在希腊语中被称为Herodotos。他来自位于今日土耳其境内的希腊城市哈利卡纳索斯。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生活、写作和朗诵他的《历史》的年代—一他的出生地还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他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在雅典度过，曾经在意大利南部居住，也曾在地中海世界和中东世界穿梭往来，到访过的地方包括古代埃及和巴比伦。他是希腊式民主的崇拜者，用希腊语的爱奥尼亚方言写作。然而就他身处的年代而言，他的关注已经包罗了当时已知的世界。他的《历史》被后人分为九卷，讨论了希波战争的起源问题。希波战争开始于公元前499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有很长一段与这段时期重合。战争于公元前449年结束后，他又花了30年时间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他将这一系列冲突描述为自由与奴役之间史诗般的斗争——希腊代表自由，而波斯代表奴役。虽然他的写作不免掺入了他自己的政治和思想立场，但他仍然希望从双方的角度来呈现这段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目的在于“将希腊人和野蛮人双方的伟大成就都记录下来，以保存过去的记忆”。
正是由于对“野蛮人”一方的兴趣，希罗多德把目光投向了黑海大草原。公元前512年，即希波战争开始前13年，波斯帝国最强大的统治者大流士大帝[3]为了报复曾经捉弄过他的斯基泰人，入侵了这片地区。斯基泰王统治着黑海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些游牧民族首领的军队十分机动灵活，曾经让大流士从多瑙河追击到顿河，却找不到任何交战的机会。这对这位十多年后将成为希腊世界最大威胁的君主而言，无疑是可耻的失败。在《历史》中，希罗多德不遗余力讲述了他所知道和听说过的关于斯基秦人的土地、风俗和社会等的一切。他虽然周游列国，却从未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因此似乎不得不依赖别人讲述的故事。然而他对斯基泰人统治下的土地和人民的描述备极详尽，让他不仅成为第一位关注乌克兰的历史学家，也成为第一位关注乌克兰的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公元前45000年左右，捕猎猛犸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成为黑海以北地区最早的人类定居者。对他们的住所遗迹进行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大约3-000年以后，迁入黑海大草原的人类驯化了马。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库库特尼-特里波里文化[5]的先民们在多瑙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林草混交带定居，饲养家畜，耕种农田，修建了大规模的定居点，用黏土制造塑像，并烧制彩陶。大多数希腊人对黑海以北地区一无所知，直到希罗多德开始在雅典的公共节日上朗诵他的作品段落。在这之前，他们把那片土地想象成蛮族的领地和诸神的游戏场。一些人相信，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的主角阿喀琉斯(Achilles)就长眠在多瑙河或第聂伯河河口的某个岛屿上;而亚马逊人——希腊神话中那些为了让张弓更稳而切掉了右乳的女战士——也生活在那片地区，就在顿河附近。他们还相信那里的克里米亚半岛[Crimea，即希腊人称之为陶里卡（Taurica)的半岛]上生活着凶残的陶里安人(Taurians); 如果有不幸的旅人为躲避黑海的风浪来到群山林立的克里米亚海岸，便会遭到陶里安女王伊菲革涅亚[7]的毒手，被她献祭给女神阿耳忒弥斯，因为伊菲革涅亚的父亲阿伽门农(Agamemnon）要将她献祭，是阿耳忒弥斯将她从祭台上救走的。很少有人愿意涉足如“好客之海”周边那样危险的地区。黑海虽名为“好客之海”，航行起来却十分艰难，以常常毫无预兆地出现巨大的风暴而闻名。
希腊人从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口中首次听说黑海以北的土地和人民。辛梅里安人是一个由战士组成的部族，在公元前8世纪被斯基泰人从黑海大草原驱逐，来到安纳托利亚。游牧的辛梅里安人首先迁移到高加索地区，随后又转移到小亚细亚，在这里遭遇了地中海诸文化，接触到他们悠久的定居生活和文化成就。辛梅里安人在地中海地区被视为典型的蛮族，其声名在《圣经》中也有记录。先知耶利米这样描述他们:“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施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訇。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
辛梅里安人的野蛮战士形象甚至进入了现代流行文化。在1982年的热门电影《野蛮人柯南》(Conan the Barbarian）中，阿诺德·施瓦辛格就曾扮演辛梅里安国王柯南。这是作家罗伯特·E.霍华德[11]于1923年虚构的一个人物。
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辛梅里安人被迫离开故土之后，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海滨地区就进入了希腊人的视野。希腊殖民地开始在这一地区出现。建立这些殖民地的定居者大部分来自米利都，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之一。米利都人建于黑海南岸的锡诺普(Sinope)以其自身的地位，成了其他一些殖民地的母体。建于黑海北岸的殖民地则有潘提卡彭(Panticapaeum)，距离今天的刻赤[13]不远，有位于今天的费奥多西亚的忒奥多西亚(Theodosiia)，还有位于现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15]附近的克森尼索斯。这三个殖民地都位于克里米亚。然而最有名的米利都殖民地莫过于位于南布赫（波赫）河河口的奥尔比亚(Ol1bia)。南布赫河在此地汇入比它更大的第聂伯河(Dnieper)的入海口，然后共同注入黑海。奥尔比亚拥有石砌的城墙，有一座卫城，还有一座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根据考古发现，奥尔比亚在其全盛时期占地超过120英亩(约48.6公顷)，约有1万居民。奥尔比亚人实行民主政治，并以契约方式处理与其母城米利都之间的关系。
同其他希腊城市和恩波里亚（市集）的繁荣一样，奥尔比亚的繁荣有赖于与黑海大草原当地居民的良好关系。从这座城市初建，直到其整个鼎盛时期，即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当地的居民恰好都是斯基泰人——一个起源于伊朗人的部落混合体。奥尔比亚的希腊人不仅与他们的邻居一起生活，来往贸易，还相互通婚。大量拥有希腊和“蛮族”双重血统的混血人口随之出现。他们同时沿袭希腊的和当地的风俗。奥尔比亚的商人和海员们把谷物、干鱼和奴隶运往米利都和其他希腊地区，并带回酒、橄榄油和包括织物与金属制品在内的手工制品，在当地市场出售。从对斯基泰首领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发现，当地也有用黄金制成的奢侈品。这些坟墓遍布乌克兰南部草原，如今大部分都风化成小丘，在乌克兰语中被称为“库尔巴尼”(kurbany)。在斯基泰金器文物中，有一件三层胸饰令人尤为惊叹。这件金器于1971年出士于乌克兰南部，如今藏于基辅乌克兰历史珍宝博物馆。这件胸饰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曾为某位斯基泰王所佩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斯基泰人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视角。它的中央部分刻画了两个下跪的蓄须斯基泰男子，手中捧着一件羊皮外套。考虑到整件胸饰由黄金制成，这个场景让人联想到阿耳戈英雄（Argonauts)夺取金羊毛的故事，而金羊毛乃权威和君主身份的象征。在中央场景的右边和左边是一些家畜的图案，有马、母牛、绵羊和山羊。金饰上还有斯基泰奴隶的形象，其中一人为一头母牛挤奶，另一人则为一头母羊挤奶。这件胸饰清楚地显示，斯基泰社会的主体由草原战士构成，男性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其经济则有赖于畜牧业。
如果说这些人物和家畜的形象让我们得以一窥斯基泰世界的内部，胸饰上的野生动物形象则更多地表现了希腊人对他们眼中的世界边缘的想象，而非黑海大草原上真实情况的反映。狮子和豹子追逐野猪和鹿，长着翅膀的狮鸳〈希腊神话中最强大的怪兽，鹰首狮身）猎杀马匹，而后者是斯基泰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动物。这件胸饰不仅是希腊文化传播的最好证明，也是黑海大草原上希腊世界和斯基泰世界相互影响的最好证明。各种文化的交织让希罗多德得以搜集考古挖掘无法得到的有关斯基秦人的信息。斯基泰人的起源神话就是一例。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写道:“根据斯基泰人自己的讲述，他们是所有民族中最年轻的。”据称塔尔吉陶斯（Targitaus)有三个儿子，斯基秦人就是他的后裔。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的起源神话进行了复述:“在他们统治这片土地的时候，天空中落下了四样器具:一把犁、一副辄、一把战斧，还有一只酒杯，全都是黄金制成。”两个哥哥伸手去拿这天降的宝物时，宝物就开始燃烧，只有最年轻的弟弟拿到了宝物，成为它们的主人。两个哥哥立刻尊弟弟为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一个斯基泰部落由此兴起。他们保有从天而降的神器，并统治着黑海大草原，被称为“斯基秦王族”。斯基泰人显然自视为黑海大草原上的原生种族，否则不会声称他们的始祖塔尔吉陶斯是主神宙斯和包律司忒涅斯河河神之女的血脉——包律司忒涅斯河即今天我们所知的第聂伯河，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河流。这个神话还表明，尽管斯基秦人的统治阶层是游牧者，但他们同时也自视为农耕种族，因为天降的神器中不仅有辄，还有犁，都是明显的农耕文化符号。
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的描述中，斯基秦人也分为牧人和农夫两个群体。在黑海北岸，这两个群体各自从事与环境相符的产业。如果我们在第聂伯河上向南航行，我们在右岸会看到希腊殖民地奥尔比亚。希罗多德关于这一地区的主要知识都从奥尔比亚的公民和旅人那里得来。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可知，奥尔比亚北面的邻居是卡里皮达伊(Callipedae）部落，他们可能是希腊人和当地斯基秦人通婚的后裔。再往北，在德
涅斯特河两岸和斯基泰王族控制的草原北面，是阿拉佐尼安人(Alazonians)，他们“在其他事情上与斯基秦人有相似的风俗，却播种和食用谷物、洋葱、大蒜、扁豆和小米”。在阿拉佐尼安人以北，生活在第聂伯河右岸的人们被希罗多德称为耕田的斯基泰人(Scythian plowmen)，他们生产谷物用来出售。而居住在第聂伯河左岸的人们则被他称为农业斯基泰人(Scythian agriculturalists)，或包律司忒尼(Borysthenites）。希罗多德认为，这些部落与居住在南方黑海大草原上的斯基泰人有很大的不同。
希罗多德发现，第聂伯河两岸是全世界最丰饶的土地之一:
就我看来，作为斯基泰诸河中的第二大河，包律司忒涅斯河不仅在此地诸河流中最有价值、最为富饶，在全世界也是如此，仅次于那独一无二的尼罗河。它带来了最丰美的草地以及无论数量和品质都远超其他河流的鱼群，还有最甘美的饮水—一它的河水清澈晶亮，而此地其他河流的水却甚是污浊。包律司忒涅斯河两岸种植的作物别处无可比拟，而在这里还没有开垦的地方，则生长着全世界最好的青草。这的确是恰切的描述。第聂伯河盆地的黑土至今仍被视为全球最肥沃的土地之一，为乌克兰赢得了“欧洲面包篮”的称号。
农耕族群定居的第聂伯河中游地区还不是希罗多德眼中的世界尽头。此地往北仍有人类的踪迹。希腊殖民者或各行各业的斯基泰人即使对这些人有所了解，也所知甚少。这些人的居住地区才是最远的边境。在第聂伯河右岸，这些人被称为涅乌里人(Neuri)，在其左岸更往东和往北的地方，则被直接称为“食人族”。希罗多德对这些人没有太多了解，然而涅乌里人所居住的普里皮亚季沼泽位于今天乌克兰和自俄罗斯的边境地区，恰与古斯拉夫人的一个可能起源地重合。在此地尚能发现乌克兰方言中最古老的一些变种。如果希罗多德和他的资料来源可信，那么斯基泰王国应该是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的集团，集团内部各族群在社会形态和劳动分工上:的位置由地理和生态决定。希腊人和希腊化斯基泰人占据了海滨地区，成为地中海希腊世界与内陆地区的贸易和文化桥梁。主要的贸易商品—一谷物、干鱼，还有奴隶——来自稀树草原或林草混交带。这些商品，尤其是谷物和奴隶，要抵达黑海港口，必须取道斯基秦王族所在的草原地区。斯基泰王族控制着贸易，将大部分收入收归己有，并将他们的部分黄金宝藏留在了这一地区的许多小丘里。希罗多德描述的海岸、草原和森林地带之间的区分将是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乌克兰历史中的主要区分方法之一。
《历史》所刻画的层次丰富的斯基泰世界在公元前3世纪终结。当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夺取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并将之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时，他们需要面对的草原之主已经不再是斯基泰人。
新的一群游牧者——萨尔马提亚人——来自东方。他们击败了控制着农耕地区与希腊殖民地之间商路的斯基泰牧人，并将他们赶走，取代了其位置。新来者同斯基秦人一样，也是伊朗人。希罗多德认为萨尔马提亚人居住在顿河以东，并记述了一个传说:萨尔马提亚人是逃脱希腊囚笼的斯基泰人和亚马逊女战士的后裔。类似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也由不同的部落组成，并统治着许多族群，比如洛克索拉人[26]、阿兰人和雅济格人。萨尔马提亚人统治黑海大草原长达500年之久，直至公元4世纪。在其鼎盛时期，萨尔马提亚人控制着东至伏尔加河、西至多瑙河的全部地区，并渗入了中欧，直至维斯瓦河[29]。
较之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的强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要远远少于对斯基泰人的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希腊殖民地与乌克兰内陆之间的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交流)）在斯基泰人统治时期繁盛一时，在萨尔马提亚人到来之后却几乎完全中断。这片土地曾经的主人斯基泰人被萨尔玛提亚人驱赶到克里米亚，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新的王国——一小斯基泰（Scythia Minor)，控制着克里米亚半岛、半岛以北紧邻的草原，以及各希腊殖民地。萨尔马提亚人拥有黑海大草原剩下的全部土地，却与希腊殖民地隔绝开来。斯基泰人则失去了对整个草原和内陆地区的掌握。大草原新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损害了当地的贸易，并逐渐威胁到各希腊殖民地的安全。(斯基泰人和其他游牧者一样，无论贸易状况好坏，都会向殖民者索取金饯或财物。)此外，另一个因素同样有力地削弱了当地贸易——地中海市场有了新的农产品供应者。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和罗马帝国的兴起，从埃及和中东通往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岸的商路得到了保护，谷物随之源源而来。
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的势力延伸到了黑海北岸，为此时处于罗马监护下的希腊殖民地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让从前的贸易得以复活。然而这次复兴在最乐观者的眼中也是一场苦战。奥维德（普布利乌斯·奥维修斯·纳索〉在公元8年被奥古斯都大帝放逐到黑海岸边的托米斯（今属罗马尼亚），10年后在那里去世。他为我们留下一份记录，形象地描述了公元初年左右一个希腊沿海殖民地日常面临的重重危险:
数不清的部落环布四周，以残酷的战争相威胁，
认为不靠掠夺的生存是一种耻辱。
城外没有一寸地方安全:山丘的防护全靠
薄弱的围墙，以及巧妙的选址……
要塞给我们提供的保护极为有限:甚至连
城内与希腊人混处的野蛮人也令人心生恐惧，
因为这些野蛮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毫无分隔，
还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房舍。
这种与“野蛮”邻居之间的敌意和安全感的缺失所造成的状态，让本地一度繁荣的殖民地的情况变得越发糟糕。希腊演说家和哲学家狄奥·赫里索斯托姆自称曾在公元1世纪末期拜访过奥尔比亚(在他的年代，这座城市被外人称作包律司忒涅斯)，并留下了一份关于这个衰落中的殖民地的生动记录:
包律司忒涅斯城的规模与其古代的声名并不相称。这是因为它曾多次遭遇战争，并多次陷落。长久以来这座城市都身处蛮族的围困之中，而且这些蛮族差不多还是最爱打仗的族群，因此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正其如此，此地希腊人的财富事实上已经萎缩到极低的水平，以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不再结合成城市，而其他人也仅仅能勉强结成群落生存。加入他们群落中的大多数也都是蛮族。
以上就是罗马人来到这里一百多年之后这些希腊殖民地的状况。这片地区再也没能恢复其在希罗多德时代的繁荣、贸易以及与内陆地区的联系。殖民者要么与当地部族处于战争状态，要么就是处于对战争的担忧之中，因此对他们的邻居也知之甚少。“远方是博斯普鲁斯[33]
、顿河，还有斯基秦泽地，”从流放地托米斯向东方和北方远望的奥维德写道，“只是几乎无人踏足的土地上的几个名字。比那里更远的，只有人类无法居住的严寒。啊，我与世界尽头已近在咫尺。”
与奥维德同时代的斯特拉波著有受人称道的《地理志》，比那位鼎鼎大名的罗马流放者对黑海大草原有更多的了解，让我们得以知道萨尔马提亚人各部落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各地区的名称。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雅济格人和洛克索拉人是“住在大车上的人”，也就是游牧部落。不过，关于第聂伯河地区林草混交带的定居民族的状况，这位闻名的地理学家没有提供一点信息，更不用说更北方森林地带的情况。然而，与奥维德不同，斯特拉波并没有在这里的居民中生活，他的信息提供者也不如希罗多德的一―他们对“北方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对这种“关于接下来更北方一些的居民的状况"的普遍无知，斯特拉波表达了不满:“我既不了解巴斯塔尔人[35]，也不了解萨乌洛马特人[36]，简而言之，对居住在本都以北的所有居民都毫无认识。我既不知道他们到大西洋的距离，也不知道他们的国土是否濒临着它。”
斯特拉波的信息提供者来自这片地区的一个殖民地。如果说希罗多德曾多次提到第聂伯河的话，斯特拉波却似乎对顿河更加熟悉。他的信息源更可能来自位于顿河河口、属于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希腊殖民地塔纳伊斯。博斯普鲁斯王国是随着罗马人到来而复兴的希腊殖民地联盟中的最强大者。对斯特拉波而言，顿河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欧罗巴最东部的边界。(“欧罗巴”这个词被爱琴海本土的希腊人用以描述希腊在外部世界的整个存在范围。）顿河以西是欧罗巴，从顿河以东开始则是亚细亚
因此，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开端，当罗马人来到黑海沿岸殖民地时，乌克兰大地再次变成那个将被称为西方文明的世界的边缘。希腊化世界的北部边界如今成为欧洲的东部界线。乌克兰在接下来近2-000年的时间里都处于这个边缘地位，直到18世纪俄罗斯帝国兴起——俄国将重新绘制欧洲地图，把它的东部边界一直推进到乌拉尔山。
在罗马人统治的年代，黑海大草原被分成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这件事并没有太多意义。斯特拉波曾提到散布在顿河左岸和右岸的萨尔马提亚人，而他的后继者之一托勒密在公元2世纪更提到过两个萨尔马提亚，一个位于欧洲，另一个位于亚洲。在接下来的15个世纪里，这种划分将在欧洲地理学家的著作中频繁出现。比这种想象性的欧洲东部边界更重要的，是黑海北岸地中海殖民地与黑海大草原游牧部落之间那个真正文明化的边界。与那些用高墙坚垒包围起来的希腊殖民地不同，这个边界从来不用石块将自己限定于一地，而是为殖民者和当地居民创造了一片宽广的交流地带。语言、宗教和文化在这里得以交融，产生新的文化和社会现实。
那条位于草原游牧部落与林草混交带定居者之间的边界至关重要。希罗多德对之有所了解，斯特拉波却不曾留意。我们很难断言它是完全消失了，还是仅仅不为地中海的作者们所知。地理和生态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然而人口构成很可能已与从前不同。我们将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期希腊学者的作品中再次见到关于这一边界地带的描述。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它并非一成不变。

第2章斯拉夫人的到来

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古希腊人与乌克兰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贸易和文化交流决定，然而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除了贸易与战争双管齐下之外别无选择。到了公元4世纪，随着在旧史学中被称为“蛮族入侵”、在现代被称为“迁徙时期”的时代到来，罗马人与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多数时候更近乎战争状态。在这个时代里，来自亚欧大陆和东欧地区的人口个门人大规模流向欧洲中部和西部，最终在5世纪下半叶让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压力下崩溃。虽然受到削弱，但史称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仍在草原游牧部落和随之而来的北方农耕民族的攻击下得以幸存，直到15世纪中叶。
乌克兰在戏剧性的迁徙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场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入侵的一些关键参与者曾在这里生活或从这里经过，其中有哥特人和匈人，后者由他们的君主“匈王”阿提拉率领。迁徙浪潮终结」包括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在内的伊朗游牧部族长久以米对焦街人草原的控制。哥特人拥有日耳曼血统，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匈人发源于蒙古大草原。随着匈人一起来到这片地区的，还有许多中亚部落。到了6世纪中叶，匈人已经被一些说突厥方言的部落取代，消失无踪。
以上提到的迁徙浪潮的参与者都到过乌克兰，一度停留下来统治这里的草原，最终也都离开了。然而另一个被迁徙浪潮的涌动推到前台的族群却拒绝离开。这是一个在语言和文化上被定义为斯拉夫人的部落集团，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组织方式。斯拉夫语言的印欧语系根源说明他们在公元前70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从东方进入欧洲，并在东欧定居下来，远远早于希罗多德第一次对这个地区及其居民做出描述的时间。他们把黑海大草原以北的森林地带视为自己的家园，在其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地中海学者们所知。
斯拉夫人第一次引起广泛注意是在6世纪初。他们出现在已被哥特人和匈人削弱的拜占庭帝国的边界上，随后迁入巴尔干地区。拥有哥特血统的6世纪拜占庭学者约达尼斯将这个时期的斯拉夫人分为两个主要群体。“尽管他们因部落和地域的不同而拥有各种各样的名字，”约达尼斯写道，“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被称为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约达尼斯将斯科拉文人的区域定位在多瑙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而将安特人的区域定位于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在本都海与维斯瓦河之间的森林地带和林草混交带，主要是令天乌克兰的沃里尼亚与普里皮亚季沼泽地区。到了约达尼斯写作的年代，斯拉夫人必然已经从他们藏身的森林地带来到了草原上，并给查士丁尼大帝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查士丁尼大帝在527年至565年间统治着拜占庭帝国。他雄心勃勃区的边境上，当地部落无休无止地攻击着拜占庭人。查士丁尼大帝决定在这里采取攻势。6世纪拜占庭学者普洛科皮乌斯为查士丁尼大帝的战争留下了详尽的记载。他曾提到皇帝的近臣、军事统帅奇里布迪乌斯[8]
在6世纪30年代早期被派往多瑙河以北作战。奇里布迪乌斯在对安特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让查士丁尼大帝得以将“安提持续多长时间。三年后，奇里布迪乌斯战死，查士丁尼大帝放弃了越过多瑙河的尝试，重拾多瑙河沿岸边界的防御政策。
查士丁尼大帝恢复了罗马帝国古老的“分而治之”策略。到了6世纪30年代末期，安特人已经在对斯科拉文人作战，其中不无拜占庭人的鼓励和诱导，而拜占庭的将军们也同时从这两个族群中为帝国军队招募兵员。即便如此，来自斯拉夫人的袭扰仍没有停止。在与斯科拉文人作战的同时，安特人还是设法入侵了拜占庭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行省。他们在这里展开掠夺，掳走大量奴隶，将他们带回多瑙河左岸。在展示了他们的破坏能力之后，安特人才向帝国输诚。查士丁尼大帝将安特人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把多瑙河以北被废弃的希腊城市图里斯（Turris）划拨给他们作为都城。
与拜占庭帝国的众多其他敌人一样，安特人为了从帝国国库得到定期的报酬，也成了帝国的守护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安特人声称他们俘虏了皇帝最优秀的将军奇里布迪乌斯，并打算将他奉为自己的领袖。由于奇里布迪乌斯曾被查士丁尼大帝授予“野战军主帅”（magister militum）——该地区所有帝国军队的指挥官——的称号，安特人的这一举动就会让他们成为帝国的合法公民，而不仅仅是帝国的看门人。这条诡计没有奏效。真正的奇里布迪乌斯当然早就死了。冒充者被抓了起来，送到查士丁尼大帝面前。安特人也只好接受“同盟部族”的地位，成为这个大帝国的盟友而不是公民。拜占庭帝国的这些新盟友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外貌?以何种方式战斗﹖拥有何种信仰?普洛科皮乌斯曾不止一次提到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拥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那些有关斯拉夫人生活方式的详尽描述适用于这两个群体。根据普洛科皮乌斯的说法，斯拉夫人是一个半游牧族群，住在“简陋而彼此相隔很远的棚屋里”。他们经常改变居住地。斯拉夫战士都是“个头很高、身体粗壮的男子”。关于他们的长相，普洛科皮乌斯有如下描述:“从皮肤和毛发看，他们算不上金发的白人，却也不完全是黝黑的类型，而是每个人的皮肤都略微呈现红色。”斯拉夫人“生活艰苦，从不在意身体的舒适……身上总是覆满污垢。从各个方面来讲，他们都不卑鄙，也不作恶，然而他们仍保留着匈人的所有质朴特征”。
尽管满身都是污垢，斯拉夫人却以其民主制为历史所知。“因为这些民族，”普洛科皮乌斯写道，“这些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不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他们长久以来就生活在民主之中，其结果是有关他们利益的任何事情，不论是好是坏，都由民众来决定。”他们在战场上喜欢赤裸上半身，却与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Braveheart）中那些中世纪苏格兰人不同——斯拉夫人对暴露私处的态度更为得体。“当他们身处战场时，”普洛科皮乌斯说，“大多数人会徒步向敌人发起攻击。他们手持小盾牌和投枪，却从来不穿胸甲。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汗衫和斗篷也不穿，只是将裤子提到私处的高度，就投入与敌人的战斗之中。”
其他关于斯拉夫人战斗方式的信息见诸拜占庭的《战略》（Strategikon）一书。这本书著于公元600年左右，常被认为是拜占庭皇帝莫里西乌斯的作品。作者对渡过多瑙河来到巴尔干地区定居的斯拉夫人做出了一些细节描述。他发现这些斯拉夫人对旅人甚为友善，但过于自由散漫，不愿遵守条约，也不愿服从多数的意见。在他们位于多瑙河以北的故乡，斯拉夫人将居处或建在森林中的河岸上，或建在沼泽地带，以免让入侵者轻易找到。他们最喜欢伏击战术，尽量避免在开阔地带作战，对常规军事队列也毫无兴趣。他们以短矛、木弓和短箭作为武器，在部分箭头上涂抹毒药。他们强迫俘虏做他们的奴隶，但会把奴役期控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关于斯拉夫人的宗教，普洛科皮乌斯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斯拉夫人完全不是一神论者。“他们相信一位神祇——闪电的制造者——独为万物之主，并向他献上家畜和其他各种牺牲。”普洛科皮乌斯写道。然而，尽管只崇拜一个主神，斯拉夫人却完全没有放弃古老的自然崇拜习俗，并且同样祭祀其他神明。正如普洛科皮乌斯所述:“他们崇拜……河流、水妖以及其他各种精灵，向它们个个都献上祭品，并将他们的卜筮与这些献祭联系起来。”让这位拜占庭作者震惊的并非斯拉夫人向诸神献祭的习俗，毕竟前基督教时代的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传统，而是他们对改宗基督教的排斥，这一点不同于帝国其他那些早已改宗的臣属。“他们对它既不了解，也决不肯承认它对人拥有任何力量。”普洛科皮乌斯对此表示了惊愕，如果不是失望的话，“但当他们面临死亡——比如生病或开始作战时，他们会发誓说，如果自己能够生还，就立刻向神明献上祭品，以抵偿自己的生命。而当他们真的生还时，他们也会信守诺言，献上他们承诺的祭品，并相信这些祭品已经换回了他们的安全。”
普洛科皮乌斯和其他拜占庭作者对斯拉夫人的描述在乌克兰的考古资料中得到了一些印证。人们通常把安特人与考古学上的彭基乌卡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个文化遗址以乌克兰的一个城镇的名字命名。彭基乌卡文化的创造者在6世纪、7世纪和8世纪早期生活在乌克兰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林草混交带，并在第聂伯河两岸定居。这片地区包括了约达尼斯所认定的安特人区域。与普洛科皮乌斯所描述的安特人和斯科拉文人一样，彭基乌卡部落成员也栖居在泥地上挖出的简陋住所里。他们同样会经常改变居住地。定居点时而有人居住，时而被遗弃，时而又被重新启用，这表明这些居民过着一种流动的农耕生活。考古发现还揭示了一个普洛科皮乌斯没有告诉我们的事实:彭基乌卡部落拥有设防的城镇，并把它们当作地方统治者的根据地、行政中心和军事力量中心到了7世纪初，随着阿瓦尔人的入侵，斯拉夫人在这片地区唱独角戏的时代结束了。阿瓦尔人来自北方的里海草原，是一个说突厥语的部落集团。他们摧毁了安特人的社会结构。
阿瓦尔人在这片地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其中一部分流传到11世纪和12世纪，被当时正在写作一部历史书的基辅基督教修士记录下来。这部记录后来被称为《古编年史》或《古史纪年》[15]，其第一部分掺杂了本地传说和来自拜占庭的资料。根据《古编年史》，阿瓦尔人“对斯拉夫人发动战争，并侵袭杜勒比人[16]，后者也是斯拉夫人”。这里提到的杜勒比人是一个居住在布赫河沿岸的斯拉夫部落。“他们甚至对杜勒比女子施以暴行，”编年史的作者记述道，“一个阿瓦尔人要旅行时，他的车上不套马也不套牛，而是下令给三个、四个或五个女人戴上辄具，强迫她们拉他的车。”这种行径受到了天谴。“阿瓦尔人体格魁梧，性格傲慢，上帝最终消灭了他们，”作者继续讲述，“他们都死了，没有一个阿瓦尔人活下来。直到今天还有一句罗斯谚语:‘他们像阿瓦尔人一样死了个精光。’”
首先从阿瓦尔人手中接过黑海大草原统治地位的是保加尔人，之后是哈扎尔人。哈扎尔人终结了迁徙时期，于7世纪末在这里建立起相对的和平。先前阿瓦尔人在乌克兰草原上的臣民对哈扎尔人的记忆要好得多。“随后，当他们居住在山林中时，哈扎尔人来到他们中间，”一名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写道，“要求他们纳贡。”根据这位作者的记述，这些当地人之前臣服于被称为德列夫里安人(林中人）的斯拉夫部落。他们的贡品是剑，这是一个有反抗意味的举动，也是将来复仇的誓言。不过，除了讲述这个故事，为同意向哈扎尔人纳贡的基辅人辩护之外，这些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对入侵者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恨意。
哈扎尔人对林草混交带的控制力相当有限。第聂伯河多多少少把他们的统治区域限制在森林地带。哈扎尔人中拥有突厥血统的精英集团对和平和贸易更感兴趣，对外界的影响持开放态度。他们曾欢迎一个基督教传教团的到来，甚至接受了犹太教，这导致了哈扎尔人起源于东欧犹太人的传说的兴起。哈扎尔人创建的政治体的核心地带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地区，以伏尔加河河畔的伊的尔[20]和顿河河畔的萨克尔为主要中心。哈扎尔精英集团通过控制商路集聚他们的财富。这些路线中，通往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地区的伏尔加河通道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余，最初甚至令通往拜占庭帝国的第聂伯河通道相形失色。
哈扎尔人在7世纪20年代与拜占庭帝国缔结了和约。此时拜占庭已经在黑海北岸地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存在。4世纪时落入哥特人之手的奥尔比业u了二片土地。山脉将这片土地同半岛上田水原地区隔离开来。拜占庭人在这里的克森尼索斯建立起其克里米亚属地的政治中心。在查士丁尼大帝时期，这一带的主要城镇都有军队驻守。哥特人从这里西迁之后，九是到为TT后们公留在抵达伊比利亚半岛。然而有一小股哥特人在网爬内的P，并派这里。帝国军队将这些哥特人征召入伍以1保卫国次上人代工程师帮助他们加固克里米亚山中高处的洞穴村镇。哈扎尔人成为拜占庭抵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盟友，希望能维持通往全世界最富有的市场君士坦丁堡的商路。
在哈扎尔人控制乌克兰东部和中部地区时，我们对这里的斯拉夫人的了解情况如何?比这之前要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好多少。我们主要的信息源，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信忌源，足比1心险扎尔人基辅编年史作者的记载。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后来成为哈扎尔人地区最西部前哨的基辅大约建立于6世纪前的某个时期。但向我们解释了基辅为何如此重要，为何被选中成为定居点的，是那部编年史。当地的一个传说将基辅的建立与附近的一条河流联系在一起。这里的居民们认为，这座城市由他们的统治者基建立，基辅的山丘得名自基的两个兄弟，而流经基辅注入第聂伯河的那条河流则得名自他的妹妹利比德。利比德河河畔有一座这四位基辅创建者的塑像，如今已成为乌克兰首都的主要地标之一。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提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12个斯拉夫部落。他们的定居点分布向北最远直至拉多加湖，离今天的圣彼得堡不远;向东直至伏尔加河上游和奥卡河[24];向南则到德涅斯特河下游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这些斯拉夫人是今天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语言学家根据从6世纪开始发展的方言差异，将他们定义为东斯拉夫人，与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区别开来。西斯拉夫人是今天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的祖先，而南斯拉夫人的后裔则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其他斯拉夫民族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记载的这12个部落中，有7个居住在今天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布赫河、普里皮亚季河[25]、杰斯纳河[26]和索日河沿岸。这些部落中只有一部分处于哈扎尔人的统治之下。虽然统治者和政治结构不同，他们在风俗和其他方面却与邻居们相同，或者是非常接近。这至少是基辅编年史作者传达给我们的印象。这位作者碰巧还是一名基督教修士。他将自己同胞之外的所有部落都视为野蛮人。“他们像野兽一样住在森林里，吃各种不洁净的东西。”这位蔑视自己异教祖先和当代同胞的编年史作者写道考古学家的发现证明东斯拉夫人更有定居倾向。他们居住在用原木搭建的房屋里，每30到40座房屋组成一个村庄，这些村庄又聚成群落。斯拉夫人在每个群落的中心建起一座堡垒，当作遇袭时的军事指挥部。他们从事农耕，饲养家畜，还有自己的西长。我们可以猜测他们实行军事民主，与普洛科皮乌斯描述的那些斯拉夫人一样。此外，他们和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一样将雷霆之神视为主神，并称他为佩伦[28]。
与普洛科皮乌斯笔下的斯拉夫人相比，这位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所描述的斯拉夫人在个人卫生方面有了一些进步。假托那位据称将基督教传播到基辅的使徒圣安德鲁之口，这位作者讲了下面的故事:“我看见斯拉夫人的土地。当我来到他们中间，我留意到他们用木头搭建的浴室。他们会先将自己熏到极热，然后脱去衣衫。往身上涂抹一种酸性液体之后，他们会用嫩枝抽打身体。他们的抽打十分猛烈，简直要将自己活
活抽死。”
基辅的这位编年史作者住在基辅附近，很可能也在这里长大。他在嘲讽北方地区（今天的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居民常用的沐浴步骤时不吝讽刺。至于他的同胞中那些前基督教时代的古老风俗，他将之视为野蛮人的习惯，更是毫不留情。“德列夫里安人，”他在对基辅的前统治者的描述中说，“活得就像野兽和牲口一样。他们自相残杀，吃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这些人没有婚姻的传统，到处掳掠少女。”根据这位作者的描述，其他斯拉夫人部落也有同样的罪过。“他们不结婚，”他写道，“只有各个村庄之间的节庆。他们在节日中聚在一起游戏、跳舞，还参加其他各种邪恶的娱乐。男人们在这样的场合随便抢夺女人当作自己的妻子。只要征得她们的同意，每个人都可以夺走任何女子。实际上，每个人甚至可以拥有两名或者三名妻子。”如果我们将这位编年史作者对斯拉夫人婚俗的描述（更准确地说是他关于斯拉夫人不结婚的看法）当作一种常态而非异常，那就是谬以千里了。基辅的这位编年史作者是后世的一名狂热教徒。毫不奇怪他会向一切违反基督教道德的行为开火，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有悖婚姻体制的年轻人节庆行为上。来自科尔多瓦、拥有犹太血统的摩尔人[31]易卜拉欣·伊本·雅各布[32]曾在10世纪中期到访过西斯拉夫人的土地。他发现斯拉夫人有稳固的婚姻，而嫁妆还是他们积攒财富的主要方式之一。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年轻的斯拉夫男性和女性在婚前通常就有性经验。“他们的女子一旦结婚，就不会通奸。”伊本·雅各布写道，“但如果少女爱上了某个男子，就会委身于他，以满足自己的欲火。如果丈夫娶到妻子之后发现她还是处女，他会对她说:‘但凡你有一些长处，就会有男人想要你，而你也肯定能找到一个人向他献上贞操。’然后他会把她从自己身边赶走，送回娘家。”关于10世纪到11世纪之前定居在乌克兰的那些斯拉夫人的情况，我们所知极为有限。大体上，我们了解的情况要么来自这些人的拜占庭或哥特仇敌，要么来自上百年之后的狂热基督徒，如那位在斯拉夫人身上只看到异教迷信的基辅编年史作者。两方面的记载都将他们视为与基督教帝国或基督教教条仪轨为敌的蛮族。他们是如何从部分位于今天乌克兰西北地区的故土出发，以大体和平的方式对东欧进行殖民，深入南方的巴尔干地区，西渡维斯瓦河直到奥得河，北至波罗的海，东至伏尔加河和奥卡河的?由于编年史作者的无视，这个过程基本不为我们所知。斯拉夫人是游牧部落入侵之后来到这里的农耕民族，因为除了用来放牧畜群的草原外，“创造历史”的游牧民族通常不知道如何利用土地。斯拉夫人的殖民浪潮过程缓慢，方式基本平和，也造成了绵延久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