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撷摘

前言

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付后续、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展现了空前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苦难辉煌》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富含生命力、战斗力的坚韧之性。
…
这就是这个党最大的韧性所在。
她是胜利者。
过去是，今天是。
今后能不能也是？
我们的思维，就此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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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哪里来？
我们从哪里来？
所问像生命一样久远和古老。
不仅是未来对过去的寻问。是大树对根须的寻问。是火山对岩浆的寻问。是有限对无垠的寻问。
我们曾经是奴律，…
我们也拥有英雄，…
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相较，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幸福起来的人们于是不想承认自己曾经是奴隶，也不屑承认曾经拥有过英雄。不知不觉中，自己那部热血奔涌、震撼人心的历史被荒弃了、抽干了，弄成一部枯燥、干瘪的室内标本，放在那里无人问津。
历史命运蜕变为个人命运，众生便只有在周易八卦面前诚惶诚恐。
…若除去个人富足便不再为其他事物感动，又怎么获得挺直身躯的脊梁？
…不是要你到历史中去采摘耀眼的花朵。应该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
我坚信，今天为中华民族复兴默默工作与坚韧奋斗的人们，必能从我们的过去吸收丰富的营养。
物资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
这就是民族脊梁。
谨以此书献给过去、今天、未来成为民族脊梁的人们。
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第一章 地火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第一节 孙中山的困惑

第三章 岩浆

第一节 领袖·思想·意志

中国有句老话，叫时势造英雄
应该补充一句，英雄仍须识时势

（关于一大参会）
这伙热心青年当时哪一个能想到，他们聚焦在了中华民族命运即将发生巨变的起点。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
并非理想中那么漂亮，却是朴素真实的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旧中国在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谁也无法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也能觉出眼前的变量。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在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预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皆对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6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
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
毛泽东，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橘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也是26岁，也自撰创刊宣言：“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都全副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
政党的核心是领袖。
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意志，与思想。
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第二节 谁人发现蒋介石

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淡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廷在1926-1927一年的跌宕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政治人物就这样以瞬息之间沧海桑田般的演变，完成让人膛目结舌的角色转换。鲍罗廷不像蒋介石想象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廷那样简单。

第三节 笔杆子，枪杆子

任过孙中山秘书，被国民党誉为“国师”的戴季陶就说过：“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在上海《民权报》发表短文《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
中国的革命或者反革命，一开始便具有了与别国的革命或者反革命截然不同的特色。
戴季陶虽然厉声喊杀，但当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将其拘捕入狱，同牢犯人问其缘由时戴季陶只能垂头丧气地说：“仓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做官，我弱，我为中国人，由此种种原因，我遂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