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依恋类型_心理科学中的依恋

一、 依恋的内涵

依恋（Attachment）被定义为在出生后头一年，婴儿与一个或少数重要的成人抚养者（通常是母亲）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这一情感联结会引导婴儿自己形成信任或安全感。

一个安全的关系通过婴儿在焦虑或不安的时候寻求与依恋对象的接近而体现，一个不安全的关系通过避免与依恋对象接近或在接近、回避之间矛盾来表现。

鲍尔比提出了关于依恋的两个中心假设：

第一，个体与抚养者依恋关系的质量和效率的个体差异主要是个体与抚养者互动的历史的产物；
第二，依恋质量中的变量是后来人格中个体差异的基础。

安斯沃斯（1978）设计的陌生情境实验可以测试婴儿的依恋类型。

而近来儿童的家庭绘画也被解释为一种评估依恋类型的方式，研究者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评分系统和打分量表（Fury, Carlson& Sroufe, 1997）。

二、 依恋的类型

后来Main和Solomon（1986）提出了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的混乱型依恋，该依恋表现出奇怪的困惑感和冻结反应，和成年后的精神障碍相关。

此外，成人依恋类型的研究中，Bartholomew和Horowitz（1991）区分了疏离型和恐惧型两种类型的回避型依恋，因为他们发现当研究者用半结构访谈法和自我报告法进行研究时，获得的两类人的描述并不一致，前者对自己的依恋需求轻描淡写，报告自己没有压力；后者报告了自己感知到的压力，并且当接近依恋对象时感觉不舒服。

三、 依恋相关的概念

敏感的回应性

Ainsworth等人（1978）提出的“敏感的回应”指的是照料者注意到婴儿发出的信号、准确地解释这些信号的含义、及时而恰当地采用作为母亲的行为去回应婴儿需要的能力。

敏感的回应是建立在把儿童视作一个独立的、有意图及自由意志，且有权获得一个遵循婴儿信号的社会环境里的人的观点之上的。

通过发展敏感的回应或发展觉察和恰当回应婴儿的能力，照料者可以帮助婴儿形成安全型依恋。一旦形成，安全型依恋将给婴儿提供一个安全基地去探索世界。

内部工作模型

Bowlby（1973）认为，通过持续的互动，一个儿童发展出包括关于照料者是否是关心ta并且会提供回应的、自我是否值得受到照料和注意的内部工作模型。

内部工作模型会被带入新的关系中去，因此工作模型为依恋类型跨年龄的持续性提供了机制，在理解早期关系对成人关系的影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儿童在3-4岁前的社会经验是通过内部工作模型来表达的，内部工作模型被认为是一个组织化的结构，对儿童未来发展起作用，这样的关于他人可得性及自我是否有价值、值得被关怀的模型为接下来与环境的互动、社会关系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背景（Sroufe, 1988）。

此外，Bowlby（1982）提出，依恋和内部工作模型是通过语言来交流的，而Pickard，Townsend，Caputi和Grenyer（2017）发现，母亲产前使用的代词类型，可以预测产后半年婴儿与母亲的互动，越多使用they和we，互动越积极，母亲也更能处理自身的育儿压力。

和父母双方的依恋

以往认为只有一个重要的依恋他人，往往是母亲，其他的人是次要的依恋对象，只对儿童发展产生微弱的影响。

然而，近年来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教养方式发生了转变，研究者逐渐关注父亲在依恋中的作用（Dagan& Schwartz, 2018）

Dagan和Schwartz认为整合两种依恋质量的意义在于：

第一，如果儿童经常是由父母双方抚养的，检验对双方的依恋模式可能为理解个体发展轨迹提供一个更具有生态效度的方法。
第二，单一的幼儿-母亲的依恋关系与后来的发展结果之间长期联系的效应量较小，可能是因为那些研究排除了第二位家长，而第二位家长可能对儿童发展轨迹有额外的影响。

由此提出的依恋网络的整合模型（Integrative Models of Attachment Networks，2018）：

依恋网络（Attachment Network）：幼儿与其父亲和母亲形成的相互关联（interrelated attachment）的依恋关系，依恋网络将幼儿分为四种依恋格局（configuration）。

依恋格局（configuration）：两个组织化的亲子依恋模式（安全·不安全）之间的关系，包括对父母都是不安全型依恋（I-I），对母亲安全、对父亲不安全（SM-IF），对母亲不安全、对父亲安全（IM-SF），对父母都是安全型依恋（S-S）。

ISSUE1：安全型依恋的数量是否在预测发展结果时有作用？只有一个安全型依恋，对于发展来说充分吗？

增加假设（additive hypothesis）：幼儿对父母双方产生的依恋越安全，发展结果越理想。 缓冲假设（buffering hypothesis）：幼儿对父母其中一方的安全型依恋缓冲了对另一方的不安全型依恋。即S-S=S-I>I-I，与对双方产生不安全型依恋的幼儿相比，对父母双方产生安全型依恋的幼儿和只对一方产生安全型依恋的幼儿有类似的积极发展结果。

ISSUE2：父母一方是否比另一方对发展结果更有促进作用？或父母双方是同等重要的？

层次假设（hierarchical hypothesis）：对父母其中一方的安全型依恋将产生比对另一方的安全型依恋更理想的发展结果。 平行假设（horizontal hypothesis）：对父母其中一方的安全型依恋将导产生与对另一方的安全型依恋相似的发展结果。

Dagan等人认为应该整合以上两对二分的假设，提出四种互斥模型以描述不同依恋网络布局之间的关系：增加-层次的，增加-水平的，缓冲-层次的，缓冲-水平的。

每个模型都包含了对同时回答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的预测，每个模型可以解释一个或多个结果，但不会有两个模型解释相同的结果。

四、 依恋的作用

在个体发展和幸福感方面，Rosario等人（2019）使用基于Ryff的心理幸福感模型研究发现，不同依恋类型的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WB）水平存在差异，并且以自尊为主的人格因素在依恋与心理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因此，依恋类型将可能随着心理治疗的过程而直接被修正，聚焦于促进自尊的干预也将影响依恋关系和个体的心理幸福感。

在人际交往方面，小野塚愛和桂田恵美子（2019）发现，安全型依恋和回避型依恋的个体都喜欢独处，但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是因为能够感知到与他人的联结，因此独处时不会体验到不安，而回避型依恋的个体不喜欢和他人接触，因此独处时感到更加舒适。

一项持续30年的纵向研究为依恋和人格跨时间的一致性提供了证据（Sroufe, 2005）。

该研究发现尽管依恋并不能预测所有发展结果，但从一个结构化的发展观来看，早期依恋模式的倾向随着改变仍然会被保持下来。

首先，即使后来的改变显而易见，早期模式仍旧能在特定情境中或以特定方式被识别出来；
其次，我们也能基于儿童依恋安全性经历，对儿童从一段时期的行为问题中的恢复情况做出实际的前瞻性的预测。

尽管可能把依恋作为一种直接影响特定结果的因素是不恰当的，也尽管早期依恋没有占优势的因果状态，但它仍然是婴儿时期能被测量的变量中最重要的一个。

婴儿依恋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也因为它和许多重要的发展功能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唤醒调节、情绪调节、好奇心等等）。

即使在此复杂的视角下，依恋经历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过程中仍旧是至关重要的。

五、 依恋的改善

浪漫关系是增强依恋安全性最佳的背景（Arriaga, Ximena, Kumashiro, Madoka& Simpson, 2018; Simpson, Jeffry, 2014），人们通过人际关系获取有关自我和他人的相关信息以形成自己的人格倾向（Harold& Kelly, 1983; Fraley, Roisman, Booth-Laforce, Owen& Holland, 2015; Wrzus& Roberts, 2017）Arriaga和Kumashiro（2019）提出了一个依恋安全性增强模型。

依恋安全性增强模型（Attachment Security Enhancement Model, ASEM）：

（1） 有效地调节关系性紧张的时刻；
（2） 创造机会来灌输积极的工作模型。

减少依恋焦虑的回应：

表达：再确认（reassurance）、强烈的承诺（commitment）；

焦虑型依恋的个体过于关注保护自己的关系。

来自伴侣一方过度的再确认可能不足以增强依恋安全性，当伴侣不得不提供持续的再确认时，他们会感到不满意——我为什么要一再地保证？我很不可信吗？

并且，伴侣的再确认可能会舒缓即时的焦虑而不改变生成焦虑的关于自我的消极模型。

当个体不仅体验到关系中的安全感，而且同时伴侣引导他们从独立的活动和目标追求中发展自尊和自我效能感时，他们会变得更有安全感、更少的焦虑，这一转变意味着从关系关注（relationship-focused）转变为积极的自我关注（positively self- focused）。

减少依恋回避的回应：

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关注于保护自己的独立性。

软化策略（softening strategies）：缓和和减少情感丰富的互动数量，管理对回避型依恋者的要求，接受并尊重他们自主性需要，这些可能缓冲甚至促进回避型个体的承诺与信任。

关系是需要相互依赖的，当伴侣必须持久地软化自身的要求，他们会对这段稀释的give-and-take关系不可避免地感到挫败，并享受外界的相互依赖的机会。

当伴侣引导他们信任他人时，他们会变得更不回避，这意味着从自我关注（self-focused）转变为积极的关系关注（positively relationship-focused）。

六、 依恋理论的新挑战

对依恋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其声称的普适性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之间存在矛盾，以及普适性背后的道德判断（Keller, 2018）。

依恋理论的普适性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之间存在矛盾，依恋理论的主要观点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几乎没有改变过。

从鲍尔比的理论一诞生，他就因为没有考虑在教养策略和儿童发展中文化变量的作用而受到批判，然而依恋理论并没有改变过这一点。

鲍尔比的理论框架中，依恋的定义及其质量、产生和结果是普适的，但鲍尔比及其追随者所定义的普适性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进化论提出的适应性并不一致。

此外，从教养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和非西方的家庭成员构成、家庭模式是很不同的，在生命早期为婴儿提供了相当不同的经历去发展他们的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会影响到他们的依恋关系。

尽管依恋的研究者们意识到多种教养安排的存在，他们却仍然认为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关系经历会形成同样的依恋关系的概念。

安斯沃斯提出的敏感的回应是建立在把儿童视作一个独立的、有意图及自由意志，且有权获得一个遵循婴儿信号的社会环境里的人的观点之上的，而非西方的传统农业家庭是通过让婴儿遵循照料者的指导、社会化为多元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

依恋理论的普适性声明有伦理和道德的意义，这意味着当评估教养质量、家庭法庭决定、教育实践的时候都依赖于把儿童视为一个独立主体去理解，而不考虑其家庭的亚文化可能是什么样的。

因此，非西方中产阶级的、与依恋理论的哲学不符的教养实践会被误解为指导性的、严厉的、非回应性的、情感上有距离的，即不公开讨论情感的。因此，依恋理论提出的敏感的回应性不仅仅是一种教养方式的描述，更是一种道德判断。

依恋研究者对于普适性的理解和推广不仅是对于教养及相应的儿童社会情绪调节的描述，也同时是一种道德声明。它定义了何谓“好母亲”，她应当做什么以支持儿童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不考虑当地的标准和意义系统而将儿童分类是不科学的，因为相关的信息被遗漏了，这也是不符合伦理的，因为它误判了家庭和儿童的状况。

此外，许多基于依恋理论来促进教养和儿童护理的干预项目也被称为积极教养实践，然而当所有的意义、文化的参数没有受到充分支持的时候，所有类型的干预仍然是不科学且不符合伦理的。

利用混合研究设计也许能够解决来自多种角度的问题，多样性需要被视为一种人类的状态，识别多样性是发展科学的义务、改善人们生活的必要条件。

七、 结语

依恋理论自诞生开始，就受到大量证据支持，同时也受到来自各方的批判与质疑，但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发展心理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此外，还有研究者（Atwool, 2006）主张将原本分开研究的依恋与心理弹性（resilience）整合为一个互补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Bowlby, J. (1973).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2: 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 Ainsworth, M. D. S., Blehar, M., Waters, E., & Wall, S. (1978). Patterns of attachment. Hillsdale, NJ: Erlbaum.
[3] Fury, G., Carlson, E. A., & Sroufe, A. (1997). Children's representations of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in family drawings. Child development, 68(6), 1154-1164.
[4] Marrero-Quevedo, R. J., Blanco-Hernández, P. J., & Hernández-Cabrera, J. A. (2019). Adult attach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26(1), 41-56.
[5] Main, M., & Solomon, J. (1986). Discovery of an insecure-disorganized/disoriented attachment pattern.
[6] Bartholomew, K., & Horowitz, L. M. (1991). Attachment styles among young adults. , 61(2), 226-44.
[7] Bowlby, J. (1982). Attachment: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8] Pickard, J. A. , Townsend, M. L. , Caputi, P. , & Grenyer, B. F. S. . (2017). Top-down and bottom-up: the role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indfulness as predictors in maternal-infant interaction.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9] Sroufe, L. A. (1988). The role of infant-caregiver attachment in development.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attachment, 18-38.
[10] Dagan, O., & Sagi‐Schwartz, A. (2018). Early attachment network with mother and father: An unsettled issue.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2(2), 115-121.
[11] 小野塚愛, & 桂田恵美子. (2019). 大学生の愛着スタイルと被接触好悪感の関連性. 関西学院大学心理科学研究, 45, 31-35.
[12] Sroufe, L. A. (2005). Attachment and development: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7(4), 349-367.
[13] Arriaga, Ximena, B., Kumashiro, Madoka, & Simpson. (2018). Revising working models across time: relationship situations that enhance attachment security.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4] Simpson, J. A., & Overall, N. C. (2014). Partner buffering of attachment insecurit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1), 54-59.
[15] Harold, H., & Kelley. (1983). The situational origins of human tendencies: a further reason for the formal analysis of structures. Pers Soc Psychol Bull.
[16] Fraley, R. C., Roisman, G. I., Booth-LaForce, C., Owen, M. T., & Holland, A. S. (2013). Interpersonal and genetic origins of adult attachment styles: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infancy to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5), 817.
[17] Wrzus, C., & Roberts, B. W. (2017). Processes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adulthood: The TESSERA framework.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1(3), 253-277.
[18] Arriaga, X. B., & Kumashiro, M. (2019). Walking a security tightrope: relationship-induced changes in attachment security.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5, 121-126.
[19] Keller, H. (2018). Universality claim of attachment theory: Children’s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across cultur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45), 11414-11419.
[20] Atwool, N. (2006). Attachment and resilience: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 in care. Child Care in Practice, 12(4), 315-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