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总排干的故事【无标题】

难忘的岁月、总排干的故事
杨桂林

难忘的岁月、总排干的故事
引言：苍穹下的仰望
一
在漫长的岁月中，巴彦淖尔大地沧海桑田的变迁，形成了一部结构有序的动态史。当新第三纪的中新纪喜马拉雅运动引来的地球大变动，引起的亚欧板块、印度洋板块、太平洋板块互相挤压，伴随形成的断陷与裂谷……。
这些奇妙地质变化，引来了黄河水并沿着狼山，亲吻着这块陌生又有几分神秘的大地。它几分青睐几分眷顾，走了几百里依然舍不得离去。并伸出千柔百媚的手臂，把它紧紧地揽在怀里深情地厮守着，缠绕着。就这样绕来绕去，绕了一个大大的“几字”湾，深情无限地来浇灌滋润这一片苍天厚土。
同时，它们将其千转百回亲睐与眷顾，毫无保留地泼洒到这里。它沿着阴山古道，一路洋洋洒洒壮阔如龙。在漫长的岁月里泼洒下城邑、村落、温顺与暴逆，创造与毁灭。从此，乌加河的洪流，挟裹着河套大地上的烈烈雄风和滚滚尘埃，挥洒着千古传奇。
在黄河水浸润过的那片土地上，那些追随大禹挥动利器疏浚洪患，追随精卫衔石填海，追随女娲炼石补天的后代们；还有来自欧亚草原，赶着牛羊长途迁徙的游牧民族，一起汇聚到苍茫阴山下初开混沌，刻石舒意，编织梦想，开拓农业文明。
这些河套地区最早的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成就了一部河套人征服自然的历史，也为苍茫阴山下的巴彦淖尔大地、治水中的传奇奏响了序曲。
二
“水利兴，河套兴；水利亡，河套亡！”这是在河套人民在几千年的治水中，总结出一条代代相传的治水经典。因此，在乌加河流经的地方，连接起一条条商道与集市；并伴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丰富的民俗、饮食等文化等传播,已成为河套文化的生命之源。所以，某种意义，黄河的支流乌加河不仅仅是一条自然的河，它已经升华为一条文化带，演化成偌大的文化符号，凝结在河套历史与传统文明的骨髓中，流动在河套文明的血脉里，永恒在一个河套人民的精神里。
然而，乌加河在孕育河套文明，带来喧嚣与富庶的同时，也留给人们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在它流经周围大大小小二百多个海子，蓄满了世世代代河套人凄苦的眼泪、悲伤的眼泪、痛苦的眼泪。沉迷、悲伤与痛苦不是河套人的性格，因为在他们的骨子里，灌注了黄河东去一往无前的精气与魄魂。
历史并不苍凉！它在将人们推向灾难深渊的同时，也使他们的悲壮中重新找回拼搏精神，并使它和重新绽放出灿烂的光辉。从大禹治水到河神王同春；河套人治水，治碱从未停留过。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主席时刻牵挂着河套地区的水利事业。在毛主席“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号召下，先后开挖了“二黄河”排灌工程，总排干疏通工程。特别是上个世纪，展示在巴彦淖尔大地上惊天动地的总排干疏通工程；是凤凰中的涅槃，在固守了几千年传统农业的釜震瓦鸣的倾塌声中，河套人开始向现代农业意识的觉醒！
这项在河套农业水利开发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世工程，又一次向世人宣示：百万河套农民集结在中共巴彦淖尔委员会旗帜下的一次万众一心行动。并在“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实干中，凝聚成一种不屈不挠精神的延续和传承。这种精神肩负着“天下兴亡、”“人人有责”的担当与责任。
三
在总排干工程竣工四十周年后，我站在总排干大堤上。眼前：秋风送爽、阴山苍茫。昔日，总排干两侧春天水汪汪，秋天白茫茫的的镶边秃子地，在喧闹东去的排干流水声中，动荡着一望无际的金色波浪。耳边：仿佛回荡着一九七五年，在冰天雪地中十五万河套儿女气壮山河的豪迈誓言。也许，当年奋战在总排干工地的人们，有的今天长眠在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河套土地上了，并与大地融为一体；他们的理想与梦，仍然会穿越历史长河，在桨声帆影中流淌。
悲也沉默，喜也沉默的河套人，始终没有匍匐在任何自然现象所带来的灾难面前，总以激情充满生命的张力，以睿智化作能力，以悲怆化作精神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河套人与自然在互相依偎的过程中，是人类对自然的理性化、情感化、心灵化又在自然力量的控制与认同下，成长起来的。虽然，自然给人类带来过灾难与痛苦，但始终没有摧毁人类的生存意志，灾难与痛苦只能更加凝聚人类战胜自然的力量。
所以，从某种意义：河套人民在几千年与自然搏斗中的经历，已经演变成一种血脉相承的文化即：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今天我追随着他们战斗过的足迹，去体验，去感受那段难忘的岁月。在苍穹之下，宛如长龙的总排干，如同美的长虹，力的彩练，诗的灵犀，将我的一片柔情高高托起！那舒缓东去的流水是梦的声响，是一道亮丽风景；那流淌不止的水汽一定会从飘浮中溢出，滋润着我高歌的喉舌；让我为之喟叹；为之热泪长流！

第一章、治水、治碱、河套人遥远的梦！
一
以巴彦淖尔为主的后套平原，是我国古老的灌区之一。它的灌溉历史与这个地区的农垦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如同血脉的乌加河千年万载绵延不断地流淌，浩浩无私地向河套人灌注着精气与灵魂。就这样河套人世世代代依偎在它的怀抱里，生生不息地繁衍。于是，在苍茫阴山下，河与人相互追逐，互相宣泄，如同奔突的血脉与丰腴的肌肤，组成了河套人独特的体魄。
传说中“遂草木、奋五谷、依地德”的大禹，在沿河治水中他戴着笤帽，手握工具与当地百姓一起，开始了漫长的筑堤、塞决、分流、导河。在严寒酷暑中他大腿上磨烂了肉，小腿上磨没了毛。几次经过家门口他的妻子涂山氏生下儿子启时，他从门外经过，听到哇哇啼哭，也没有时间进去探望。在大禹的治水精神鼓舞下，在之后的岁月里他的后代也创造了有关治水中的许许多多传奇。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两千多年前与河套隔河相望的秦人在河边，向往爱情的一首吟唱。自古以来水是生命之源，有了水才有了自然界的缤纷灿烂，才有了人类的风情万种。
千百年来河套人也和所有黄河人一样，匍匐在黄土地上，挣扎于黄河水中；用智慧与创造支撑着一种充满生命的张力，呈现出生命原色的野蛮。
有关“水利”的语汇最早的使用，见于成书于秦国，出现在由吕不韦编纂的《吕氏春秋》一书中。《吕氏春秋•慎人》：“堀地财，取水利。”自古与水命运相连的古河套人，如同南方人一样，挥舞着原始的农具沿河击木而歌：沧浪之水，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于是，水利与农业发展，国家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的魏、赵，等国，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曾先后在黄河两岸屯垦戍边，并开始灌溉田畴了。
“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秦皇大帝统一了中国后，就把目光锁定在胡马啾啾，危及帝国安危的阴山脚下了。先后于33年、36年两次移民于河套地区；筑长城、建村邑、开发田畴、兴修水利。
之后，从秦到汉朝，先后大规模移民七，八次，每次少则数万人，多则数十万人，促进了河套地区的农业发展，随之黄灌溉也骤然兴起。
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河南地”（古北河即乌加河以南南地）是“地本泽（碱）卤，不生五谷”。《史记，集解》注释说：“其地多水泽，又有卤。”卤，就是盐碱化。又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泽卤不可居也”。这些史料说明：从那时起由于有灌无排，八百里沃土肥田已被盐碱逐步吞噬。
到了北魏时期，据《水经注》的记载：在“临戎（属朔方郡）城北有人工渠道，东出引河水以灌田。“北魏经战乱，垦殖兴废无常。”
又据《史记•河渠书》载：“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之水以溉田。”《魏书•高祖帝纪》也载：“太和十二年(488年）魏孝文帝于五月诏六镇（包括河套境内的沃野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渠，通渠灌溉。”
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目睹了当时，“河水又北泾临戎县（今磴口县北补隆淖尔的河拐子故城）故城西，河水又北，有支渠东出，谓之铜口（在补隆泣尔北境），东经沃野（临河县黄羊木头乡的脑高故城）故城南……支渠东注以灌田。”的盛况后，兴奋地在《水经注》中做了记载。到了北齐时代（公元550一577年），河套平原土地由于盐碱化严重，农田荒芜，出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景观。
隋唐时期，河套地区军政最高长官，时任丰州刺使李景略看到“边塞苦寒，土地卤瘠，俗贫难处”。旧唐书•李景略传》率领军民“凿咸应、永清、陵阳三渠，溉田数千顷。”这三渠溉田数百顷至四千八百顷之多，岁收谷十余万斛，边防永赖，士马饱腾……。”陈履中《河套志》这位中唐时期，戍守后套地区的杰出将领带李景略，带领民众与军士开渠道，排碱水，打响了后套大地上治水，治碱史上的又一炮！
五代之后连年频繁的战乱，将河套大地恬静的田园牧歌，践踏成或纵马驰骋或放鹰守猎。昔日鸡犬相闻的田畴绿野，在悠扬的马头琴声中在广袤美丽的草原上流淌了近千年。
到了清末民初，随着走西口人流的步伐，以河神王同春为代表的，河套近代土地开发的地商们，大搞水利，灌溉之事勃然兴起。然而，在近千年的河套农业开发中，人们牵来了黄河水的波涛，灌出沃野上丰硕的垂穗，滋润出阳春里麦花香，河套人因此在富裕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水患，水灾，盐碱的灾害。
二
继甄玉、魏羊等地商凿渠引灌之后。清末民初，以河北难民王同春为代表的一批农业开发有识之士，带领着众多的走西口难民，利用河套平原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域条件，以及乌加河可以退水，排水的优越地理结构，以自流的形式流入排干沟两侧的大片农田之中。
有关河神王同春开发河套水利的事迹，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民国二十三年的春天），走访了河套平原，并写下了《王同春开发河套记》。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同家起潜叔（廷龙）旅行到包头，在狂风中荡了一次黄河的船，因为没有人认识，所以不打听到什么。夏天我们到平绥铁路局长沈立孙先生（昌）招待，游察哈尔和绥远的一个月，与当地人士往来稍多，就收集了许多塞外的故事。最使我高兴的，是听得许多人讲起王同春开发河套的故事。河套的开垦是我久已听说的，尤其是“民生渠”三个字近年常在报纸上见到，但为什么王同春这个名儿，直到现在才听得呢？我听了他们讲说之后，时常这样的问自己。第一个把这件故事讲给我听的，是平绥路车务段长贺胃南先生（鄗）他是山西崞县人，很注意西北地理。七月十二日同行的许多位都参观大同的上寺、下寺去了，我因事独留在垄上贺先生把王同春说给我听，我才知道河套中曾有过这个人，我就发愿替他写一篇传。
但贺先生还不过讲得一个大概。第二天，我们到云冈，承晋军骑兵司令赵印甫先生（承授）的招待，住入他新盖好的云冈别墅，席间我们把这件故事问他，因为王同春的儿子王英曾在他的部下，所以他也随口说了一些。就是这一天晚上，贺先生又补述了许多（原载《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本刊）民国十四年，从五原县中析出通济渠以东的地，成立安北设治局，又析出丰济渠以西的地，成立临河设治局。十八年，改临河为县。绥远一省只有十八个县，而五原，临河，安北三县是王同春开发的。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赤手空拳创这番大事业来，那不够我们的纪念？再说倘使官民能够合，他的成绩又将怎样？所以，张相文沉痛地说：“王同春是幸而生于中国。”
王同春先后与别人一道开挖了八大干渠，即：永济（缠金）、刚济（刚目）、丰济（中和）、沙河（永和）、义和（王同春渠）、通济（短辫子河）、长济（长胜）、塔布渠等渠，初步形成了大后套八百里农田的灌溉网络体系。从此，王同春的事迹，曾经被载入《剑桥中华民国史》《清史稿》。
三
在近代河套水利开发史上，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大清专门派往到绥西办垦务的垦务大臣贻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贻谷委派专员周晋熙主持整修、深挖、劈宽输水干渠，并在乌拉特前旗邓存店处，裁去输水干渠2.5公里长弯道。此项工程耗资5万元，用了两年时间完成后灌溉面积达到千顷以上。
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这位垦务大臣已经注意到了，河套水利灌排循环的重要了。他对西盟垦务总局批示：“绵亘七百余里，河身宽二百余丈至二三十丈不等，形如弓背的为黄河故道。卑职循河故迹，东由王柳子毫至红门兔，长约百里，地极洼下，众流所聚，俗名曰乌梁素海，淤平不辨河身者约十七八里。而河势宽泛，漫无际涯。由红门兔至梅令庙西坝，长一百九十余里，岸宇整齐，河道疏通，稍加修复即可适用。又梅令庙迤西至义泰魁长约二百四十余里，或沙山积压，横亘河中，或土垄淤塞，深谷为陵。而河岸节节为山水冲刷，缺残断续，应须一律培堤，而浅者深之，塞者通之，计大工十四段，统计约有三十余里。又至义泰魁西行数里，河身分为两道，一循北山根至可可淖，沙山横压，渺无踪迹；一由西南入于杭锦之西巴嘎，土人呼为罔罔午作河，蒙人呼为老不更河筒。老不更者，译言旧大河也。迄西则呼为沙沟堰，长约一百.一十余里，沙山横亘，势若长峰，宽长不等，高下悬殊，其中河身间断，有之不能通畅，挑浚移沙，疏导惟艰。再由纳只亥至大河口，行七十余里地均平坦不辨河身，寻源溯流，平沙无垠，仅有准格教堂所挖之渠，宽仅二丈余，无复当年河道影响。……．访诸土人及年老蒙人，咸言多年淤塞，故无存。”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贻谷派员勘察长胜（长济）缠金（永济）一渠，九月批准由前截西路公司拨款，兴修二渠。十一月后，协成（丰济）、老郭（通济）等渠也渐次开始修挖。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前，各渠大已修成十之八九，耗资近十万金，应收押荒及渠租约在三四十万两，“足抵所偿渠费，所 收用经费而有余”。初次成功，鼓舞了贻谷，刺激他大规模整修后套渠系。他奏请皇上用后套每年收渠租和伊盟所收归公押氘银，大办水利工程，为后代造福。得到光绪朱批后，贻谷抬雇夫内到后套逃荒贫民，全面展开了整修和健全后套渠系的工程。
贻谷主持后套水利四年有余，从防汛到整理收归官有的各大渠系，乃至浚修退水，第一次作了全面的统筹规划，进行了大规模创修和浚治，使后套原有的农田水利工程，灌溉、排水、防汛三方面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格局。贻谷在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丈放后光套蒙地时，奏得清政府同意，决定将放垦与兴修水利综合进行。以兴修水利为手段，逐步扩大放垦面积。几经努力，除受教会势力控制和影响的黄土拉亥渠、杨家河、乌拉渠外，其余干支各渠和乌加河退水，基本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整修，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灌溉体系。
还有两人即河曲人杨满仓，杨米仓兄弟。他们从民国5年（1916年）至民国19年（1930年），共开挖干渠和支渠长约330多里，开挖土方111万方有余，投资白银70余万两，可灌溉耕地130余顷。并开通支渠四道，即三淖渠40多里、陕坝渠20多里、黄羊木头渠30多里、中官渠20多里。并在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等处修建大桥5座，桥上行人通车，桥下行船运输，初步形成了河套西部（杨满仓，杨米仓兄弟）与河套东王部（王同春）的水利排灌循环体系。
中华民国三年，即1914年。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先生到河套地区进行地理考察。事后，在他所著的《塞北纪行》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当时：“自黄河沿岸以达北河，面北四百余里，东西六七百里，凡凿干渠4道，宽深皆与大河相等，支渠尝达无数。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奋插者数万人，岁收糜谷至巨万，馈运口内，不可胜计。”
张相文先生回京后，向北洋政府农商部长张謇汇报了河套水利开发的情况。引起了北洋政府对河套水利开发的重视。于民国8年即1919年派督办运河工程总局以冯际隆为首的调查团，再次来到河套，查勘河道、垦务、渠工诸问题。其范围包括宁夏、后套、三湖河灌域以及绥远的整个黄河沿岸情况。冯际隆首先与王同春进行广泛地交流。王同春认为：“各处地商从黄河上开口引水的渠道日渐增多，引水浇地互相影响，以下的渠道往往进水不易，认识到上下游必须统一考虑。”并将他反复思考勾画的《复兴后套划渠图》中，有关利用乌加河排水的设想，与冯际隆交流。王同春曾设想把河套的各大干渠从西到东挖两道大连环渠，以便调剂上下游渠道的水量余缺。同时他还主张将乌加河疏通，再由王六子壕挖通退水，“使尾闸纵横贯注”，以一般是退到沙海子或乌加河和乌梁素海，形成“上引下拉”的水力冲刷系统。
冯际隆听后兴奋不已，并着手写《调查河套报告书》。他认为王同春“阅历甚富，其于渠道工程计划虽不谙习现代测量技术，而外地以穷，即能查知地面之高下”。
民国2年即1923年冬天在《调查河套报告书》正式出版发行的第二年即一九二四年，王同春这位为河套水利事业奔波了一生的老人，带着未尽的事业的遗憾，永远长眠在他所钟爱的河套大地。
有关他治水的传奇，建于五原四大股庙的碑文中这样评价他：“遵夏禹王导河之法，仿效神李冰开渠之规，渠口宽狭合度，支渠深浅得宜，高不病旱，卑不病涝，耕着数百户，咸获其利，二十年来不知歉岁。”
四
在此后的岁月里，河套人一直没停止过解决有灌无排，这一制约河套地区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在民众的声浪中，从1929年义和渠首先挖退水渠始，到1931年丰济渠、黄济渠、长济渠、通济渠、塔布河渠、沙河渠等也相继开挖退水渠。民国24年（1935年）绥远省建设厅又补加贷款12.5万元，对有些渠道点进行了整修与清淤。这两次清淤的主要工程开挖道乌加河退水渠道畅通。包头、绥西、五原三大抗日战役之后，傅作义将军看到被战火摧残满目沧桑的河套大地，让这位令日寇胆寒的铁汉子落泪了。他利用战争的间隙，学习八路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样子，发动军民兴修水利。据《略述傅作义将军的为人》一书中写到：“抗战期间，在河套地常驻10万余人的部队。这10万余人的部队就是10万水利大军。军工所修渠道，宽15公尺以上的干渠达1700里，三公尺以上的支渠超过10000里。
这是继三大战役后，又一次凝聚起日月精华灵气、用河套人民智慧，唱响河套人民的心灵深处的颂歌。然而，在清波逐流声中，严重的问题又产生了：各干渠由于没有同退水，下游田地淹没；日积月累加速了乌加河的淤积过程；导致乌加河两岸大片农田地下水位升高，土壤盐碱化。
这些从晋陕北成群结队走西口，来到大后套的农民们，为了好日子，在这块土地上有的生存已有七八代了。当他们看到满目都是白茫茫的大地，覆盖着自家一座座高高隆起的坟茔。盐碱上是“春季白，夏季红，到了秋季没收成，受尽一年苦，常常落个空。”
建国后，各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水利建设作为“生命工程”，坚持不懈地大搞水利建设。在50多年中，河套灌区先后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高潮。从50年代至60年代初，为第一次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重点是保灌工程建设。
1950年修筑了黄河防洪堤和黄扬闸（后改名解放闸）工程。1961年建成了黄河三盛公枢纽工程和黄河左岸总干渠，基本上疏通了干渠、分干渠引水系统，形成了灌水渠系网的基本框架，使河套灌区成为一首制有坝引水的亚洲大型灌区。

第二章、“水臌症”：八百里大地的呻吟
一
然而，当人们牵来了黄河水的波涛，灌溉出沃野上丰硕的垂穗，滋润出阳春里麦花飘香，后套人因此更加富裕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水灾与茫茫的盐碱。
“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是河套人民的一种美好的理想与向往。多少年来，它在带给人们富庶的同时，也裹挟来无尽的灾难。据有关史料记载：从一七六三年到一九六七的232年中，连续5年以上的枯水段曾出现过次，约35年出现一次，连续8年以上的枯水段出现过5次，约50年出现一次。最突出的是1922年至1932年间，曾连续11年出现枯水。枯水连年粮食欠收，饿殍遍野。同时，每当洪水、冰坝河水漫溢，人民生命财产也失去保障。
在近代，较为严重的水灾发生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天。五原厅大水，时陡雨兼旬，黄河决口，溢出岸堤，附近沙吉尔召，突为巨浸，卷入中流，望若洲岛，近河之长济渠，大渠冲毁，田禾均被淹没，城乡交通全恃船筏往来”。
又据《绥远志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夏无雨，夏秋禾稼均未登场”。“是年灾区广阔，宁夏亦告灾，沿河人民，饿毙多而逃亡少”。在历代政府统治的漫长岁月里，黄河得不到治理，凌汛期流冰坝和伏汛期洪水漫溢成灾，沿河人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当地史料也有这样一组记载：民国15年（1926年）3月，黄河解冻开河，结扎冰坝溢岸，三盛公一带河水涨溢，大片土地房屋受淹。民国18年（1929年），立秋后，大雨无阻，山洪暴发，黄河决口，五原、临河等县，悉成泽国。晚禾淹没，田产冲毁无数。“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临河永济渠决口，县城大水，渠距县城三里，冰讯水暴粘起堤，直灌县城，约一时许，水由城西南缺口入。集工筑堰，以卫县署。西门内新筑市房三百余楹，尽付东流。计损失二十万元”。民国20年（1931年）8月，五原阴雨不已，河水暴涨，五原、临河各渠退水，悉聚于乌兰脑包，水深七、八尺，月余水势不减，秋禾尽淹，逐成大灾。1933年磴口县境内开河卡冰结坝，洪水淹没两岸300多华里，1945年春临河县塔尔湾卡冰结坝，造成临河县被淹。
二
全国解放后河套地区，因黄河结冰坝，造成黄河5次决口，其中1955年3月14日至16日，因沈家河口处结冰坝，导致黄河决口。16日晚狂风骤起，气温下降，河水猛涨。午夜，以马脑卜至兴盛洋一段10公里长的防洪堤决口122处。这次水灾。淹没耕地2.17万亩，损失粮食72.8石，饲草4.96万公斤，蔬菜1.46万公斤，塌房69间，受灾125户，计531人。
在当时特定的地理条件下，夏季的大雨或特大暴雨造成的山洪却是无法抗御的。1958年8月初，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因山洪暴发，有12个乡、16个生产队受到洪灾，淹没农田近7万亩，冲毁房屋247间，仅莫楞河发生山洪时，南至乌加河，东至乌梁素海，西至牧羊海和洪水连成一片。
同时，除了黄河决口造成水灾外，由于排水系统不畅通，因大雨或特大暴雨引发的山洪，给河套人民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这是一组洪水灾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数字：从1950至1985年的35年间，较严重的洪灾多达15次。如1958年8月初，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因山洪暴发，有12个乡、16个生产队受到洪灾，淹没农田近7万亩，冲毁房屋247间，仅莫楞河发生山洪时，南至乌加河，东至乌梁素海，西至牧羊海和洪水连成一片。由牧羊海、苏独仑，向南到乌加河均可行船。
1961年8月6日下午4时，海流图河从东北山口流进洪水，历时6小时，洪水深达1米以上，蔬菜队被水冲，受灾面积180.2亩，损失蔬菜43.73万公斤，折款52635元，损坏机井一眼，价值2500元。
1975年8月5-6日，狼山区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山前灌区危害长度120公里，西起乌盖，东至莫楞河口，其间有山沟45条，积水面积9152.3平方公里。狼山口最大洪峰流量5400立方米/秒，总来水量为1.7亿立方米，使山前5个公社的60个生产队受暴雨山洪侵袭，淹没农田15万亩，损失粮食600万公斤，房屋4000间，大小牲畜3000余头（只），毁掉水利工程125座，机井40眼，2万余人受灾。
三
肆无忌惮的黄河水灾给河套人带来家破人亡的同时，也将八百里肥田沃土变成了盐碱地。特别是乌加河两岸的农田，长期的河水浸泡水漫灌、有灌无排，致使地下水位高，土壤盐渍化加重，部分土壤沼泽化。并逐步演变成碱沫土、碱黄土和碱红泥之后发展为白碱土。由于土壤的盐渍化过程也相应发生，引起盐地或成片的盐渍土（盐碱土）出现。这样的碱土，已垦为农田种植莜麦、甜菜类及水稻等一般缺苗率达30一50％。从临河到五原一带，则由于地下水流速缓慢，矿化度增高，除耕地普遍发生盐渍化外，草甸盐土、蓬松盐土与分布。五原以东，盐土面积增多，而且潮湿盐进面积更多，地下水矿化度大都在3一5克/升左右。后套西部磴口、杭锦后旗一带，由于地下水比较畅通，含盐量较少，且土壤大部为轻砂壤土，自然排泄好，因此，土壤盐渍。干渠阴坏土地约10万亩，其中耕地约4万多亩。（五原县和乌拉特地面积的20%，其中的影响较大。不受盐渍化威胁的土地，比轻度盐渍化土地，的作物产量高比较重盐渍土上的作物产量高2一3倍。估计河套平原黄河灌区耕地中盐面积约200多万亩，每亩减产以150斤计，每年少收粮食8亿斤左右。
在河套的东部即乌梁素海周边地区，乌加河两岸，分布着大面积的潮湿盐土。在积水洼地边缘、渠道两侧，分布着小面积苏打盐土及龟裂碱化土，盐渍化也最严重。乌加河两岸大片地表蓬松，刮风时盐分易飞走，所以又叫飞碱土，群众常用此土煞制芒硝，故称为硝碱含盐重的硝碱土，地表有盐结皮或结壳，厚0.1一0.5厘米左右一般含盐量5一13%，最高可达30％，结皮或结壳之下为2一4 厘米的蓬松层，脚踏松软下陷，留有痕迹。含盐量较高的土地导致寸草不生。
据内蒙古水利局和水文地质队分别对一九六三年与一九六四两年，对荒地土壤的含盐量测验表明，三湖河灌区0一40厘米土层中的含盐量同期相比，增加了0.1一2.11%。在后套灌溉区0一100厘米土层中的含盐分，增加了0.04 一0.4%左右。另据中国科学院内蒙宁夏综合考察队1965年测定，后套平原的盐碱土地共约2200多万亩。其中，较重的与较轻的大约是各占50％左右。
同时，总干渠两侧其影响范围为700一1500米，一般一般干渠在200一500米。测算仅后套总干渠两侧阴渗土地达18万多亩，其中耕地5.2万亩。到了行水期间，距总干渠5公里左右的耕地作物均受影响。特别是乌拉特前旗境内，渠道有淤积现象，渠槽较浅（2.0一2，5米），行水期受洇渗，停水期也无回渗条件，长年受洇渗之害，在总干渠以北500-00米内没有耕地，碱化严重。总于渠行水期渠内水位较高，渠水又向两侧外渗，每年冬春，两侧高矿化水排出，夏秋又渗入淡水，经多年如此调节，两侧土地盐碱化逐渐好转。深浇漫灌普遍发生，灌溉面积没扩大，用水量增加到46亿多立方米，土地得了“水臌症”。受阴渗的土地达18万多亩，其中耕地5.2万亩。粮食产量下降到7.4亿斤。同时，由于灌区内干渠及较大支渠的多余水，均退入乌加河，汇入乌梁素海，再通过西山咀的退水渠排入黄河。遇到排水在黄河汛期水位上涨时排不出去，经常出现涌水，为了防止渠道决口，不得不向荒地，沟洼、海子等处放水排洪，散落在后套地区的大大小小200多个海子，就是由于水位提高盐渍土无限蔓延扩张时流下无奈的眼泪。
当地农民形容盐碱上是“春季白，夏季红，到了秋季没收成，受尽一年苦，常常落个空。”由于受到周围灌溉地灌水侧渗盐分重新分配，排盐入撂荒地，久而久之演变成盐荒地。群众形象地说，这些地是镶边秃子头。所以，世代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农民，由于土地盐渍化严重，只好弃耕。有的人家还远走它乡另谋生路。在他们临行前，都到乌加河边的祖坟前祭拜先人。因为，在他们心灵深处；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血脉与根 。
乌加河这条蜿蜒流淌千百年，曾海纳百川、包容洪雨、广蓄水流、青草缠绕、调蓄并举、滋润大地、眷顾苍生的母亲河；在萧瑟的秋风中更加容颜憔悴，它完全被银装素裹，一片白色苍茫所包裹。此刻，它只能默默无语目送着这些远去的背影，不知何日才能回到她怀抱的人们。

第三章、国之兴衰，以民为本
一
在《左传》中，有这一段颇为精彩的话：“臣为国亡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之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国之兴衰，以民为本。”
一九四九年三月，离新中国诞生还有六个多月的时间，毛泽东主席在风光旖旎的香山静宜园双清别墅，亲切地接见傅作义和邓宝珊二位将军。
毛泽东问傅作义：“开国后打算做什么工作？”未待傅作义回答，邓宝珊就说：“宜生从小就愿意为民众办事。他主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很受百姓欢迎。”话音刚落，傅作义接着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毛泽东又说：“那你的意思是想到水利部啦！”
还有一次，毛泽东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政委王昭：“中央给傅作义先生一个水利部长做，你们兵团的同志服气不服气？"王昭回答：“论打仗我们什么时候也没服过他的气。”毛泽东笑了，亲切地对王昭说：“你回去后要做工作哩！傅先生把北平完好地交给人民，个功劳大得很哩！比我们任何一位将军带兵打下北平的功劳都大哩！有这么大功劳的人，怎么不该做个水利部长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关心傅作义，多次请他到家中作客，有时一起吃饭、看电影。1951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是傅作义先生的56岁生日，毛主席把傅作义请到中南海吃饭。之后毛泽东见他一心为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四处奔波，曾满意地对傅作义说：“看来你对水利这一行是真钻进去了。”
傅作义从1949年10月被任命为水利部长起，就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多次对水利部的同志们说：“我国水利建设任务很重要。在水利问题上，我还是个门外汉。要不辜负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信任，光坐办公室不好。得多下去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努力做好工作。”
在党中央和毛浙东的亲切关怀下，国家最高决策层将目光锁定在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地区。1950年春，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查勘宁绥灌溉工作组”。工作组于3月31日由开封赴北京，4月3日下午，水利部长傅作义召开了查勘组及部有关人员会，部署宁绥灌溉工程查勘事宜。经过两个月的现场查勘，6月中旬回到北京，向利部汇报工作。
一九五二年十月，毛泽东主席亲临视察黄河后，高瞻远瞩、气度非凡地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此时，在后套地区与日寇周旋了八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长傅作义先生将日后将庞大的“二黄河”工程，提到了他的重要议事日程。
傅作义部长、李葆华副部长和有关总工程师等听取了，宁绥灌溉工程查勘事宜汇报后决定：建立一个专门组织，筹备宁绥灌溉工程，编拟了“宁绥水利工作初步计划纲要。”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傅作义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在其“三年来我国水利建设伟大成就”一文中，还特别提出“绥远省的黄杨闸工程，改善了黄济渠、杨家河、乌拉河三渠水的供给和控制，不但免除了河水泛滥的灾害，并可增加灌溉面积一百多万亩。”的设想。
在傅作义先生的关注下，于8月15日正式编写出《黄河水利委员会查勘宁绥灌溉工程总结报告》。
之后，又编制出《河套灌溉的五七规划》。《河套灌溉的五七规划》充分吸收了1951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查勘宁绥灌溉工程，疏浚乌加河为总排干沟，第一期工程在沙盖补隆自流入乌梁素海，乌梁素海限制水位1018，6米（海标高）：超出上述水位时，经大退水渠自流泄入黄河。为了百万河套人民早日受益，由北京水利设计院派出地勘队201队和土壤调查总队，风尘仆仆地来到河套灌区进行水文地质和土壤普查，并完成1/10万的水文地质图和土壤填图。
当时，河套行政区水利局，也提供了多年观测的水文和地下水动态资料。这样中央与地方上下联动历时两年多的筹划，终于在1957年秋首次提出总体规划方案，名为《黄河流域内蒙古灌区规划报告（初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提出，将河套平原建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的重要决策，也是关系到国家行为的规划与战略构想。
二
一九五一年三月中旬，黄河后套段开河水开始上涨，随流聚拢起冰坝越聚越厚，险情随时可能发生。当时杨家河、黄济渠渠道随时都有漫溢决口成灾的隐患。时任米仓县（杭锦后旗）付县长蔡子萍同志，亲临灾情较严重的地段指挥民工防洪，当他巡渠到二道桥时，水位还是有增无减，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一个正在防凌的青年养路工人向蔡副县长提议：“蔡县长，如能声向上面要个飞机，把冰坝炸塌就好了。”老蔡感到这个青年意见很好，于是事不宜迟飞身上马，连夜赶到河套地委请示并邢情魁专员逐级向上报告，电话很快打到了中南海。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闻讯后，剑眉紧锁，当即派飞机飞临临河黄河上空，连投数弹冰坝终于被炸开，消除了隐患。然而，就在当天子夜，陕坝专署邢情魁专员的办公桌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骤然响起，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派人打电话，问陕坝专署的邢情魁专员，险情排除了没有？邢情魁专员心里一热，一行热泪夺眶而出。
三
一九五一年七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其中，就列有兴建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开挖总干渠，大力发展河套水利事业等大型建设项目。这是党和国家为制定河套灌区的长远规划确定了目标。
在当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时任中共陕坝地区委员会书记的郝平南同志，以中共陕坝地区委员会与陕坝专署联名义，又一次向上级和黄委会写报告，要求早日修建拦河坝和总于渠，并列入国家治理黄河规划统一解决。
郝平南同志1921年出生于河北省灵蘼县，193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52年9月任中共陕坝地区委员会书记。1954年任中共河套行政区地方委员会书记、河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席、巴盟盟委第一书记，行政区人民政府主席。
这位老共产党人，为了早日实现河套灌区有排有灌的目标，骑着马几乎走遍了专署所属的每一条大渠。当他看到大渠两侧被盐碱浸泡的土地，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一齐跟着共产党打天下，闹土改，走合作化的农民兄弟们，虽然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却没有半点怨言顿时落泪了。
在他的呼吁下，1955年4月份，在傅作义部长的关怀下，由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率领（包括苏联专家组在内）的黄河考察团，由兰州、银川沿黄河而下到了河套灌区考察。
黄河考察团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秘书长李维中，与内蒙古水利局副局长张仁俊等陪同，先后考察了拟定的磴口县三盛公枢纽工程坝址，看了解放闸、永济渠、丰复引水渠、义长引水渠，还考察了乌梁素海的大退水等水利设施，开始研究解决河套灌区的改建规划问题。
1952年春天，面对千孔百的河套水利设施，刚从解放区到河套地委负责水利工作的蔡子萍同志，放下背包就匆匆忙忙指定由一个技术人员带队到沙壕渠的排涝情况进行调查论证。在中央与地方技术部门的反复论证下，国家既定治黄的建设项目开始实施。1956年，国家水利部就组织水利专家深入到河套灌区开展长远建设规划。1957年秋得以顺利制定出《五七规划》方案。三盛公拦河闸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河套地区实施的第一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这年夏末秋初，蔡子萍同志还以书而和口头方式，向内蒙古党委建议：尽快成立内蒙古黄河水利建设委员会，并愿做具体工作，以促进，三盛公黄河枢纽工程早日上马，这是一份为民请命的报告！蔡子萍，生于1921年1月，1940年参加革命，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打游击。建国后历任陕坝专署水利局副局长，河套行政区水利局副局长，巴彦淖尔盟水利处处长。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1月份成立了黄河水利建设委员会，由内蒙领导人分任正副主任，蔡子萍同志任秘书长。之后，蔡子萍为枢纽工程建设跑北京水利部，并报请自治区副主席杨植林转请乌兰夫主席出面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在周总理的过问下三盛公拦河闸工程项目，在国家有关部委迅速运转。此时，蔡子萍同志又陪同自治区副主席王逸伦同志，专门到水利部向时任副部长钱正英同志，进行专题汇报。
1958年8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在中南海由中央有关领导参加的国务院第73次会议正在有序地进行。会议正式通过关于修建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等重大议题。消息传来百万河套农民顿时欢欣鼓舞。在巴彦高勒街头，有附近农民与领导自发组织的秧歌队，跳起了欢快的河套大秧歌。
是啊，饱受水灾，水患灾难的河套人民期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然而，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时候，从旧中国一路走来的河套地委，之后的巴彦淖尔盟带领全盟人民，在满目苍痍的河套大地上蹒跚地走过了八年。
这八年中共河套地委虽然换了几任领导。但无论哪任领导面虽然临着西方列强对红色新中国的封锁与制裁，面临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都把医治旧社会遗留下的贫穷，落后；都把制约农村，农业，农民生产发展的治水，治碱问题，提到了本届政府的重要日程。
在那个难忘的年代，在老百姓的眼里，看到骑着马的地委领导进村了，都拉着他们虚寒问暖。因为把他们心里，只有共产党的干部才是能顶天立地的靠山。他们依稀记得：1949年9月绥远省和平解放后，人民新政府于1950年春又重新选址修建起了黄杨闸，并于1952年5月胜利建成放水，工程总投资334万元。新建成的黄杨闸工程一改旧社会时期所设计的“永固石闸”旧貌，完全建设成为一个全新先进的钢筋混凝土引水、分水闸门工程。
1951年开始修建了西起磴口县东至乌拉特前旗的劳动渠口长340公里的防洪大堤。分水闸门工程。也是河套大地上所建起的第一座大型先进的钢筋混凝土闸门工程。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一段新旧社会的交替变迁历史，人民新政府特将黄杨闸更名为“解放闸”。解放闸又被改建为总干渠上的第一分水枢纽。1952年5月工程胜利竣工，并于五月一日举行竣典礼。在万名河套群众欢快的锣鼓声中，时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同志派副主席奎壁同志亲自剪彩。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为了尽快落实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关于加快三盛公黄河枢纽工程建设项目的进度，1958年8月，任命李直同志为水利厅副厅长，兼任黄河工程局局长及中共局党委书记，专门负责筹建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
李直临危领命后立即奔赴三盛公工地。在现场调研时发现，要在包兰铁路桥下游500米处黄河当中建拦河闸，需打进口的钢扳桩，以及一切施工设备。于是，立即赴京向时任水利副部长李葆华同志汇报。李葆华副部长即命三门峡工程局给予支援。得到李葆华副部长的支持，李直直赴三门峡工程局进行联系。随即又转赴武汉，找到正在参加党中央会议的李葆华和乌兰夫同志面授机宜。会后李葆华带李直到三门峡工程局商讨支援方案。
李葆华副部长支持召开专门会议，再次听取关于兴建三盛公水利枢纽的详细汇报。葆华副部长听后沉吟了片刻，问李直：“在河心中打钢板桩建闸困难重重，为什么不把大坝下移，在黄河岸滩上施工，然后导流？”
李直同志深受启发，连夜给工地技术负责人打电话，要求对大坝下移的地质进行勘查。经过水利部和黄委会组织有关专家反复论证，最后批准将大坝下移到铁桥下游的2.6公里处。
在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筹备期间，即由三门峡工程局负责培养两三千人的技工骨干。李直同志连续奔跑于上海、北京、大同与大安岭之间，联系解决施工用的轻轨、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在党中央与国务院的领导殷切关注下，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同时，河套人民治水的期盼，他们的忧乐时刻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来巴盟视察工作。1961年11月30日，黄河枢纽工程拦河闸公路桥面浇筑竣工，浇筑工程为1280立方米混凝土。1961年11月5日，华北局书记张帮英来巴盟视察，主要了解巴盟荒地开垦，土壤盐碱化和水利情况。8月初，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水稻专家丁颖来巴盟五原县视察，提出有灌无排的问题。
1963年11月19～21日，中共华北局书记苏谦益视察黄河灌区，就有关灌区配套和包尔盖农场的发展问题发表谈话，并向华北局第一书记作书面报告。1964年1月8日，乌兰夫陪同邓小平、彭真等领导路过巴彦高勒时，下车停留五天视察工作。
1961年时任中共巴彦淖尔盟第一书记巴图巴根同志，在灌区调研时发现：由于全盟连续降雨，土地起水返碱，将大片绿油油的麦苗蚀死。在被碱水蚀死的麦田了里，巴书记看到几个老农民蹲在地埂上望着一片片被白碱风旋得四处飞舞的麦苗，心痛地呜呜地嚎啕大哭。
这位与河套人民已经融为一体，忧乐身受同感的蒙古族汉子的眼睛也湿润了。
1961年3月14日，巴彦淖尔盟委书记办公会议如期召开。时任巴彦淖尔盟委书记巴图巴根此刻心情十分沉重，他与前来视察工作，并亲临指导会议的自治区领导胡昭衡、李直、宋丕显等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果断地做出了黄河枢纽截流工程如期开工。会议决定黄河枢纽工程4月底截流，5月初放水。工程名为“巴彦高勒水利枢纽工程”。这项工程名为“巴彦高勒水利枢纽工程”，一干渠命名为“包尔套勒盏干渠”，总干渠命名为“黄河总干渠”。根据规划，1958年于1961年兴建了黄河三盛公枢纽，并开挖了一百八十余公里的输水总干渠，彻底结束了大后套有灌无排多口自流引水的历史。
文革后期，行将覆灭的“四人帮，”疯狂地压制刚有起色的农牧业生产形势。由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连篇续牍地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企图阻止人民与广大党员干部日益高涨的劳动积极性。
内蒙古自治区与巴彦淖尔盟的有关领导，顶着层层压力，面临着被撤职，或者被重新打到的危险，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人民的意愿。
一九七四年七月，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景平同志，在乌拉特前旗主持召开了，由有关盟市主要领导参加的黄灌区会议。
会议期间，由时任自治区水利局局长的郝秀山作了题为“黄河内蒙灌区水利规划报告的说明，”（草案）的报告。会议形成的规划方案简称“七四规划”。会议总结河套灌区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研究了规划，明确了河套灌区近期建设的主攻方向和奋斗目标。
黄灌区会议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河套地区的干部与群众大干快上的生产积极性。乌拉特前旗树林子公社，生洼地生产队队长王楞达同志，这位从解放出就跟着共产党打土豪闹土改的老农民，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到了。
他悄悄从前山拉回几车红柳条，并让社员们编成箩筐地储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