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愈正视自己的冲突，愈能获得内心的自由

个人理解：
无助感、敌意、疏离，矛盾、冲突、牺牲，观察自己、分析自己、改变自己
冲突是两套价值体系的对立。-- 是要与不要的冲突，是做与不做的冲突，是自我习惯与现实的冲突
直面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解决之策，内心越能获得自由与力量。只有愿意承受这种冲击，才能更加接近理想——成为自己人生航船的舵手。
内心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混乱，对外显现出深度的疲惫感，再无心力去完成任何事情。
陷入冲突的神经症患者则无法自由选择，被方向相反、但同样强大的强迫性力量驱使，不想顺从任何一方，就无法做出通常意义上的抉择，进退两难、无路可走。
表明冲突正在起作用的一个标志是不协调性。
“基本焦虑”，指身处危机四伏的世界中，一个孤立无援的孩子心里的感受。
解决冲突：不能靠理性决策，不能靠逃避问题，不能靠意志力支撑，只有靠改变个体人格中滋生这些冲突的条件
重新认识自己，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掌握对自己负责的能力
实现内心独立：既远非单纯蔑视他人的意见，也远非全盘加以接受。
实现内心一致：毫无伪饰，情感真挚，能全身心地去感受、工作和信仰。

愈正视自己的冲突，愈能获得内心的自由

愈正视自己的冲突，愈能获得内心的自由

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人们常常会做出一些违背本心的选择，在时间的推移下，这些选择潜移默化的在人们内心扎根发芽，渐渐滋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人们为了解决这些影响到自身的冲突，基于性格的差异可能发展出一系列各不相同的防御策略，可惜的是这些策略有时候不但没能消除冲突，反而使人们深感恐惧、焦虑和绝望。霍妮用细腻的文笔以第三者的姿态帮助人们观察自己，分析自己，从而改变自己，最终获得内心的完整、成熟和安宁。

什么是冲突？
我们的愿望、利益、信仰有时难免与周围人发生碰撞，这种与所处环境的冲突本就是寻常之事，由此产生的内心冲突也成为了人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动物的行为，交配、哺育、觅食、应对危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本能，不受个体的决定影响。相较之下，人虽然能够进行选择，做出必要的决策，但对人类而言既是特权，又会是负担。

冲突是两套价值体系的对立
我们必须在背道而驰的不同欲望间做出决策。比如，我们有时想独处，有时想和朋友在一起。我们既想与他人保持一致，又坚信应该表达与其对立的观点，这让我们内心撕裂，深陷于两套价值体系的冲突中。鉴于冲突往往与信仰、信念和道德观有关，要发现冲突，首先便要假定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即使发现了类似的冲突，我们还必须愿意且能够在“鱼与熊掌”的对立中放弃一者，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地去放弃某种东西。决策的前提是自愿为之且能自负其责，这包括对于决策错误风险的承担，以及不怨天尤人的意志，涉及到自身的感受、所需的内心力量以及人格的独立。那些生活一帆风顺、不受这种困扰的人，可能能力强大，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等级体系，也有可能经年累月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平和的心态，形势所需的决断和由此衍生出的内心冲突对他们而言失去了颠覆性的力量。

冲突是如何诞生的
经历冲突虽然可能让人痛苦，但却是无价的资产。我们越是直面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解决之策，内心越能获得自由与力量。我们只有愿意承受这种冲击，才能更加接近理想——成为自己人生航船的舵手。愚昧的灵魂里生出的伪平静毫不值得羡慕，相反，这种伪平静让我们虚弱，一受影响就轻易沦陷。
一个神经症患者，他对自身感受的感知很弱，通常仅限于其弱点受到刺激时产生的恐惧、愤怒等反应，甚至这些感受都可能被压抑。这些真实存在的典型患者受强制性标准影响太深，以至于失去了自己决定行为方向的能力。在这些强制性倾向的操纵下，其割舍的能力已然被废，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也就荡然无存了。举一个例子：一个工程师，在机械研究中与他人合作，时常为间或的疲惫易怒所困扰。有一次他又发作了：在讨论某个技术问题时，同事的观点比他的想法更为人所接受。不久，大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做出了决定，且没有给他任何提建议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指出程序不当而大吵一架，也可以有雅量地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无论采用哪个处理方法，心理都与行为相协调。但他没有选择上述任何一种态度。他虽然感到深受怠慢，却并未据理力争。他只是感觉到了自己的愤怒。至于他内心简直动了杀机的火气，只是出现在他的梦里。这种被压抑的暴怒：对他人的怒火和对自己懦弱无能的怒火交织，是他感到疲惫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在无意识中起作用：他有如上反应只是因为觉得，在他的专业领域，没人比他更聪明、更称职，任何轻蔑都会削弱这个假设，从而激起怒火。于是，他无意识地产生斥责、羞辱别人的施虐冲动，他自己对这种心态又极其反感，所以又用讨好的态度将其掩盖。这种讨好的心态不自觉的带着利用他人的动机，迫使别人对他也客客气气的。对他人赞许情感的需求，常常与服从、姑息、避免争吵的态度相结合，使得他对别人的依赖性更强。这样就形成了冲突：一方面，两种破坏性的欲求：愤怒的反应与施虐的冲动之间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对赞许情感的需求与自认为公正理性的欲望之间的冲突。其结果便是内心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混乱，对外显现出深度的疲惫感，再无心力去完成任何事情。

解构冲突内在的矛盾
冲突让我们震惊的是他们之间的矛盾，看看冲突中涉及的因素：
首先，既居高临下地要求别人顺从，又卑微地讨好别人，我们实在难以想出更极端的对立面了。
第二，整个冲突过程是无意识的。冲突过程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没有被发现，而是被深深地压抑着。内心波涛汹涌，却只有一点涟漪泛上水面。情绪因素被理性包装了：“这不公平，这是蔑视我，我的主意更好。”
第三，冲突中针锋相对的双方又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有头脑，察觉到自己所求过度，或者意识到自身依赖性的存在，也无法自主修正这些因素。
要修正这些因素，就需要先进行客观的分析工作。无论在哪一方面，他都被无法掌控的强制力所驱使，内心紧缺所致的需求都难以割舍。在这些需求里，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他自己真正缺乏或者寻求的东西。他可能既不想咄咄逼人，也不想卑躬屈膝——事实上，他自己也鄙视这些倾向。
冲突驱动力相互之间的不匹配性、无意识性和强迫性本质，使得人们总在对立面之间无法抉择。

正常冲突和神经症冲突的区别
如若允许模糊区分，“正常内心冲突”和“神经症冲突”的根本区别在于，正常人内心冲突的各方面对立程度要比神经症患者小得多。如果正常人需要在两种行为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在整合良好的人格体系下，两种模式均可行。用图形表示的话，冲突因素的方向差异小于等于90°，而神经症患者内心的冲突，对立因素方向的差异可能会达到180°。正常的冲突可能是能意识到的，而神经症冲突却总是无意识的。一个正常人可能认识不到自身的冲突，但是稍加点拨他就能有所察觉，而导致神经症冲突的核心倾向却被深深压抑着，唯有排除巨大阻力，方能使真相大白。正常的冲突可能与当事人要在渴求兼得的两种可能性之间选择有关，也可能与在当事人同等重视的不同信仰之间选择有关，所以，即使选择再艰难，并需要有所割舍，他终究可以做出可行的决策。但陷入冲突的神经症患者则无法自由选择，他们被方向相反、但同样强大的强迫性力量驱使，而他并不想顺从任何一方，所以就无法做出通常意义上的抉择，进退两难、无路可走。因此，要想解决冲突，就要着力处理相关的神经症倾向，以此调整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从而摆脱这些倾向的困扰。这些特征解释了神经症冲突之苦的原因。这些冲突不只是难以发现，容易让人陷入无助，还拥有令人生畏的干扰能力。想要发现冲突绝非易事，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本质上是无意识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神经症患者竭力否认冲突的存在。那么，有什么标志让我们有理由怀疑冲突正在潜伏呢？表明冲突正在起作用的一个标志是不协调性。就像体温上升是生理障碍的特征一样，不协调性是冲突的明确特征。

冲突对人格影响的轨迹
要对这个问题追根溯源，我们就要回到“基本焦虑”的概念上，它指的是身处危机四伏的世界中，一个孤立无援的孩子心里的感受。
环境中的大量敌对因素会导致孩子心中产生不安全感：直接或间接的支配、冷漠无情、个人需求不被尊重、缺少切实的引导、盛气凌人的态度、缺乏可靠的温情、过度保护、与其他孩子隔离、不公、歧视、敌对氛围等等。在这种情境下，环境中潜藏的虚伪带给孩子的感受：他会觉得父母的爱、基督教的慈善、诚实、慷慨等等可能都只是假象。这种情况下，孩子感知的对象有一部分确实是虚伪的，但另一部分则可能只是孩子感受到父母行为中各种矛盾后所作的反应。在这些干扰条件的影响下，孩子们摸索着继续前进，设法与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相处。尽管他自身有弱点，而且心怀恐惧，但还是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手段，用以应对所处环境中特定的力量。在这过程中，他不止发展了针对性的策略，还形成了稳定的性格倾向，这些成为了他人格的一部分。以全局观审视这样环境下孩子可能并实际发展的朝向，三条主要的发展轨迹就会浮现出来：孩子可能亲近他人、对抗他人、或者疏远他人。
亲近他人时，他接受了自身的无助，尽管关系疏远、心怀恐惧，他还是努力争取他人的好感，以寻求依靠。只有这样，他才会感到和别人共处是安全的。如果家庭分裂、各执己见，他将站到最有权势的个人或派别一边。他以顺从获取归属感、被支持感，从而让自己觉得不再那么孤单弱小。
对抗他人时，他接受并习惯了周围的敌意，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心对抗。他内心不信任他人对自己的感受和用意，不择手段地叛逆，不择手段地求强求胜、挫败他人，一方面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复。
疏远他人时，他既不寻求归属，也无心对抗，只想保持疏离。他觉得自己与他人没有多少共同点，别人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他构建起自己的世界或是依靠自然，或是依靠玩偶，或是用自己的书本，或是用自己的梦想。
这三种心态中的任何一种，都过度强调了“基本焦虑”中某个相关要素：●  无助感    ●  敌意     ●  疏离
但实际情况是孩子无法心无旁骛地沿着这三个方向里的任何一个发展，因为在形成这些心态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然出现。我们能从全局上看到的只是主导性动向。
在常人内心，这三种心态并无理由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能对人让步、与人对抗并独处。三者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是对神经症患者而言，三种心态不可共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神经症患者内心已经僵化，他被驱使着去服从、争斗或置身事外，不管这样的举动是否合乎时宜，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稍有行差踏错便跌入恐惧之中。因此，如果这三种心态强势交汇，那他必定深陷激烈的冲突中。

如何解决冲突？
我们越是意识到神经症冲突，是如何对人格造成无法估量损害的，越迫切的希望这些冲突能够得到解决。但如我们现在所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能靠理性决策，不能靠逃避问题，不能靠意志力支撑，那么还能怎么做呢？只剩下一个办法:要想解决这些冲突，就只有靠改变个体人格中滋生这些冲突的条件，这是治本之道，也极难。包括患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会频繁地问一个问题：看到自身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答案很明确，不够。即使精神分析医生在精神分析初期，就早早判断出患者内心是如何分裂的，且能帮助患者认识到这一分裂，这一洞见也并无直接意义。

重新认识自己，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
患者看到了各种麻烦背后真真切切的原因，不必在神秘的迷雾里茫然无措，这当然能让患者释放一定的心理压力，但患者却无法将之应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仅仅认识到内心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干扰，并不能减轻患者内心的分裂。神经症患者应该得到帮助去找回自己，意识到自身真实的感受和渴求的倾向，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在清晰了解自身感受与信念的基础上，构建与他人的关系。每一种神经症，不论其症状多么戏剧性或看起来多么与个人无关，都是人格失常，治疗的任务便在于分析整个神经症的人格结构，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详细审视无意识中为解决冲突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整个人格造成的影响；另一部分主要是处理冲突本身。每个神经症患者都受内心驱使去维持现状，鉴于此，我们需要足够强大的动力来克服这些阻力。然而，这种动力只能源自患者对内心自由、幸福、成长的渴望，并且患者要认识到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路上，充满了各种神经症性的困境。因而，如果他倾向于自我批判，他就必须明白：
●  这种倾向是如何蚕食了他的自尊心，让他陷入绝望；
●  如何让他觉得自己是个累赘，迫使他去忍受侮辱，反过来又让他渴望复仇；
●  如何瘫痪了他工作的动力与能力；
●  为了避免跌入自卑的万丈深渊，这种倾向又是如何强迫他采取防御心态，如自大、疏远自我、自我感觉不真实，使得神经症病情延续。
当能够抛弃神经症心态时，非理性的敌意就会消退。当发现困境中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且不再将其外化，或者当不再那么脆弱、害怕、依赖别人、苛求别人等等的时候，敌意就会越来越轻微。
敌意的消退主要是因为无助感的减少，一个人越强大，就越不担心被人威胁。生活的重心已经从他人转回到自身，自己的感觉更加积极，并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体系，会越来越有劲头，因为自我中原本被压抑的部分重新焕发出活力，接着会变得更为灵活，不再被恐惧、自卑、绝望束缚，不再盲目屈从、争强好胜或一味发泄施虐冲动，而能够在理性基础上作出让步，在个人立场上更为坚定。这些改变会使得患者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得到全面改善，不再那样与世隔绝。一个人越是强大，敌意就越淡，渐渐地，外在的他人不再是一个威胁，不需要去对抗、操纵或者回避，友好待人的风险也能够承受。进一步，随着放弃外化、不再自卑，也能够逐步达成和自己的和解。
毕竟，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与别人平起平坐，那么他又何必为了自己痛恨的人、践踏自己的人而磨灭或牺牲自我呢？
如果一个人有安全感，能与人共同生活、奋斗，而不必始终担心被埋没，那他又何必对权力与尊重欲壑难填？
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去爱、不害怕斗争，那么他又何必焦虑不安地避免与人有任何牵连？

掌握对自己负责的能力
精神分析并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方法，生活本身就是一位很好的治疗师。
任何经历都可能教会患者改造人格：可能是某个真正的伟人的催人上进；可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悲剧，让神经症患者不得不与人建立紧密联系，打破了他自我中心的孤立状态；可能是一些意气相投的人，看起来不再有多少必要去逃避或者操纵他们。然而，生活带来的治疗并不在人的掌控之下。艰难困苦、朋友情谊、宗教体验都无法事先安排，从而满足特定个体的需要。相对应的，生活这个治疗师冷酷无情，对某个神经症患者有益的环境，可能会让另一个患者完全崩溃。即使是受情绪影响的疾病，本质上也是患者人格冲突的最终表现形式，因此必须从人格方面来定义治疗的目标。如此一来，这会包含一系列目的。患者必须掌握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包括感受自己生活中积极、负责的力量，能够自主决策，自负后果。与此同时也要时刻准备着去承担和自身信仰价值观相匹配的责任，不论这关乎自己的孩子、父母、朋友、同事，还是国家。与之紧密相关的目标则是实现内心独立：既远非单纯蔑视他人的意见，也远非全盘加以接受。这主要意味着能建立起自身的价值观体系，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对他人而言，这还意味着尊重他人的个性和权利，并以此作为真正互利的基础。这与真正的民主理想不谋而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定义这些目标：能够自发积极、有意识而且有活力的去感受，不论是爱是恨，是幸福是悲伤，是恐惧还是渴望，这包括必要的自控和表达的能力，从关键性上来说，爱和交友的能力尤其需要被强调。
爱既不是寄生性的依赖，也不是施虐性的支配，而是如麦克莫雷所说，“一种关系……除了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我们通过这种关系联系在一起，作为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会自发的去分享经验，理解彼此，在共同生活、表现真我中寻求快乐与满足。”
治疗目标中最具综合性的便是努力实现内心一致：毫无伪饰，情感真挚，能全身心地去感受、工作和信仰。

我们敢于提出这么高的目标，基础在于我们相信人格可以改变。不只是孩子可塑性强，我们每个人都有改变的能力，甚至可以作出根本性改变，只要我们还活着。
我们也必须明白，精神分析医生无力把每个人都改造的完美无瑕，而是在陪伴中，帮助人们解放自我，在成长中逐渐成熟，从而能够充满力量的去追求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