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本瑞 南华大学社会所
学术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无论是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抑或是在推述命题上，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形成孔恩(T.Kuhn)所说的「常态科学」。所有的讨论，都在此一固定「典范」中进行，顺着此基础的开展，学术研究具有累积性，可以细部检证其真伪以及与真实世界的对应性。然而，常态科学发展到某个阶段，常常会产生不适用性，或是无法解决某些问题，以致于学者往往需要重新思考该领域的基本预设以及概念架构，才能找出突破瓶颈的新思维。科学革命于焉产生，新的假设与概念架构逐渐形成，以与既有理论相竞争。就在彼此争辩的过程中，学术产生对话，也激荡出智慧的火花，为沈寂已久的专业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但是，理论具有自我满足的特性，而所有的观察与研究往往又是由理论所导引，因此，学术研究往往自我限囿在既有框架中，无法见出自己的限制与盲点，也就无法自发地产生突破。于是，学术发展与科学革命往往需要借助外来力量，以解脱学门自己所造成的限制，科学革命与学术生命的真实开展，往往是从不同学门借用不同观点或发现所开始的。于是，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不同领域间的整合，甚至业余者的偶然观察，往往在不经意之处，创发了学科突破所需的新动力。由于这些新观点与原有专业研究有所出入，其潜在的原创动力往往会为人们所忽视，直到该学科中某一重要思想家意识到其特殊性之后，再将其淬取精炼后，才能为该学科所用，成就新思维与新取向。然而，在新观念提出时，大多数人很难分辨其间的重要性，因此也常让许多思想家及发现埋没好一段时间，待到学界准备好了，才能接受这些创新的观念。其中，业余者由于并不精于采用专家的术语和理论架构，其原创性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但是，也正因为业余者没有专家在该学门的包袱，所以才更能够看出一些专家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当然，业余思想家缺少对该专业学门的基础训练，很可能会因基本常识不足而产生许多偏误，不过，就学术的原创性而言，专业学者如能将学科训练的骄傲与执着暂时放下，或许可从不同学科及业余思想家处得到某些灵感启发，借以解放受到专业限囿的思想。
一、寻根：人类的起源
国家地理杂志制作了四集《寻根》影集[2]，探讨从500万年前开始，人类如何透过工具、语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演化成为万物之灵，终至占据了整个地球。关于这段发展史，大多已成为学界常识，为各界所接受。
180万年前，非洲世界出现了直立人，在接下来的100万年间，其活动范围局限在非洲地区，基本智力与生活型态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从100万年前的化石可以见出直立原人两脑已经产生侧化作用，左、右两半脑已经不一样大，显示左侧大脑语言区的发展确实己经开始，直立人已经开始使用符号与基本的语言了。为了适应生存环境的改变，直立人的饮食开始泛化，发展成肉食、草食并存的杂食性动物。除此之外，直立人具有相当于今日儿童程度的语言沟通能力，并已发展成超过100人的群居团体，可以彼此合作，完成简单社会性活动。
100万年前，冰河时期来临，非洲世界开始草原化。由于环境改变，直立人不得不开始迁徙，形成了游牧式的生活。 80万年前，直立人来到现在的西班牙地区，成为最早的欧洲人，他们与100万年前的直立人制造同样器具、具有类似的生活方式。之后，经过冰雪的阻隔，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存在欧洲的尼安德塔人，已经孤立发展成为新的人种，如以DNA比对，它与现代智人存在27个差异，显示虽然先后居住在同一地区，尼安德塔人并不是现代欧洲人的始祖。
那么，现代人的起源由何处而发呢？比对现代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染色体，在DNA上出现惊人的一致性，显示现代世界所有人种都有着共同的始祖，而且分化时期并不太远。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生物化学家亚伦‧威尔逊(A.C.Wilson)主持的粒线体实验室，计算出人类粒线体DNA族谱树最早分离时间发生在19万年前，由此，进而建立了世界各族群演化发展的族谱学[3 ]。化石显示，10万年前，世界上共有三个独立演化出的不同族群，分别为欧洲的尼安德塔人、非洲的智人以及远东地区的直立人。就基因而言，无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或澳洲，所有现代人的共同始祖是当时生活在非洲的智人。比较现存黑猩猩族群，其间染色体上的差异相当大，显示黑猩猩从300万年前就存在着各自族群的独立发展。与此相对比，人类的染色体差异不大，不同族群的演化，时间上不会超过6万年。
上述三种人类，经过冰河期恶劣环境的挑战几濒绝灭，各自剩下大约1万人。直到6万年前逐渐克服自然环境的限制，人口才慢慢恢复，智人开始迁移到包括澳洲与东欧在内的世界各处。距今4万年前，智人迁移到三大洲不同地区，面对新环境挑战与适应，开始使用新工具[4]，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语言能力提高，除了单字使用之外，开始有文法的观念，已经拥有构句能力，因此可以交换彼此想法并将经验与意见传递给后代，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科技革命。在3万7千年前法国南部洞窟发现的壁画就可见出，这些壁画不只具有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能保存记忆、教导他人宝贵的经验，显示当时人类已经具有思维上的创造力。相较之下，非洲原有智人虽然早就具备新思维的能力与工具，但未若欧洲的智人般高度发展。其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智人在欧洲面对与尼安德塔人的生存竞争，在压力下产生了较高科技产物，使其在生存竞争上处于优越地位。一般相信尼安德塔人的咽喉管还不够长,无法发出与现代人一样多的母音，语言也不如智人发达。工具与符号的使用，让智人在冰河时期得以求生，并优于尼安特塔人所使用的基本工具，而能在这场生存竞争中赢得最后的胜利。优胜劣败之下，尼安德塔人最后终于消失了。同样的，活跃于东亚地区的直立人也消失了，最后，世界上只剩下心智能力最优的智人。
距今2万8千年前，欧洲的智人在人数上超过尼安德塔人。尼安德塔人代表冰河时期，适应欧洲特殊自然环境所产生的「特才」，在文化接触与生存竞争时，最后不敌代表「通才」的智人。有些人质疑尼安德塔人与直立人的消失是否是因为与智人通婚、混血的结果？理论上这是可能的，但是检视DNA的证据，却无法支持此看法，染色体上的证据显示，世界上所有现代人类，都是智人的后裔。从基因变异程度来看，变异最大的族裔应该是分化的源头，遽此，可以推论出所有现代人都是从东非智人所演变而来的，不同族群间的变异，都是智人为适应当地环境与生存竞争时所产生的调适结果。
冰河时期造成海平面下移，2万年前连结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间的白令海峡当时仍可通行，大约在1万4千或5千年前，智人在人口不断迁移时来到美洲。在DNA比对中，美洲原住民只有一个DNA与其他所有族裔有所不同，这改变了以往我们对美洲原住民起源的了解。由于所有美洲原住民都具有此一特殊DNA，证实智人并非大量移居美洲，而仅只是少数几个家族移到美洲，所有美洲原住民都是这几个家族的后裔。其中，有一人体内染色体中产生基因突变，在通婚与迁移的历程中，此一「美洲亚当」将这一特殊染色体传递给所有美洲原住民[5]。
距今1万年前，气候开始回暖，五大洲所有智人加起来也只有100万人，人数仍少，仍然维持着原始的狩猎与采集式经济活动。直到此时，世界上所有人类脑部结构都没有太大变异，智人能够记忆数百种动、植物，也能具有简单沟通与文法，更能制作精美实用的工具。
1万1千年前，叙利亚等地智人开始定住，亦开始将动、植物驯化，发展出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定住与农、牧业的发展，让智人能够储存作物，不再依赖自然为生，将生产力解放出来，经由分工系统的运作，才能创造出高度的文明，以突破自然界的限制。农业扩张与城市发展，将人类文明发展带到另外一个新的纪元。
二、语言使用与文明的扩散
八○年代后期，威尔逊主持的粒线体实验室研究小组从世界各地人群的DNA多态性比较研究，推测现今所有人类都是单一起源于非洲，此一看法一直为中国大陆学界所质疑。大陆学界对文明发展主张「多区起源论」，认为世界各地的人种都是由当地的直立人，经过漫长演化所逐渐形成的，许多出土的化石亦支持此一看法[6]。然而，考古学上一直无法在世界各地区发掘出10万年前至5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这个断层让各地区独立演化的说法缺乏化石上的直接证据。德州大学休士顿人类遗传中心中国籍助理教授金力所领导的跨国研究，对此一难题，以遗传学上的证据，提出了新的解释[7]。
人类Y染色体可当作人群变迁事件的忠实记录，金力的研究小组调查东亚各地区所有不同人种，发现南方人群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相较之下，北方人群的遗传多样性反而比较少，尤其是在Y染色体上，北方人群仅拥有南方人群的一部份，可以证明北方人是较为晚近的人种，中国人的迁徙情况并非如以往所认定的，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扩张。
距今10万年前，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河期，由于气候恶劣，生存于非洲之外各地的直立人、尼安德塔人以及智人都因而绝灭。当冰河于7万5千年前开始溶化，逐渐向北方退缩[8]，幸存的智人于非洲开始向外扩张，逐渐移至世界各地。 6万年前到达东亚，最初定居在东南亚柬普寨、泰国、越南一带，逐渐再向北移，进入中国境内后，跨过长江、黄河，在黄河中游定居，形成了汉族文化。
各地后来由于地形分隔、气候差异，造成语言、风俗、习惯、体型、肤色上的不同，也形成了当前不同的文化形态与社会特性。旧石器时代的直立人，容或在不同地区有各自的发展，然而，就技术与心智能力上言，差异毕竟不大，各族群间的相同性远超过差异性。然而，由非洲迁移到不同地区定住后的智人，由于语言(文法、构句)的使用、新工具的制造、社会关系复杂化，在文化水准上远超过已往阶段，让区域隔离的不同文明，产生不同的分殊特色。文明一旦上路，就走向自我创发之途，不同区域间的分殊性日增，语言分化、神话传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思维模式等，都会因此而有不同的发展。虽然，相当程度上，我们仍可追溯其间的源头与发展，但是，大部份情况下，我们会视其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作独立发展的特殊个体来处理。
此一结论有遗传学染色体DNA上的证据，其真实性当然无庸置疑。共同源头的事实，解释了神话、传说、社会制度等领域上的共同通性，以往学界以普遍心灵结构来解释的现象，都能得到合理的说明。但是，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最需要加以解释的是：为何同一人类起源，会产生现在世界各文化间的差异？假设１万年前人类的文化大同小异，没有本质上的差别，500万年间人类在演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主要是过去1万年间所造成的。比较当前各文化与人种体质，其间差异不可谓不大，传统理论当然有许多需要检讨之处。
达尔文演化论缺乏物种演化过程中的化石证据支持，一直为学界所质疑。造成演化的主要因素有突变、选择、遗传漂变以及迁徙等项。近来，新演化论强调演化过程并不是逐步开展的，少数族群的些微差异，在孤立的环境中，几个世代间就能够演化成不同的物种，因此当然没有演化过程中的化石。一般物种如此，使用工具、语言，具备社会集体组织的人类，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差距可想而知。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差异，让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文化特色及生存命运来。
其中，表现出来最大的差异在于语言使用。传统语言学将人类语言区分为屈折语、孤立语、胶着语和复合性语言四大类，认为这四类语言分属不同类型，要建构出普同语言的巴贝塔(Babel)梦想，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不同语言使用，自然就产生不同的文化类型，也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世界各种族间的文化差异，主要来自语言使用上的差异。为了说明这些语言发展上的变迁，许多学者亦从地理区位的分化来探讨语言传递时所造成的差异[9]。实则，对语言发展流变的系谱分析，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学问。
以美洲印地安语为例，由于没有既存文字来记录其语言，印欧语系的语言学理论又无法直接套用在对印地安语的研究上，因此只能从对各别语言的调查着手，分别以各土著语言的实际使用为唯一标准来认识该语言。这个工作最早由鲍尔(M.Powell)及美国民族学会等组织进行，直到1891年鲍尔将北美语言区分为58种不同类型，对于印地安语的调查才完成了第一次的整理工作。后来，克鲁伯(A.Kroeber)及狄克森(R.Dixon)对加州印地安语言研究，将其分为Hokan及Penutian两类，再经由萨丕尔(E.Sapir)的整理，将北美和墨西哥印地安语区分为23类。萨丕尔晚年再进一步有系统地整理关于全美洲印地安语的分类，最后将其归为6大类，才建立了关于印地安语的基本理论。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关于印地安语分类都是以萨丕尔的6大类为准。一直要到格林堡(J.H.Greenberg)采用史瓦弟许(M.Swadesh)所发展出来的基本语汇变迁学(Glottochronology)和字汇统计模型(lexical statistics)，对印地安语中第一人称n-和第二人称m-音缀加以研究，才在1987年将美洲（包括北美与南美）所有印地安语区分为Eskimo-Aleut、Na-Dene及Amerind三大类[10]。一百多年的努力，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才建立出区分为三大类的理论，可见专业化学术累积所需时间与心力。
经过多年努力，语言学家将世界上5000多种语言（尚不包括方言）归类为17个语系，除了美洲3个外，非洲4个、澳洲1个、新几内亚1个、欧洲2个、亚洲则有6个，语系间有着某些重叠，其地理分布与人类扩张史有关，而且与学界对移民及遗传多样性的理解非常吻合。这些关于语系的研究早已为所有语言学家所接受，然而，不同语系间是否仍能找寻到更早的共同源头，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依基本语汇变迁学的观点而论，相同起源的语言经过6000年的分化，各语言间的共同字汇已经降到10%，统计误差也相当大，找寻其间关系的希望很小。虽则如此，学者仍然提出「欧亚超语系」、「诺斯特拉特超语系」以及「登─高加索超语系」等假设。最终而言，重点在于语言学界是否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语言演化树[11]。
然而，如果上述关于「美洲亚当」理论可成立的话，由少数家族繁衍至发现新大陆时的5000万人，显然美洲所有的语言都应该具有同一起源。是经过不断迁徙与隔离的过程，才造成后来诸语言与文化间的分化。由于没有书写文字，这种差别与变异性就特别明显。
假如再往前推，印地安语应该有一个更早的源头，可与其他语言接轨，找到其间的类似性。当然，语言一直要到形成书写传统后才具有定型化的发展，才有一定轨迹可循，变迁时也有着实质的限制。这时，探讨其间的变迁与系谱也才具有客观依循标准。只有在发展出书写文字后，野蛮心灵（李维史陀的用法）才能够被驯服，才能发展出现代文明来，也才能建立更复杂的社会组织与高度文化来[12]。书写文字的发展更进一步强化了两半脑的侧化作用。
苏美人的楔形文字(9000-2000 B.C.)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文字，其先驱可推溯到１万年前小亚细亚陶罐上与封存物品内容相同的符号[13]。如果我们粗浅地将书写文字依发展顺序区分为象形文字、音节文字以及音标文字，苏美人的楔形文字、古巴比伦和亚述的楔形文字、腓尼基的象形文字，以及埃及的神圣文字都是象形文字的代表[14]。梵文、亚兰文、希伯莱文、后来的阿拉伯文都是音节文字的代表。 3000年前到2500年前，闪族的22个子音标记，普遍流行于中亚和地中海区域，直到希腊人在距今2700年前从腓尼基处借用文字后，因为对母音依赖程度相当高，为了母音标记的问题，而将母音列入文字注记后，才独立发展出音标文字[15]，从此，音标文字才正式进入人类文明之中。此后的拉丁文以及西欧各种方言的发展，都说明了音标文字日益普及的事实。
几乎所有图像书写系统(象形文字)都是垂直由上向下书写、而依赖视觉提供音韵特征的拼音文字都是横向书写的。 95%具备母音标记（不论是单独字母、音节标记或音节中加记号）的语言，都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而几乎所有不包含母音字母的语言都是从右向左书写的。这种特性是从这些文字开始使用就持续了三千年之久，针对此点，学者倾向接受「特殊的书写系统在解读策略和回应方式上都有特殊的神经系统组合」与之相配合的看法[16]。虽然，不同系统的语言型态差距很大，很难将其置于同样基础看待，然而，从希腊早期文字出现的耕牛体，可以见出借腓尼基文字再加入自己的母音后，希腊文从音节文字转变成为音标文字，在书写型态上也会逐渐调整成适合大脑辨识的模式。从象形文字到闪族的音节文字，再由希腊人发展出标记母音的音标文字，这些只是历史上的偶发事件，但却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心灵的思维方式[17]。 1万年前文字的发明，发展到了2500年前，己经决定了不同种族的文化形态与社会类型。
三、汉字起源问题
如果认定现代人有着共同起源，都是从１万多年前由东非经近东地区扩散到世界各地，则各种族的语言与文字很有可能都具有共同的起源。 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有鉴于关于语言起源问题讨论空泛，大多没有学理上的根据，严重影响语言学实质研究的进展，故在会章的第二条明订：「本会不接受关于语言起源或国际语方案的任何论文。」以当时的条件无法处理此一议题并不意味此一主题没有意义。诸如格林(Jacob Grimm)的「语音学定律」说明语音变迁的法则，有助于我们推估上古语言变迁。语言学家亦找出许多不同的规律，以分析不同语系间语音的变化关系。由于印欧书写系统是拼音文字，讨论重点自然集中在语音变迁上，然而，关于不同语系书写符号间的关系呢？长期以来这个领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饶宗颐在比较西北半坡系陶文与腓尼基字母时，发现形构相同的竟有20个之多[18]，以腓尼基22个字母而言，有20个字母在半坡系陶文中找到相同形构,比率不可谓不高。有些学者会以巧合或是形体相符但意义相左来说明其间的类似性,但是,为何具有丰富创造性的心灵会产生高度类似性的符号一事，仍值得我们有所省思。由于古文字形体尚未完全固定化，变体相当多，相关争议仍无法为所有学者所接受。
早在1913年牛津大学亚述学讲师波尔(C.J.Ball)《中文与苏美尔文》(Chinese and Sumerian)一书中，就已论及苏美楔形文字与汉语在字形和语言结构上的关系。清末民初，汉族西来说风弥之际，此书颇受人注意，但因波尔对古汉文的理解有限，该书对两种语言彼此关系的讨论意义有限。然而，西方思想家大都认为汉字起源于苏美人，其中尤以L.Woolley为最，在Wooley看来，苏美文早在4000年前就已出现，其较进步的拼音文字中仍保留图象性质，为后来文字（例如，汉字）所借用。字母发明自乌格烈德(Ugarite)人，腓尼基人采其系统，从30文再减至22个字母，后为其他各民族所模仿、借用。 1976年蒲立本(E.Pulleyblank)为文主张中国10天干与12地支(共22个文字)可解释为22个音符，与腓尼基人22个字母相对应。饶宗颐认为虽然苏美人、埃及人、汉人均使用图形文字，但其目的大不相同，加上指示词的用法也有所不同，对上述主张都不能接受，立主汉语发展的独立性[19]。
在蒲立本之外，诸如H.Morgan, D.Kelley及V.Mair等学者都企图将22干支与腓尼基22字母加以比拟，希望建立两者间的关系。 Mair在1996年的文章中表示，这两组符号系统中，在声音和字形上绝对一致的至少有15组。李珠莉(Julie Lee Wei) [20]对此一问题相当有兴趣，受Mair的研究影响继续研究，针对罗马字母、希腊字母、希伯莱名称及意义、腓尼基字母、甲骨文字、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发音和古代拟音、苏美文、古埃及文、亚述文、塞尔特文、日尔曼文、以及其他文字的比较研究，将22组符号对照罗列，完成了一个对仗完整的图表，见【图一】及【图二】。这个结果当然相当大胆，但也相当惊人。
前文提及，美国学界动用无数资源、人力，花了一百多年，才将美洲印地安语归结为三大类。李珠莉两篇文章，就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文字找到共通的源头，建立出一个比较基础。这是正规学院研究不容易做到的结果，可能要动用相当多人力、累积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得到类似结论。从腓尼基语、闪族文字，到Linear B以及希腊文的发展，推及到西欧各不同语言、文字，这条主线既有研究相当多，学界早有定论，争议不大。然而，腓尼基语和其他语言、文字间的关系既有研究仍相当不足，无法有效论断。不过，从上述考古学及DNA研究的发现，我们当然知道1万年前人类文化才开始分化，不同文化即使没有来自相同的文字起源，也一定在符号系统上有着共通性。暂且不论其内容推述，单就形式面而言，李珠莉的比较研究当然一定有其意义。
这是顺着DNA证据而来推论语言、文字应该有着如此对应的发展。但是，对不从此角度来思考的学者而言，这种方式没有学术累积的基础，其有效性是值得检讨的，逻辑上的应然，推不出经验中的实然。就专家的角度而言，往往也就一笔钩销了这一类的研究成果，殊不知它们在学术研究上往往具有另一种特殊的意义。
李珠莉依格林堡所建立关于语言研究的基本原则，以及史瓦弟许的基本语汇变迁学观点，进行关于22个干支符号与腓尼基字母的比较研究，得到相当出色的比较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论文中论点都一定正确。在〈中国干支符号与腓尼基字母间的对应×××,1999〉以及〈中东、北非与商代中国文字中形素与意素的比较研究,1999〉两篇文章有着下列的结论：虽然有许多用法已然失传，但正如腓尼基字母一般，干支字符本身就具有意义。该文亦印证了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字中存在大量印欧字汇的说法。 Mair对此一现象的解释，主张早年在商代宫庭中有着一些熟悉苏美及埃及文字的古波斯巫师，在占卜之际依其专长，将西方的文字用法引进到甲骨文之中。李珠莉接受Mair的看法，视中文起源来自西方传入，干支22个字符只是诸多借用现象之一角。得到这些看法后，李珠莉接着问道：是谁在什么时候于何处向谁借用这些文字？借用之后，缘何而起可以讨论中国语文的起源？
实则，如果依前文分析，这些问题都不必处理，因为这本来就是语言分化及文化传播上的自然现象，非要将古波斯巫师加进殷商宫庭占卜中也似乎有点牵强。
真正重点毋宁在于，如果半坡陶文及殷商甲骨文中，干支符号来自腓尼基字母，汉语在与其源头孤立后，处于什么样的特殊环境、依着什么样的发展序列、建立出独特的语言经验，因而构造出属于中华文化上的特色来？当然，这些特色对当代文化发展之利弊得失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中。
四、小结
学术研究究竟要以专业化为主要目标，还是要以广度为主导？各学科应该强化其独特研究主题与方法，还是应多考量科际整合的研究？这都没有标准答案，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专家具有丰富学养与整合心态，或是研究人员成为学养渊博的专家。
在强调学术规范及专业议题的当代，百科全书式的通才除非能够专业化，否则无法取得学术地位。在升等及出版的压力下，学者也往往仅能在各专业领域埋首研究，以期能在既有学术研究成果之上，再加添些微新的东西，以便累积学术声望和地位。逐步累积的逻辑与运作模式，当然会建构出一套特殊的学术产业标准，以保障此一制度持续运作。
其中，当然有不少研究成果会与个人生命以及社会脉动有着共鸣，但是，仅仅是包装漂亮的垃圾也不在少数。长久以降，许多学术研究失去其生命对应，更与学者产生了割裂与疏离。
这个时候，业余学者的一些分析，就有着反省上的意义了！
*本文为笔者业余兴趣之一，一年前即计划写出，因故拖延至今，应《教育社会学通讯》编辑邀稿写出。在一个割裂的时代，面对诸多漂泊的心灵，谨以本文献给李珠莉女士，并与南华同学共勉！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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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刊于《教育社会学通讯》第26期,页3-14,2000/12;应朋友之邀，转载于此。文章写成后，仍有不少遗传工程与考古学上的发现，足以部份修改其中内容，然而，就通篇架构言，笔者仍然认为有值得各界讨论之处，故仍依原貌呈现。
[2] 《寻根》系列，分别为〈人类真面目(一)〉、〈人类真面目(二)〉、〈人类之谜〉、〈人类的未来〉等，台湾地区于2000年11月在国家地理频道播出。本节的讨论，主要顺着《寻根》影集的主轴而陈述，不另说明。关于人类起源与发展,亦参见李基(Richard Leakey)《人类传奇》,1995,台北:天下文化。
[3] Luca & Francesco Cavalli-Sforza《人类大迁徙:我们来自非洲吗？ 》,乐俊河译,2000,台北:远流,页77-88。
[4]从100万年前一直到距今10万年前，人类基本心智没有太大变化，工具制造一直没有太大改变，旧石器时代维持了相当长的历史。新石器石代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另一个纪元,因为心智的发展,而有着新的工具制造。从不同石器类型的使用,亦可见出人类心智的发展过程，尼安德塔人使用的Mousterian石器,虽然已经很明显与旧石器时代的Oldowan石器、Acheulean石器有所不同,但是,四万多年前出现的Aurigncian石器则是智人取代尼安德塔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般说来,五万年前智人在语言使用上就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即使脑容量没有太大的改变,随着语言的发展,文化与工具制造都有显著的改变。新石器时代代表人类一个重要心智发展阶段，其间，不同地区所发掘到惊人类似性的文物与石器，其实都是相同的心智表现。本文以下论述，可部份解释李维斯陀所指出的「新石器时代的矛盾」，见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1987，北京：商务印书馆，页19。
[5]这解决了关于美洲原住民由来的学术公案，卫聚贤耗费相当时日考据，完成数千页巨著《中国人发现美洲》(第一册)，1982,新竹：说文书店。由此点看来，以往学界大部份的论点也就很难成立了。
[6]学者虽然可能持有民族主义心理来考察相关研究,但仍必须秉着学术客观原则来立论,学术论域本来就允许开放的论辩。即使如此,考古学史中仍存在许多有意造伪,让学术沦为有心人的工具。最近的例子是日本藤村新一事件。藤村是日本最著名的业余考古学家,1981年在座散乱木遗迹挖掘出4万多年前的石器,比日本以往所挖出最古的石器还要早了1万年以上。此后他所率领的考古团队陆续在不同地区挖出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不断刷新日本考古史的猿人活动年代。他除了在北海道新十津川町的总进不动遗迹,挖出30件20到30万年前的石器外,更在1994年上高森遗迹中挖出65件距今58万年前的石器。这些发现改写日本的上古史,并被编进各大教科书中。藤村在过去30年间参与180多次遗迹挖掘工作,几乎囊括所有日本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并挖出新多旧石器时代前期的石器,在日本被喻为「神手」。
学术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无论是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抑或是在推述命题上，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形成孔恩(T.Kuhn)所说的「常态科学」。所有的讨论，都在此一固定「典范」中进行，顺着此基础的开展，学术研究具有累积性，可以细部检证其真伪以及与真实世界的对应性。然而，常态科学发展到某个阶段，常常会产生不适用性，或是无法解决某些问题，以致于学者往往需要重新思考该领域的基本预设以及概念架构，才能找出突破瓶颈的新思维。科学革命于焉产生，新的假设与概念架构逐渐形成，以与既有理论相竞争。就在彼此争辩的过程中，学术产生对话，也激荡出智慧的火花，为沈寂已久的专业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但是，理论具有自我满足的特性，而所有的观察与研究往往又是由理论所导引，因此，学术研究往往自我限囿在既有框架中，无法见出自己的限制与盲点，也就无法自发地产生突破。于是，学术发展与科学革命往往需要借助外来力量，以解脱学门自己所造成的限制，科学革命与学术生命的真实开展，往往是从不同学门借用不同观点或发现所开始的。于是，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不同领域间的整合，甚至业余者的偶然观察，往往在不经意之处，创发了学科突破所需的新动力。由于这些新观点与原有专业研究有所出入，其潜在的原创动力往往会为人们所忽视，直到该学科中某一重要思想家意识到其特殊性之后，再将其淬取精炼后，才能为该学科所用，成就新思维与新取向。然而，在新观念提出时，大多数人很难分辨其间的重要性，因此也常让许多思想家及发现埋没好一段时间，待到学界准备好了，才能接受这些创新的观念。其中，业余者由于并不精于采用专家的术语和理论架构，其原创性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但是，也正因为业余者没有专家在该学门的包袱，所以才更能够看出一些专家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当然，业余思想家缺少对该专业学门的基础训练，很可能会因基本常识不足而产生许多偏误，不过，就学术的原创性而言，专业学者如能将学科训练的骄傲与执着暂时放下，或许可从不同学科及业余思想家处得到某些灵感启发，借以解放受到专业限囿的思想。
一、寻根：人类的起源
国家地理杂志制作了四集《寻根》影集[2]，探讨从500万年前开始，人类如何透过工具、语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演化成为万物之灵，终至占据了整个地球。关于这段发展史，大多已成为学界常识，为各界所接受。
180万年前，非洲世界出现了直立人，在接下来的100万年间，其活动范围局限在非洲地区，基本智力与生活型态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从100万年前的化石可以见出直立原人两脑已经产生侧化作用，左、右两半脑已经不一样大，显示左侧大脑语言区的发展确实己经开始，直立人已经开始使用符号与基本的语言了。为了适应生存环境的改变，直立人的饮食开始泛化，发展成肉食、草食并存的杂食性动物。除此之外，直立人具有相当于今日儿童程度的语言沟通能力，并已发展成超过100人的群居团体，可以彼此合作，完成简单社会性活动。
100万年前，冰河时期来临，非洲世界开始草原化。由于环境改变，直立人不得不开始迁徙，形成了游牧式的生活。 80万年前，直立人来到现在的西班牙地区，成为最早的欧洲人，他们与100万年前的直立人制造同样器具、具有类似的生活方式。之后，经过冰雪的阻隔，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存在欧洲的尼安德塔人，已经孤立发展成为新的人种，如以DNA比对，它与现代智人存在27个差异，显示虽然先后居住在同一地区，尼安德塔人并不是现代欧洲人的始祖。
那么，现代人的起源由何处而发呢？比对现代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染色体，在DNA上出现惊人的一致性，显示现代世界所有人种都有着共同的始祖，而且分化时期并不太远。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生物化学家亚伦‧威尔逊(A.C.Wilson)主持的粒线体实验室，计算出人类粒线体DNA族谱树最早分离时间发生在19万年前，由此，进而建立了世界各族群演化发展的族谱学[3 ]。化石显示，10万年前，世界上共有三个独立演化出的不同族群，分别为欧洲的尼安德塔人、非洲的智人以及远东地区的直立人。就基因而言，无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或澳洲，所有现代人的共同始祖是当时生活在非洲的智人。比较现存黑猩猩族群，其间染色体上的差异相当大，显示黑猩猩从300万年前就存在着各自族群的独立发展。与此相对比，人类的染色体差异不大，不同族群的演化，时间上不会超过6万年。
上述三种人类，经过冰河期恶劣环境的挑战几濒绝灭，各自剩下大约1万人。直到6万年前逐渐克服自然环境的限制，人口才慢慢恢复，智人开始迁移到包括澳洲与东欧在内的世界各处。距今4万年前，智人迁移到三大洲不同地区，面对新环境挑战与适应，开始使用新工具[4]，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语言能力提高，除了单字使用之外，开始有文法的观念，已经拥有构句能力，因此可以交换彼此想法并将经验与意见传递给后代，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科技革命。在3万7千年前法国南部洞窟发现的壁画就可见出，这些壁画不只具有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能保存记忆、教导他人宝贵的经验，显示当时人类已经具有思维上的创造力。相较之下，非洲原有智人虽然早就具备新思维的能力与工具，但未若欧洲的智人般高度发展。其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智人在欧洲面对与尼安德塔人的生存竞争，在压力下产生了较高科技产物，使其在生存竞争上处于优越地位。一般相信尼安德塔人的咽喉管还不够长,无法发出与现代人一样多的母音，语言也不如智人发达。工具与符号的使用，让智人在冰河时期得以求生，并优于尼安特塔人所使用的基本工具，而能在这场生存竞争中赢得最后的胜利。优胜劣败之下，尼安德塔人最后终于消失了。同样的，活跃于东亚地区的直立人也消失了，最后，世界上只剩下心智能力最优的智人。
距今2万8千年前，欧洲的智人在人数上超过尼安德塔人。尼安德塔人代表冰河时期，适应欧洲特殊自然环境所产生的「特才」，在文化接触与生存竞争时，最后不敌代表「通才」的智人。有些人质疑尼安德塔人与直立人的消失是否是因为与智人通婚、混血的结果？理论上这是可能的，但是检视DNA的证据，却无法支持此看法，染色体上的证据显示，世界上所有现代人类，都是智人的后裔。从基因变异程度来看，变异最大的族裔应该是分化的源头，遽此，可以推论出所有现代人都是从东非智人所演变而来的，不同族群间的变异，都是智人为适应当地环境与生存竞争时所产生的调适结果。
冰河时期造成海平面下移，2万年前连结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间的白令海峡当时仍可通行，大约在1万4千或5千年前，智人在人口不断迁移时来到美洲。在DNA比对中，美洲原住民只有一个DNA与其他所有族裔有所不同，这改变了以往我们对美洲原住民起源的了解。由于所有美洲原住民都具有此一特殊DNA，证实智人并非大量移居美洲，而仅只是少数几个家族移到美洲，所有美洲原住民都是这几个家族的后裔。其中，有一人体内染色体中产生基因突变，在通婚与迁移的历程中，此一「美洲亚当」将这一特殊染色体传递给所有美洲原住民[5]。
距今1万年前，气候开始回暖，五大洲所有智人加起来也只有100万人，人数仍少，仍然维持着原始的狩猎与采集式经济活动。直到此时，世界上所有人类脑部结构都没有太大变异，智人能够记忆数百种动、植物，也能具有简单沟通与文法，更能制作精美实用的工具。
1万1千年前，叙利亚等地智人开始定住，亦开始将动、植物驯化，发展出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定住与农、牧业的发展，让智人能够储存作物，不再依赖自然为生，将生产力解放出来，经由分工系统的运作，才能创造出高度的文明，以突破自然界的限制。农业扩张与城市发展，将人类文明发展带到另外一个新的纪元。
二、语言使用与文明的扩散
八○年代后期，威尔逊主持的粒线体实验室研究小组从世界各地人群的DNA多态性比较研究，推测现今所有人类都是单一起源于非洲，此一看法一直为中国大陆学界所质疑。大陆学界对文明发展主张「多区起源论」，认为世界各地的人种都是由当地的直立人，经过漫长演化所逐渐形成的，许多出土的化石亦支持此一看法[6]。然而，考古学上一直无法在世界各地区发掘出10万年前至5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这个断层让各地区独立演化的说法缺乏化石上的直接证据。德州大学休士顿人类遗传中心中国籍助理教授金力所领导的跨国研究，对此一难题，以遗传学上的证据，提出了新的解释[7]。
人类Y染色体可当作人群变迁事件的忠实记录，金力的研究小组调查东亚各地区所有不同人种，发现南方人群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相较之下，北方人群的遗传多样性反而比较少，尤其是在Y染色体上，北方人群仅拥有南方人群的一部份，可以证明北方人是较为晚近的人种，中国人的迁徙情况并非如以往所认定的，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扩张。
距今10万年前，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河期，由于气候恶劣，生存于非洲之外各地的直立人、尼安德塔人以及智人都因而绝灭。当冰河于7万5千年前开始溶化，逐渐向北方退缩[8]，幸存的智人于非洲开始向外扩张，逐渐移至世界各地。 6万年前到达东亚，最初定居在东南亚柬普寨、泰国、越南一带，逐渐再向北移，进入中国境内后，跨过长江、黄河，在黄河中游定居，形成了汉族文化。
各地后来由于地形分隔、气候差异，造成语言、风俗、习惯、体型、肤色上的不同，也形成了当前不同的文化形态与社会特性。旧石器时代的直立人，容或在不同地区有各自的发展，然而，就技术与心智能力上言，差异毕竟不大，各族群间的相同性远超过差异性。然而，由非洲迁移到不同地区定住后的智人，由于语言(文法、构句)的使用、新工具的制造、社会关系复杂化，在文化水准上远超过已往阶段，让区域隔离的不同文明，产生不同的分殊特色。文明一旦上路，就走向自我创发之途，不同区域间的分殊性日增，语言分化、神话传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思维模式等，都会因此而有不同的发展。虽然，相当程度上，我们仍可追溯其间的源头与发展，但是，大部份情况下，我们会视其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作独立发展的特殊个体来处理。
此一结论有遗传学染色体DNA上的证据，其真实性当然无庸置疑。共同源头的事实，解释了神话、传说、社会制度等领域上的共同通性，以往学界以普遍心灵结构来解释的现象，都能得到合理的说明。但是，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最需要加以解释的是：为何同一人类起源，会产生现在世界各文化间的差异？假设１万年前人类的文化大同小异，没有本质上的差别，500万年间人类在演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主要是过去1万年间所造成的。比较当前各文化与人种体质，其间差异不可谓不大，传统理论当然有许多需要检讨之处。
达尔文演化论缺乏物种演化过程中的化石证据支持，一直为学界所质疑。造成演化的主要因素有突变、选择、遗传漂变以及迁徙等项。近来，新演化论强调演化过程并不是逐步开展的，少数族群的些微差异，在孤立的环境中，几个世代间就能够演化成不同的物种，因此当然没有演化过程中的化石。一般物种如此，使用工具、语言，具备社会集体组织的人类，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差距可想而知。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差异，让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文化特色及生存命运来。
其中，表现出来最大的差异在于语言使用。传统语言学将人类语言区分为屈折语、孤立语、胶着语和复合性语言四大类，认为这四类语言分属不同类型，要建构出普同语言的巴贝塔(Babel)梦想，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不同语言使用，自然就产生不同的文化类型，也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世界各种族间的文化差异，主要来自语言使用上的差异。为了说明这些语言发展上的变迁，许多学者亦从地理区位的分化来探讨语言传递时所造成的差异[9]。实则，对语言发展流变的系谱分析，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学问。
以美洲印地安语为例，由于没有既存文字来记录其语言，印欧语系的语言学理论又无法直接套用在对印地安语的研究上，因此只能从对各别语言的调查着手，分别以各土著语言的实际使用为唯一标准来认识该语言。这个工作最早由鲍尔(M.Powell)及美国民族学会等组织进行，直到1891年鲍尔将北美语言区分为58种不同类型，对于印地安语的调查才完成了第一次的整理工作。后来，克鲁伯(A.Kroeber)及狄克森(R.Dixon)对加州印地安语言研究，将其分为Hokan及Penutian两类，再经由萨丕尔(E.Sapir)的整理，将北美和墨西哥印地安语区分为23类。萨丕尔晚年再进一步有系统地整理关于全美洲印地安语的分类，最后将其归为6大类，才建立了关于印地安语的基本理论。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关于印地安语分类都是以萨丕尔的6大类为准。一直要到格林堡(J.H.Greenberg)采用史瓦弟许(M.Swadesh)所发展出来的基本语汇变迁学(Glottochronology)和字汇统计模型(lexical statistics)，对印地安语中第一人称n-和第二人称m-音缀加以研究，才在1987年将美洲（包括北美与南美）所有印地安语区分为Eskimo-Aleut、Na-Dene及Amerind三大类[10]。一百多年的努力，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才建立出区分为三大类的理论，可见专业化学术累积所需时间与心力。
经过多年努力，语言学家将世界上5000多种语言（尚不包括方言）归类为17个语系，除了美洲3个外，非洲4个、澳洲1个、新几内亚1个、欧洲2个、亚洲则有6个，语系间有着某些重叠，其地理分布与人类扩张史有关，而且与学界对移民及遗传多样性的理解非常吻合。这些关于语系的研究早已为所有语言学家所接受，然而，不同语系间是否仍能找寻到更早的共同源头，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依基本语汇变迁学的观点而论，相同起源的语言经过6000年的分化，各语言间的共同字汇已经降到10%，统计误差也相当大，找寻其间关系的希望很小。虽则如此，学者仍然提出「欧亚超语系」、「诺斯特拉特超语系」以及「登─高加索超语系」等假设。最终而言，重点在于语言学界是否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语言演化树[11]。
然而，如果上述关于「美洲亚当」理论可成立的话，由少数家族繁衍至发现新大陆时的5000万人，显然美洲所有的语言都应该具有同一起源。是经过不断迁徙与隔离的过程，才造成后来诸语言与文化间的分化。由于没有书写文字，这种差别与变异性就特别明显。
假如再往前推，印地安语应该有一个更早的源头，可与其他语言接轨，找到其间的类似性。当然，语言一直要到形成书写传统后才具有定型化的发展，才有一定轨迹可循，变迁时也有着实质的限制。这时，探讨其间的变迁与系谱也才具有客观依循标准。只有在发展出书写文字后，野蛮心灵（李维史陀的用法）才能够被驯服，才能发展出现代文明来，也才能建立更复杂的社会组织与高度文化来[12]。书写文字的发展更进一步强化了两半脑的侧化作用。
苏美人的楔形文字(9000-2000 B.C.)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文字，其先驱可推溯到１万年前小亚细亚陶罐上与封存物品内容相同的符号[13]。如果我们粗浅地将书写文字依发展顺序区分为象形文字、音节文字以及音标文字，苏美人的楔形文字、古巴比伦和亚述的楔形文字、腓尼基的象形文字，以及埃及的神圣文字都是象形文字的代表[14]。梵文、亚兰文、希伯莱文、后来的阿拉伯文都是音节文字的代表。 3000年前到2500年前，闪族的22个子音标记，普遍流行于中亚和地中海区域，直到希腊人在距今2700年前从腓尼基处借用文字后，因为对母音依赖程度相当高，为了母音标记的问题，而将母音列入文字注记后，才独立发展出音标文字[15]，从此，音标文字才正式进入人类文明之中。此后的拉丁文以及西欧各种方言的发展，都说明了音标文字日益普及的事实。
几乎所有图像书写系统(象形文字)都是垂直由上向下书写、而依赖视觉提供音韵特征的拼音文字都是横向书写的。 95%具备母音标记（不论是单独字母、音节标记或音节中加记号）的语言，都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而几乎所有不包含母音字母的语言都是从右向左书写的。这种特性是从这些文字开始使用就持续了三千年之久，针对此点，学者倾向接受「特殊的书写系统在解读策略和回应方式上都有特殊的神经系统组合」与之相配合的看法[16]。虽然，不同系统的语言型态差距很大，很难将其置于同样基础看待，然而，从希腊早期文字出现的耕牛体，可以见出借腓尼基文字再加入自己的母音后，希腊文从音节文字转变成为音标文字，在书写型态上也会逐渐调整成适合大脑辨识的模式。从象形文字到闪族的音节文字，再由希腊人发展出标记母音的音标文字，这些只是历史上的偶发事件，但却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心灵的思维方式[17]。 1万年前文字的发明，发展到了2500年前，己经决定了不同种族的文化形态与社会类型。
三、汉字起源问题
如果认定现代人有着共同起源，都是从１万多年前由东非经近东地区扩散到世界各地，则各种族的语言与文字很有可能都具有共同的起源。 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有鉴于关于语言起源问题讨论空泛，大多没有学理上的根据，严重影响语言学实质研究的进展，故在会章的第二条明订：「本会不接受关于语言起源或国际语方案的任何论文。」以当时的条件无法处理此一议题并不意味此一主题没有意义。诸如格林(Jacob Grimm)的「语音学定律」说明语音变迁的法则，有助于我们推估上古语言变迁。语言学家亦找出许多不同的规律，以分析不同语系间语音的变化关系。由于印欧书写系统是拼音文字，讨论重点自然集中在语音变迁上，然而，关于不同语系书写符号间的关系呢？长期以来这个领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饶宗颐在比较西北半坡系陶文与腓尼基字母时，发现形构相同的竟有20个之多[18]，以腓尼基22个字母而言，有20个字母在半坡系陶文中找到相同形构,比率不可谓不高。有些学者会以巧合或是形体相符但意义相左来说明其间的类似性,但是,为何具有丰富创造性的心灵会产生高度类似性的符号一事，仍值得我们有所省思。由于古文字形体尚未完全固定化，变体相当多，相关争议仍无法为所有学者所接受。
早在1913年牛津大学亚述学讲师波尔(C.J.Ball)《中文与苏美尔文》(Chinese and Sumerian)一书中，就已论及苏美楔形文字与汉语在字形和语言结构上的关系。清末民初，汉族西来说风弥之际，此书颇受人注意，但因波尔对古汉文的理解有限，该书对两种语言彼此关系的讨论意义有限。然而，西方思想家大都认为汉字起源于苏美人，其中尤以L.Woolley为最，在Wooley看来，苏美文早在4000年前就已出现，其较进步的拼音文字中仍保留图象性质，为后来文字（例如，汉字）所借用。字母发明自乌格烈德(Ugarite)人，腓尼基人采其系统，从30文再减至22个字母，后为其他各民族所模仿、借用。 1976年蒲立本(E.Pulleyblank)为文主张中国10天干与12地支(共22个文字)可解释为22个音符，与腓尼基人22个字母相对应。饶宗颐认为虽然苏美人、埃及人、汉人均使用图形文字，但其目的大不相同，加上指示词的用法也有所不同，对上述主张都不能接受，立主汉语发展的独立性[19]。
在蒲立本之外，诸如H.Morgan, D.Kelley及V.Mair等学者都企图将22干支与腓尼基22字母加以比拟，希望建立两者间的关系。 Mair在1996年的文章中表示，这两组符号系统中，在声音和字形上绝对一致的至少有15组。李珠莉(Julie Lee Wei) [20]对此一问题相当有兴趣，受Mair的研究影响继续研究，针对罗马字母、希腊字母、希伯莱名称及意义、腓尼基字母、甲骨文字、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发音和古代拟音、苏美文、古埃及文、亚述文、塞尔特文、日尔曼文、以及其他文字的比较研究，将22组符号对照罗列，完成了一个对仗完整的图表，见【图一】及【图二】。这个结果当然相当大胆，但也相当惊人。
前文提及，美国学界动用无数资源、人力，花了一百多年，才将美洲印地安语归结为三大类。李珠莉两篇文章，就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文字找到共通的源头，建立出一个比较基础。这是正规学院研究不容易做到的结果，可能要动用相当多人力、累积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得到类似结论。从腓尼基语、闪族文字，到Linear B以及希腊文的发展，推及到西欧各不同语言、文字，这条主线既有研究相当多，学界早有定论，争议不大。然而，腓尼基语和其他语言、文字间的关系既有研究仍相当不足，无法有效论断。不过，从上述考古学及DNA研究的发现，我们当然知道1万年前人类文化才开始分化，不同文化即使没有来自相同的文字起源，也一定在符号系统上有着共通性。暂且不论其内容推述，单就形式面而言，李珠莉的比较研究当然一定有其意义。
这是顺着DNA证据而来推论语言、文字应该有着如此对应的发展。但是，对不从此角度来思考的学者而言，这种方式没有学术累积的基础，其有效性是值得检讨的，逻辑上的应然，推不出经验中的实然。就专家的角度而言，往往也就一笔钩销了这一类的研究成果，殊不知它们在学术研究上往往具有另一种特殊的意义。
李珠莉依格林堡所建立关于语言研究的基本原则，以及史瓦弟许的基本语汇变迁学观点，进行关于22个干支符号与腓尼基字母的比较研究，得到相当出色的比较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论文中论点都一定正确。在〈中国干支符号与腓尼基字母间的对应×××,1999〉以及〈中东、北非与商代中国文字中形素与意素的比较研究,1999〉两篇文章有着下列的结论：虽然有许多用法已然失传，但正如腓尼基字母一般，干支字符本身就具有意义。该文亦印证了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字中存在大量印欧字汇的说法。 Mair对此一现象的解释，主张早年在商代宫庭中有着一些熟悉苏美及埃及文字的古波斯巫师，在占卜之际依其专长，将西方的文字用法引进到甲骨文之中。李珠莉接受Mair的看法，视中文起源来自西方传入，干支22个字符只是诸多借用现象之一角。得到这些看法后，李珠莉接着问道：是谁在什么时候于何处向谁借用这些文字？借用之后，缘何而起可以讨论中国语文的起源？
实则，如果依前文分析，这些问题都不必处理，因为这本来就是语言分化及文化传播上的自然现象，非要将古波斯巫师加进殷商宫庭占卜中也似乎有点牵强。
真正重点毋宁在于，如果半坡陶文及殷商甲骨文中，干支符号来自腓尼基字母，汉语在与其源头孤立后，处于什么样的特殊环境、依着什么样的发展序列、建立出独特的语言经验，因而构造出属于中华文化上的特色来？当然，这些特色对当代文化发展之利弊得失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中。
四、小结
学术研究究竟要以专业化为主要目标，还是要以广度为主导？各学科应该强化其独特研究主题与方法，还是应多考量科际整合的研究？这都没有标准答案，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专家具有丰富学养与整合心态，或是研究人员成为学养渊博的专家。
在强调学术规范及专业议题的当代，百科全书式的通才除非能够专业化，否则无法取得学术地位。在升等及出版的压力下，学者也往往仅能在各专业领域埋首研究，以期能在既有学术研究成果之上，再加添些微新的东西，以便累积学术声望和地位。逐步累积的逻辑与运作模式，当然会建构出一套特殊的学术产业标准，以保障此一制度持续运作。
其中，当然有不少研究成果会与个人生命以及社会脉动有着共鸣，但是，仅仅是包装漂亮的垃圾也不在少数。长久以降，许多学术研究失去其生命对应，更与学者产生了割裂与疏离。
这个时候，业余学者的一些分析，就有着反省上的意义了！
*本文为笔者业余兴趣之一，一年前即计划写出，因故拖延至今，应《教育社会学通讯》编辑邀稿写出。在一个割裂的时代，面对诸多漂泊的心灵，谨以本文献给李珠莉女士，并与南华同学共勉！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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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刊于《教育社会学通讯》第26期,页3-14,2000/12;应朋友之邀，转载于此。文章写成后，仍有不少遗传工程与考古学上的发现，足以部份修改其中内容，然而，就通篇架构言，笔者仍然认为有值得各界讨论之处，故仍依原貌呈现。
[2] 《寻根》系列，分别为〈人类真面目(一)〉、〈人类真面目(二)〉、〈人类之谜〉、〈人类的未来〉等，台湾地区于2000年11月在国家地理频道播出。本节的讨论，主要顺着《寻根》影集的主轴而陈述，不另说明。关于人类起源与发展,亦参见李基(Richard Leakey)《人类传奇》,1995,台北:天下文化。
[3] Luca & Francesco Cavalli-Sforza《人类大迁徙:我们来自非洲吗？ 》,乐俊河译,2000,台北:远流,页77-88。
[4]从100万年前一直到距今10万年前，人类基本心智没有太大变化，工具制造一直没有太大改变，旧石器时代维持了相当长的历史。新石器石代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另一个纪元,因为心智的发展,而有着新的工具制造。从不同石器类型的使用,亦可见出人类心智的发展过程，尼安德塔人使用的Mousterian石器,虽然已经很明显与旧石器时代的Oldowan石器、Acheulean石器有所不同,但是,四万多年前出现的Aurigncian石器则是智人取代尼安德塔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般说来,五万年前智人在语言使用上就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即使脑容量没有太大的改变,随着语言的发展,文化与工具制造都有显著的改变。新石器时代代表人类一个重要心智发展阶段，其间，不同地区所发掘到惊人类似性的文物与石器，其实都是相同的心智表现。本文以下论述，可部份解释李维斯陀所指出的「新石器时代的矛盾」，见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1987，北京：商务印书馆，页19。
[5]这解决了关于美洲原住民由来的学术公案，卫聚贤耗费相当时日考据，完成数千页巨著《中国人发现美洲》(第一册)，1982,新竹：说文书店。由此点看来，以往学界大部份的论点也就很难成立了。
[6]学者虽然可能持有民族主义心理来考察相关研究,但仍必须秉着学术客观原则来立论,学术论域本来就允许开放的论辩。即使如此,考古学史中仍存在许多有意造伪,让学术沦为有心人的工具。最近的例子是日本藤村新一事件。藤村是日本最著名的业余考古学家,1981年在座散乱木遗迹挖掘出4万多年前的石器,比日本以往所挖出最古的石器还要早了1万年以上。此后他所率领的考古团队陆续在不同地区挖出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不断刷新日本考古史的猿人活动年代。他除了在北海道新十津川町的总进不动遗迹,挖出30件20到30万年前的石器外,更在1994年上高森遗迹中挖出65件距今58万年前的石器。这些发现改写日本的上古史,并被编进各大教科书中。藤村在过去30年间参与180多次遗迹挖掘工作,几乎囊括所有日本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并挖出新多旧石器时代前期的石器,在日本被喻为「神手」。
2000年10月27日藤村又在上高森遗迹中发现8件石器,并召开记者会宣布该批石器是日本最古老的石器。但是,《每日新闻》取得藤村事先埋藏石器的证据照片并独家揭露,藤村在2000年11月5日召开记者会,除公开道歉外,并承认所挖掘出总进不动遗迹的全部、上高林遗迹的绝大部份石器,都是他预埋造假的。日本人潜意识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借着藤村之手得到满足,这是有意的造伪,不在本文讨论范围。相关报导见夏冰〈考古家造假改写日本史〉,《亚洲周刊》(2000/11/20-26):53; 〈镜头下的真实日报社摄影机揭发考古界丑闻〉,《明日报》, ([url]http://www[/url] .ttimes.com.tw/2000/11/06/global_news/200011060111.html)。
[7]以下讨论，主要参考《中国时报》1999/12/3第3版专题报导，除了综合外电报导外，另有记者林佩韦〈Y染色体追踪：中国人的祖先是来自非洲，有证〉，以及专访金力、宿兵〈用遗传学的手段寻觅人类的脚步〉等文，不另加说明。
[8]这也说明了为何存在世上各文明都有着洪水传说的普遍事实。李维史陀等人类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人类心灵的普同结构使然，由普遍性的二元对立区辨征性，让人类具有共同的文明基础。现在看来，更好的解释应该是现代人类文明都是建立在相同基础之上。
[9]例如，桥本万太郎《言语类型地理论》(1977,东京:弘文堂)一书即为代表。
[10]比较一种语言和其1000年前的使用,平均大约有86%的同源字;如果1000年前的一种语言,独立发展出两种不同的方言,则其同源字的机率应为(86%*86%=74%),依此类推,即可约略估算相同源头的不同语言,在发展时的演化关系。 Greenberg, Joseph H.,Language in the Americas, 1987, California: Stanford U P, Pp.39-62;341-367。 Swadesh采用100个基本安汇(诸如:我、你、不、谁、一等等),分析其变迁程度,来探讨其变异年代。其基本想法与桥本万太郎等人类似,但更精确地将变迁年代加以数量分析。见M.Swadesh, "What is Glottochronology?"Pp.271-284 in his The Origi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Language, 1971, Chicago: Aldine.Atherton Inc.
[11] Cavalli-Sforza, Luca & Francesco 《人类大迁徙：我们来自非洲吗？ 》,乐俊河译,2000,台北:远流,页220-235。
[12]见J.Goody,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1977, N.Y.:Cambridge U P以及S. Scribner & M.Cole, Psychology of Literacy, 1981, Cambridge: Harvard U P.
[13] F.Coulmas, The Writing System in the World, 1989,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Pp.23-6
[14]当然,这只是很粗浅的区分,例如,埃及的神圣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年代久远已无人能解,学者除了强调其神圣性外,仍认为这种文字是用象形的方式来表达观念。直到拿破伦远征军发现了著名的罗塞(Rosetta)石版,经由Champollion解译,发现神圣文字仍是用以标记音符,而非意标。这说明了以现代文字分殊系统来理解古文字,可能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偏误。
[15] E.A.Havelock, The Literate revolution in Greece and Its Cultural Consequences, 1982, N.J.: Princeton U P, p.225
[16] D.de Kerchhove & C.J.Lumsden eds., The Alphabet and the Brain: The Lateralization of Writing, 1988, Berlin: Springer-Verlag, pp5-6
[17]西方许多思想家主张音标文字是所产生的「字母心灵」是欧美社会发展出优于其他文明最主要的因素。 E.Havelock, M.McLuhan, D.de Kerchhove & C.J.Lumsden, B.V.Street, J.Goody, R.K. Logan等人都立主此论点，见翟本瑞《心灵、思想与表达法》,1993 ,台北:唐山,页278-299。
[18]参见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页121以下。半坡彩陶(4770-4290 BC)是仰韶文化的一支，但半坡系陶文则泛指这一系列下至商代的彩陶文化。
[19]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页181-6。
[20]李珠莉为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访问学人,兴趣广泛,为本文所言"业余学者"最佳代表。她不在正统学院中,但语言能力强,加上丰富的经历,恰可补足专业学者的限囿。目前正与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李淳玲共同将牟宗三先生的《中国哲学十九讲》翻译成英文。下列讨论主要根据与其口头交换心得及其两篇论文:"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Calendar Signs and the Phoenican Alphabet," SINO-PLATONIC PAPERS, 94:1-65, 1999(3)以及"A Comparison of Graphemes and Lexemes of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Shang China,"收入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基金会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现代诠释」学术研讨论论文集》,页293-319,1999(8),美国加州:史丹佛。 【图一】、【图二】两文均列出并详细讨论。
[7]以下讨论，主要参考《中国时报》1999/12/3第3版专题报导，除了综合外电报导外，另有记者林佩韦〈Y染色体追踪：中国人的祖先是来自非洲，有证〉，以及专访金力、宿兵〈用遗传学的手段寻觅人类的脚步〉等文，不另加说明。
[8]这也说明了为何存在世上各文明都有着洪水传说的普遍事实。李维史陀等人类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人类心灵的普同结构使然，由普遍性的二元对立区辨征性，让人类具有共同的文明基础。现在看来，更好的解释应该是现代人类文明都是建立在相同基础之上。
[9]例如，桥本万太郎《言语类型地理论》(1977,东京:弘文堂)一书即为代表。
[10]比较一种语言和其1000年前的使用,平均大约有86%的同源字;如果1000年前的一种语言,独立发展出两种不同的方言,则其同源字的机率应为(86%*86%=74%),依此类推,即可约略估算相同源头的不同语言,在发展时的演化关系。 Greenberg, Joseph H.,Language in the Americas, 1987, California: Stanford U P, Pp.39-62;341-367。 Swadesh采用100个基本安汇(诸如:我、你、不、谁、一等等),分析其变迁程度,来探讨其变异年代。其基本想法与桥本万太郎等人类似,但更精确地将变迁年代加以数量分析。见M.Swadesh, "What is Glottochronology?"Pp.271-284 in his The Origi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Language, 1971, Chicago: Aldine.Atherton Inc.
[11] Cavalli-Sforza, Luca & Francesco 《人类大迁徙：我们来自非洲吗？ 》,乐俊河译,2000,台北:远流,页220-235。
[12]见J.Goody,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1977, N.Y.:Cambridge U P以及S. Scribner & M.Cole, Psychology of Literacy, 1981, Cambridge: Harvard U P.
[13] F.Coulmas, The Writing System in the World, 1989,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Pp.23-6
[14]当然,这只是很粗浅的区分,例如,埃及的神圣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年代久远已无人能解,学者除了强调其神圣性外,仍认为这种文字是用象形的方式来表达观念。直到拿破伦远征军发现了著名的罗塞(Rosetta)石版,经由Champollion解译,发现神圣文字仍是用以标记音符,而非意标。这说明了以现代文字分殊系统来理解古文字,可能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偏误。
[15] E.A.Havelock, The Literate revolution in Greece and Its Cultural Consequences, 1982, N.J.: Princeton U P, p.225
[16] D.de Kerchhove & C.J.Lumsden eds., The Alphabet and the Brain: The Lateralization of Writing, 1988, Berlin: Springer-Verlag, pp5-6
[17]西方许多思想家主张音标文字是所产生的「字母心灵」是欧美社会发展出优于其他文明最主要的因素。 E.Havelock, M.McLuhan, D.de Kerchhove & C.J.Lumsden, B.V.Street, J.Goody, R.K. Logan等人都立主此论点，见翟本瑞《心灵、思想与表达法》,1993 ,台北:唐山,页278-299。
[18]参见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页121以下。半坡彩陶(4770-4290 BC)是仰韶文化的一支，但半坡系陶文则泛指这一系列下至商代的彩陶文化。
[19]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页181-6。
[20]李珠莉为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访问学人,兴趣广泛,为本文所言"业余学者"最佳代表。她不在正统学院中,但语言能力强,加上丰富的经历,恰可补足专业学者的限囿。目前正与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李淳玲共同将牟宗三先生的《中国哲学十九讲》翻译成英文。下列讨论主要根据与其口头交换心得及其两篇论文:"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Calendar Signs and the Phoenican Alphabet," SINO-PLATONIC PAPERS, 94:1-65, 1999(3)以及"A Comparison of Graphemes and Lexemes of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Shang China,"收入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基金会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现代诠释」学术研讨论论文集》,页293-319,1999(8),美国加州:史丹佛。 【图一】、【图二】两文均列出并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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