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人的米国梦

1959年至1973年间，数十万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也叫“古巴流亡者”——逃到了美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迈阿密定居。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要素”文化面临崩溃的例子。在古巴，大多数流亡者都是中上级阶层人士，包括许多法官、专业人士、工程师、学者和大公司的白领。有些人家中有消夏别墅和艺术收藏品，他们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处于最高层。卡斯特罗不仅打败了他们，而且夺走了他们拥有的一切。除了对卡斯特罗心怀怨恨之外，他们在美国从事着卑微的工作，被当成下等种族或民族受到歧视，忍受着屈辱的刺痛。正如一位古巴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他们的“耻辱成了推动他们在经济领域争取成功的心理动力”。

他们确实成功了。在20世纪50年代，迈阿密基本上还是一个度假胜地和退休养老的地方，为冬季游客和东北地区南下避寒的人提供服务。如今，大迈阿密地区拥有1100多家跨国公司。这座城市成为一座全球性的经济中心，城市生产总值排名美国第11位；这里的商业活动蓬勃发展，而古巴裔美国人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有些古巴流亡者在到达美国时已经占得了先机。1959年，糖业大亨阿方索·凡胡尔（Alfonso Fanjul）的土地被没收，但他还有足够的资金在佛罗里达购买了1600公顷土地重整旗鼓。今天，凡胡尔公司（仍然由凡胡尔家族控制）是世界上最大的糖业生产商，多米诺糖厂（Domino Sugar）是它的众多控股公司之一。

与凡胡尔不同，百加得（Bacardi）家族（以及在古巴的其他部分商界精英）曾经兴高采烈地支持革命，甚至在哈瓦那附近的一家啤酒厂里为卡斯特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午宴——但卡斯特罗并没有出席。不到一年，卡斯特罗没收了百加得在古巴的所有资产。在离开古巴之前，这家人销毁了他们最宝贵的财产——一种用于朗姆酒发酵的独特酵母菌，只带出来刚好够用的一点，在波多黎各和墨西哥继续经营他们的朗姆酒王朝。

然而，大多数流亡者和罗伯特·戈伊祖塔一样，在到达美国时身无分文。自1961年起，古巴禁止移民离境时携带超过5美元的财产，同时要求他们放弃剩余的资产，上交国家。

像戈伊祖塔一样，这些人里面有些人在商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1960年，格达里奥·格林伯格（Gedalio Grinberg）逃到迈阿密；1983年，他买下了摩凡陀手表公司。如今，摩凡陀手表集团每年的净销售额达5亿美元，他的家庭成员仍然是控股股东（他的儿子是首席执行官）。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6岁时随家人来到迈阿密时，完全不会说英语。他后来成为凯洛格公司（Kellogg）的首席执行官，并在2005年至2009年间担任美国商务部部长。

1962年，10岁的拉夫·德·拉·维加（Ralph de la Vega）来到迈阿密。他是古巴一家杂货店老板的儿子，来到美国时没有家人，不会说英语，一贫如洗。他在回忆录《拥抱障碍》（Obstacles Welcome）一书中写道，他靠美国政府提供的装在“油漆罐大小”的容器里的“午餐肉味的罐头”活了下来，又靠打扫浴室供自己读完了大学。2008年，拉夫·德·拉·维加成为AT＆T移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拥有6.5万名员工，无线业务年收入超过500亿美元。

人们经常指出，这些流亡者来到迈阿密的时候虽然很穷，但他们在古巴相对而言却属于特权阶层。他们有些人就读于哈瓦那最好的私立学校，有些人会说英语，有些人在美国度过假。

但是，如果说这些移民下了飞机就直接进入美国的中产阶级，成为专业人士，则是完全错误的。大多数人刚来的时候不仅身无分文，而且“根本不知道……带他们的家人去哪里，更别说去哪里找工作了”。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成功来自艰辛的劳作，忍辱负重，以及为子女做出的牺牲。曾经的企业高管去帮人家停车；曾经的法官去洗碗；曾经的医生去送报纸。以前从未工作过的妇女去做裁缝、酒店服务员，在迈阿密河边的仓库里拣虾——工作如此艰辛，他们干脆把那里叫作“西伯利亚”。正如一位移民所说：“我下定决心要把我的孩子变成中产阶级，哪怕必须打两份工也在所不惜——我已经这样做了14年了。”

这些描述听起来可能像过于励志的美国移民的成功故事，但正像古巴问题专家苏珊·埃克斯坦所说：“比起大多数拉丁美洲移民，实现了美国梦的古巴人更多。”到1997年，尽管古巴裔美国人只占西语裔美国人总数的5%，但80位最富有的西语裔美国千万富翁中，有32位是古巴人。到2004年，在美国出生的古巴裔美国人中，超过30%的人担任管理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而整个西语裔人口的这一比例只有18%。

根据2002年的一项分析，年龄在18岁到24岁之间的古巴裔美国学生中，超过90%的人在大学里全日制学习。该报告称，这是美国所有种族中比例最高的。在这些流亡者来到美国后仅仅过了40年，古巴裔美国人的商业年收入就超过了古巴全国。

古巴裔美国人占迈阿密人口的近三分之一，他们也主导着迈阿密的政治进程。迈阿密-戴德县（Miami-Dade County）的县长（该州最有权势的职位之一）和迈阿密市市长都是古巴裔美国人，这些职位最近以来一直由古巴裔美国人担任。在全国范围内，2012年当选的三位拉美裔美国参议院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和罗伯特·梅内德斯（Robert Menendez）都是古巴裔美国人。

古巴裔演员和艺人更是家喻户晓，其中有安迪·加西亚（他的家族在猪湾事件[插图]失败后搬到了迈阿密，并成立了一家价值百万美元的香水公司）、卡梅隆·迪亚兹、伊娃·门德斯（Eva Mendes）和葛洛丽亚·伊斯特芬（Gloria Estefan）。

在试图量化古巴裔美国人的成功时，重要的一点是将“流亡者”和1980年以后的古巴新移民加以区分。这些新移民来自更贫穷的家庭，其中有12.5万人是“马列尔偷渡事件”中的移民，还有数以万计的“古巴漂流者”，也就是“救生筏危机”中的移民，他们坐着临时搭建的“救生筏”漂过90英里的海域来到美国。“古巴流亡者”大多数是白人，而“马列尔偷渡事件”和90年代后的“新古巴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黑人或者混血儿。

古巴裔美国人的“经济奇迹”主要是“流亡者”及其子女创造的。古巴在前卡斯特罗时代的社会阶层在美国得到了复制。“马列尔偷渡事件”中的移民和“新古巴人”经常受到“流亡者”的冷遇。他们在商界没有什么成就，在迈阿密的权力精英中也难觅踪迹。

因此，古巴裔美国人的故事是本难念的经。统计显示，“新古巴人”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并不比其他西语裔美国人更好——在有些领域甚至更差。“马列尔偷渡事件”中的移民只有13%有大学学位，这一比例与其他西语裔美国人相当。大约70%到80%的“新古巴人”英语说得“不是很好”。他们的贫困率（65岁以下的成年贫困人口大约占15%；65岁以上的人中占40%）是流亡者的两倍。他们整体收入的中位数也低于其他西语裔美国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流亡者”在自我认同和银行账户方面都与美国其他西语裔群体拉开了差距。在美国，“流亡者”群体的表现不仅远远好于其他西语裔群体，而且截至1990年，“流亡者”在美国出生的子女中有37%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而英裔美国人中只有18%做到了这一点。

“马列尔偷渡事件”中的非白人移民大多数选择在迈阿密以外的地方定居。许多人生活在纽约和洛杉矶，融入这些城市中大量的其他西语裔美国人之中。相比之下，“流亡者”生活在一个不断向上流动的世界中。繁荣兴旺的商业成功，迈阿密的高级私人俱乐部，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在常春藤盟校不断增加的学生比例——这个群体可以理直气壮地夸耀自己已经跻身美国精英的行列。

节选自《向上流动：接近成功的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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