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能有几件大事因缘 #南渡北归

一、胡适与珍珠港之变

《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视胡适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在书中所说的大意是：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战。

查理·毕尔所言虽不免过于夸张，但也透出了一个内在的事实，即胡适当年接受使美职务，便是为此一“大事因缘”而来。胡适“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世人看到的是，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等国正式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胡适这一“大事因缘”就此了结，等待他的将是挂冠而去的灰色结局。

因胡适心中有一个把美国拖入太平洋战争，使中国好有“翻身”机会的信念，在与宋子文等辈斡旋的同时，依然坚持忍辱负重，咬紧牙关“苦撑待变”。当珍珠港事变爆发之日，胡适悬在心口日久的石头才砰然落地，感到多年来期待的“大事因缘”已然铸就，或谓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新的世界格局业已形成，自己的使命也该结束了。

二、胡适复兴北大

在黄浦江码头走下船头甲板的胡适当然顾不得日出东方西边雨，是大吉大利还是“主大凶”的预兆。像当年他出使美国一样，此次回归祖国，是为“复兴北大”与全国学术界这一“大事因缘”而来。

往事已矣，不堪回首，梦想与光荣、孤独与屈辱皆成过去。摆在胡适面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和重大目标，就是把北大建成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与传播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文化重镇。

三、胡风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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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胡风与夫人梅志

令大多数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批判胡适运动正酣，又横空降下了一个批判胡风运动。这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氏，不知为何半道上改为胡风，是否为了几十年后促成与大名鼎鼎的胡适成为本家，并被捆绑在一起供人批d这一段“大事因缘”而修名改姓？世人所知的是，这位张光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因其对革m的满腔热情和一些功绩，一度出任过“左联”宣传部长，属于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这个已由张光人转化为胡风的青年人，自加入“左联”之后，以为自己化蛹为蝶，成了一个惹人爱怜、众星捧月式的人物，虽在政治上拥护zg，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中多次与zg在文艺界的代表，特别是周扬等辈观点相冲突，更不把一般的所谓“左翼作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皆是拍马溜须、吹喇叭抬轿子、阿谀奉承、曲学阿世之辈，不足引为同道。因了这一性情与观念，从1945年起，胡风开始受到左联几条汉子的围殴，延续到1955年终于大祸来临。这年1月，zgzy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pp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闻风而动的作家舒芜在接受《人民日报》编辑约稿的过程中，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悄悄交了上去，随后在zg宣传部门高层人物林默涵等人的施压引诱下，舒芜见风使舵，四处搜集材料，并于黑暗的夜幕中，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方式，躲在一间呈洞状的小黑屋里挥汗如雨地大干起来，未过多少时辰，就制造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四、梅贻琦与清华基金

梅贻琦此刻从容南下，除了像陈寅恪一样为了“避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像抗战初期胡适出使美国是为了将其拖入太平洋战争一样，是为一件“大事因缘”而来—揽住清华在美国的基金。只要基金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便可以此做筹码报效“故国”，而梅氏作为清华校长和“世臣”的名分便得以延续。假如kmt“和谈”成功保住半壁江山，陈寅恪对浦江清说的“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预想，以及梅在南飞前亲口对叶企孙所说到福建或广州等地另建清华的计划便可以实现。只是kmt本身太不争气，兵败如山倒，转瞬间樯橹灰飞烟灭，梅贻琦在福建重建清华的梦想成为泡影，不得不另谋他途。事实上，后来在台湾新竹建立的清华大学，就是这一构想的延续。

1950年起，梅贻琦出任“华美协进社”(China lnstitute in America)常务董事。“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贻琦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他在离平南飞之际对教务长吴泽霖所说的“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就指此事。

1955年11月，梅贻琦认为实现心中那个“大事因缘”的时机已到，遂接受台湾当局敦请，离美赴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建台湾“清华大学”，从此在这座前殖民地的孤岛上生根发芽，梅开二度，再次结出了一串丰硕果实。

梅贻琦在住院期间，一直牵挂着他倾尽心血的原子炉事宜，身体稍好的时候仍在病榻上批阅公事。12月，原子炉安装完毕，台湾当局布置庆典，因梅不能下床出行，遂于1962年1月1日，安排梅贻琦在病榻上象征性地按动原子炉启运转动的电钮，标志着他最后岁月中的一段“大事因缘”已修成正果。

五、蒋梦麟晚年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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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这一天是端午节，也是石门水库竣工之日。原定由蒋梦麟亲到现场剪彩，但他的病情已不允许。张群等高官大员经过协商，按照当年梅贻琦在病床上象征性按动原子炉启转电钮的旧例，张群偕石门水库执行长徐鼐等一干人马，搬着水库模型来到蒋梦麟病床前，请其为水库象征性剪彩。一切完毕，蒋的脸上露出了几年来难得一见的笑容——最后一件大事因缘了结，自己也该平安地走了。

六、李济护国宝

身在美国，对自己恩师李济把精力投入到殷墟出土器物整理研究，并坚决拒绝海外邀请这一做法不太理解的张光直，与许多人一样，一度认为李是恋栈，不愿舍弃自己到手的地位而放手让给别人来做。直到晚年，张光直才有所顿悟：“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到了李济先生逝世前，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部分资料均已公诸于世。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尽守他领导殷墟发掘的职责。”

张光直的悟性在同代人中堪称一流，对李济内心的了解也远远超出一般的同学故旧，不能说当年李济坚定地押运国之重器远赴台湾，像胡适使美、梅贻琦保管清华基金一样，也是为了一件“大事因缘”而来，但内中也确实含有这一层成分，至少是为了一种责任和一个学者的文化良知而来。既然国之重宝已运抵台岛，作为这批宝藏的发掘者与保护、研究者，就理应负起相应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与国家民族的学术命脉联系起来。正是为了这一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当李济进入80岁高龄即生命的后期，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安阳》，先后在美国和日本出版。李氏这一做法的目的，就是要把殷墟的研究成果和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展示于东西方学术界，为悠久辉煌的中国文化和这个文化孕育出的中国学者争得一世界性名誉。

七、赵忠尧与原子弹

就在李政道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杨振宁已提前几个月进入了这所现代物理学“圣地”，从事学习和研究了。因而，记住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三位科学家率领这批青年才俊赴美学习、研究，以及先前到达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精英这段曲折的求学历程就显得极其重要。因为这一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不仅是kmt原子弹“种子计划”的开端，更是新中国原子科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后来zg领导下的科学家在西部大漠引爆原子弹，真正的源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47年4月21日，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的白崇禧建议设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时增加“国立物理科学所”的相关研究设备，要求拨给经费140余万美元，外加第一年补充设备费100万美元。此时国共内战已经大规模爆发，国民政府无力拿出大把的银子换取遥遥无期的核武器，于是，蒋介石亲笔批复白崇禧的签呈：“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未久，国共战局愈来愈不利于国民政府，“缓办”二字为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期间研制原子弹的梦想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

就在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等师生赴美国之前，中央研究院欲筹设原子物理研究所，并委托原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赵忠尧赴美参观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岛举行的原子弹爆炸实验，同时令赵想方设法购置研究原子核物理的器材。

在第二代物理学家中，赵忠尧算是一个异数和少有的天才，也是离诺贝尔奖最近、几乎触手可得的一人。对于赵的传奇性经历，吴大猷曾特别惋惜地说过：“赵忠尧在30年代初，在加州工学院从事硬γ线的吸收研究，此项工作极为重要，为后来安得逊发现正电子的先河，惜失之交臂。”

在西南联大时代，赵忠尧用由北平带出来的五十毫克镭，做了些人工（中子）放射性元素实验，虽然成就不够理想，确是代表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是缘于赵氏非凡的才气与精神，中央研究院才派其赴美欲成就一件“大事因缘”。

赵忠尧抵美后，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弄到了一批器材，此时已是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即将土崩瓦解。赵忠尧决定暂留美国，静观待变。1950年11月底，赵忠尧冲破种种阻挠，终于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只不过此时整个大陆已是gcd的天下了，kmt的大笔金钱算是为共产党尽了义务。几年后，赵氏利用从美国带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

1958年又主持研制成功了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两项研究的成功，为zg在不长的时间内引爆原子弹并发展核工业建立了头功。至于后来大陆媒体和民众谈到物理学与原子弹，言必称“三钱”（南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实则钱伟长没有参加原子弹和“两弹一星”的研究），又是另一番天地的事了。

八、陈梦家与中国铜器

就在俞大絪自杀的当天夜里，有一个人正在闷罐一样的黑屋子里悄悄服下了大量安眠药，欲了结性命。此人便是与俞氏同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赵萝蕤之夫，同时也是曾昭抡、俞大絪夫妇共同的朋友陈梦家。

1944年9月，陈梦家自西南联大偕原燕大校花、年轻的妻子赵萝蕤赴美后，在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学一年，开课内容为中国古文字学，赵萝蕤进入芝大英语系攻读。就当时的陈梦家而言，此次赴美讲学只是个名分，主要目的则是为一件“大事因缘”而来——收集百年来流散到北美和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

在芝加哥大学选读陈梦家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陈梦家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记者问时所言，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陈氏在讲学与随后逗留北美的三年间，长途跋涉，历尽艰辛，遍访美国的公私藏家所藏殷周铜器，并且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省博物馆，收集并记录所藏安阳、洛阳两地出土的铜器。稍后又飞渡大西洋，访问英、法、瑞典、荷兰四国首都，收集流散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陈梦家以一个杰出研究者的学术眼光与气度，通过各种信息和线索，全方位收集铜器资料，得以亲手摩挲了千余件中国铜器，费尽心血摄取图片，打制铭文拓本，记录器形尺度与流传经过。面对祖国流失海外的大量珍宝，陈梦家悲感交集，睹物思人，于痛心疾首中越发激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故国情怀。

1947年，陈梦家将几年来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以英文说明稿打印数份，分别留存与寄送朋友并做回国的准备。对这段经历，赵萝蕤在一篇短文中回忆说：“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又说：“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一些文章：《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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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与赵萝蕤夫妇在芝加哥留影

1947年10月，陈梦家认为赴美的一件“大事因缘”业已完成，乃回绝了芝加哥大学欲长期聘其执教并留美定居的约请，毅然决定先赵萝蕤一步归国，重返清华大学。陈梦家如愿以偿，归国后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在校内筹建了藏品可观的文物陈列室并自兼主任。陈氏在海外工作期间，曾得到古董巨商卢芹斋的鼎力相助。卢氏原籍上海，后赴法国、美国等地经商，以倒卖中国古物闻名于业内。1919年，经与袁世凯二公子袁寒云过从甚密的古玩商赵鹤舫，将盗运至京的唐太宗陵前著名雕刻“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经袁世凯庇护运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此举令卢芹斋在发了一笔横财的同时，也在业内暴得大名。陈梦家赴美并与卢芹斋取得联系后，卢氏除了介绍同行所藏器物，还将自己收藏的312件中国历代青铜礼器秘密示陈并许摄影。此前，自知一生贩卖中国青铜重器至海外而罪孽深重的卢芹斋，为洗刷恶名，减轻罪过，心灵上得些安慰，开始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善举。1947年应即将归国的陈梦家提议，卢氏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洛阳金村出土战国时期青铜重器嗣子壶，陈氏将其带回国内。这一行动，被视为对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全面复兴所做的贡献之一。

当陈梦家进入清华园之时，遭到毁坏的建筑物大都修复，有的校舍正在修建，各项事宜基本恢复了战前的模样，教授们也各就各位，开始了新的生活。孟子云：“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在归国的陈梦家看来，所谓故园者，非谓有乔木也，乃有世友之谓也。当他满怀豪情步入草木葱茏的清华园时，荷塘碧渊尚在，只是见不到当年的恩师闻一多了。睹物思人，不免有一种痛楚与伤感。正所谓：“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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