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中国学者势不可挡!不仅多数据库联合发文Lancet子刊,还用我们的国产数据库发表高分文章!其中有5篇发表在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4篇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本周汇总!
七大老年公共数据库
七大老年公共数据库共涵盖33个国家的数据,包括: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HRS);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 (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 ELSA);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SHARE);韩国老龄化纵向研究(Korean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 KLoSA);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墨西哥健康与老龄化研究(The Mexican Health and Aging Study,MHAS);印度纵向老龄化研究 (Longitudinal Aging Study in India,LASI)
我们对发文情况分别作简要文献预览,并报道使用联合数据库发表文章列表。
8.29-9.4期间七大老年公共数据库文献预览
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 (HRS):共发文22篇,2篇一区文章,10篇二区文章;
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 (ELSA):共发文8篇,2篇一区文章,4篇二区文章;
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SHARE):共发文6篇,2篇一区文章,2篇二区文章;
韩国老龄化纵向研究(KLoSA):共发文1篇,1篇二区文章;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共发文9篇,5篇二区文章;
墨西哥健康与老龄化研究(MHAS):共发文2篇,1篇二区文章;
印度纵向老龄化研究 (LASI):共发文2篇,1篇二区文章;
通过PubMed数据库检索发现,8.29-9.4共发表了5篇使用联合数据库的相关主题论文。
1.中国学者文章介绍(一)
标题:本文研究感知邻里障碍是否与认知功能轨迹相关,以及宗教是否减轻了美国老年人之间的这种关联。
研究目的:网络排斥和抑郁症状是老年人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网络排斥与抑郁症状之间的联系仍然有限。本研究旨在调查来自高收入国家(HICs)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的老年人网络排斥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
方法:我们进行了一项全面的纵向、跨文化分析,参与者是来自32个国家的6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参与了五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纵向队列研究:健康与退休研究(HRS)、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ELSA)、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SHARE)、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和墨西哥健康与老龄化研究(MHAS)。网络排斥被定义为自我报告不使用互联网。使用抑郁流行病学研究中心量表(CES-D)或Euro-Depression量表(Euro-D)评估抑郁症状。这5个异质队列分别采用面板数据分析。在广义估计方程框架内实施的逻辑回归用于检验网络排斥与经历抑郁症状可能性之间的关联,并对因果导向的无循环图(DAG)最小充分调整集(MSAS)进行调整,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劳动力状况、家庭财富水平、婚姻状况、与子女共同居住、居住状况、认知障碍和功能能力。
结果:我们的研究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共纳入129,847名老年人,中位随访时间为5(2,7)年。HRS、ELSA、SHARE、CHARLS和MHAS排除网络的总比例分别为46.0%、32.6%、54.8%、92.3%和65.3%。在所有队列研究中,网络排除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HRS (OR = 1.13, 95% CI 1.07-1.20)、ELSA (OR = 1.22, 95% CI 1.11-1.34)、SHARE (OR = 1.55, 95% CI 1.47-1.62)、CHARLS (OR = 1.49, 95% CI 1.26-1.77)和MHAS (OR = 1.48, 95% CI 1.39-1.58)。此外,在SHARE、MHAS和ELSA组中,网络排斥被发现与抑郁的所有维度都相关(除了睡眠和感到悲伤)。
结论:相当大比例的老年人经历过网络排斥,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的老年人。老年人排斥互联网,无论其在高收入国家或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地理位置如何,都与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较高有关,这表明解决互联网接入障碍和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互联网社会的重要性。
2.中国学者文章介绍(二)
标题:8年的总体、认知-情感和躯体抑郁症状轨迹和心脏事件的风险
研究目的: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分析了两个基于人群的前瞻性队列——健康退休研究(HRS)和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ELSA)——的汇总数据,以探索抑郁症状轨迹与心脏事件风险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8项CES-D量表对抑郁症状进行评估,并将其分为躯体型和认知-情感型。从基线开始跟踪了四次调查的轨迹。心脏病是根据自我报告的医生诊断状况来确定的。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风险比和95%置信区间,并对潜在混杂因素进行调整。
结果:基线时共纳入17787名受试者(59.7%为女性,中位年龄63岁)。在10年的随访中,发现2409例心脏病病例。波动(HR = 1.13, 95% CI: 1.06-1.20)、增加(HR = 1.43, 95% CI: 1.25-1.64)和持续高(HR = 1.64, 95% CI: 1.45-1.84)抑郁症状轨迹的参与者与持续低抑郁症状轨迹的参与者相比,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而减少(HR = 1.07, 95% CI: 0.96-1.19)抑郁症状轨迹的参与者对患心脏病的风险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心脏病与躯体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被发现比与认知-情感症状之间的关联更强。
结论:这些发现表明,抑郁症状轨迹与心脏病之间存在显著联系,尤其强调了与躯体症状的更强关联。建议将抑郁症状的识别和管理纳入心脏病预防策略。
3.外国学者文章介绍(一)
标题:肥胖、心理健康相关措施和七种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来自英国和美国老年人纵向研究的证据
研究目的:我们研究了心理健康相关措施在解释老年人肥胖与非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关节炎、癌症和记忆相关疾病)风险增加之间的关联中的作用。
方法:数据来自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ELSA)(基线:Wave 4-2008/2009;n = 8127)和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HRS)(基线:第9和第10-2008/2010期;N = 12,477)。目的:用体重指数来定义肥胖。ELSA (n = 7)和HRS (n = 15)提供了一系列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措施(例如,抑郁症状,生活满意度),并且在每项研究中分别制定了总体心理健康指数。在两项研究中,非传染性疾病来自自我报告的医生诊断和/或其他评估(例如生物标志物数据);在ELSA,研究了来自相关医院入院数据的非传染性疾病。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个体非传染性疾病)和泊松回归(累积非传染性疾病数量)检验肥胖状况、心理健康测量和非传染性疾病之间的纵向关联。采用因果中介分析评估心理健康相关措施的中介作用。
结果:在ELSA和HRS中,肥胖始终与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关节炎和非传染性疾病累积数量增加的预期风险相关。总体心理健康状况(指数测量)和一些个体心理健康相关测量指标的恶化与心脏病、中风、关节炎、记忆相关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累积数量的预期风险增加有关。中介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两项研究中,整体心理健康指数和任何个体心理健康相关的测量都不能解释(中介)为什么肥胖会增加发生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
结论:肥胖和心理健康可能独立并共同增加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风险。
4.外国学者文章介绍(二)
标题:与运动认知风险综合征相关的危险因素:一项跨国研究数据的荟萃分析
研究目的:识别与运动认知风险(MCR)综合征(一种痴呆前期综合征)相关的危险因素有助于制定降低风险的策略和干预措施,以延缓痴呆的进展。量身定制的干预措施需要对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应该针对相同或不同的风险因素。我们在七项健康与退休研究中用统一的方法检查了与MCR相关的危险因素。
方法:数据来自年龄≥65岁的成年人(n = 20,036,平均年龄71.2(SD 6.2)-80.1(SD 4.1)),分别来自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欧洲健康、老龄化与退休调查、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印度纵向老龄化痴呆统一诊断评估研究、墨西哥健康与老龄化研究和巴西纵向老龄化研究。MCR定义为存在认知障碍和步态缓慢(无行动障碍和痴呆)。人口统计学[教育程度]、医学[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肥胖、中风、帕金森病、跌倒]、心理[抑郁症状、精神问题]、感觉运动[握力、听力]和行为因素[吸烟、久坐、睡眠]与MCR的相关性采用年龄和性别调整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检验。进行了一项荟萃分析来比较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MCR的危险因素。
结果:除抑郁症状和握力弱外,不同的危险因素群与个体研究相关。睡眠不佳、听力、握力弱和多次跌倒成为MCR的新关联。当按收入分组时,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些风险因素(即教育)与MCR有关。其他(如肥胖)则是高收入国家特有的。
结论:这项横断面、跨国研究确定了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与MCR相关的新的、共有的和特定的风险因素,为制定公共卫生方法和干预措施提供了见解,以预防MCR患者发生痴呆。
HRS公共数据库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健康与退休研究,HRS)是美国国家老年人口与家庭变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SR)主导的一项长期研究项目,始于1992年。
为纵向小组研究,对美国约20,000人的代表性样本进行调查。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深入了解美国中老年人口在健康、经济、社会和家庭层面的各种状况和变化。
HRS得到了美国国家老龄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IA)和社会保障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支持,被认为是关于老年人口的最全面、最权威的长期研究之一。
通过其独特的深度访谈,HRS 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不断增长的多学科数据,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解决有关老龄化挑战和机遇的重要问题。
一、PubMed数据库
通过PubMed数据库“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检索发现,8.29-9.4共发表22篇相关主题论文,2篇医学一区,10篇二区文章,部分文章介绍如下。
1.外国学者文章介绍(一)
标题:多社会风险评分方法的批判和检验:在健康和退休研究中预测认知
研究目的:最近,多社会风险评分被提议作为一种战略,以提高有关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的知识的临床相关性。我们在这项研究中的目的是评估多社会风险评分模型是否比包括更小的健康关键社会决定因素集的简单模型更能改善中老年人认知和全因死亡率的预测。
方法:我们使用了2006-2018年健康与退休研究(一项基于美国人群的纵向队列研究)中年龄≥50岁的13773人作为基线样本。我们比较了四种线性混合模型:包括优先选择协变量的2个简单模型和使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正则化从9个或21个候选社会预测因子中选择协变量的2个多社会风险评分模型。所有模型均包含年龄。预测准确性通过R2和均方根预测误差(RMSPE)进行评估,采用训练/测试分割验证和交叉验证。
结果:对于预测认知,包括年龄、种族、性别和教育程度的简单模型的R2值为0.31,RMSPE为0.880。与此相比,最复杂的多社会风险评分选择了12个预测因子(R2 = 0.35, RMSPE = 0.858;提高2.2%)。对于全因死亡率,包括年龄、种族、性别和教育程度的简单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为0.747,而最复杂的多社会风险评分并没有显示出改善的效果(AUROC = 0.745)。
结论:与建立在更复杂的社会“风险因素”基础上的模型相比,建立在更小的关键社会决定因素基础上的模型表现得更好。
2.外国学者文章介绍(二)
标题:年轻、年长的美国人与肌肉减少性肥胖:独居的调节作用
研究目的:先前的研究表明,与老年人相比,年轻的老年人(如婴儿潮一代)更容易肥胖,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风险会降低。然而,缺乏关于个体如何经历肌肉减少性肥胖的研究,这种肥胖在晚年会增加,是一个死亡风险因素。这项研究调查了年轻的美国老年人群体和他们的人口特征与肌肉减少性肥胖的关系。
方法:使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65岁及以上的参与者,使用2006-2016年健康与退休研究的数据按性别分层,调查权重(n = 2,896名男性和n = 4,268名女性)。
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最年轻的队列(出生于1948年至1953年之间)比年龄较大的队列(出生于1931年之前)患肌肉减少性肥胖的几率更大。然而,最年轻的人群与1931年至1947年出生的人群的风险没有显著差异。出乎意料的是,与独居的老年妇女相比,最年轻的独居老年妇女往往没有肌肉减少性肥胖。即使在调整了各种协变量(包括婚姻状况、种族、教育水平、财富和其他因素)后,这些结果仍然显著。
结论:本文对人口健康和人口变化的现有文献有两个方面的贡献。首先,相对于1931年之前出生的老年美国人,老年美国人中年轻人群罹患肌肉减少性肥胖的风险更高。第二,独居不一定被认为是一种更差的健康状况,特别是对年轻女性群体而言。
3.外国学者文章介绍(三)
标题:美国老年人的出生地和认知功能:来自统一认知评估协议的发现
研究目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出生地点(PoB)和相关环境可能对各种晚年结果产生长期和倍增的影响。然而,对晚年认知功能不同领域的具体贡献仍然知之甚少。本研究调查了出生状态对晚年认知功能广泛领域的影响程度。
方法:采用来自健康与退休研究(HRS)统一认知评估方案(HCAP)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65岁及以上美国人样本(N = 3333)。在HCAP中评估认知功能,并将其与HRS出生状态数据联系起来,以探讨PoB对晚年认知差异的影响。采用基于回归的Shapley分解来量化这一贡献。
结果:PoB对所有被评估的认知领域都有显著影响,包括记忆、执行功能、语言和流畅性、视觉空间功能、定向和一般认知功能。认知功能的地理差异在整个PoB中都很明显,在美国南部各州出生的人和在外国出生的人比在其他州出生的人表现得更差。总体而言,在调整年龄、性别和种族/民族后,出生状态占认知总方差的2.2%-9.7%。在进一步调整了整个生命过程中的综合社会经济和健康因素后,这一贡献下降到2.0%-7.0%,并且对当前居住状态的控制很稳健。
结论:PoB对晚年认知有持久的贡献,存在显著的地理差异。要解决这些差异,需要更加平等的基于地方的政策、资源和生命早期环境,以促进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健康公平。
4.外国学者文章介绍(四)
标题:美国成年子女经济劣势和老年父母的认知轨迹
研究目的:成年子女社会经济地位(SES)已被确定为老年父母认知衰老的预测因子。然而,研究主要依赖教育程度作为成年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唯一衡量标准。我们评估了美国成年子女的经济劣势与老年父母认知结果之间的关系。
方法:我们使用来自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的数据(2000-2014年,n = 15053名≥51岁且至少有1名成年子女的受访者)。成年子女的经济劣势是用极低收入、失业和缺乏住房这三个指标来衡量的。我们使用线性混合模型来估计成年子女经济劣势与言语记忆分数下降率之间的关系,控制受访者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
结果:至少有一个成年子女(相对于没有成年子女)的极低收入被发现与较低的言语记忆相关(b = -0.041, 95%置信区间[CI]: -0.043, -0.039)。言语记忆z分数的下降率虽小但显著相关(b = 0.004, 95% CI: 0.000, 0.008),父母性别、婚姻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结论:后代的经济劣势可能会影响到老年父母的初始记忆功能水平,尽管与记忆衰退的关联证据很弱。旨在改善成年子女经济条件的公共政策干预可能间接有利于弱势父母在以后生活中的认知表现。
5.外国学者文章介绍(五)
标题:乐观、人生目标与衰老免疫标志物的关系
研究目的:生活中的乐观和目标与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关。需要更多关于生物机制的信息,包括免疫衰老。我们调查了心理健康是否与健康的免疫衰老相关指标相关,包括naïve和终末分化CD4+和CD8+ T细胞百分比、CD4+:CD8+和巨细胞病毒(CMV) IgG反应。
方法:参与者是来自健康与退休研究的50岁以上的成年人。乐观度采用修订后的生活倾向测验进行测量。使用瑞夫心理健康量表的子量表评估生活目标。在控制潜在混杂因素的情况下,我们使用线性回归检测T细胞亚群和有序logit回归检测CMV IgG与乐观情绪和生活目标的横断面关联。
结果:最终分析样品范围为7250 ~ 7870。在对社会人口因素进行调整后,乐观情绪每增加1个标准差,naïve CD4+ T细胞的百分比增加0.6 (95%CI 0.2%, 1.0%)。在调整社会人口因素后,生活目标增加1个标准差与naïve CD4+ T细胞百分比增加0.9相关(95%CI 0.5%, 1.3%),在进一步调整健康状况、抑郁和健康行为后,这种关联仍然保持。对于naïve CD8+ T细胞百分比,CD4:CD8比率和CMV IgG抗体,只有在调整年龄的模型中才能看到相关性。在任何模型中均未发现终末分化CD4+和CD8+ T细胞的显著相关性。
结论:我们发现乐观和生活目标与naïve CD4+ T细胞百分比有关。
6.外国学者文章介绍(六)
标题:感知歧视与2型糖尿病发病率:来自健康与退休研究的发现
研究目的:在一个以人群为基础的大样本中,研究日常歧视与2型糖尿病发病率之间的潜在关联。
方法:数据来自14900名年龄≥50岁的无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与退休研究。参与者自我报告日常歧视的经历和糖尿病状况。基线感知到的日常歧视(一个时间点)与随后10年的糖尿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使用Cox回归建模,调整潜在的混杂因素。探索性分析评估了反复报告感知到的日常歧视(超过一个时间点的日常歧视报告)与后来的糖尿病发病之间的关系。
结果:在最长10年的随访中,14,900名参与者中共有917名(6.15%)患2型糖尿病(Mdn = 6)。基线感知到的日常歧视与糖尿病风险增加有前瞻性关联(风险比= 1.37,95%可信区间[1.15,1.63],p < .001),与年龄、性别、财富、种族和民族以及教育程度无关。这一关联对于进一步调整体重指数、高血压、体力活动、吸烟、饮酒和抑郁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在探索性分析中,反复报道的日常歧视与糖尿病的发生没有显著关联。
结论:感知到日常歧视的个体比不感知到日常歧视的个体更容易患2型糖尿病。需要进一步研究将歧视与糖尿病发病联系起来的潜在途径。(PsycInfo Database Record (c) 2024 APA,版权所有)。
7.外国学者文章介绍(七)
标题:死亡风险是否存在地域差异?两项纵向研究的结果
研究目的:大多数关于基于地点(如城乡)的健康差异的工作都是使用人口水平的数据进行的,这些数据在对个人和终身健康进行因果推断方面的能力有限。本研究利用个人水平的纵向数据,跨度长达29年,以了解农村-城市化如何预测全因死亡率的风险;这些关联是否超越了社会经济地位(SES);以及乡村-城市化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否因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民族和伴侣状况而异。
方法:本预先注册的研究使用了两项大型美国人纵向研究的数据(健康与退休研究和美国的中年;总N = ~ 55,000),他们报告了他们的社会人口特征,他们的地址与地理指标(即农村-城市连续体代码)相关联,并拥有来自国家死亡指数的关于生命状态和生存时间的数据。
结果: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健康与退休研究中,郊区和农村居民的早期死亡风险比城市居民高12%和18%,但在美国中年,农村-城市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不显著。农村-城市化与死亡风险之间的纵向关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社会经济地位。最后,只有一个统计上显著的相互作用效应,这表明农村-城市化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的强度和方向在社会人口亚组中基本相同。
结论:有初步证据表明,乡村-城市化是寿命的重要社会决定因素,超过其他社会人口因素。未来的研究应探讨如何促进农村居民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PsycInfo Database Record (c) 2024 APA,版权所有)。
8.中国学者文章介绍(一)
标题:掌握和认知功能的人际和内部关联的分解:年龄的调节作用
研究目的:精通可能塑造个人应对生活挑战的方式,并影响以后生活中的认知功能。精通来自于创伤经历,并可能随着生命历程而改变。这项研究考察了掌握和认知功能的人与人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在美国是否受到年龄的影响。
方法:数据来源于健康与退休研究的三个时间点(2006-2008年、2010-2012年和2014-2016年),共有14461名成年人(51岁及以上)。认知功能通过27分的电话访谈认知屏幕(TICS)进行测量。熟练程度采用改良的佩尔林熟练程度量表进行测量。采用多层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个体内掌握(β=0.124, SE = 0.023, p < 0.001)和个体间掌握(β=0.089, SE = 0.029, p = 0.002)与认知功能显著相关。老年人的人际掌握程度越高,认知能力下降越慢(β=0.063, SE = 0.021, p < 0.001)。此外,年龄调节了掌握与认知之间的人际关系(β=0.013, SE = 0.003, p < 0.001),且在年龄越大的个体中观察到更强的相关性。
结论:本研究为美国人的掌握和全球认知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年龄的调节作用提供了证据。当前研究的设计并没有直接评估掌握和认知功能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测试掌握和认知功能之间联系的方向性。
其他三区、四区文章
CHARLS公共数据库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是一项持续的纵向调查,旨在调查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社会、经济和健康状况。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展,共17708名参与者,每两年追踪一次,目前已有5期数据2011(wave 1)、2013(wave2)、2015(wave 3)以及2018(wave 4),2020(wave 5)。
本周CHARLS文献预览
对PubMed数据库搜索发现,本周发表20篇charls论文。
对CNKI数据库搜索发现,本周发表0篇charls论文。
对中华医学杂志数据库搜索发现,本周发表0篇charls论文。
一、PubMed数据库
通过PubMed数据库“CHARLS”检索发现,8.29-9.4共发表20篇相关主题论文,其中共1篇医学一区,10篇医学二区文章,部分文章介绍如下。
1.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COVID-19期间的互联网接入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状:来自中国准实验研究的证据
研究目的: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日益受到关注,互联网在解决这一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作用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本研究评估了COVID-19期间上网对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
方法: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 2018和2020。进行了差异中差异分析,以比较COVID-19期间互联网用户与在大流行之前和期间无法上网的人之间抑郁症状的变化。
结果:我们发现,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上网可显著减轻中老年人的抑郁症状。进一步的调查确定了互联网接入通过减少对COVID-19产生负面情绪的可能性来帮助缓解抑郁症状的潜在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在疫情期间,农村居民和中年人从互联网接入中受益更多。
结论:由于互联网的接入可以缓解公共卫生危机中中老年人群的抑郁症状,政策制定者应将重点放在提高他们的互联网接入上。
2.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使用机器学习模型识别频繁和不频繁使用尼古丁的中老年人患抑郁症的风险:一项横断面研究
研究目的:抑郁症在中老年吸烟者中非常普遍。因此,我们的目标是确定频繁或不频繁使用尼古丁的中老年人患抑郁症的风险,因为这对维持他们的健康是非常必要的。
方法:本研究共纳入10821名参与者,这些参与者来自2020年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第五期(CHARLS-5)。采用五种机器学习(ML)算法。采用一些指标来评价模型的性能,包括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阳性预测值(PPV)、特异性、准确性。
结果:10821人(男性6472人,女性4349人)平均年龄60.47±8.98岁,抑郁量表得分8.90±6.53分。对于频繁使用尼古丁的中老年人,随机森林(RF)的AUC值、PPV和特异性最高(分别为0.75、0.74和0.88)。另一组支持向量机(SVM)的PPV最高(0.74),准确率和特异性也相对较高(分别为0.72和0.87)。特征重要性分析表明,在SVM模型中,“对生活不满意”是识别抑郁风险的最重要变量,而在RF模型中,“对预期寿命的态度”是识别抑郁风险的最重要变量。
局限性:CHARLS-5是在COVID-19期间收集的,因此我们的结果可能受到大流行的影响。
结论:本研究表明,某些ML模型可以较好地识别中老年人抑郁风险,对其健康管理具有重要价值。
3.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LUTS/BPH增加老年人抑郁症状的风险:CHARLS的5年纵向证据
研究目的:提示良性前列腺增生(LUTS/BPH)的下尿路症状的患病率非常高,并可能增加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本研究旨在采用横断面和纵向方法探讨中国中老年男性LUTS/BPH与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的数据,以2015年的初始数据为基线,2018年和2020年的后续数据进行纵向分析。该研究包括5156名45岁及以上男性的基线队列,以及2015年至2020年期间23530名参与者的广泛纵向分析样本。抑郁症状的评估采用10项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症状量表(csd -10)。为了探讨LUTS/BPH的相关因素、LUTS/BPH与抑郁症状的关系,并评估LUTS/BPH状态下抑郁症状发生的发生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分析和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LUTS/BPH患者的抑郁症状发生率明显较高,为30.16%,而非LUTS/BPH患者的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2.94%。这种模式在轻度和中度抑郁症状类别中都是一致的。然而,严重抑郁症状的患病率在两组之间没有显着差异。2015年至2018年和2020年的纵向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些观察结果。与没有LUTS/BPH的个体相比,LUTS/BPH患者在所有严重程度上都表现出明显更高的抑郁症状发生率。具体而言,LUTS/BPH的存在与2015年至2018年间轻度抑郁症状风险增加53%,中度抑郁症状风险增加45%以及严重抑郁症状风险激增229%有关。此外,从2015年到2020年,LUTS/BPH患者出现轻度抑郁症状的风险增加了30%,出现中度抑郁症状的风险增加了41%,出现重度抑郁症状的风险增加了106%。
结论:在中国中老年成年人中,LUTS/BPH与抑郁症状风险升高相关。
4.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抑郁症状和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对心脏代谢多病的综合影响:来自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的结果
研究目的:已有研究报道抑郁症状与TG/HDLC比值可能有共同的病理生理途径。目的是研究抑郁症状和TG/HDL-C比值对CMM风险的综合影响。
方法:本队列研究提取2011 - 2018年CHARLS的数据。CMM事件发生在2013年至2018年,定义为患有中风、心脏事件和糖尿病中的一种以上。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抑郁症状和TG/HDL-C比的基线综合效应与CMM、卒中、心脏事件和糖尿病发生率之间的关系。
结果:共有8349名参与者(男性3966名,女性4383名)被纳入研究,平均年龄为58.5岁。在7年的随访调查中,370名(4.43%)参与者发展为CMM。与无抑郁症状和低TG/HDLC比的患者相比,单纯抑郁症状、单纯高TG/HDLC比、单纯抑郁症状和高TG/HDLC比的新发CMM患者的多变量校正hr (95%CI)分别为1.37 (95%CI = 0.95 ~ 1.98)、1.62 (95%CI = 1.22 ~ 2.14)、1.94 (95%CI = 1.39 ~ 2.72) (P < 0.001)。
局限性:首先,在研究设计时没有收集潜在的混杂因素,如饮食摄入和营养。其次,对结果的暴露是自我报告的,这可能导致回忆偏差或错误分类。最后,人口年龄≥45岁,因此结果不能一概而论。
结论:TG/HDLC比值较高的抑郁患者发生CMM的风险较高。
5.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精准扶贫政策对老年人医疗保健利用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准实验分析
研究目的:2015年,中国实施了精准扶贫政策,与贫困作斗争。为了评估TPA政策的健康绩效,本研究旨在评估TPA政策对老年人医疗保健利用的影响,这些老年人通常更容易受到贫困和疾病的影响。
方法:利用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的四波数据,我们使用差异中的差异(DID)方法调查了TPA政策对老年人门诊和住院利用的影响。总共有5285名老年受访者被纳入最终样本。
结果:TPA政策的实施对提高贫困老年人的住院护理利用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对门诊服务利用率的影响不显著。为了确保住院护理使用率的增加不是由健康状况恶化引起的,我们进一步分析了TPA政策对贫困老年人健康结局的影响。结果表明,TPA政策改善了登记贫困家庭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并减少了ADL限制的数量。
结论:研究发现,TPA政策对住院护理利用的正面影响,对贫困家庭中女性、已婚、年龄在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最为有利。中国的TPA政策改善了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老年人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并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这一证据可能对其他旨在减少贫困和实现卫生公平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产生广泛影响。
6.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基于微观模拟模型的中国城乡老年人非正式护理需求预测
研究目的:预测中国老年人非正式照护的强度、来源和成本,对于建立和完善东亚传统文化背景下的非正式照护政策支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分析2020 - 2040年中国老年人非正式护理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预测中国老年人非正式护理需求趋势。
方法:利用2015 - 2018年CHARLS数据库,首次采用两部分模型和多项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城乡老年人非正式护理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次,构建多状态马尔可夫模型,预测2020 - 2040年各健康状态下的城乡老年人口数量;最后,基于微观模拟模型,预测了2020 - 2040年城乡老年人非正式护理强度、来源和成本的变化趋势。
结果:2040年,中国残疾老年人口规模将进一步扩大。2040年农村残疾人总数(3977万人)是2020年的1.50倍;2040年城镇残疾人总数为5601万人,是2020年的2.51倍。与2020年相比,2040年轻度、中度和重度残疾老年人口将分别增加87.60%、101.70%和115.08%。2040年,中国接受低、中、高强度照顾的老年人分别为3860万人、2289万人和4169万人,老年人仍将依赖配偶和子女的非正式照顾(仅配偶照顾3926万人、仅子女照顾3674万人、仅配偶和子女照顾1679万人、其他1039万人)。2040年我国非正规医疗总成本为10866.5亿元,是2020年(4903.1亿元)的2.22倍,增速快于经济增速。
结论:2020 - 2040年,受人口结构和快速城市化的影响,农村老年人非正式护理需求将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相比之下,2020 - 2040年,城镇老年人非正式照护需求将持续增长,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本研究为科学衡量非正规护理的经济价值,合理配置护理资源提供了实证依据。
7.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中国老年人夜间睡眠时间、午睡时间与轻度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一项横断面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中国老年人中午午睡时间、夜间睡眠时间与轻度认知障碍(MCI)的关系,确定老年人轻度认知障碍的推荐睡眠时间,为老年人轻度认知障碍的预防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利用2020年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数据库,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数据、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信息。共有5314份有效样本被纳入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和限制性三次样条图探讨睡眠模式与MCI之间的关系。
结果:在横断面分析中,中国老年人午睡时间与MCI呈线性关系。午间午睡时间少于30分钟的人患轻度认知障碍的可能性最低。与午睡30-90分钟的人相比,不午睡的人更容易患轻度认知障碍(OR = 1.30, 95% CI: 1.05-1.60)。午睡时间< 30 min的老年人(OR = 0.73, 95% CI:0.56 ~ 0.95)与无午睡习惯的老年人相比,轻度认知损伤的发生概率也较低。夜间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的个体,随着睡眠时间的增加,MCI发生的可能性逐渐降低,而睡眠时间超过7.5小时的个体,随着睡眠时间的延长,MCI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夜间睡眠少于6小时(OR = 1.22, 95% CI: 1.01 ~ 1.46)或超过8小时(OR = 1.78, 95% CI: 1.35 ~ 2.33)的老年人与睡眠6 ~ 8小时的老年人相比,更容易发生轻度认知障碍。
结论:在控制了潜在的混杂变量后,夜间睡眠时间和午睡时间与老年人MCI呈非线性“U”型关系。午睡时间约为60分钟时,抑郁的可能性较低,最佳夜间睡眠时间为6-8小时,其中7小时左右对认知能力的益处最大。
8.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估计代谢综合征对腰痛的影响以及代谢综合征和抑郁症状对腰痛的联合作用:来自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的见解
研究目的:虽然代谢综合征(MetS)和抑郁症状(DS)是腰痛(LBP)的预测因子,但它们的联合作用和对腰痛的相对贡献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进行横断面和纵向分析,探讨MetS对LBP的影响,以及MetS和DS对LBP的联合作用。
方法:本研究包括对CHARLS 2011数据集中8957名年龄在45岁以上的参与者进行横断面分析,并对CHARLS 2011数据集中3468名无LBP的参与者进行纵向随访,随访时间为9.25年(2011年6月至2020年9月),在CHARLS 2013、2015、2018和2020年进行了4次LBP评估。为了探讨MetS与MetS和DS对LBP的联合作用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多变量调整的多项逻辑回归模型来估计比值比(ORs)和95%置信区间(ci)。采用多变量校正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估计风险比(hr)和95% ci。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TATA(版本SE16)进行。
结果:在横断面分析中,MetS与较低的LBP风险相关(校正OR = 0.85, 95% CI = 0.74-0.97),而在纵向分析中,这种关联无显著性。在MetS和DS与LBP的联合关联中,NoMetS + DS(调整后的OR = 2.31, 95% CI = 1.94-2.75)和MetS + DS(调整后的OR = 2.16, 95% CI = 1.81-2.59)是LBP事件的危险因素,而MetS + NoDS(调整后的OR = 0.75, 95% CI = 0.62-0.90)是LBP事件的保护因素。在9.25年的随访中,1708例(49.25%)发生了偶发性腰痛事件。在纵向分析中,没有发现MetS + NoDS与LBP事件显著负相关。三个敏感性分析确定了这些关联的稳健性。此外,横断面关联的性质因年龄而异(45-64岁和65岁以上)。
结论:我们的研究发现,MetS与较低的腰痛发生率有关,但这种影响不会持续一段时间。重要的是,MetS和DS联合使用显著增加了LBP的风险,这是一种之前未被广泛研究的联合效应。这些发现强调了我们研究的新贡献,倡导对MetS和DS进行联合评估,以加强LBP风险分层并为预防策略提供信息。
9.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卒中患者颈、腰痛的患病率及相关因素:CHARLS的见解
研究目的:虽然中风在中国人中很普遍,但如果中风患者同时伴有颈部疼痛(NP)和腰痛(LBP),可能会变得更加残疾。然而,中国人中风后脊柱疼痛的患病率和相关因素尚不清楚。目前的研究使用了2018年中国健康与老年护理跟踪调查(CHARLS)的队列数据,以确定中国卒中后NP和LBP增加的患病率和相关因素。
方法:CHARLS研究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45岁及以上具有全国代表性的4个队列样本中进行。我们使用CHARLS调查2018年队列的数据来确定非卒中和卒中后人群中NP和LBP的患病率和相关因素。参与者年龄在45岁或以上,报告有NP和/或LBP被确定。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采用ANOVA分析。采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确定非卒中和卒中后人群中与NP和/或LBP显著相关的因素。
结果:共有19816人参与了2018年的调查。最终纳入17802名符合标准的受试者,其中包括16197名非中风参与者和885名中风参与者。非卒中人群中NP和LBP的患病率分别为17.80% (95% CI: 17.21-18.39)和37.22% (95% CI: 36.47-37.96)。目标卒中人群NP和LBP患病率分别为26.44% (95% CI: 23.53 ~ 29.35)和45.42% (95% CI: 42.14 ~ 48.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卒中后NP增加的相关因素包括女性、睡眠时间短、午休时间长、身体功能障碍和抑郁。与卒中后腰痛增加相关的因素包括女性、两种或两种以上慢性疾病的合并症、身体功能障碍和抑郁。
结论:目前的研究强调了中国卒中后颈部疼痛(26.44%)和LBP(45.42%)的高患病率。虽然发现与卒中后NP和LBP患病率较高相关的相关因素略有不同,但女性和身体功能障碍或抑郁症较多的个体更有可能经历卒中后脊柱疼痛。临床医生应更多地关注弱势个体,并提供疼痛管理措施。
10.外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医疗保险整合对缩小城乡健康差距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
研究目的:城乡卫生差距对世界各国构成重大挑战。中国城乡地区在医疗服务和健康结果方面存在巨大差异。2015年,中国政府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纳入统一计划,旨在缩小医疗保险制度的差距,提高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效率。
方法:利用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的数据,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三差方法,探讨了这种整合对健康结果和城乡居民健康差异的影响。
结果:我们发现,城乡居民都从医疗保险改革中受益,他们的健康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城市居民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更好,而农村居民在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和诊断的疾病数量方面都表现出更好的健康状况。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活动(ADL)困难的差异有所下降。然而,我们也观察到ADL困难的恶化趋势,特别是在老年人和工作人群中。
结论:这强调迫切需要进一步关注健康行为和向这些社会人口群体分配保健资源。
其他三四区文章
CLHLS公共数据库
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简称“中国老年健康调查”,英文缩写CLHLS),是由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老年人追踪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对象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35-64岁成年子女,调查问卷分为存活被访者问卷和死亡老人家属问卷两种。该调查项目在1998年进行基线调查后分别于2000 年、2002年、2005年、2008-2009年、2011-2012年、2014年和2017-2018年进行了跟踪调查,最近的一次跟踪调查(2017-2018年)共访问15,874 名65+岁老年人,收集了2014-2018年期间死亡的2,226位老年人的信息。
“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1998-2018)是国内全国范围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社会科学调查。
本周CLHLS文献预览
对PubMed数据库搜索发现,本周发表6篇CLHLS论文。
对CNKI数据库搜索发现,本周发表0篇CLHLS论文。
对中华医学杂志数据库搜索发现,本周发表0篇CLHLS论文。
一、PubMed数据库
通过PubMed数据库“CLHLS”检索发现,8.29-9.4共发表6篇相关主题论文,其中共4篇医学二区文章,部分文章介绍如下。
1.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中国老年人睡眠时间、抑郁状态和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一项基于社区的研究
研究目的:睡眠时间和抑郁状态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尚存争议。本研究旨在探讨睡眠时间与抑郁状态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关联效应及其中介机制。
方法:从中国纵向健康寿命调查(CLHLS)的横断面和队列调查中招募参与者。我们确定了睡眠时间和抑郁的阈值,并使用逻辑回归来探索它们对认知障碍的独立和联合影响。进一步,我们分析了抑郁状态在睡眠持续时间与认知功能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13840例老年人(中位年龄84岁,女性54.6%)中有认知功能障碍2835例(20.5%)。与睡眠6-8小时的人相比,睡眠< 6小时和> 8小时的or (95% ci)分别为0.98(0.85,1.12)和1.48(1.32,1.66)。与非抑郁症患者相比,抑郁症患者的OR (95%CI)为1.74(1.53,1.98)。与睡眠6 ~ 8 h且无抑郁的患者相比,睡眠> 8 h且有抑郁的患者发生认知障碍的几率最高(OR = 2.40, 95%CI: 1.88 ~ 3.07)。此外,与那些睡6-8小时的人相比,抑郁症引起的短睡眠和长睡眠与认知障碍之间的相关性分别为51.1%和6.5%。
局限性:横断面研究在解释因果关系时需要谨慎。
结论:长时间睡眠和抑郁与中国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升高存在独立或共同的关联,短时间睡眠通过促进抑郁患病率增加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
2.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老年人身体残疾指数和精神残疾指数及其与跌倒的关系的研究与验证
研究目的:为了提高测量、分析和预测有身体和/或精神残疾的老年人护理需求的准确性,我们开发了身体残疾指数(PDI)和精神残疾指数(MDI)。此外,我们评估了PDI和MDI的信度和效度。此外,我们调查了它们与跌倒的关系,以进一步表明预测的有效性。
方法:共11 621例老年人(女性53.1%;平均年龄= 83.2;在2017-2018年对来自中国23个省份的老年人进行调查,SD = 10.8),以评估PDI和MDI在65至105岁老年人中的信度和效度。其中,6071名具有基线(2017-2018)和随访(2021)数据的老年人被纳入分析,以评估PDI和MDI确定的基线健康状况与基线和随访时跌倒次数和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Cronbach’s alpha用于确定内部一致性。评估了收敛效度、发散效度、已知组效度和并发效度。多项逻辑回归模型用于评估相关性。
结果:我们发现PDI和MDI在总样本和性别特异性亚组中具有令人满意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0.70)。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PDI和MDI的收敛效度和发散效度、已知组效度和并发效度。我们还发现基线身体残疾和共病的身体和精神残疾与基线和随访跌倒的高风险相关。
结论:这强调迫切需要进一步关注健康行为和向这些社会人口群体分配保健资源。
3.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未满足社区服务需求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基于CLHLS (2008-2018)
研究目的:探讨未满足的社区服务需求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
方法:基于CLHLS(2008-2018)的纵向跟踪数据,采用潜在增长曲线模型(LGCM)描述老年人孤独感的发展轨迹。采用面板回归分析未满足社区服务需求对孤独感的影响,采用潜分类分析(LCA)对老年人进行分类,分析不同类型老年人孤独感的差异。
结果:共有1445名老年人参与了这四项调查,其中22.4%的人表示感到孤独。2008 - 2018年,孤独感呈显著非线性增长,平均值分别为1.77、1.81、1.83和1.96。社区服务供给水平(1.31)远不能满足需求水平(5.11)。未满足的社区服务需求与较高的孤独感发生率相关(β = 0.012, P = 0.003, 95% CI =[0.004, 0.020])。此外,根据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差异,将老年人分为综合需求型(I型)和医疗需求型(II型),I型老年人的孤独感显著高于II型老年人(P < 0.05)。
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的孤独感呈加速上升趋势。未满足的社区服务可导致老年人孤独感增强,社区服务需求越高,孤独感越强。政府应增加社区服务的供应,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和社会情感需求,以减少孤独感。
4.中国学者文章介绍
标题:社区服务使用对老年抑郁症的影响:一项十年随访研究
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讨环境因素(社区服务使用,CSU)对老年抑郁症的影响是否通过心理弹性介导,并通过COMT(儿茶酚- o -甲基转移酶)基因val158met多态性调节。
方法:数据来自2008年、2011年、2014年和2018年收集的中国纵向健康寿命调查(CLHLS)的13512条条目。本研究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RI-CLPM)检验CSU与老年抑郁症的关系,包括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以及comt基因val158met基因多态性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结果:早期评估时较低的CSU与随后评估中更严重的老年抑郁症显著相关。心理弹性在CSU与抑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不同基因型间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与met基因型相比,val基因型显示CSU对随后的心理弹性和随后的抑郁的影响显著更大。
结论:CSU增强可预测老年抑郁症的发生。CSU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心理弹性来调节,基因调节从CSU到心理弹性到抑郁的途径。以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增强心理弹性和减轻抑郁为重点的多学科干预可能有利于老年人的情绪和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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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共数据库数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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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包括SEER、NHANES、老年健康数据库、GBD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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