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绥西决战前，谍影重重

第三章、绥西决战前，谍影重重
一
1930年，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的“回教问题专家”大宰松三郎，以及陆军省情报部的大村一，先后对中国穆斯林人口、伊斯兰教派、清真寺分布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报告送交军部作为侵略政策参考。
1930年，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的“回教问题专家”大宰松三郎，以及陆军省情报部的大村一，先后对中国穆斯林人口、伊斯兰教派、清真寺分布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报告送日军部作为侵略政策参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浪人村田辛在日本军队护送下，自封为阿訇，在寺里设立“阿訇养成所”，把奴化教育“培养”出来的回族阿訇派往西北。
同时，日本还在宁夏的北部额济纳旗设立特务机关，派遣特务潜入甘宁青活动，通过各种渠道与这里的回族军阀联系，企图策划他们建立“回回国”。
有关日本侵略者策划建立伪“回回国”的地域，据当时著名学者杨敬之在《日回教政策之全貌》的组织“回回国，之轮廓”中，做了详细地披露：“据余到响句一带视察所得关东军对于是项阴谋之准备，大可分为二派：洒井少将——曾任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及驻华大使馆前武官——自南疆之塔里木河流域，直至祁山以北，安、敦、玉三属，甘凉，甘肃夹谷一带，迤东之大夏河流域，经兰州之西，北沿一条山，直达贺兰山之东，包括河套全部以及五原、临河、绥西一带，仅余蒙古之西二特别旗（阿拉善及额济纳旗）属于伪蒙古自治政府，之管辖外，其余则划成所谓伪回回国。”时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抵达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一九三六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到额济纳旗采访，他编著《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详细揭露了日军在额济纳旗的侵略行径。
面对日寇觊觎绥西进而大西北的野心，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底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工委），张闻天为书记，李维汉为秘长，邓发、肖劲光、李富春、高自立、谢觉哉、王若飞、高岗、贾拓夫、孔原等为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及其情报部门的成立，对于反制日军间谍对西北的渗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
当时，在包头有原国民党绥远地区“民众抗宜自卫军，成员王文质（时任伪包头市公署总务科长兼警务科长）、齐寿康（市公署总务科教育主任）、裴会（包头商会秘书）等人以及董世昌（包头商会会长）组织的“抗日救国会”。这些活动被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发觉，便开始在市内大搜捕。1940年2月15日，逮捕了王文质、董世昌、郗相同（包头材商会副会长）等30余人，并从同利成军衣社经理刘定基家中，搜出新做的十几面国民党党旗和国旗，从“救国会”会员刘莱家中搜出炸药、手榴弹等。此后，还相继逮捕了史春山（商会秘书）、王道明（城南警察署巡警）、辛寿宸（市公署警务科长）等40多人。日军在这次搜捕行动中先后共逮捕85人，分别羁押在日本兵队。驻蒙军认为这次破获了蒙疆地区一大“间谍团”，所以经过70多天的审讯，将王文质、董世昌等21人送到张家口，其余64人先后被交保释放。送到张家口军法处会审的21人中：王文质等9人于1940年7月被判处死刑。
三
同时为了拉拢傅作义将军，1936年8月，坂垣征四郎飞抵绥远“访问”。傅作义将军在日记中，记载了傅、坂会见的情景。坂垣：“中日是同文、同柠岣国家，应该相互亲善，不应该相互仇视，影响邦交。”
傅：“中日亲善必须双方都以诚相见，在乎等互惠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真正的两国亲善。如果以“亲善”作幌子，迫使一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根本就谈不上互相亲善。”
坂垣：“傅将军是中国伟大的人物，是华北名将，在华北的威望最鬲，应挺身起来给华北人民作一番事业，带头改善日中关系。我们大日本帝国将全力支持你。”（坂垣将一份文件递到傅作义的面前），他接着说：“宋哲元虽和日本签了协定，但我们认为宋哲元在华北的声望不够，领导不起华北来。”
傅：（傅作义十分清楚坂垣这番话的意思，是要我摆脱蒋介石、阎锡山的统治，自成一个独立的局面）：“华北是中国政府的领土，决不允许任何人出来自搞一个独立局面，那样做将自绝于全国人民。我傅某决不做千古罪人、民族败类！”
傅：“内蒙是中国领土，不允许任何人来分裂；绥远是中国版图，也不允任何人来侵占蹂躏。有谁胆敢进攻绥远，我们一定与之周旋到底，决不丝毫退让，因为我是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绝不使国家领土受到损失。”坂垣征四郎绥远之行没有能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
五
于此同时，板垣征四郎为了尽快吞并绥西，费尽了心思。这天他突然想到了在日本陆军军校第十六期就读时，同班同学晋绥军阀的实力派人物阎锡山。板垣征四郎想到这里，一个称“伯计划”的阴谋正在脑海里形成。
一天，板垣征四郎，将原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唤到他的官邸，向他部署了实施“伯计划”的具体方案。日方为了拉拢阎锡山，任命阎的旧部苏体仁，为伪山西省省长。该军司令官岩松亲自说服阎锡山，并频频向阎拍发电报称：“双方首脑直接以真诚的态度，坦率交换意见，以期超越协定中务性的交涉而达到精神上的结合。
此时，阎锡山对日本人的意图悬而未决。他答复道：“在履行基本协定第一阶段之前举行首脑会谈，从晋绥军内部情况以及全军所处为环境看来，有极大困难。”同月25日，日第一军司令官岩松接见阎锡山代表梁上椿后，确信对阎锡山的判断无误，遂进一步部署了袭击阎锡山总部克滩坡计划。
五月四日，岩松军司令官、安达方面军参谋长、花谷参谋长一行来到了岭上（河津以北30公里，日军的最前线）。六日期待已久的岩松和阎锡山的会见，在安平村窑洞里举行。十一时五十分岩阎会谈终于破裂。关于会谈的结果，在“畑元帅日志”中写道“会谈十之八九不会顺利，此乃意料中事。”第一军参谋友近大佐业务日志”中也有同样记载：“会谈破裂，正如我方之所预料”。
在阎锡山既与日本岩松军司令官会谈后不久，10月28日，蒋介石在与《大公报》记者的谈话中说：“对中日交涉，政府始终本既定方针守必要限度，以竭诚周旋，商河北省内行政完整之恢复，察北绥东匪祸之取缔，在我方尤为必要。”表明了要清除入侵绥远的伪军的态度。
当时，中国共产党分析了阎锡山的政治地位，把他作为联合抗日的对象，进行统战工作。毛泽东在1936年数次致函阎锡山，提出双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中，阎锡山不得采取其联共、抗日、拥蒋的路线。他提出：“收复失地，固非当时之力所能胜，而守土抗战则为军人应尽之天职”，并确定了“抱着弱国的态势，守土抗战。”同意和支持傅作义举行绥远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