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走来的大河套文化无标题】

从远古走来的大河套文化
河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其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它不仅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也是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相互碰撞融合后，形成的独具风格的生态状态、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传承与积淀。
河套文化与其它文化一样，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物质文化通过物质活动及成果体现人类文化，而非物质文化则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来体现。河套文化有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涵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阴山岩画、青铜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移民文化、丧葬文化、婚庆文化、建筑文化、音乐舞蹈文化等等。河套文化也与其它地域文化一样，经历了它的童年和幼年，经历了它的成熟时期与兴盛完善发展时期。
一，最早的造型艺术——陶与青铜器
早在旧石器时期晚期，河套人在采集食物的过程中，逐步栖地而居，能够制造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并开始了遂草木、奋五谷，依地德的生存方式。特别是火的诞生，大约在仰韶文化时期，河套人迎来了一个色彩斑斓的陶器时代。手工制陶生产是早期制陶的主要形式。对较小的器皿用手捏制成型，较大的陶器制作则采用泥条盘筑即先做好器皿的底部，然后将加工好的泥条一圈一圈地筑成陶器的各种形状，便产生了陶器的造型艺术。其形制呈多样化如罐、壶、钵、盆、碗、勺、三足钵等；其用途有饮食器、蒸煮器、汲水器、储存器、乐器等，其纹式有绳纹、蓝纹、划纹、嵌纹、文字文；其图纹有圆形、三角形、方形、格形、谷状形；其色彩有黑、红、白三种色彩，所选题材有编织纹、动物纹、植物纹等；其图形结构即有一个或者多个基本图样的混合，亦有母题一致装饰；其表现方式有不同母题或相同母题衔接和串连，亦有母题分割的局部表现也，充分展示了陶器造型变化的多种形式。其风格神密典雅，器体修长，器口宽沿，亦与青铜器皿有着某种渊源关系。而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河套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特别是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代表了先秦时期河套青铜文化的极盛时代。
青铜作为铜、锡、铅等元素的合金，逐步走进河套人社会生活的每一处。其种类大致可分“礼器”，“兵器”，“生活用器”与“车马器”、“饰器”等。游牧于河套地区的匈奴人较早地掌握了青铜冶炼并能控制铜、锡、铅的配比。据《考工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其一，谓之弋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青铜器的铸造采用泥范铸造。其流程制模，塑出花纹、制泥范、刮制泥芯、范芯高温焙烧，浇注铜液出范，最后打磨成成品。
鄂尔多斯青铜器无论从造型上，还是用途上都具有典型的游牧文化特征，其造型与纹式多以动物为主，不仅动物形态逼真，冶铸工艺十分考究，同时，也反映出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的兴盛衰微。其用途除了“礼器”与“兵器”处，一般以生活用具即饮食器、车马具饰器、服饰等为主。其造型十分生动逼真，雕刻方法有浮雕、透雕、圆雕。其中圆雕多见于兵器、容器与装饰品，体现各种动物跳动的形象，而浮雕却多见于兵器与饰物。无论是先秦时期河套地区出土的陶器，还是享誉世界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都具备花纹繁缛富丽、造型凝重典雅的特征，充分体现了河套地区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特征与审美取向。
二，最早的图符表述——阴山岩画
著名阴山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非常赞赏意大利学者维科在《新科学》中将世界各民族在历史进程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维科认为：“当人类处于蒙昧时期，不会准确地互达心声与思考，没有宗教（指标准宗教）和婚姻制度，到处寻找食物与性交伴侣，虽然体魄健壮，对自然界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却对自然界的电闪雷呜惶惑惊骇，以为是天神在咆哮怒吼，向人警示，于是产生了掌管占卜天意的司祭或者巫师，这就是神的时代，阴山岩画所显示的正是这个时代的生活和心态。阴山岩画的图符表述，如同甲骨上的刻字，青铜器的铭文，陶器上的刻绘符号一样，所记录的正是那个时代的一部部历史长卷。但是作为现代人遥望这些逝去的历史长卷，仅仅窥视到时隐时现、寥若晨星的片段……而阴山岩画通过不同时期的图符，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看到了一部全新的人类活动史、美术艺术史、社会民俗史、原始宗教史与早期游牧民族的经济活动史。做为河套地区远古的文化资源，阴山岩画逶迤横亘在河套地区北部狼山、乌拉山、大青山三个山段，岩画体裁多样，风格各异，诸如猎羊、猎熊、狩猎、舞者、牧者等反映了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游牧民族原始的游牧场景；诸如神灵图像（作为崇拜的人面像幻想神灵等）诸如天体图像（日月星辰）反映了对自然界模糊的认识及其幻想中的神灵；诸如舞蹈、祭祀、穹庐、车马弓箭等，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生活与生存状况。
这些镌刻在岩壁上的图像符号虽然历经上万年苍桑变迁，但内在的信息极为丰富，勃发着强烈的生命气息，是河套地区最早的图像文献与语言表述。从表述方式上，如生存方式的表述：以狩猎者与各种动物的奋蹄张扬为主，兼有驯化动物与弓箭的发明，再现了由狩错采集方式到游牧文明的历史跨越；如敬畏自然的表述：以天体图像与神灵图像为主，兼有神幻与祭祀的场面，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自然观中的神化意向，对自然神密莫测的力量充满渴望与敬畏的情感；如展示天簌之美，《庄子〈齐物论〉》中说：“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阴山岩画文化艺术论》的作者班澜、冯军胜先生认为：“庄子的这段话即指依存自然的自在状态。这是物我之间无执无碍，自造其适，静而游、虚而盈、动而和神契于天地精神的大和谐境界，是以生命的高度自由与和谐达到的美境”。
三，舞乐之始——岩画之舞

在阴山岩画中，有众多的舞蹈题材诸如独人舞、双人舞、多人舞。这些舞蹈的肢体语言虽然显得古朴、粗糙、笨拙，但无论是舞动，还是跳跃，都能唤起人们的思古幽情。舞蹈与音乐一样，早期的河套人为了求生存谋发展，必须同险恶的大自然进行殊死的搏斗，也同样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河套地区的原始音乐反映了这种形态，后演变为巫术。《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篇》中也透露出了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土达作为五弦琴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同时，舞蹈又与生活与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传，黄帝时所作的《弹歌》就是反映狩猎生活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舞蹈也同音乐一样，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所记载的“阕”就是反映原始农牧生活的舞蹈音乐组歌。其中有八首曲子，表演者手操牛尾边跳边唱：“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乌》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而阴山岩画的舞者或是与‘八阕’舞的舞者有某种渊源关系。在包头市东郊阿善文化遗址埙的出土，为研究河套地区音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埙由新石器时期的二音孔，发展至商代的五音孔，因而也由从最早吹单音小度发展到可吹奏五音即宫、商、角、徵、羽。在夏朝时期，各民族的音乐还不定期的进行交流，据《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古代的音乐文化的交流，最早可上溯到夏代末年（帝发时），在河套地区的周边宁夏南部发生过诸狄与华夏部族之间的乐舞交流”。所以，这个时期河套地区的舞乐不仅仅浸透着浓烈的草原气息，同时还融合了五谷的异香，而中原地区的舞乐也弥漫着四夷之乐。秦汉时期的乐器不仅有箫、钟、鼓，还有笳、角、笛等。谓之笳，最初“卷芦叶为笳，吹之以欠乐”（马端临）《文献统考》，之后将芦叶制成哨做成类似管子一类的乐器。何谓角？最初源于动物的角，之后改成其它材质制作。何谓笛即羌族吹奏的笛子据东汉应邵《风俗通义》载：笛均指竖吹的管乐器。特别是东汉时期的才女葵文姬曾两次来过河套地区，第一次她才两岁随父亲蔡邕被遂到西安阳，第二次因战乱在南匈奴地流落了12年。她不仅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创作了《胡笳十八拍》，对唐代的《大胡笳》、《小胡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隋唐时期的舞蹈在河套地区有鲜卑族的音乐舞蹈谓之“北歌”。如《真人代歌》、《企喻歌》等。建都和林格尔时帝曾令掖空文，朝文歌唱。而舞者也，刚劲有力，威武雄壮。《敕勒歌》也是这个时期敕勒族的民歌，充满了马背民族的豪放情调。当时不仅流行“胡旋女，胡旋女，心音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以时（白居易）的“胡旋舞”，还盛行龟兹音乐，一支定居在河套地区东南部的龟兹人也带来了古龟兹国的乐舞。
而到了五代，辽，金，宋，西夏时期，虽然各有歌舞，但涉及到河套地区仍以东胡舞为主。如女真就是一个爱好歌舞的民族，在餐饮，婚嫁，举行宗教仪式时都以歌舞为乐，其舞姿古朴粗犷，状如刺虎搏熊等。其音乐则惟鼓笛，其歌有鹧鸪之曲。到了元代，元曲也融合了河套地区的语言特色，同时蒙汉文化的融合为独具特色的蛮汉调奠定了基础。明朝开国不久，河套地区蒙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因此流行在河套地区的散曲主要描写军旅生活。如嘉靖年间进士李开先曾多次到河套地区运送军饷，他创作的散曲《南仙吕•傍妆吕》写道：“曲弯弯，一轮残月照边关。恨来吸尽黄河水，拳打碎贺兰山。铁衣披雪浑身湿，宝剑飞霜扑面寒。驱兵去，破虏还，得偷闲处且偷闲。”清朝之后，随着晋陕北人口的流入，河套地区的乐舞同时也融合了多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了鲜明特色的河套舞乐。
四，苍穹下的长歌——边塞诗词
大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处于祖国北部边疆地区。自隋唐以来，随着与突厥等民族的军事对峙，有许多诗人，如高适、岑参、张敬忠、李益、王维、王昌龄等著名诗人或随军任职，或游历河套地区，感受悲壮与荒凉的边塞环境，他们的诗词，时而高亢雄迈，时而幽怨缠绵，音韵跳跃奔放，感人至深。如岑参《论台歌奉送大夫出师西征》：“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民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又如张敬忠《边词》：“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绿。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落花时”。王维《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王维的诗词，与岑参《论台歌奉送大夫出师西征》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壮阔的战争场面，也没有急促的行军脚步，而是在寥阔的苍穹下，一展浩瀚的大沙漠，笔直的孤烟，奔腾的黄河，浑圆的落日，开阔苍茫，充满了写意之美。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处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王昌岭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李益的《塞下曲》：“藩州部落能结束，朝暮驰猎黄河曲。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同样他的另一首《暖川》：“胡风冻谷鹈泉，牧马千群还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
崔颢《雁门胡人歌》：“高山代群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乌，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闲多烧，雨峰湿作烟。闻道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从以上边塞诗词，我们可以得知，描写河套地区的诗词中，不仅有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立志报国的爱国情怀、冷月下的思乡之情、河套地区壮美的自然风光、同时还有各民族人民渴望和平宁静的生活心态，悠然处世的喜怒哀乐。总之边塞诗歌如同苍穹下的长歌向人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内容丰富的历史长卷。
五，生活之美——华丽的服饰
据《礼记•王制》记载：“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食粒粮者矣”。而《史记•匈奴列传》又载：“逐水草迁徙，母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披旃裘”。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
2、乌桓族与鲜卑族的服饰与饮食
史称：“其俗喜骑射，戈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阻。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而鲜卑族的服饰与饮食循匈奴之俗。
3、吐谷浑的服饰与饮食
据《魏书•吐谷浑传》：“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幅。也即男子通服长裙”，“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幅”。而妇女则着：“裙襦”，史称“妇人皆贵珠贝，束发以多为贵。在饮食方面：“好射猎，以肉饹为粮”。
4、柔然族的服饰与饮食
柔然族的衣食行住大体与匈奴族相同：“编发左衽，”衣袖袍穿裤着靴。贵族的服饰“瓣发、衣锦、小袖袍、小口、深雍”，而一般平民则以皮毛制品为衣。
5、突厥族与回纥的服饰与饮食
突厥族衣裘皮与粗毛织品缝制的衣服。衣衿向左，以肉食为主，喝奶食酪。而回纥到了五代之后亦称回鹘，其服饰与饮食主要：住毡帐、食马牛羊肉及各种奶制品，兼食米、麦、瓜果等物，并喜欢葡萄酒。服饰有男女之别。男服以斜领或圆领窄袖长袍为主，女服多为孤形翻领或交领长衣。
6、契丹族的服饰与饮食
契丹族推行的蕃汉衣冠制。其国服有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及猎服及吊服等。据《契丹国志》记载：“国母与蕃官者胡服，国主与汉官着汉服。蕃官戴毡冠上以金为饰，或以珠玉翠毛……额后重金花织有央带，中贮发一总。服柴窄袍，加义襕，系鞁鞢带。以黄红色革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缀饰……”饮食方面立国之前以畜肉奶酪为主，之后兼食粮食蔬菜飞禽等。
7、党项族的服饰与饮食
党项族的服饰与饮食据《五代会要》记载：“居穹庐饮乳酪衣皮革”。由于是游牧民族、之前主要以食肉为主，之后也兼食粮食、蔬菜水果等。
8、女真族的服饰与饮食
女真族灭辽占领河套地区之后衣着变化较大，通着汉服与辽服。据《金史》卷43《舆服志下》舆服通制条载：“常服包括带巾盘领衣与皮靴。束带“曰吐鹘”，以玉制为上，上结方顶，折重于后。”妇女则穿“襜裙”，多为黑紫色，上编绣金枝花，周身六褘结。上衣谓之团形，用黑紫或皂及绀色，直领左衽掖缝，两旁复为双褘积，前指地，拽地尺余。其饮食史载：“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花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同时也兼良肉食。
9、蒙古族的服饰与饮食
元代的蒙古族服饰据《黑鞑事略》记载：“其服右衽，道服领，少数为方领，以毡、皮、革、帛制作，衣肥大，长拖地，冬服二裘，一裘毛向内，一裘毛向外，男女样式相似。这种服式，后稍经改革，沿用至今，牧区男女均穿用。分夹、棉、皮3种。冬以羊裘为里,多用绸、缎、布作面，夏穿布、绸、缎、绢等料。一般用红、黄、紫、深蓝色。袖长窄，下摆不开叉，衣襟及下摆多用绒布镶边，边宽约6～9厘米。穿着时稍向上提，以红、紫等色绸缎带紧束腰部，两端飘挂腰间。穿此袍骑马放牧，能护膝防寒，夜宿可当被盖，瘦长袖筒可防蚊，束上宽大腰带，还能保持腰肋骨稳定垂直。其饮食方面，主要以食肉为主，以羊肉为主，牛肉次之，非盛大宴会不宰马。对于肉食的作法，大部用火烤灸小部分以锅烹饪。在吃肉食时，主人将肉切成小块，并用刀尖将切好的肉块送给客人，经客人送去的肉块多少表示他们的尊重程度。与农耕民族相邻的蒙古族也食粮食。蒙古族的饮料主要饮用马牛羊及骆驼的乳汁，尤其喜欢用马奶酿制的马奶子酒，同时喜欢大米、小米、小麦和蜂蜜酿成的饮料。
六，神秘之美——丧葬与婚庆
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遣址，对于研究夏未至早商时期河套地区的丧葬婚庆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夏人的婚姻关系是以男性为主的一夫一妻制，有的地方还存在着群婚的残余。如转房制，即兄死弟娶其嫂或弟死兄纳其妻或父死子纳其妾。夏人的葬俗据《墨子带葬》载：“……衣 三领相棺讨葛以缄之，绞子不舍通之不堨，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用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不亩，则止矣”。葬穴分长方竖穴与无墓室墓两种，棺椁亦有瓦棺，视家庭生活状况而定。而商周时期的婚俗，史料记载较少，据《通典》记载：“殷以上婚不隔同姓，周制则不娶宗室”。同时转房制的婚俗亦存在。而商周时期较之夏人不仅墓地的规模扩大了，丧葬物除了棺椁亦有殉葬物与冥器，较有特点的是开始了人殉制度。在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民族前期主要以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为主。匈奴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但贵族亦有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婚姻关系上仍然存在父死子娶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之转房制的残余。其丧葬，据《史记》与《汉书》载：“其送死，有棺廓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百人。”墓穴的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人体仰身直肢而葬。葬坑呈南北向，死者头朝北，以生活用具、牲畜、兵器为陪葬品。同时，送葬的也有割面而哭的丧俗。而汉族婚庆葬俗与内地同。
而魏晋时乌恒亦称乌丸的婚俗据《三国志•魏书》卷30《乌丸传》载：“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牛马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妾归、见妻家无尊卑，但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夏遣送父，居处财物，一出妻家。”而丧葬习俗，据《后汉书》卷90《乌桓传》载：“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送之。而鲜卑的婚俗大体与乌恒相同，保留了掠女，以牛羊为聘礼，为妻家服役，父兄死，妻后母执嫂。女子在婚嫁前有一定性自由的习俗。其丧嫁习俗亦与乌恒类似，敛尸以棺，殉以狗、乘马、衣物等，一般实行土葬。《宋书》记载了鲜卑人的葬俗。“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送葬，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死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王者。
柔然人的婚俗葬俗亦与匈奴鲜卑同，实行族外婚，而汉族的婚庆葬俗亦与内地同。
隋唐时期河套地区，主要以突厥族与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为主。突厥族的婚姻关系比较复杂，男女青年在婚前可以自由恋爱。若男青年喜欢上一个姑娘时，便请人到女方家提亲。女方一般都会答应这门亲事，但需以牲畜作为聘礼，同时也有转房婚制习俗。突厥族非常重视丧葬，当亡者停在灵帐内，其子孙均杀牲供在灵前。祭奠者一般骑马在灵帐周围绕七圈，并每次到灵帐前都要割面哀哭。祭奠结束后，选择吉日，并亡人生前的生活用品与所骑的马一同火化，收集骨灰待葬。若死者亡于春季，待到木草枯黄时将骨灰埋在地下。生者每杀过一个人，在墓前立石一块，并将祭奠的牲畜头悬挂在木竿上。五代至辽、金、西夏时期，河套地区主要活跃着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契丹的婚俗与其它北方民族基本相同，但丧葬俗却较为特别。人死后，置大穹庐铸金为像，朔、望、节、辰、忌、日辄致以盆焚食，谓之烧饭。而党项族在婚俗方面实行族外婚制、青年男女婚配者彼此互爱互敬，戒贪恋财物亦有收继婚俗。其丧葬俗亦有土葬与火葬。据《旧唐书•党项 传》：“死则焚尸名为火葬。”之后到了河套地区后亦受汉族葬俗的影响，也开始土葬。女真人的婚俗，据《金史》载：“旧俗、妇女寡居宗室接续之，”亦与外族通婚。其葬俗早期一般实行土葬，但“死者埋之而无棺梈。”同时亦有殉葬与割面的葬俗。
从元代至清代河套地区的蒙古族在婚俗方面还残存着原始婚俗，虽然在制度上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是达官显贵是一夫多妻。亦行收继婚制，并没有辈份限制。特别是明清之后，随着乌喇特部落驻牧河套地区，河套地区的婚俗丰富多彩。较有代表性的诸如乌喇特婚礼与鄂尔多斯婚礼，形成了蒙古族婚俗的多元化。其葬俗实行土葬但无冢，显贵死后，以棺殓之，其棺形用楠木两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漆毕以黄金箍三圈。并以车载棺由巫媪导行，秘葬后，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葬后在墓土杀一骆子，并以所杀母骆为导寻找葬处。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晋陕北农民大批的走西口到河套地区，形成了在河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族文化大融合，更加丰富了河套地区的婚俗与丧葬内容，诸如汉族的婚俗较为特别。一般程序为求婚，纳聘礼（定婚）娶亲回门几个项目。若男女双方都有意成婚时，互送生辰八字，然择吉日交换庚贴。若双方都中意，女方接受男子聘礼（含衣服、首饰、糕点钱印等）娶亲较为隆重，首先男方托媒人到女方家探话再择娶亲日期。到了娶亲日期女方有送亲，男方有娶亲，当女方离开娘家时，由男方送给女方家离娘馍馍离娘糕。到了婆家后，举行“典礼”仪式，参加婚礼宴席后入洞房完。第二日新郎新娘回娘家相认娘家亲戚，谓之“回门”。此外在旧社会亦有招婿、纳妆、收童养媳等婚俗。其葬俗有初殁、入殓、叫夜、发引、安葬、复三等程序。即之人故后，家人将钱印填到亡人口中谓之：“口含钱”，并将一块饼塞至亡人手里，谓之“打狗饼”，孝子身着白色孝服，在亡人前供祭品，在门头上系白麻纸，谓之“冲天纸”。棺木齐备后将亡者装入棺木内，谓之入殓，并将灵停放在院内，供亲朋祭奠。临安葬前夜，开始“叫夜”，第二天早上在安葬前阴阳将棺材开启谓之“开光”，让孝子与亲戚与亡人再见一面，然后封棺抬送至墓地。将亡人安葬后的第三天，孝子与亲戚到亡人墓地垒灶做一顿饭，谓之“复三”。
七，虚幻中的天籁之美——宗教祭祀
河套地区的古人类的发展历程，也同其它地区的人类一样，经历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神的时代，即人类处于蒙昧时期，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界还缺乏适应能力，遇到自然界奇异现象诸如雷鸣电闪，洪水滔滔，生老病死惊恐万分，于是便产生了幻想中的神灵。随着人们梦想中的神灵的产生便有了专门与神对话沟通的神职人员。草原游牧民族大都信仰萨满教，该教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没有寺庙，没有经卷，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仪轨，其咒语说辞全靠口传心授。在阴山岩画中，亦有这种神职人员，举行盛大祭祀的场面特别是在乌拉特前旗境内大佘太北侧的山峦中有一石柱被人们误为“栓马桩”。其实，它是早期河套地区游牧民族崇奉萨满教所用的“地桩”。何谓“地桩”？著名的美国学者埃里亚德认为;“这个柱子可以从地下通到天上，萨满巫师们就是爬上这个柱子，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的”。
自然崇拜是先秦时期河套地区最早的宗教信仰，所以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生活与生产，还是军事战争，他们都要占卜或者举行频繁的宗教祭祀活动，以求神灵佑安。秦汉时期的匈奴族，属于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多神信仰。据《史记•匈奴列传》“发正月，诸长小会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
魏时的乌桓人敬鬼神祭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业绩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同时每发，必先祭祖先而后食。而鲜卑与吐谷浑人初崇尚原始巫术，遇及占卜，祭祀山川日月，之后亦信奉佛教。柔然人除了信仰萨满教外，还兼信佛教盛行巫术，巫医。隋唐时期的突厥族，最初信奉萨满教，至伦体可汗时开始信奉佛教，并建“伽蓝”（即寺院）。回纥族信奉摩尼教，据《资治通鉴》载：“其法日宴乃食、食荤而不食涶酪，鹘信奉之，可汗或与论国事”。五代至辽金西夏时期契丹信鬼尊神，早年就有拜日祭日的习惯。可汗拜日时，设台向日拜，臣僚于左右陪位，再拜可汗升座，读 文，宰相以下通向再拜，奏：“躬万福”。党项人在未驻牧河套地区前主要崇尚自然。据《隋书•党项传》载：“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驻牧河套地区后由于经济形态的多样化，除自然崇拜外兼奉佛教、信鬼神等多神崇拜。女真人信仰多神的萨满教，他们认为：“无地万物皆有关，人世界的一切吉凶祸福皆由上天主宰。”同时有专门从事萨满神事活动的巫妪。据说巫妪是神与人之间起沟通作用的使者。史载：”其病则无医药，尚巫祝。病则巫者杀猪、狗以禳亡或用车载病人之深山大谷以避之”。元代之前的蒙古族崇尚萨满教，他们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长生天”。萨满教的巫师（别乞）不仅能够通天同时也是预卜休咎的术士。据《元史》卷74《祭祀志》载：“巫师其祖宗祭祥之礼，割牲，奠马潼以蒙古巫祝致，盖国俗也。”除此之外蒙古族还信奉景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在蒙哥汗统治时期开始渗入蒙古宫庭。由于藏传佛教无论从哲理还是仪制上，都比古老的萨满教缜密深遂。所以藏传教在河套地区的传播始于蒙哥汗时期盛于明清，历时六七百年而不衰。蒙古族的祭祀活动也是别开生面的，其中规格最高仪制最多的首推成吉思汗陵的祭祀活动，由于介绍此类祭祀活动的著作较多，本文不将赘述。乌拉特部作为哈撤儿的后裔在祭祀活动中还有祭祀哈撤儿的痕迹。据孟和德力格尔及包赛吉拉夫等人对哈撤儿祭祀文化的研究，认为哈撤儿的祭祀活动首先向哈撒儿博格达供奉祭肉，将绵羊左前腿的毛煺除，与颌、舌、喉、五脏一起煮熟后用之祭祀哈撒儿弓箭。祭祀时一位男子拉着弓弦下蹲在祭奠堂西南处，面朝东南方向，显示射箭至圣的哈撒儿形象中，这也是驱除恶魔的象征。祭祀主持人呼呼格将祭肉摆在四大托盘里，祭祀哈撒儿安详画像和凶暴画像。呼呼格将一匹白马牵来在其鬃毛上系戴彩绸带，封为神马，以表达哈撒儿祭祀的神圣。祈求祖先哈撒儿博格达让子孙后裔吉祥如意，福佑万年。呼呼格将肉扔给人们襟兜里。吃祭肉不须用刀。在哈撒儿祭祀期间，除了呼呼格和膳官保兀儿赤以外谁都不许带刀。至祭祀尾声，举行“踩镫磕马”仪式，有一个人骑上白马扮装敌人逃跑，呼呼格带上弓箭骑着白马追在其后，追及从其身旁冲过去时如果能够踩镫磕马，响出声音，大家就认为这次祭祀有好的兆头，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踩镫磕马”仪式象征着哈撒儿镇服敌人，凯旋回朝。祭祀仪式结束后，祭祀主持人将要离开时，必须踢开蒸祭肉锅的三块支柱石头。
近现代乌拉特部落蒙古族的祭祀活动除了在庙会上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外，还在牛羊肥壮的季节一般在每年的五月二十三举行“祭敖包”祭祀活动。首先供上祭品，焚点香火由喇嘛颂经祝福，所有参加祭祀活动的人手执树枝由左向右绕敖包走三圈以示祭祀。同时，还在每年五月初四在乌拉山的最高峰举行祭祀穆纳乌拉活动。
参加祭祀活动的信众步行至祭祀地点举行隆重的“宁莎”活动。五月五日信众自带祭品攀登到“穆纳石”峰前，由庙里的大德高僧坐颂《幸运经》、《颂扬穆纳》、《祈求穆纳》等经文（据说该经文由梅更力庙三世活佛著名学者罗布森丹佳拉林所撰，已经流传了三百余年）。然后信众供祭品酻奶酒祈求山神普降吉祥。
八，两翼制的威武之美——疾如长风
河套地区较有军事文化特色的就是草原游牧民族实行“军政合一”的两翼制，谓之左右翼制，即在分封制的基础上实行最高首领居中控制，两翼首领拱卫中央。两翼制的基本形态就是首领将自己所属的区域以左中右或者东中西或者北中南等三部的形态出现。这种左右翼制度始于秦汉时期的匈奴，一直延续至明清，并影响了军事行政划分，及之后河套地区的行政建置。匈奴的两翼制始于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年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头曼单于后，自立为单于。为了加强对匈奴各部族的管理，将他的统治区域分成左地、单于庭和右地三部分。他坐镇单于庭直辖中部，左地在王庭的左翼，其首领为左贤王，右地在王庭的右翼，其首领为右贤王。左右贤王拱卫王庭，平时是生产单位，战时是军事单位。两翼制的运行机制首先明确单于与左右贤王的主辅关系，确定他们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采取相应的制约手段，充分体现军政合一，以军事为主的特点。
而鲜卑族早在檀石槐部落大联盟时期就开始实行两翼制，但驻牧河套地区后，由于内部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还未能对所有部落进行有效管理。到了拓跋鲜卑的禄官时期才将昔日的两翼制进行重新整合，形成了由禄官统辖东部，猗 统领中部，猗卢统领西部的形态，并将两翼制一直运行至最后。有时虽然做一些局部的调整，但其核心内容始终变化不大。而突厥人的两翼制以东突厥汗国为例，东突厥汗国突行东西两部制，如始毕可汗拥有东西两部，他控制河套地区的中西部，由他的长子什钵苾统领东部薛延陀、契丹、奚等部。突厥人的两翼制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但相互间的主辅关系，权利与义务关系变化不大。
五代辽党项金时期，契丹族实行的两翼制始于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它的基本形态以部落联盟首领直辖主要部众，其他两部分别由南北两府首领统辖。而契丹建辽后，继承和发展了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两翼制，即中部由皇帝亲自统辖，而其它两部分别由南北宰相府统辖。到元朝之后，蒙古族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两翼制也经历了蒙古诸部，蒙古汗国和北元三个历史发展时期，诸部有关两翼制的形制略有不同，但其核心是一致的。特别是到了蒙古汗国之后，两翼制的军事性质更为突出。首先将军队分成中军、左翼和右翼的军事建制，由汗王控制东西诸王。其次，在两翼诸王中无尊卑之分只有实力的区别，互不隶属各自独立向汗王负责。而到了北元时期，蒙古族的两翼制有所发展即汗王直辖左翼，诸王统领右翼，以左翼为主两翼互为犄角。左右两翼首领既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亦是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平时，是蒙古部众的生产组织者，战时又是在大汗统领下一部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蒙古族的两翼一直延续到清朝。草原游牧民族实行的两翼制其形式源于狩猎时代，共同围猎的特征，也充分体现了狩猎活动时以首领为中心的左右两翼配置的优越性，这种寓兵于猎的作战方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展示了它威武雄壮之美。除此之外，“河套文化”还包括“草原文化”、“黄河文化”、“西口文化”、“晋商文化”之美等等亦不赘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