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辚马啸奔九原

车辚马啸奔九原
——探寻“秦直道”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后，在全国建置了三十六郡，其中与鄂尔多斯境内或者有关的就有上郡、榆中郡、九原郡及云中郡。
为了解除大秦帝国来自北部边疆日益强盛匈奴的威胁。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一举将匈奴人驱赶出鄂尔多斯在内的河套地区，并开辟了“河南地”或者称之“新秦中”。两个不同称谓，其属一地。
为了巩固这片从匈奴人手中夺回来的河南地，秦始皇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一，在鄂尔多斯北部修长城把燕赵前秦的旧长城连接来构成了对退守长城以北匈奴人的防御屏障。其二，派遣大量的秦军将士戊守边关。其三，为了屯垦戊边，先后几次从山东等地移来大量的百姓，并发给他们耕牛与地为戊守边关的将士生产粮食及其它军需。
同时为了南北畅通，后勒保障及快速用兵的战争反应体系，又于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在鄂尔多斯全境修筑了第一条带有“国防性质的高速公路——‘秦直道’”。
“秦直道”的修筑，引起了自西汉武帝之后人们的关注，寻访。其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同样在《史记·蒙恬列传》也的相同的记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但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同时，仅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类似有关“秦直道”的记载就多达六处。自司马迁之后，有关“秦直道”的记载，较早见于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括地志》……云”秦故道在庆州华清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同样，同时代的另一部地理著作《元和郡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秦故道，在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三十（五）年向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自此再也找不到有关“秦直道”的任何讯息。是当代一位研究”秦直道“的学者，在陕西旬县文馆发现了先秦之《古乐经》民国萧之葆抄本，才得此重要信息。那是明末清初一个叫文应熊的人，在作序《古乐经》时，进一步补充了《史记》之后《括地志》与《元和郡县志》中有关“秦直道”的记载“塞族名日直道隶三水之西原六里许”。自此，有关“秦直道”的记载与史料又渐趋沉寂。
那么，在这条贵通鄂尔多斯南北的“秦直道“，在二千年的历史岁月中，究竟还与哪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在历史史料记载中除了秦朝前期。正常的输运粮秣及输运军队外，再未及。在秦朝临近灭亡的时候即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病逝于河北的沙丘，其灵柩绕九原，沿“秦直道”返回咸阳。至西汉武帝时期，有关“秦直道”的一些辅助性的工程，虽然“道未就”，但还是被西汉所用。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当时，司马迁随汉武帝登封泰山之后，据《汉书》卷六《武帝记》中载：“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西北边九原，归于甘泉。”
从那些浩如烟海的历史籍中，我们大致了解到了“秦直道”的修筑年代，修筑目的以及在这条直道上曾经发生那些重大历史事件。那么为什么要在鄂尔多斯境内修直道呢？其战略定向是十分明确的，从地理位置，鄂尔多斯处于泰帝国对匈奴作战的前沿除阵地，并是历代草及游牧民族南下中及的历史大通道，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二，经过秦初的开发与经营鄂尔多斯地区，较快的发展成为秦国较富庶的地区之一，为国之命脉。其三，鄂尔多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民族与草民游牧民族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冲突，相互发展之地。所以“秦直道”通过鄂尔多斯境内无疑是从固边的角度还是发展经济的角度，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秦直道”通过鄂尔多斯境内途经那些地方，史念海教授曾做过全面考察。他认为“秦直道”以陕西定边县进入鄂尔多斯的乌审旗，再由东胜县西南九十里的漫赖公社海子湾大队，东二顷生产队，到黄河以北的九原。
而王开同在《“秦直道”新探》一文中则认为，“秦直道”亦称“圣人道”或者“圣马道”。其走向由榆林县西境进入鄂尔多斯境，再由东胜县西侧由昭君坟过河至包头西的九原。其次张建海同志在《榆林境内，“秦直道”的历史演变》中说：“上郡以北进入沙漠草原地带。”所以，内蒙古的考古工作者认为“秦直道”应该是由榆林县进入鄂尔多斯地区经红庆河，东胜西侧二顷，南子湾，城梁，昭君坟渡河到达包头的九原，与现在的“包榆高速公路”位大体一致。
“秦直道”在秦始皇病逝后，道路的主体工程虽然完工，但一些辅助性的工程，又历秦二世修筑，直至秦朝的灭亡。
其实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研究的角度，“秦直道”的通达，并非是始皇新筑。据于王北辰先生考证，早在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前，纵横家张仪与苏秦游说燕王时所述“秦人会取道云中，九原以攻燕”。见（《战国策》卷二九《燕策一》“苏秦将为纵北说燕文候”条），足以证明，早在前秦时期咸阳与九原之间已通古道。
今天，尽管这条二千余年的古道——秦直道早已沿寂在鄂尔多斯茫茫草原与坡梁荒漠之中，但是做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历史的延续，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听到在这条直道上，昨日的车辚马啸奔九原的喧闹与繁华。

漫漫草原路
——由鄂尔多斯境内出土的青铜器车马图所想到的
早在先秦至夏商时期,浩跃的鄂尔多斯境内的草原游牧民族就学会造车技术了。无论是商朝时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率庞大的战车队伍讨伐鬼方，还是周人俘虏了鬼方百辆战车的历史的记载，都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秦汉时期，占据了阴山南北包括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人很早就将车辆作为军队运输与日常的交通工具了。有关这方面的史证，在鄂尔多斯境内出土的青铜器车马图与阴山岩画中的车辆岩画中都能找到。
阴山山脉盛产木材与铁矿，是匈奴人制作各车辆的天然场所。早在先秦时期，匈奴人的祖先曾历时上千年与中原地区发生军队冲突与经济往来，因此也从中原农耕民族那里学会了造车技术，并应用到了日常生活之中。特别是从赵武王祖先开始，就不断派遣战车队伍“西掠胡地”（包括鄂尔多斯地区），但在实战的过程，赵武灵王发现笨重在战车与胡人骑兵相持中，远不如骑兵机动灵活，于是就有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
而匈奴历来的运载工具是骑车并举的。匈奴人的车辆型制功能也是多种多样的。在《盐铁论，散不足》中就列举了：“胡车，相随而鸣”。《汉书，杨雄传》中也列举匈奴人的车辆“砰车 辒破穹庐”。据史籍记载：“汉军曾获穹庐车重千余辆。”又如“辒车”，是匈奴人最早发明用以盛载畜乳的专用车。由于匈奴人“宽则随畜田猎禽为生，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的草原游牧民族，所以作战时，骑兵往往在前冲锋破阵，攻略城池，而其后。往往是部落中的老幼成员赶车辆辎重及牛马羊相随。这种带有军队性质的运动又往往是“以水草为仓禀，”以车载马驮的肉食干酪和乳浆为作战部队提供军需物资。这种军民合一的军队后勤保障制度一直被之后的鲜卑、突厥、契丹以及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所承袭。当时活跃在鄂尔多斯境内的主要以下几种车辆：安车，有盖有帷，可以坐卧，是专门载人的，据载，秦始皇当年巡视就是乘坐这种车。当时，车辆的作用除了用于商贸外，大部都带有军队与政治性质的。如秦始皇第五次出巡病逝于河北的沙丘。丞相李斯 存于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封锁始皇病逝的消息，秘不发丧，并改用“辒辌车”载着始皇的遗体绕道九原，然后从鄂尔多斯境内的“秦直道”返回咸阳。匈奴单于呼韩邪从长安返归单于王座 时，汉朝赠予他的礼单中，就有“安车一乘”的记载。
战车，先秦时其往往用于驰逐或者设障，并称为这种车辆为“乘”。谓之“乘”，是那个时代车辆的专用计量单位。国家的强弱以车辆多少为标志，所以当时流行“千乘之国”与“万乘之国”的区别。
汉武帝反击匈奴时，除了强悍的骑兵部队外还使用了战车。如武帝元狩四年（公元119年）卫青从定襄：“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阵而待，于是令 刚车自环为营。”这是西汉时以战车设障较著名的一例。到了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了防止驻牧在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南匈奴以及东北迁徙而来的鲜卑、乌桓等草原的游牧民族反叛，“命人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战车的作用，除了用于驰逐防御等重大军事行动外，转输辎重也是必不可缺少的。如秦始皇之派蒙恬将匈奴人驱逐出“河南地”时，也是“兵以北攻疆胡，辟地进境，成于北河，飞 輓粟随其后。”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境内的草原游牧民族。除了鲜卑族外还有柔然族，他们使用的车辆则以牛车为主。而还有一个叫高车的草原游牧民族，以造高车的车较为著名，他们所种造的这种高车非常适应在茫茫的草原上，越过深草湖泽，越过积雪坡梁，来回穿行。
鲜卑族使用的辒车大致与匈奴族专用畜乳的辒车相区，有所区别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辒车以牛拉为主。如北魏时期驻守在河套地区包括鄂尔多斯境内的北魏军队统帅——临淮王孚,为了安抚已经归降了北魏并被安置在包头固阳一带驻牧的柔然首领阿那瓌及其部众，就是使用的这种辒车，“日给酪一升肉一段”，进行运输的。同样，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魏军统万（鄂尔多斯乌审旗境内）等镇守将刁雍就应诏向北方诸镇运粮一事，奏请太武帝：“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大约在鄂尔多斯抗锦旗西北境）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解，付沃野镇以供军粮……。”从这段史料中得知，当时穿越鄂尔多斯境几的运载工具还以牛车为主，并且数量之多，运载量之大。
隋唐时期唐朝在夏州至丰州不仅修通了驿道，并且置驿所与所至天德军置驿11所。而天德军曾是著名的“回鹘道”的必经之处。回鹘亦称回纥也是一个使用车骑并举的草原游牧民族。车骑并举反映了他们逐水草而牧的游特点，因为他们是马上行国，居无定所，所以只有用车辆才能将他们的全部家产搬来搬去。当时留居于天德军城的回鹘首领乌介可汗就是经常乘坐车辆往来于无德至振武及鄂尔多斯东北部之间。早在唐太宗时期，应回鹘可汗吐迷度的请求，修“回鹘道”亦称“参天可汗道”。
“参天可汗道”由回鹘的牙帐 绕行河套及鄂尔多斯境内，通至唐朝的都城长安，其作用用于北方诸草原游牧民族朝贡，迎送娶亲，互派使节，所以著名诗人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称之“阴山道”的诗赞美这条车水马龙的大道：“阴山道，阴山道，经罗敦肥水泉好，每当戌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有关这条“参天可汗道”的走向，据《新唐书，地理志 》中称：“……有呼延谷（昆都仑河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旁进入回鹘使所经。”从上述所列出“回鹘道”的地望与走向，应该是出昆都仑河谷从昭君坟古渡河后穿越鄂尔多斯境直奔长安的。
而在辽西夏时期，车辆也是这些民族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工具，有关这方面辽与西夏的史籍中均的记载。特别是到了蒙元之后，居住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蒙古族用一种称之为勒勒车的木制车，承载古老的历史发及厚重的文化，在草原上辗转出无数条车道的同时，在辚辚的车轮声中诉说着有关车与道路更加久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