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山岩画的另一种解读-CSDN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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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山岩画的另一种解读

一，牧人图与饮酪食乳

在阴山岩画中，有重多表现牧人与五畜的岩刻。由此而引出一群崇尚白色饮酪食乳，的草原游牧民族。做为大河套人的主体，游牧民族来自蓝色的蒙古高原。那里孕育着古老的神话与传说，蕴含着创造与发展。
大约一万年之前，一群群来自中亚腹地草原，以及其它草原的游牧民族，裹着兽皮追赶着成群牛羊，来到天苍苍，野茫茫河套地区的阴山脚下，开时了在岩石上书写历史，用群体智慧战胜自然，纵马弛骋，开拓了乳食文明之源。
这些草原游牧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按先后为序，有山戎、东胡、匈奴、丁零、乌桓、鲜卑、敕勒、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党项、蒙古等。作为游牧民族物质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乳食文化无论是其系统地饮食文化，还是与其他物质文化相较而言，始终处于主导位置。
在大河套的北部草原上，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一只苍狼与一只白鹿交媾，于是衍生出一个崇尚白色的族群”。这个传说大概源于久远的母系社会，出自对母亲的崇敬，因为母亲予以他们，生命之源的母乳与牛马的乳汁，都是白色的，并以白色之乳，孕育出游牧民族洁白无瑕的品质，孕育出牧人宽广的胸怀，孕育出他们对白色忠贞的信仰……。
在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中，以白食（即乳制品）为尊，因为乳制品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净洁的，是无罪的，因此，在各种祭祀活动中，乳制品又成为最神圣的祭品。在契丹民族的传统祭祀中，就有以白羊，白马祭祀天地的习惯，在羌族中也有崇尚白石头的习俗，同样党项族视白色为生命。这些崇尚白色的族群，十分重视草原生态环境。
大河套的草原生态环境，究竟在什么时候形成，学界至少有几种提法。其一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在大河套周边就出现了渔猎，兼游牧文化区城，因为，这个文化区域缺少陶器遗存，据此，推论出随畜牧迁徙的“行国”特点。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河套生态环境的形成，是在公元前16世纪，或者稍早时期。因为，游牧是生产性经济，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所以，在新石器时期，在大河套出现过草原生态的萌芽形态，具备了游牧的条件，符合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生产形式。
同时，从事游牧经济生产的人，占族群中的一定比例，人们对畜群的控制能力，体现在财富积累的多少，为选择草场经常采取季节性的迁徙，需要游牧经济1的类型。
从草原游牧业流动性的角度，俄罗斯学者库兹米纳，通过分析漠北草原上的穴墓文化，发现大约在公元前13000年，在乌拉尔山以西的大草原上，有游牧经济的文化遗存。同时发现了一件，大约公元前1500年至1300年的陶器内，残存着大量的腐殖土，通过对这些腐殖土研究分析，当时陶器内确实储存过牲畜的第二类产品乳制品。
由于肉乳结合的饮食结构，促进了人口的迅猛增长，导致了草场的迅速退化，是游牧民族流动性较大的主要原因。
在大河套游牧带的中部，包头地区阿善三期与西园遗址，出土的考古资料表明，细石器增多，陶器减少，同时还发现多处石头围墙，与农耕文化形成明显的差异，并有经济上更加依赖动物的残存。
一些学者分析，公元前2000年，位于鄂尔多斯的朱开沟文化遗址，第三期遗存位孢粉表明，当时气候向干冷发展，自然景观由二期的森林草原景观，逐步过渡到三期的灌木草原景观，接近于草原景观。
特别长城以北的大河套，适应游牧业的生态环境，呈现出由西向东逐步扩展的趋势。到了夏代晚期，畜牧业及畜牧经济，占据了这个地区的主导位置，到了商代早期，至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草原生态环境完全适应于游牧经济，并促进了早期游牧社会组织，及经济的空前发展。
随着草原游牧民族生存与生活环境的变化，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断改变。正如人类学者（美）路易斯•享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的那样：“他们事实上已将牲畜，包括它们的肉乳和筋，统统安排在生活计划之内”。
乳品的出现，导致畜群规模扩大，并向更遥远的草原游牧。同时，在游牧民族族群与族群之间，为争夺草场而经常发生战争，阴上岩画也有这方面的表现。
所以，适应于游牧经济的生态环境形成，促进了游牧民族，对牲畜的第二产乳品的开发和利用，食用乳制品与皮毛的利用，促进了畜群稳定的增长。
这个时期，乳品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即由发现自然地发现了乳汁，到牲畜的乳汁能饮用，再到盛在皮质或者其他质地的器皿中，悬挂在坐骑的鞍头上，经过狂奔与颠簸发酵，发现乳酒的制作原理。
由于草原游牧民族一直处于，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一方面出于对予以他们生命，与生存条件的大自然，恩泽的感恩和崇拜，另一方面，也出于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的敬畏，以圣洁的乳汁，与乳制品祭祀大自然，也经常祭祀祖先，祭祀英雄，从而也产生了，乳品的社会功能。
随着乳制品及乳食文化，内涵的延伸与扩展，乳制品在草原游牧民族的心目中，更加神圣珍贵。如果谁将乳汁洒在地上，会被视为是罪恶，故意者处死，非故意者，也会在老者的主持下，举行涤罪仪式，让犯戒者从两堆烈火中间走过，以去除不祥，净化灵魂。
二，生态，牧人的生命之源

草原生态与乳食文化兴衰，相符相承。先秦至秦汉时期，随着草原生态环境日趋完善，草原游牧民族，驾驭大自然的能力也随之提高，乳制品的生产能力，乳制品品种的多样化，才逐渐显现出来。
到了秦汉之际，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战争不断，造成沙土流失，草原生态萎缩导致，游牧民族的乳食文化，受到了严重冲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草原游牧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些天骄之子，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十分珍惜保护好生态环境。所以，一度出现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草丰牛羊肥壮，的自然景象。
当时，乳制品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还与农耕民族的饮食相融合，创造性地制成乳饼，等系列乳食品。在乳制品加工方面，《齐民要术》问世。促进了乳制品的繁荣与发展，这种乳制品的发展强势，一直延续隋唐及宋，辽，金，西夏时期。
蒙古民族，传承了大河套草原，所有游牧民族对生态观的认识，特别是蒙元帝国创立以来，将保护生态环境，由民间或者部落的自觉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以国家的名义，多次颁布保护牧场，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法规。如在《阿拉坦汗法典》中就明确规定：“失荒之死亡者，罚三九，以一个或一驼赔偿顶替”。《卫拉特法典》也规定：“失放草原荒火者，罚一五”。为了有效地保护牧场，蒙古族在长期的游牧实践中，还摸索出有利于草场，自然生长的四季轮牧法，即在春夏秋冬营地地轮牧。
但是，到了元朝中后期并延伸明清，统治阶级出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以军屯，民屯，军民合屯的形式，开垦土地使生态环境，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据《元朝秘史》记载：“篾儿乞居地有田禾”《蒙达备录》也记载了：“彼国亦有一二处出黑黍米”。弘吉剌汪古部等，临近汉地的蒙古部落，受农耕民族的影响，已经“能种秫，以平底瓦釜者而食之”。
在部分蒙古人的饮食结构中，出现了粮面肉乳兼食的局面。尽管如此，与生俱来，喜好乳食品的蒙古人，还是将乳制品的加工，与乳食品的应用，推向全盛时期。
到了清朝晚期至民国时期，由于大面积推广开放蒙荒，与蒙地放垦政策，致使农耕民族大批地进入草原，使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空气干燥、降水减少、无霜期缩短，沙尘暴骤起、草场日趋沙化、牲畜锐减，传统的乳食文化，面临弱化与消失。
游牧民族的诞生，与乳食文化几乎是同步，或者乳食文化，较游牧民族而言要更早些。因为，还没有形成游牧民族之前，大河套人就开始驯化的牲畜，并在其身上，获取乳类等生活资料。所以，乳食文化的产生，有其游牧民族产生的，历史背景与自然生态背景。首先，自然生态的变迁，对游牧式的乳食文化，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在未形成草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时期，大河套人获取生活与生存资料，主要靠采集，狩猎，渔猎，随后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
一些学者研究认为，草原游牧民族源于，从事原始农业，兼营狩猎的人群，在追逐野兽的过程中，开始收容受伤和弱小的动物，并对收容的小动物驯养，逐步形成了专门饲养动物的人群。这些移动的狩猎者，取得被驯养后的牲畜，开始了逐草而牧的游牧生活。
此外，气候的干旱化导致动物的逐步消失，人们只能从饲养的牲畜身上，获取生存与生活资料。同时，大地干旱加剧可耕地日益缩小，已经定居的人们，只好赶着牲畜四处寻找牧场，这就是游牧民族形成的最早雏形。

三，，汗尊而杯饮

这些牧人当时进食，往往还没有进食器皿。“汗尊而杯饮”。《礼记•礼运》，是之后才有的。
大河套南部，黄河沿岸分布密集的，类似新石器时代仰部文化，与龙山文化古人类遗存中，石制生产工具的制作方法，已普遍应用。这类形器，进一步证实了，早在大约7000年前，人类已经进入了耝耕农业阶段。如大河套乌拉特前旗小佘太镇，十分子村附近的古人类遗址，出土了细石器，大型砍伐石器，加工粮食的石磨棒，及红色夹沙的陶器……。之后，陶器的出现，告诉我们，大河套人已经开始用饮食器具进食了。这些陶制的器皿，包括炊煮器、饮乳器、贮藏器，彻底摆脱了，用手进食的习惯。从的饮食结构分析，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畜牧饲养业，狩猎、捕鱼等方面的发展。因此，当时大河套人应该是乳，肉，粮共食。
同时，乳食器皿在与粮食器皿共用的基础上，逐步分离，形成独立的体系。从陶器纹饰色彩艺术表现形式看，这些器具不仅仅有进食、贮食、饮乳的功能，还兼备礼器等社会功能，并衍生出最原始的乳食文化。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角度，人类为了生存，首先要解决生存与生活来源。考古资料表明：大约在五十万年以前，阴山南北的草原上，就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他们为获取生存与生活资料，而从事着一些简单的劳动，森林里丰富的果料，野兽及河里的水产类，还有一些能食的植物茎叶，成为当时的主要食物来源。经历了漫长的茹毛饮血的时代之后，由于意外的发现了火，才由生食走向熟食，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饮食革命时期。位于呼和浩特东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窑文化”遗存，进一步佐证了大河套人，经历过的这一漫长时期。
夏商之后，由于气候的急剧变化，农业萎缩促使畜牧业发展。由于草场满足不了牲畜日益增多，由此，游牧民族才真正意义上，从农耕民族中，独立出来。
由于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与生存资料，主要源于牲畜，因此他们的饮食结构由乳肉粮共食，转变为乳肉结构。
西周至春秋中期，文物工作者挖掘的，出土文物分析，房基简陋，农业工具减少，同时发现了地灶。这些文化遗存表明，这个时期，从农耕与狩猎业分离出来的游牧业，已发展成为一个专业化很强，游牧色彩很浓，文化观念独立的一个群体。并以独特的方式祭祀大自然。他们将乳食祭品，高高地举过头顶，祭祀山川，神灵与祖先。它们的举动，惊动了蓝天上盘旋的苍鹰，惊动了窥视人们的狼群，在苍芒的草原上，饱蘸乳汁写就了乳食文化新的篇章。

四，乳食文化的地域性与民族性

在大河套的美丽草原上，其独特的自然的生态环境与生存条件，形成了游牧民族独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种游牧方式的生活方式，也相应产生了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这种乳食文化，具有很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特征。乳食文化的研究对象，与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游牧民族饮食学等，诸多学科密切相关。
作为游牧民族物质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乳食文化无论是其系统性，还是与其他物质文化相较而言，始终处于主导位置。
这种丰富的文化内涵：涵盖了牲畜的驯化与牧养，乳汁的加工与贮藏，乳食器的类型与演化，相关的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乳食与保健，乳食理论，乳食的社会功能等。
所有这些，对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习惯，繁衍与发展，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河套的草原游牧民族，崇尚自然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恩泽于大地的自然观，欲取先予保护生态的环境观，描摹自然，讴歌自然的文化观，豪放豁达“食肉饮酪”的生存观，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英雄的人生观，传承交融变革互动的开放观，均对他们的思维情趣，习惯礼俗，生存与生活方式，衣食行住，婚丧嫁娶，节庆风尚，人际交往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这种富有民族性，区域性饮食结构，饮食器具，饮食礼俗，饮食文化交流，是衍生乳食文化的根源。
乳食文化，是草原游牧民族长期生产与生活在草原生态环境中，创造出独具特色适应于草原生态环境的饮食文化。其特征在于生产与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生态性，这种生态性是乳食文化的基础，并对其昌盛与衰落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考古学的观点，代表生态文明的起源，源自“细石器”文化，其特点是细石器文化，伴随着草原生态文明，从旧石器晚期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之前；这种压制，琢制，与磨制相结合制作的细石器，具有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这种共存的文化因素即“复合式工具（指石片、骨角器与木质工具的组合与配套）”与骨角器相当发达。
从草原生态学的角度，草原游牧民族的衣食行住都以“自然为本”，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以群牧的形式依托草场，水资源，即由牲畜草场，水资源转化社会的物质形态乳肉与相关的副产品。乳食文化的发展与进程，其特点即与生态环境变迁时盛时衰。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牧业经济出现萌芽状态，至夏代晚期有了初步发展，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商朝前期或者早商）时期，大河套草原部分地区的草原生态环境最后形成。
这种游牧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决定了游牧的乳食文化的形成。由于这种草原生态环境的初步形成还相当脆弱。所以，当时的乳食及乳制品，还满足不了人们的生活需求。
乳制品不仅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需求，还与农耕民族的饮食相融合，用乳油与白面为原料，制成乳饼等系列乳食品。在乳制品加工方面，《齐民要术》问世。促进了乳制品的繁荣与发展，这种乳制品的发展强势，一直延续隋唐时代，及宋，辽，金，西夏时期。
到了元朝中后期并延伸明清时期，部分蒙古人的饮食结构中，出现了粮面肉乳兼食的局面。尽管如此，与生俱来喜好乳食品的，蒙古人还是将乳制品的加工与乳食品的应用，推向全盛时期。
到了清朝晚期至民国时期，由于大面积推广开放蒙荒与蒙地放垦政策致使农耕民族大批地进入草原，使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空气干燥、降水减少、无霜期缩短，沙尘暴骤起、草场日趋沙化、牲畜锐减，传统的乳食文化面临弱化与消失。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与重视，美丽富饶的内蒙古草原又恢复了昔日的自然景观，成为真正意义上绿色草原，也带动起伊利、蒙牛等，一大批现代化乳业集团，与乳制品加工企业的，迅速崛起。
所以，在这块美丽和谐的，自然的生态环境中，其独特的生存条件，形成了游牧民族独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种游牧方式的生活方式，相应产生了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作为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乳食文化具有很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特征。
五，乳食文化的内涵

乳食文化的研究对象与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游牧民族饮食学等诸多学科密切相关。所以，在进一步了解乳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系统地对研究对象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科学界定，客观地予以历史定位。
作为游牧民族物质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乳食文化无论是其系统地饮食文化，还是与其他物质文化相较而言，始终处于主导位置。
这种丰富的文化内涵：涵盖了牲畜的驯化与牧养，乳汁的加工与贮藏，乳食器的类型与演化，相关的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乳食与保健，乳食理论，乳食的社会功能等。
首先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乳食文化涵盖了乳食结构，乳食器具，乳食加工，乳食特色，火的诞生对“食肉饮酪”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的影响。
其次，作为精神文化内涵，涵盖了上层建筑的诸多方面，如哲学、法律、宗教、风俗、文化艺术、伦理道德及其思维，观念等上层建筑范畴。
而这些，又对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习惯，繁衍与发展，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大草原游牧民族崇尚自然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恩泽于大地的自然观，欲取先予大河套护生态的环境观，描摹自然，讴歌自然的文化观，豪放豁达“食肉饮酪”的生存观，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英雄的人生观，传承交融变革互动的开放观，均对他们的思维情趣，习惯礼俗，生存与生活方式，衣食行住，婚丧嫁娶，节庆风尚，人际交往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早期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中主要有红白两种食物。谓之“白食”，即乳及乳制品，谓之“红食”，即肉食。
在他们的心灵与情感体悟中，始终以白色为尊，这不仅仅在于母亲白色的乳汁予以他们生命，同时还孕育出他们洁白无瑕的品质，与宽广的胸怀；还在于视白色为吉祥尊贵与神圣。所以，他们在祭祀山川、祖先、英雄时总是将盛满乳汁的盛乳器高高地举过头顶，对崇拜对象进行跪祭；所以无论是汗庭招待国使的盛宴，还是婚丧嫁娶家庭聚会，头道宴总是主人端来乳汁与乳制品，让客人们逐个品尝。
这些特殊的文化现象，决定了乳食文化，是大河套草原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蒙古族的传统饮食中，只有至尊高贵的汗庭皇族，才配得上饮用白马之乳。据张德辉《边堠纪行》文载：“至重九日王师麾下会于大牙账、酒白马湩，修旷祀也”。白色，就是草原游牧民族心灵中的“长生天”。
这种丰富的文化内涵：涵盖了牲畜的驯化与牧养，乳汁的加工与贮藏，乳食器的类型与演化，相关的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乳食与保健，乳食理论，乳食的社会功能等。
首先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乳食文化涵盖了乳食结构，乳食器具，乳食加工，乳食特色，火的诞生对“食肉饮酪”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的影响。
其次，作为精神文化内涵，涵盖了上层建筑的诸多方面，如哲学、法律、宗教、风俗、文化艺术、伦理道德及其思维，观念等上层建筑范畴。
而这些，又对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习惯，繁衍与发展，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河套草原游牧民族，崇尚自然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恩泽于大地的自然观，欲取先予保护生态的环境观，描摹自然，讴歌自然的文化观，豪放豁达“食肉饮酪”的生存观，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英雄的人生观，传承交融变革互动的开放观，均对他们的思维情趣，习惯礼俗，生存与生活方式，衣食行住，婚丧嫁娶，节庆风尚，人际交往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早期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中主要有红白两种食物。谓之“白食”，即乳及乳制品，谓之“红食”，即肉食。
这些特殊的文化现象，决定了乳食文化，是草原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大河套草原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乳食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性，传播性，民族性等特征。
六，在流动中互动

在严酷的自然灾害面前，大河套人顽强地为生存与生活而搏斗。由采集，狩猎旧石器时期到田耕火种耜耕与犁耕，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的新石器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几十万年的时间。到了早商时期，由于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东西狭长，东起阴山山脉，西迄贺兰山脉，北与蒙古高原接壤，南依晋陕北黄土高原，气候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生态环境。
在这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上，从事游牧业的群体，便成了游牧民族的主体。同时，也创造了独具区域特色的乳食文化。而这种乳食文化，在自然生态环境趋于定型之后，较其他区域的草原游牧民族，历史更长远，区域性特征更鲜明。
生活在大河套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历史，几乎是一部流动的历史。在这部长达几千年的流动历史进程中，这种“随草而迁徙”以毡帐而居住，架火炊煮，围火而进食的生计方式，与时聚时散，飘忽不定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的饮食风尚，及习惯有广泛的传播性。
这种传播性表现在，同一区域内与其他游牧民族共同的乳食习惯，及各自形成的乳食风俗，如在人生礼俗、时令节庆、人际交往、宗教祭祀等方面、如契丹族的婚俗、丧葬宫廷礼仪、宴饮等方面，无不浸透着尚乳的饮食风尚，而其他游牧民族在尚乳方面与其相同，但在具体细节上各自不同。所以，在交流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相互完善外，还通过军事战争、和亲、赐贡、槯场、互市等方法，与周边其他民族进行双向交流。
大河套草原游牧民族的交流对象，就是地处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河套草原及周边地区，曾多次呈现出空前的民族大迁徙，文化大融合。在草原游牧民族乳食习惯的影响下，尚乳之风，以很快速度，浸透到农耕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喜好胡食，已成为当时大河套人们的一种时尚。
与此同时，草原游牧民族，在传播乳食习惯的过程中，也在农耕民族饮食习惯的影响下，不断吸收农耕民族习俗之风。据《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记载：“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强，有凌车乐中夏之志。朝廷既与之和亲，发给缯絮，绵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侍以优礼，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人之。”（1）
这种双向选择与交流，饮食结构的重组与整合，虽在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都受到了对方的长期冲击，但古老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范式，及其以乳肉组合的饮食结构，乳食器具，乳食礼俗，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乳食的文化内涵，均被后来的各自民族所传承。

七，空灵的绝响

阴山岩画中，还有形态，质地各异的饮食器皿的作品。这种饮食器皿，民族特性很强，无论是石，革、桦皮，木，陶，青铜，铁，金银瓷等质地的储乳器皿，还是“汗尊而杯饮”的饮乳器皿，其造型不仅镌刻“野兽风”的纹饰，同时，都有游牧时，便于携带的双耳或者单耳类型。
有关乳食器皿的形成，与饮酪食乳的民族形成，俄罗斯学者库兹米纳，通过对公元前15－13世纪草原游牧民族，使用过的陶器内的腐殖土分析，确认当时确实存在，牲畜的第二类产品－乳制品的使用。而这种肉乳结合的饮食结构，比过去只食肉的习惯，有利于本民族人口的增长。（2.）
这些陶器大概是在石器之后，较早的盛乳器皿。同时，随着人口增长，草原载畜量的加重，导致草场退化，根据一些遗存的墓葬文化分析，这些游牧民族每20－25年，迁徙几十公里寻找新的草原，游牧民族，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文明，便于携带的双耳或者单耳类型的，乳食器皿也随之诞生。
这些也乳食器皿的造型，也围绕游牧文明的诞生，随着乳食结构，乳食需求，乳食演变，显现出更加强烈，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并在草原游牧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发挥着“生存，繁衍”“传承创新”的重要作用。
在这个时期文化遗存中，以大河套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一批细石器为主的石器文化，未发现有原始农业的大型石器，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人类已进入了以畜牧狩猎为主的经济生活。商周时期（约4000－3000年前）处于昌明时期。
从农耕与狩猎业中分离出来的游牧民族，形成了许多专事游牧业的游牧部落。在乳食器皿的使用上，由石、皮质到青铜器，较典型的有大河套及周边的一些文化遗存。它的分布很广，北到阴山山脉南至晋北一线，。
如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其食用器皿，除了石质外还兼有青铜器陶器、石器，较典型的是朱开沟文化遗址的文化遗遗存，根据学者潘其风，对朱开沟遗存的人骨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是：“该遗址人骨体质特征人骨的研究，属于单一的蒙古人种”。（《朱开沟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同时，这个时期人类发明了火与陶器。其饮食行为由无炊烹，至石烹，再由石烹过渡到陶烹青铜器煮烹，随之乳食文化的内涵也同其他饮食一样，不断扩展延伸由单一“饮酪”，扩展到乳食食用多元性。再从这些不同质地乳食器造型与纹饰分析，当时的游牧民族在其制作风格上，深受商代青铜造型艺术的影响，纹饰中所反映的内容大都与生活有关，当时这些乳食器皿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是与其他饮食器皿共用的。
先秦至秦汉处于昌盛时期，先秦至秦汉时期，匈奴及东胡系统的游牧民族开始频频活跃在，美丽富饶的大河套草原上。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族首领冒顿单于在大河套建立起草原游牧民族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
纵马驰骋在大河套东部地区东胡系统的游牧民族也开始“随水草放牧，以穹庐为舍”。特别是乌桓人：“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这些游牧民族除了“食肉饮酪”的同俗外，开始以马奶酿酒，与用鲜乳制作乳制品。究其根源林幹先生在其《匈奴墓葬简介》中认为：“诺音乌拉23号墓出土0.83米的长勺与现在蒙古人盛马奶和酸奶的长勺相同”。同时，在诺音乌拉4号墓与2号墓先后出土了一件底部有几个小环孔，环孔部还穿有皮带，可以绑在马鞍上的青铜器与一件由肩部到底部也有一排凹槽的陶罐，有凹雕竖带状图案的陶器残片。
据一些中外学者推论，这些匈奴文化遗存很可能就是当时酿马奶酒与制作奶酪的工具，这与当时历史文献匈奴人制作“湩酪”（乳浆）熐蠡（干酪）的记载，正好相符。

八，乳食的社会功能
作为大河套草原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乳食文化，不仅决定了其乳肉兼容的饮食结构，同时还通过馈赠与宴请，达到了某些外交军事，政治上的需要。
乳食及乳制品结构的核心是“食肉饮酪”。由于乳食营养丰富，制成乳制品易储易带，有利于游牧与行军作战携带，有利于人类体质的发育，有利于促进强悍，粗犷、耐劳、豪放、好斗民族性格的形成。在宗教祭祀、军事外交、时令节庆、人生礼俗等社会功能方面，乳食品同样在草原游牧民族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乳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还表现在诗词歌赋、绘画酥雕、艺术音乐、舞蹈等诸多方面。如不同时期的乳食器皿，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同时还兼有审美价值。
此外，乳制品的民族性，还在于它有严格的层次性。由于草原游牧民族，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不同，不仅反映在所使用乳食器皿质地，造型不同，同时，也反映出不同的乳食风俗，进乳风格，与相关的乳食文化内涵。
乳食理论是内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经过几千年对乳食相关现象，一种系统性的认识。内容涉及牧养、挤乳、生态环境、乳食加工、乳食储藏、乳食营养、乳食观念等。始于南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崔氏食经》等有关乳食著作之后，相继出现了有关乳食保健，乳制品加工，等一系列乳食理论，完善于元朝《农桑辑要》、《饮膳正要》，发展于明清。
乳食文化是长期生活在内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传承发展共同创造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文化。它包括这些民族深层次的心理特点，价值观念，及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宗教祭祀，并贯穿于他们全部生活过程之中。
从人类学的角度，这些由农耕业与狩猎业分离出来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必然解决生活来源。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
从生态学的角度，如在大河套他还未形成草原的中南部地区，“从公元前三千年开始，气候渐凉。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又进入一个新的全面转冷、干燥期。在欧亚大陆气候全面转向干凉时，大河套草原乃相邻地区的人类，在不利于农业发展的环境下，调整生存方式由农转牧，形成了单一的游牧业生活方式”。（4）
这种生产型经济，适应当时的自然环境，通过畜养食草类动物，扩大了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范围。
从社会经济形态角度，大约夏商以来，大河套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青铜时代，由于生态环境不同，鄂尔多斯地区，后套地区，阴山南北，较早地由农牧混合型经济演变为游牧经济。
反映这个时期大约四千年前游牧经济较早的文献记载：“唐（尧）虞（舜）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多马牛羊……。逐水草迁徙，田域郭常处耕田之业。”（6）
另据甲骨文记载，早在殷武丁时期，边将不断向朝廷报告边患，如《菁》就有　方（据已故的郭沫若先生考证，舌方视为吉方，吉方与土方是居住今山西、陕西北部直至大河套以北的游牧民族）又侵入该城西郊放牧的文字。
由于畜牧业是游牧民族生活与生存的必须生活资料，所以，乳食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都有较长的历史。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王代相融与全面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匈奴乌桓等游牧民族之后，拓跋鲜卑，敕勒，柔然，及契丹，室韦，突厥先后游牧于大河套草原。
“东至大同西，西暨五原，阴山南北千里的广阔草原上，众游牧部落：“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呈现出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景象。
这个时期的乳制品及乳食文化经过众多游牧民族近千年，由原来不同的饮食习惯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到交流与融合，更趋向规模化与系统性，处于全面发展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有关乳制品制作加工的理论著作《齐民要术》的问世。
同时，在当时的大河套草原上，游牧民族处于统治地位。所以乳制品与乳食文化在饮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这种饮食风尚不仅盛行到隋唐五代，也深深地影响了农耕民族的饮食习惯。
辽、金、西夏成熟时期。辽金、西夏时期，活跃在大河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主要有东部的契丹族，女真族与西南部的党项族。这些草原游牧民族同契丹族一样，早期主要从事畜牧业其饮食风俗也与契丹族大致相近。“契丹旧俗，其畜以马，其强以兵，纵马千野，驰兵于民，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所以，乳食与肉食不仅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食品，同时也是进行祭祀，庆典，对外饮食交流的重要食品。据经常与党项人打交道的宋人洪中孚说：“蕃部旦饮酥酪，恃荣为命”。
契丹族除了与党项族一样有共同喜食乳制品的习惯外，还表现在不仅是平民百姓，连皇家宫廷的人生礼俗、宗教祭祀、军事外交、婚丧嫁娶中，乳制品仍占很重要的位置。
由于乳制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量增大，不仅皇家宫廷设有专门进行乳制品加工的机构，普通牧民也都有加工乳制品的工具。
在他们的活动区域，无论繁华都市，还是边城市井，都有加工与交易乳制品的“酪巷”，呈现出更加专业化规模化、品种多样化的趋势，处于成熟时期。
元、明、清繁荣时期。“元初超兵朔漠，专以畜牧为业……深以游牧之事，其本俗也”“盖其沙漠万里，牧羊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
这些出自《元史》的记载中，让人们进一步了解到勤劳的蒙古族，跨越了元、明、清三朝。在数百年间，不仅传承了所有草原游牧民族“马逐水草，人仰湩酪”的游牧民族传统，乳食文化与乳制品，也在数千年饮食风尚的基础上，无论是其制作工艺、制作规模、制作品种还是乳食文化的延伸与扩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