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林考察东北纪行

杨桂林考察东北纪行
我和同学们的诗歌和远方!
———— 题记
杨桂林
八月月末，我与志荣等同学等十位同学全程考察内蒙古东部辽阔的乌兰察布、兴安、呼伦贝尔大草原、阿尔山、额尔古纳河流、大兴安岭西端满洲里、海拉尔、二连浩特等十六个旗县。所到之处目睹风光旖旎的的山林、草湖泊仿佛置身与山水画之中。同时对沿途的人文地理，历史掌故，人情风物进行考察调研。这次历时十五天的游历感悟颇深故以考察纪行记之。
从乌拉特前旗出发一路乌拉山东行。沿途目睹乌拉山岩画有感而发写下考察东北纪行第一篇《谁持神笔写华章》
一
一部风雷激荡的大河套史，是谁写下第一行文字。阴山岩画的发现，破译，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遥远的空灵世界。大约一万多年，或者更久远的年代，一群来自欧亚草原，也许是萨拉乌苏河流域的游牧民族，他们在亘旦大河套的千里阴山一边放牧，一边在坚硬的岩石上，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以此寄托他们的喜怒哀乐，所见所闻，并予以岩石新的生命。
这种空灵绝响，断断续续回荡了近一万年，记录了由远古走向近代，重多草原游牧民族的奇闻轶事。岩画画面有猎狐、猎熊、放牧、女舞者、星星和野牲动物群、猎驴、骑马人、野猪群、骑猎、北山羊、狩猎、车辆、赶牧、黄羊、羊、狩猎和放牧、牧羊、舞者和羊、猎羊、梅花鹿、羊和马、射杀人和动物、狼、持弓围猎等。这些分布不同年代的岩画，其意义在于，远古游牧民族猎牧的生存模式，社会组织模式，与观念的构成惊讶，与神秘生存搏斗，阳刚之气对大自然的神化，敬畏原始时，空意识自然物崇拜，生命共感与泛阴阳观念，生命情态与表现。所有这些，构成了一部大河套的，最奇特石头史书。其后，对大河套史地的研究，先秦时期的史籍虽也涉猎，但尚不明确。到了秦汉之后因边备的需要，众多学者从各个领域开始关注，大河套的人文与地理、行政建置及军事设施、民族关系等。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用了大量的篇幅，拓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秦汉之后有关大河套的史地研究，首推魏晋南北朝时的，郦道元的《水经注》。郦氏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沿河的人文地理。
到了唐代，除了张守节的《正义》注释《史记》外，还有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北宋时杨侃的《两汉博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南宋人，王应麟也就有关大河套的行政建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之后，钱大昕的《元史氏族表》，松筠的《绥服纪略图诗》，魏源的《圣武记》、《元史新编》；沈 的《六镇释》、《西北地名杂考》；李东阳的《西北备边宜状》；张复的《皇舆考》、《九边辑略》；顾祖禹的《读史方與纪要》；长春真人的《西游记》；高士奇的《扈从集》；元好问的《元遗山集》等，也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有关大河套的史地问题。在这些重点的研究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者亲历的，因此可信程度就更高一些。如：明隆庆四年（1570年），时任大同巡抚的方逢时，亲历了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俺答汗的孙子出走附明，俺答汗兵临城下，追索爱孙这一事件。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方逢时与宣大总督王崇古议谋，采取和谈的方式，促成了“俺答去贡”，明蒙关系由战到和实现根本转变。《云中处降录》正是方逢时亲历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后的真实记录，给后人留下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特别是明清之后，因为历史原因，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有关研究西北史地的资料，都似乎与大河套历史有关。
如明朝官方编修的重要史籍《明实录》，在近3000卷中其研究的对象，都将重点集中在，有关大河套的边政，与驻牧在大河套的蒙古族为主。又如《明经世文编》、《明一统志》，其后一些著名学者，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如明方孔炤著《全边略记》、明魏焕《皇明九边考》、明郑汶壁《万历延绥镇记》、明张雨《全陕边政考》、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及明肖大享所著《北虏风俗》等，均为这一类史籍。之后，到了明末清初，涌现出一大批有志于研究河套史，及明代大河套与周边的地理，历史军事边政的著名学者，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梁份的《秦边纪略》、《乾隆河套志》等。在此期间，一些山西籍的学者，承乾嘉之后学界考据修史之风，有力地推动了研究大河套历史的发展进程。代表人物张穆（1805——1849），山西平定人。其研究大河套及西北史的代表作《蒙古游牧记》，对内外蒙古各部的历史沿革、王公系谱、驻牧的山川城堡等，都做了详尽的记述。如在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由于史料有据，对进一步研究清代驻牧在大河套，蒙古各部历史地理等，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同样，另一位早于张穆先生的，山西籍学者祁韵士（1751——1815）的《蒙古王公表传》、《藩部要略》，对蒙古历史的研究，揭开了清代学者，系统研究西北史地，包括驻牧大河套蒙古族史地，研究的序幕。同时，作为河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了中国西北地区，近二百年的西夏政权，自唐宋以来，发迹于大河套的西南地区，“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并在取得政权之后，长期控制了这个地区。然而，在二十四史中，西夏却很少被提及，与其同时代的宋、辽、金的国史中也只有《西夏外记》一卷、《西夏传》一卷、《夏国传》上下卷。特别是蒙元帝国灭了西夏政权后，在近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几乎被湮没亡佚。所以，研究这个时期河套地区西南部的历史，只能从《宋史》、《辽史》、《金史》中以窥一斑。到了1804年，清代著名史地学家张澍，在甘肃省武威城北清应寺内，发现西夏文的《凉州碑》，著名金石学家刘青园，也在武威发掘出窖藏西夏钱币后，尘封于历史尘埃之中西夏往事才正式面世。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队，在大河套的西部黑城遗址，发掘大量的西夏文书、佛经画卷，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语言文字、历法、医学等诸多领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西夏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西夏学研究方面，涉及到大河套西南地区，西夏与宋边事贸易关系的著作，有阙镐曾的《宋夏关系之研究》、廖隆威的《北宋与西夏的贸易关系》、《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等。之后，杜建录的《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周伟洲的《唐代党项》，史金波的《西夏文化》，漆侠，乔幼梅合著的《辽夏金济史》，朱瑞熙、王曾瑜等人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也相继问世。清末民初，有关大河套史的研究方向，日趋摆脱了单纯的边政、军事、武备、风俗等旧套路，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领域；注重应用新观点、新成果、新方法，进一步深化了研究工作，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天顺先生的《河套史》。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继祁韵士张穆之后，又陆续有研究大河套的著述正式面世，如《河套图志》、《河套志》、《河套新编》、《绥远通志稿》、《延绥镇志》等。曹永年先生的《内蒙古通史》四卷本，林？先生有关大河套《五代游牧族史论》，潘复撰写的《调查河套报告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周顺尧先生编撰的《绥远河套治要》，王文墀编撰的《临河县志》相继问世。特别是随着大河套进一步的开发，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地区的关注，著名学者王国维、法籍学者桑志华、田清波及顾喆刚、谢冰心等，也相继将研究的视角。触到了这一地区。全国解放后，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更有深度。六十年间，众多学者承前启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民族战争，与友好的关系发展史、大河套农牧业开发史、民族经济史、商贸史、人类活动与自然和谐相处史，晋商与晋陕农民开发大河套史及民歌、民俗、语言文字、宗教、人物专题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等众多领域，并在资料的发掘，及论述的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如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周清澍《从察干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宝日吉根《试论明朝对所辖境内蒙古人的政策》、李三谋《明代的边防与边垦》，田广金、史培军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等。在海外、台湾著名学者，吴绢华在这方面的研究、观点新颖、独树一帜。如《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明代西北边患与榆林的发展》、《明代绥镇的地域及其军事地位》等。总之，始于秦汉、盛于明清有关河套地区史地文献资料的研究，成为当时的显学之一。
著名学者梁启超曾经说过：“其实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特别是西北史地研究的领军人物张穆，在写《蒙古游记》时：“用力十年，稿册屡易。”清末明初政治家刘禺生在《世载堂杂》中这样评价他：“当时诸贤，承乾嘉学者训诂，考订校勘之后毅然别看门面，有志于辽、金、元及西北舆地之学……京师以张穆为滥觞。”
正是有了延绵几千年的华章相传，才有了大河套的古老历史。
由于河套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史以来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区域之一。早期对河套史地的研究，先秦时期的史籍虽也猎涉，但尚不明确。到了秦汉之后也因边备的需要，众多学者从各个领域开始关注河套地区的人文与地理，行政建置及其军事设施，民族关系等。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用了大量的篇幅拓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秦汉之后有关河套地区的史地研究首推魏晋南北朝时的郦道元的《水经注》，郦氏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沿河的人文地理。到了唐代除了张守节的《正义》注释《史记》外还有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北宋时杨侃的《两汉博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南宋人王应麟也就有关河套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其它问题展开了讨论。之后，钱大昕的《元史氏族表》，松箱的《绥服纪略图诗》，魏源的《圣武记》、《元史新编》；沈垚的《六镇释》、《西北地名杂考》；李东阳的《西北备边宜状》；张复的《皇舆考》、《九边辑略》；顾祖禹的《读史方與纪要》；长春真人的《西游记》；高士奇的《扈从集》；元好问的《元遗山集》等也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有关河套的史地问题。在这些重点的研究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者亲历的，因此，可信程度就更高一些。如：明隆庆四年（1570年）时任大同巡抚的方逢时亲历了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俺答汗的孙子出走附明，俺答汗举兵兵临城下追索爱孙这一事件。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方逢时与宣大总督王崇古议谋，采取和谈的方式，促成了“俺答去贡”明蒙北系由战到和得到根本转变。《云中处降录》正是方逢时亲历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后的真实记录，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明清之后，因为历史原因，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有关研究西北史地的资料，都似乎与河套历史有关。如明朝官方编修的重要史籍《明实录》，在近3000卷中将研究重点对象都集中在了有关河套地区的边政与驻牧在河套地区的蒙古族。又如《明经世文编》、《明一统志》及其后一些著名学者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明•方孔炤著《全边略记》、明•魏焕《皇明九边考》，明•郑汶壁《万历延绥镇记》、明•张雨《全陕边政考》、明•李贤《大明一统志》明•肖大享《北虏风俗》等，均为这一类史籍。之后，到了明末清初，涌现出一大批有志于研究河套史及明代河套地区周边的地理，历史、军事、边政的著名学者。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梁份的《秦边纪略》、《乾隆河套志》等。在此期间，一些山西籍的学者承乾嘉之后学界崇尚考据修史之风，有力地推动了研究河套历史的发展进程。较有代表的人物张穆先生（1805——1849）山西平定人。其研究河套及西北史的代表作《蒙古游牧记》，该书对内外蒙古各部的历史沿章，王公系谱，驻牧的山川城堡等都做了详尽的记述。在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由于史料有据，对进一步研究清代驻牧在河套地区蒙古各部历史地理等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与筚路蓝缕之功。同样，另一位早于张穆先生的山西籍学者祁韵士（1751——1815）的《蒙古王公表传》、《藩部要略》，对蒙古历史的研究，揭开了清代学者系统研究西北史地包括驻牧于河套地区蒙古族史地的序幕。同时作为河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了中国西北地区“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近二百年的西夏政权，自唐宋以来发迹于河套的西南地区，并在取得政权之后长期控制了这个地区。然而，在二十四史中，却很少提及与其同时代的宋、辽、金。国史中也只有《西夏外记》一卷、《西夏传》一卷、《夏国传》上下卷。特别是蒙元帝国灭了西夏政权后，在近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几乎被湮没亡佚。所以，研究这个时期河套地区西南部的历史，只能从《宋史》、《辽史》、《金史》中以窥一斑。到了1804年清代著名史地学家张澍在甘肃省武威城北清应寺发现内藏的书有西夏文的《凉州碑》及著名金石学家刘青园也在武威发掘出窖藏西夏钱币后，才将尘封于历史尘埃之中西夏的存在正式面世。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队在河套地区的西部黑城遗址发掘出大量的西夏文书，佛经画卷。其中著有多种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语言文字、历法、医学诸多领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西夏史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在西夏学研究方面涉及到河套西南地区。西夏与宋边事贸易关系的著作有阙镐曾的《宋夏关系之研究》、廖隆威的《北宋与西夏的贸易关系》、《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等。之后，杜建录的《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周伟洲的《唐代党项》、史金波的《西夏文化》、漆侠、乔幼梅合著的《辽夏金济史》、朱瑞熙，王曾瑜等人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相继问世。清末民初，有关河套史的研究方向日益摆脱了单纯的边政、军事、武备、风俗等旧套路，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领域；研究方法注重应用新观点、新成果、新方法，进一步深化了研究工作，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天顺先生的《河套史》。到了近代，继祁韵士、张穆之后，又陆续有研究河套地区的著述正式面世，如《河套图志》、《河套志》、《河套新编》、《绥远通志稿》、《延绥镇志》等。曹永年先生的《内蒙古通史》四卷本，林先生有关河套地区五代游牧族史论，潘复撰写的《调查河套报告书》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周顺尧先生编撰的《绥远河套治要、》王文墀编撰的《临河县志》相继问世。特别是随着河套地区进一步的开发，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地区的关注，著名学者王国维籍学者桑志华、田清波、顾喆刚、谢冰心等也相继将研究的笔触摸到了这一地区。
全国解放后，这一研究领域就范围而言，更有深度。六十年间，众多学者承前启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领域扩大到民族战争与友好的关系发展史、河套地区农牧业开发史、民族经济史、商贸史、人类活动与自然和谐相处史、晋商与晋陕农民开发河套史及民歌、民俗、语言、文字、宗教、人物专题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等众多范围，并在资料的发掘及论述的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如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周清澍《从察汗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宝日吉根《武论明朝对所辖境内蒙古人的政策》，李三谋《明代的边防与边垦》，田广金、史培军《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等。在海外、台湾著名学者吴绢华在这方面的研究观点新颖、独树一帜。如《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明代西北边患与榆林的发展》、《明代绥镇的地域及其军事地位》等。总之，有关始于秦汉、盛于明清的河套地区史地文献资料的研究，成为当时的显学之一。著名学者梁启超曾经说过：“其实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特别是西北史地研究的领军人物张穆在写《蒙古游记》时“用力十年，稿册屡易。”清末明初政治家刘禺生在《世载堂杂》中这样评价他：“当时诸贤，承乾嘉学者训诂，考订校勘之后毅然别看门面，有志于辽、金、元及西北舆地之学……京师以张穆为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