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值不值钱,各有各的感受,李白就以为万言不值一杯水,当然在有些人看来,高明的言语文章价值何值百金,那位汉武帝的陈阿娇,就觉得司马相如的言语十分的值钱,这时的阿娇已经被武帝冷落,如何唤回君王的眷顾这是个问题,过去的皇后与妃子总会在各种花样上下功夫,让君王的太阳照耀自己的冷清清的深宫,只阿娇在言语上下功夫,当然她自己是有情却说不出,于是司马相如成了她的枪手,那些动情的文字,还真的让武帝回心,长门内再次沐浴太阳的光辉,或者此时除阿娇外,三千粉黛无颜色,出了百金其实是非常的值,帝王富有天下之财,获得宠爱就意味金源不断,但钱财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君王的重视,那身价完全的不同,心理的感受同样完全的不同,看来世人得佩服阿娇,知言语的价值,当然知司马相如而不是其他平庸之笔手的价值,言语值不值钱,得看人来的。
诗言志,言为心声,言是文雅的哭,是心理有失衡时的渲泻,同时是让人窥视其内心的窗口,赤子刚出世,无法言语,所以哭是最简单省事的办法,到大了以后,言语训练到一定的程度,无任口头与书面的,就成为其抒情的工具。人的天赋总是有高低不同,所以言语的能力总是千差万别的,同样是导师为鬼谷子二学生张仪、苏秦,三寸不烂舌灿出莲花各为其主,赢面更看重的其实还是主子的态势,所以同样的才能,选择对了主子,才是赢家。
人仅百年的寿命,如果想长久地让人世的人记得,有三种选择,最上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就是立言了,言语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什么值钱,否则陶潜那些诗文能换点酒水钱了,但人的心理总希望自己万世流芳,当然没弄好可能是遗臭万年,两种方式实际达到了名传千载,虽然有优劣的区别,仿佛不好的名声比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无名之辈好。
实际上言语是最下的选择,总之你运气不怎么的好,作不了大德之人,当不了将军与大臣,当然你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机会,所以最后的选择就是能写一篇能流芳万世的文章也能不朽,所以太史公知道忍辱写《史记》,当然是以古代的言者为榜样的。想想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倒全唐的例子,而有些清帝万首烂诗并不如张诗人的一篇有价值,有影响力,可以扬名立万(史上还有千首诗轻万户侯的例子),当然清帝是君主,这个其实也不容易,并不是为君难,而是混上这个位置不容易,只要混上其实基本上是史上留名的,至少帝王的家族史是会记录的,诗做不做得好就不重要了。
有些言者是天纵之才,一位宋帝十分地欣赏苏轼,问题是苏轼不会言语,所以为朝庭的其他人不容,总是苏子是死罪死罪的,确实没有宫庭那些爱才的君与后的珍惜,苏轼确实当死了死了的,为了保住文星,让他上路,四处流放,宋帝最关心的其实苏轼最近又写了什么,然后不断的给他选择呆着的地方,相信他每到一地能产出好点言语来,实际上朝云妹妹最理解他,满肚子不合时宜,所以命运总是艰难,苏轼知道治理的机会飘渺,所以他会在言语上多下功夫,这就是只有立言的机会了,当然得到兄弟的帮助,多获得点钱,多找个妹妹,多生个崽,多布点血脉之种,总是张艺谋无法与苏轼相比的,当然那时人口不多,你多生宋帝不会觉得过分,实际上那时不会有计生的观念,不过因为自己是因言获罪,所以他对于后代的要求,就是平庸点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虽然今天放开二胎,但总还是有点不够,至少军队不太容易象以前那样肉搏,拼命,因为独生的战士最大的压力就是上有双亲加双亲的双亲,历力山大,可能让军队更重视装备与无人作战,也就是人口基数虽大,并无随意牺牲的优势,这些是题外言语了。
诗是最为精粹的言语,如果说到远古的诗章,北有《诗经》南有《楚辞》,风格不一,地域风格同样不一,诗经中同样有不一的地域风格,但相对于楚辞,算得上诗歌最早的北派,而楚辞或骚体,算得上早期的南派,诗分南北,是从地域上分,同样是从风格上分,北精练而平实,南灿烂而绚丽,其它艺术的南北之分,当从诗歌的风格不同发散而来。
言语最不安全的就是时代不宽松时容易获罪,给自己带厄运,如果在完全的民主社会还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只是放眼世界,并不是处处是自由的庄严之处,说话有时得看形势,得谨慎,尤其是在某些国度,比如22,你最好唱太阳的颂歌为好,33一定以为你是歌颂他呢。
生在当代,多说古代,算得上相对平安,远得很你说的未必是影射我,我不在意,所以说古代说娱乐相对的安全,压力山不大,立言的德性还真的不容易具备,立言其实也是伟大,但得看你有胆量否,敢作牺牲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