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回顾了中国人民大学杨跃承教授关于国家如何推动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分析课程，强调科技的经济价值和创新的重要性。讨论了不同地区的政策差异，如深圳、北京、西安的科技投入，并提及以色列、美国、荷兰和苏州的创新模式。指出市场化配置要素、人的激励机制在科技发展中关键作用，以及孵化器的角色转变。文章还警告不应单纯依赖技术交易额评估创新能力，并提倡产业技术研究院培养更多项目经理来提高效率。
前两天到中国人民大学，听杨跃承老师讲了一堂关于国家助推科技企业发展有关政策分析的课，杨跃承老师作为盛景网联科技的高级合伙人，同时也是多家研究院的研究员，对科技企业的理解非常深入，只碍于时间限制，只介绍了其中核心的一部分的内容。本人能力有限无法系统梳理杨老师课程，暂时仅记录一些老师的语录，理解不对或记录有误欢迎指正。
- 始于认知，成于创新
- 只有突破认知的局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 科技 = 科学 + 技术 + 经济
- 新经济 = 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制造业变革）（生活方式决定生产方式）
- 要素、技术、模式、业态
- 国内的产业集中度不高
- 深圳创新委有140亿预算，其中90%给了企业，其中90%给了民企；北京科委只有50亿，西安只有5亿，只有40%到企业
新研发
- 产权制
- 高效科研作为职务发明，国家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属于国家
- 政府投入30%，超出的边际效益递减
- 以色列模式：创新供给世界，技术捍卫自由
- 跨区域合作进行体制改革
- 美国模式：创新共同体
- 荷兰模式：开放式协同发展（ASML，5千多家顶尖公司配套才能完成光刻机的生产，不是单独一家公司的技术）
- 苏州模式：产业技术研究院面向产业做的应用研究，5年投入50亿计划引入50家研究院，核心是挖人，让团队占大股，成果主要归团队
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 人的激励机制
- 中关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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