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学与中国

第一节中国的教育传统

一、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教育吗?

        按照常规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教育的。这一点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甚至在国际上也有很好的认可度。但是，若认定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为个体的人性发展服务，或者认可这本小册子前面所确定的大学教育目标，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对待教育的态度是值得重新检讨的。

        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中国教育的主要执行者是私塾、家馆和官学等，且主要是前者。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很难区分服务于“主动教育”的大学和服务于“被文化”的初级教育。其教育内容称得上千篇一律，几乎总是“四书五经”及其衍生品，并不随年龄有质的变迁。毫无疑问，“四书五经”含有一些对农耕社会的深刻见解。对于农耕社会中个体的人性发展，“四书五经”中那些独到见解可以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四书五经”并不是为了个性发展，而是为了做官。

        当教育的目标被定为“考取功名”后，“四书五经”基本上变成了道具。学子往往被“一举成名天下知”，“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所诱惑。难以被“四书五经”中那些关于农耕社会的真理所启蒙。取而代之，大多数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蜕变为名利之徒，“头悬梁锥刺股”地摹写八股文，随时准备把自己“货卖帝王家”。如果卖不出去，就成了孔乙己式的穷秀才，对人性的认识未必有所提高；卖成了，摇身一变啜袍加身而有了资格给皇上磕头，其人品无疑有了明显的奴性。看看这些“成功”的被教育者，他们不但否认人格层面上人人平等的公民观念，而且热衷于跪拜那个坐在金銮殿上的家伙，热切希望那个家伙——是人是猴子都无所谓———带着自己维持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我们把大学教育首要目标叫作“树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改变中国人“跪拜”的姿势，在精神世界里站起来。

        中国主流传统教育在“树人”方面缺失，在“育才”方面也好不到哪里。从专门人才角度看，读书人除了卖与帝王家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功用。即使是那些成功卖给了帝王家的进士状元们，也不能说是治国的专才。他们所擅长的是之乎者也、歌功颂德，这与治国经邦几乎风马牛不相及。正所谓“才之一字，所以粉饰太平”。

        由此看来，中国的主流传统教育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人在相当程度上与社会大众隔离、与日常生活隔离、与社会生产隔离，而成为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特殊社会阶层。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既不着重于个体的人性发展，也不致力于行业专才的培育，更反对基本的公民精神。

        说中国传统教育专职培养奴才可能有些过分，但说它偏离现代大学精神是不为过的。因此，在强调“继承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的时候，要小心区分形式与实质。否则，中国的大学可能会偏离大学正道。21世纪初的中国大学，过于强调“育才”——培养人才——的根子可能就源于此。中国主流传统教育，是功利地为了做官；而中国现代大学纯粹的“育才”教育，则是功利地为了发财，为了社会的物质发展。

        上一段提到了本小节可以得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中华主流文化对教育的态度在形式上重视，而在实质上与“树人”“育才”教育相背道而驰。对于理解现代大学教育在中国的发生、发展，这一条结论将是一条重要线索。

 

二、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发轫

        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发轫并不十分落后。例如，相比于世界闻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的天津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建立的时间晚了不到10年。而且，在发轫之初，中国大学就很快迎来了一批懂得大学精神的教育家，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浙江大学的竺可桢等。也许，由于当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教育，这些伟大的大学教育家的理念并没有赢得广泛认同。在他们那个时代以及之后的中国，大学教育被混入了太多的中国元素。

        并不是说，现代大学一定不能没有中国元素。恰恰相反，中国的大学一定会有中国元素，会有中国特色。甚至，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国元素可能进入世界上许多大学，成为现代大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那些与大学精神相违背的中国元素则要小心警惕，绝对不能让它们从后门溜进大学的殿堂。

        放眼21世纪初，中国大学达到了惊人且可喜的数量，但中国大学离神形兼备距离还不小。相比于符合大学精神的现代大学，纯粹的高等技术学校和研究院在中国的发展还算不错。中国大学办出了“中国特色”，但这样的特色是需要认真检讨的。

        竺可桢先生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候，给学生们提出了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浙江大学)，有两个问题应该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了做什么样的人？”今天，浙江大学的在校学生、毕业生、教职员恐怕没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两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尽管这两个问题不是官方的浙江大学校训，但它确确实实是浙江大学百年来最大精神共识。这是因为，竺可桢先生的两个问题点明了大学教育首要目标——树人，而且，进一步突出了“黄金主动教育期”大学生在树人中的主动作用。

        竺可桢先生的两个问题是在1936年新生开学典礼上提出来的。多读几行竺可桢先生典礼致辞的文字，读者就会发现，竺可桢先生认为成为行业专才不是最重要的，学得谋生手段也不是大学教育的关键。最重要的是如何发展自己的个性、认识生活，以便将来投入生活、享受生活。

        为论证自己的观点，竺可桢先生引用了一句外国名言：“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对照前面的论述看，这句话告诉我们，大学学习的终极目的实在是学会怎样追求人生幸福。

三、大学精神与传统教育理念的冲突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形式上重视、实质上忽视，当年归国办大学的教育家们面对的挑战比从零开始还难。这是因为，形式上的重视使得大众和精英阶层只注重快办大学、多办大学。认定自身教育历史悠久，认定中国办大学只不过“师夷之长”，只需“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必然马到成功。

        在《蔡元培文集》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社会对大学办学的理解大致是:

经费 + 校园 + 现代知识传授 = 大学

        显然，这个公式中没有大学精神的任何地位。蔡元培先生对此当然完全不认可。在《蔡元培文集》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坚信只有突破中国传统教育观念，才有可能办好现代大学。竭尽全力以后的蔡元培先生，对当时现状之无奈、自身内心的苦闷在文字中多有表露。我们从《蔡元培文集》中摘录下面几段话，主要着重于彰显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对现代大学的毒害。

        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以学习为科举，但能到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资格，则他无所求。

        外人每指责本校（北京大学）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

        我绝对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窝，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就染了点臭虫气息。

        这哪里像国人心中了不起的北京大学！分明就是一个新式的科举学校。说它是臭虫窝可能是一时的气愤，但它显然离蔡元培先生心目中的现代大学太远。从当时一些文字记录看，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只是北京大学一家的问题。例如，鲁迅先生对当时的厦门大学就颇有微词。尽管心里却不过林语堂先生情面，但鲁迅最后还是逃离了大学校园。

        从外国人的文字中，也可以对中国大学当时面对的问题得出相差不大的结论。英国人罗素在20世纪初来到中国，讲学为期一年。刚刚到达中国的罗素，被中国人对学问的热情大为感动，着实说了许多夸奖的好话。过了一段时期后，致命的问题表现了出来。罗素陈述道：“学生们热情而又渴望获得知识，但是他们所知不多、缺乏训练，梦想着别人能够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

        罗素看到的“矛盾”———渴望知识又要毫不费力——并不出奇。如蔡元培先生所总结的，中国人重视教育是为了攒资历，以图荣华富贵。学生们个体的定位是“才”不是“人”。于是，学生们对于知识和技能当然热心获得，时刻梦想着大学问家把自己拔高到可以谋取名、利、权的水平，至于人生与自然真理的“学”与“问”，那并不重要，本少爷（小姐）没有多大兴趣。

        以蔡元培、竺可桢、林语堂、鲁迅等先锋人物开中国大学教育之先河，是中国大学之福。他们，不但对现代大学精神理解颇为透彻，而且，有为中国大学教育，为民族国家前途奉献自己一切的决心。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些伟大人物，最终大多落得逃之夭夭的命运，不得不向现实告饶。可想而知，中国大学后面的路不会顺利，大学精神在中国必然要历经磨难，才有可能在中国文化土壤里扎根。当然，只有大学精神扎根以后，才可能吸收中华文明的一些精华，进而使中国大学出落得亭亭玉立于世界大学之林。

        也许，我们需要在这里加上几句话，以说明上面讲的中国传统教育观只是指主流观念。实际上，自古以来，中国大哲先贤和草根百姓中都不乏洞察教育真谛的贤达之士。否则，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是不能想象的。就教学思想而言，被国人奉为“教育之圣”的孔子，强调“学者为己” — 意指学习的最大价值是砥砺自己的人性，并不认为名利教育是根本。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强调任何知识与智慧必须得到个体自身认可。显然，孔孟的教育思想与本书倡导的“树人”异曲同工。

四、中国大学越办越不好吗?

        在21世纪初的中国，经常会有人说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如何如何好，20世纪初民国时期的大学如何如何好。这样的说法恐怕是站不住脚的。如上一小节所述，蔡元培、竺可桢、鲁迅等人留下的大量文字，几乎全部是痛斥民国时期大学的变态，是他们的无奈与气愤。至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自己有过亲身经历。1978年初中毕业考上中专，而学习地点却是湖南医学院——后来的湘雅医科大学。1983年考进吉林大学（本科），到1992年吉林大学博士毕业，之后留吉林大学短期任讲师至1994年去美国。以我个人的经验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的大学老师特点是比较单纯、负责任。学校安排的教学科研任务绝大多数人会尽力完成，但学问只能说是差强人意，说不上多么地好。至于学生，特点也是单纯、负责任。老师让做的课业多数人会尽力完成，学到了多少真才实学不好说，至于年轻学子的人性发展，更不是当时大学所关心的。总体而论，在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普遍办学条件大大不如21世纪初，但大学教授们的心更齐一些；教授学术水平、见识不及21世纪初的教授，但普遍更负责任。那个时候的学生，独立自主能力、眼界开阔程度远不及21世纪初的学生，但知识——注意不是智慧和人生理解——学得更扎实一些。那么，为什么总有人说21世纪的中国大学办得更加不好？原因大致有三：第一，人们都希望中国大学办得更好，因此而求全责备，所谓恨铁不成钢；第二，中国文化“今不如昔”的传统习惯在起作用，这个顽固的文化习惯在两千多年里被不断加强，要清除只能通过科学理性深人人心；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大学数量剧增。很难想象，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同时，能够保证大学质量大幅提高。无论是上述原因中的哪一个，把中国大学过去30年的发展贬得一文不值不可取。当然，若是理性客观地指出中国大学的各种不好与不足、离世界一流大学差距，这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冷静、理性地分析与评价实际情况，然后，不抱怨、不怕失败地勇敢探索中国的大学之路。抱怨与哀叹今不如昔，建不成国际先进大学。

第二节大学与中国前途

一、中国人的愿景

        从20世纪初以来，国人大致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在精英阶层那里，这个愿景就是相信中华文明会再度辉煌，并愿意为此付出自己的努力；对于平民百姓，外族的欺凌让他们相信中国确实落后了，精英阶层不断地推动又慢慢让他们相信日子可以过得更好。总体来说，尽管将来中国的蓝图不尽清晰，但大多数人会认为今天的状态并不完美，并愿意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近乎全社会的正面“合力”。全社会合力所带来的精神力量是丝毫不能低估的。

        形成了全社会合力的愿景的直接结果，就是最近百年里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至今日，尽管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活力并没有见底。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个体和国家整体——达成了最终目标，21世纪初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攒着往前赶的冲劲。

        把人的精神力量夸大到无所不能是不对的，但完全的“唯物”论更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人有动物所不具备的强大精神力量，所以，在一定的外界物质条件下，人的不同精神状态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最终结果。读者不妨想想，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群体，这一点结论都是有足够事实根据的。

        具体到中国21世纪初的情势，如上所述，中国人今天的局面正是其不懈精神追求的结果。进一步地，今天中国人普遍认识到，仅仅靠苦干最多是成为一个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制造中心。要改变中国目前的困境，只有提高中国人的精神创造力才有可能，而这正是大学教育的一个关键着力点。

        以20世纪初的中国为参照，国人对中国共同愿景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定义（图4）。目前，没有人可准确预测这个愿景实现的具体时间点。但是，如果没有在21世纪中叶大致达成这个愿景，中国面对的麻烦将更多，达成这个愿景的难度将更大。如下所述，图4中的三个层面的愿景是否可以达成，与大学教育密切相关。

 

二、个体层面的愿景与大学教育

在20世纪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对大多数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职业差异并不大:85%左右的人都务农。以中国祖先们几千年的积累为基础,务农所需要的基本技能直观、简易而且高效﹐并不需要长时间的学校教育。或者说,农耕社会并没有对现代大学的迫切需求。但是,到了20世纪末,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人个体形象将一去不复返。在精英们的领导下,全体中国人一起努力,神奇般地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基本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
 

在这个大形势下﹐个体的角色必须———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发生重大转变,否则,将无法在工业化的社会中谋生。工业化社会的个体必须是高度职业化的,以满足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职业需求。与小农意识的自给自足不同,每个个体都需要以自己独特的职业能力赢得社会角色,以自己专业的服务与其他人的专业服务交换。对大多数人来说,职业选择的丰富多彩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这同时意味着个体所需要做的职业准备要长很多,也就是需要更多的学校教育﹐而且主要将是职业化教育和大学教育。
如何在这些眼花缭乱的职业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在这样一个人群高度集聚的城市化社会中确立“我”?如何理解公民社会(并不完全等同于城市化社会)并做好一个公民?这些挑战都要求个体受更多的教育,而且是主动的、自我选择的教育。显然,为了更好地面对21世纪对中国个体的这些挑战,按照大学精神办好大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假如不是唯一选择。
 

三、社会层面的愿景与大学教育

20世纪及之前的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是一个等级森严、牺牲多数服务少数的社会。21世纪愿景里的中国,将是个体在人格上相对平等、社会整体和谐且可持续的社会。简而言之,愿景里的中国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公民社会,而且,作为个人追求幸福人生的基础,是一个不损害子子孙孙将来利益的美好社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人见面的时候,不是自己下跪就是让对方下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形式上﹐国人大致站起来了。但看看人们的的精神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还有不少人是跪着的,一级跪一级﹐直至各行各业的那个“最高领导”“最大权威”。政府系统自不必说,我们看看应该是最进步的科学学术界。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科学技术长足长进,可喜可贺。但是,中国研究水平的长进速度远没有学者“帽子”长得速度快﹐从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千人计划学者、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973”(“863”)首席专家、百人计划学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等循序排开,五花八门。一时间﹐各人的学术水平没有那么重要,得到的资助和待遇——包括学术会议坐的位子——都由这些“帽子”决定。有趣的是,仔细看看这些“帽子”,其实是乱七八糟。终身荣誉(院士)有之、由某种政府计划冠名者(千人、百人、万人计划学者、长江学者)有之、一次性较大政府资助获得者(“973”首席、“863”首席)也有之。不是这些学术荣誉不应该存在,而是这些东西不应该演变为评价一切的“帽子”,更不应该演变为“学术级别”。在21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的这些“帽子”多得吓人,既可能作为沽名钓誉者的遮羞布﹐又可能成为依照“学术级别”打压真正学者的棍子。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情况则颇为不同。无论是获奖还是其他荣誉﹐都不会被装扮成“学术级别”。例如,在美国,“教授”是职位,可以用于正式场合——仅限于正式场合而不会出现在平时的社交场合——的称谓﹔“院士”是终身荣誉而且是很高的荣誉,但是,荣誉再高也不会把“××教授”称为“××院士”。
在人格上把人分三六九等是不好的,国人在自己被他人压迫的时候都深有体会,对此恨之入骨。建立人格上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是一个大家认可的目标。但是,因为实现这个目标是精神世界的大改变﹒所以,实现起来并不那么容易,远比把经济水平搞上去要难得多。而且,它没有一个硬指标作为标度,每个个体要认识它、认同它、实践它，但如何做到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其结果是,人们常常违背了它还不自知。
另一-方面,“平等”社会只是“相对平等”的,只是在人格层面上追求平等。因此,把“平等”概念扩充到其他范畴就不一定符合公民社会基本原则。
人格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并不能保障社会和谐,即使是“均贫富”水平上的人人平等还是不能保障社会和谐。和谐社会是一种特殊社会状态,它允许最大多数的个体在一个社会里平和而幸福地生活。在和谐社会里,个体在尽力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同时,懂得不能以牺牲多数人幸福为代价。取而代之,个体应该试图把个体的幸福追求与社会整体相协调,也就是个体—整体形成“追求幸福的合力”。在人类社会——不必是和谐社会——长久的历史中,有一些个体得到了最大的幸福满足。对于这些特殊个体,把自身幸福与社会需求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常见特征。从历史地位看,把握了“个人与社会合力”的个体得到的幸福是伟大的幸福,不是纯粹个人幸福追求者所能比拟的。
应该指出的是,和谐其实是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人们意识到,通过分工与协作﹐一定的集聚会让个体生活更幸福。这就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原始动力。如这本小册子前面所论述的,人类社会之所以出现,还是为了每个个体追求幸福生活。也就是说,在理想情况下,人类社会本应该是和谐社会。当然,从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有那么一些“聪明人”总在利用他人,以达到专门为自己谋利益的目的。这些纯粹私利追求者的存在,使得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和谐。在相对原始的社会形态里，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与纯粹私利追求者同流合污,以便保护自己的福祉在社会中不被他人所破坏。
针对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我们应该特别强调一点﹐虽然动乱的丛林社会肯定不是和谐社会﹐稳定的等级社会也不是和谐社会。虽然和谐社会一定是相对稳定的,但稳定社会并不一定是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个体—整体达成了追求幸福合力的社会。
真正认识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个体对社会和人类生活有足够的理解﹐并通过人生实践把这些理解变成自身价值观。即使就理解和谐社会而言,往往需要对一些观念有精细的甄别能力。如上一段提到的稳定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差别﹐就是一例。又例如﹐和谐社会并不要求每个人都牺牲自身的幸福为他人服务﹐而只是需要个体自愿地把自身幸福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和谐社会既不是帝王强盗流氓的乐园,也不是苦行僧们的集合体。有那么一些人.以和谐为借口对他人个性追求施以打压,这些人无疑是和谐社会的破坏者。
在图4中,“可持续”与“人格上人人平等”、“社会和谐”一起构成社会愿景。与另外两个方面不同,中华文化对于可持续有相当深的认同与实践经验。在中国社会环境中,多数少年在进人大学前所受家庭教育都反对“寅吃卯粮”。因此,这方面需要大学教育所做的事情可能是最少的。但是﹐与其他两个方面一样,可持续与其他一些概念存在的精微差别需要大学教育施以援手,才能让更多的个体真正理解它。例如,可持续并不是不消费,而是在合理消费的基础上反对铺张浪费。
综上所述,从社会角度看,图4中的社会愿景的主要部分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相违背。看来,只有通过教育——尤其是”主动教育”、
 

四、国家层面的愿景与大学教育

第三节中国现状、未来与大学建设

一、中国大学现状

二、时代精神

三、浮躁的根由与是非

四、中国的浮躁世纪与大学教育

五、“民以食为天”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影响

六、大学教育与文化建设

        教育和文化建设，看上去像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文化建设是全社会层面的教育，而教育则是个体层面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个国家，对于全人类，教育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其价值是深远的，是一个幸福美好社会的基石。在这个层面上，也许读者更能够理解，无论目的和出发点是如何高尚、伟大，以坑蒙拐骗的手法办教育都不是人间正道。

        如图5所示，中国在最近三十到五十年内横跨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化是最精湛的农耕文化。但是，农耕文化无论如何精妙，用来指导生活在工业社会一智慧社会的个体，总难免捉襟见肘。对于这样一种过时的文化，不打破它的统治地位一定会妨碍后来的现代化发展。从这个意义看，20世纪砸烂“孔家店”的思路是勇敢而睿智的。同样地，在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之前，在世界各地大办“孔子学院”是不恰当的，除了让孔夫子做个散财童子以外，暂时还难以取得善良的人们想要看到的效果——弘扬中华文化。

        看来，中华文明要再度辉煌，不能让孔孟老庄拿主意。翻破诸子百家留下的所有古书堆，肯定能够找到一些不错的精神营养，但无法找到主要答案。谋生方式彻底变了，享受生活的方式也彻底变了，甚至幸福的源泉也移了方位，两千年前的大哲先贤于地下，他们恐怕一时半会儿搞不清形势，因而不见得比你我高明到哪里吧？

        老祖宗是没的靠了，全面倒向欧美也是不行的。欧美一些先进国家确实是走在了我们前面，但他们的那一套与中国国情并不融洽。以走在最前面的美国为例。首先，以区区3.1亿人口消耗世界40%的资源，这种智慧13.6亿中国人没法学。其次，即使占尽了天时和地利，美国依然没有摆脱得了从“二战”后傲视群雄的绝对富国步步衰败为全世界最大的欠债国的命运。以中国差不多一贫如洗的底子，让13.6亿人口借钱过好日子恐怕找不到那么傻的债主。

        老祖宗不灵了，洋师傅黔驴技穷了。21世纪的中国人只能像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建设如此，文化的重建也只能如此。

        文化建设的工蜂是教育家——广义定义的教育家，尤其是理应扛起思想大旗的大学学者们。这是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主流文化，必须是大众乐意接受、不知不觉中实践的精神财富。要改造或者塑造大众的精神世界，舍教育无他途。当然，文化的建设与传播，灌输式的被动教育是当不了主角的，因为它不从根本上改变国民性。主角，只能是个体自愿参与的主动教育。依照这本小册子开篇的分析，大学是主动教育最重要的阵地，因此，大学也就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了。

        要真正起到文化建设重要阵地的作用，大学恐怕要放下象牙塔的吊桥，打开大门与周遭社会融于一体。真正有社会价值的文化脱离不了大众，紧紧锁起大门就真的成了闭门造车。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如果要实现其目的，本就不该是象牙塔。在真实的世界里，中国的大学，似乎对重门紧锁、围墙坚实的象牙塔式校园情有独钟。而有趣的是，绝大多数美国大学则四周没有严密的围墙，有大门也不设门卫。进一步地，美国大学里总是人来人往，只要不捣乱，没有人干涉普通百姓——包括无家可归的人士——在校园里进进出出。至于进出大学的教授们，可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如政界退位者、前企业高管、工业核心技术人员等。美国大学聘用这些非传统教授追求的是教育实效，而不是让达官贵人们平白获得一顶名誉教授、客座教授的头衔，也不是用教授的头衔换取金钱支持或者其他利益。大学里的教授们，也可能随时走进社会，担当相关的社会责任。例如，美国政府关键要员（如国务卿、部长甚至总统）可能由大学教授出任；在堪称世界高科技摇篮的硅谷，一个二十来人参与的创业公司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大学教授，或者曾经是大学教授、大学里的科学家。

        这本小册子鼓吹大学的理性教育，期望以理性教育来固本培元，让年青一代美妙的人生之路上多一个头脑清醒的心灵卫兵。要做理性教育，自然是以理性最大的成果——科学——为教育蓝本。既然大学教育的一个结果是树立文化，那么，这样子的大学教育，会不会把科学与理性带进再度辉煌的中华文明？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而且这样的局面是好的。

        放眼看中国，理性似乎从来就没有强大到能够平衡感性——当然这是一幅平均的图像。于是，一旦环境造成了形势，大众就跟风而上。“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例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大学是这样的例子，不计一切代价出国是这样的例子，几千人竞考一个公务员的位子也可算作这样的例子，明知道贪污受贿不对但又大面积出现贪腐还是这样的例子。

        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太需要多点理性了。在个体层面，理性，只要没有多到泯灭生命的热情，那就不算多；在文化层面，如果始终确认个体是幸福社会的基本单元、以多数人的福祉为基本社会诉求，那么，理性化的社会只会更平和、更和谐、更适合生存。

        没错，对于极少数成长环境完全合适的个体，他们美丽的感性可以不需要理性的平衡。借用一句佛家的语言，这些极少数个体也就是所谓的“生来佛”。对于绝大多数个体，没有强大理性平衡的感性丰满是不容易想象的。这是因为，如前述，现在已知的由感性修为而达成和谐幸福之路只有顿悟一途；强大的理性是大多数人追求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卫兵。至于对于整个社会，强大的理性是避免出现社会过激现象的中流砥柱，也是医治从众心理这个社会顽疾的心理医师。

        至于让科学进到再度辉煌的中华文明的主干，应该也不是坏主意。大学要教的科学不是技术，更不是先进的精密机器工作原理，而是融理性与感性为一炉的认识世界、实践人生的方式。当然，科学的理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也许要比感性多些；其中的感性成分，需要慢慢领悟才能把握，融人精神世界则更需要修为。

        科学的方法看上去很笨很笨——吹毛求疵地重复一个小小实验，一直到精确无误。但是，其傲视群雄的成就昭示，科学无疑是“大拙实巧”。因此，用水滴石穿的功夫，科学精神可以让再度辉煌的中华文明拥有一份扎实厚重，加上些冷峻的洒脱，多些以睿智为基石的力量。

        要建立令人折服的文化，是着急不来的，必须一步步扎扎实实走过去；要办好以科学理性教育为根本的大学，也不是着急的事情。这颇有点像科学发展的路子，一点一滴地积攒、一代一代传承。无论是文化建设还是以科学理性教育为基础的人性发展，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努力可能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只要像科学认识那样，不懈地寻找一条可靠途径形成社会合力，进而代代相承，我们将得到最好的结果。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拔苗助长最可能的结果是夭折。放眼看看过去100年的世界，下定决心崛起的国家如过江之卿，但中途夭折的太多太多。

        如果一定要拿个时间表，那么，办好这本小册子鼓吹的大学，在中国经济顺顺利利发展的条件下，20年可能有小成，50～100年才可能有大成。至于中华文化的再度辉煌，30～50年也只能有小成，大成则少不了100年。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的速度，应该会快很多。这意味着，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将还是文化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脱节的国度。这种状态肯定不完美，甚至相当别扭，仿佛是一个两脚朝前走而脸却朝向后面的“怪人”。

        但是，只要大家心里有数，以耐心、勇气、努力、包容笑对这个“怪人”。不管“怪人”多别扭难看、前进路上有各种磕磕碰碰，我们不嫌弃，也少抱怨，更不急病乱投医。取而代之，我们总是充满信心地加以引导，珍惜并欣赏一点一滴的进步，理性地做好每个个体该做的事情。“怪人”的脸，十有八九会慢慢转过来的。从那一天起，“怪人”终于可以协调一致，不再磕磕碰碰、不再危机四伏。

        “怪人”成了强健而和谐的人。“怪人”也不完全是一个比喻。在中国，21世纪初的这个“怪人”既是你也是我。除非你选择移民去国外、除非你选择永远不和中国打交道，否则，不管是谁，所有生活在中华大地的人都是这个“怪人”的一部分。因此，按照“珍爱自己”的理性原则，我们似乎没有道理嫌弃这个“怪人”，而只能是直面“怪人”的现状，寻找每个时刻最好的发展道路。

从“珍爱自己”等理性原则角度看，现时的中国之所以

        看上去是“怪人”，是因为我们在对照走在前面的欧美先进国家。而实际上，中国就是中国，既然它一定要从发达的农耕社会发展到发达的工业社会、智慧社会，那么，中间的成长过程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没有理性基础来鄙视这样一个中间阶段，也没有感性基础嫌弃这样一段堪称精彩的成长时光。这如同用成人的标准要求一个快速成长的孩子，一定要给孩子以成长空间和时间，给孩子以爱心与信心（其实，何止是孩子，任何一个个体的成长都是如此）。

        只有到了中国生产和生活方式与文化相契合——怪人不怪——那一天，中华文明才能称得上赶超了欧美文明的步伐，为人类找到了一种在工业社会一智慧社会持续发展的新生活方式。因而可以名之为“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

        于是，理性地看，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并不是回到农耕文明的辉煌，而是在工业社会—智慧社会层面上的辉煌。同样地，理性判断告诉我们，这样的辉煌不可能是对欧美文明的亦步亦趋，一定会有中华古文明追求的本征特质，包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为儿孙造福而不是卯吃寅粮、与人为善而不是与邻为壑，坚守王道而摒弃霸道等，因而是中国传统感性文化与科学理性智慧融为一体的辉煌。否则，也不能称之为“再度辉煌”，而只能算是加人了欧美文明的前进洪流。

        现代欧美文明这股洪流，虽然如铺天盖地般巨大，但其不可持续性是无法忽视的危机。以中国人五千年的智慧加上科学的理性，看不透这层危机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至于中国人是否能够破解这个危机，那就要看从现在开始几代人的使命感、勇气、韧性、科学理性和科学智慧了。为了让这些要素在全民层面上——逐步地从极少数到多数——养成，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大学教育似乎需要先行一步，做好大学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