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下水年龄与水化学论华北平原地下水开采可持续性（程中双 ）

除了自然因素外,人类活动逐渐成为地下水系统演变的主导因素,改变了地下水动力场和地下水化学场。

因此,本论文以华北平原典型单一潜水结构地下水系统和典型潜水-承压水多层结构地下水系统水文地质剖面为研究对象,以地下水动力场演变为基础,结合已有多期次的同位素和水化学数据资料,利用稳定同位素、放射性同位素(年龄)和相关水化学组分时空变化特征,分析地下水补给循环条件的变化规律,揭示开采对地下水更新性、脆弱性及水质变化驱动机制。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可为其他地区的开采条件下地下补给循环演变研究提供借鉴,同时论文研究结果还可为华北平原超采治理遇到的问题提供科学指导性建议。 

地下水开发利用是开采过程中地下水系统演化的根本动力,地下水位变化是了解地下水系统演化的基本要求,也是阐明开采条件下地下水动力场演变的前提。论文以石家庄、衡水和沧州地下水位水量变化特征为主要内容,开展以下分析:

A. 掌握研究区近40年来地下水位演化规律,漏斗形成演化过程; A. 分析研究区近40年来地下水位漏斗发展进程与地下水开采的关系。 2. 开采条件下山前单一潜水结构地下水系统地下水脆弱性特征及变化机理 强烈开采的含水层地下水动力条件变化显著,地下水的径流模式和水-岩相互作用等地球物理化学过程发生改变。因此,地下水动力场-同位素-地下水化学关系具有不同于天然状态的特点,研究其变化特征及所指示的含水层开采过程和特点,是本次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论文开展以下研究: A. 山前地下水年龄结构,利用氚序列法有效刻画地下水年龄结构,分析开采影响下的地下水循环特征; B. 山前平原地下水放射性3H与宏观水化学组分时空分布特征及其随着地下水年龄演化规律; C. 综合评估地下水开采影响下潜水含水层脆弱性及其变化,分析脆弱性特征与硝酸盐浓度、硬度及TDS增加关系,揭示石家庄山前平原地下水脆弱性变化机理。3. 开采条件下中部平原潜水-承压水多层地下水系统地下水年龄组成与水化学对开采的响应特征及驱动机制 地下水开采条件下地下水水动力条件变化是引起地下水年龄与水质变化根本因素,识别发生的具体水文地球物理化学过程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关键问题。主要开展以下研究: A. 主要开采承压含水层组地下水补给时期组成与年龄结构; B. 分析开采含水层组地下水稳定同位素与放射性同位素随着地下水开采的变化特征,探讨开采对地下水补给循环条件、更新性的驱动机制; C. 掌握开采含水层地下水化学组分随着地下水开采的变化特征,确定开采对地下水水质变化的驱动机制; 4. 探讨开采条件下华北平原地下水开采可持续性特征及其变化 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展开综合分析研究。依据开采对地下水脆弱性、更新性与水质变化的驱动机制,明确不同开采区与开采阶段地下水可利用性变化特征,探讨地下水开采可持续性。 因此,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1)开采影响下地下补给循环与水质动态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2)开采含水层年龄组成及其在开采影响的变化。

2. 以同位素与水化学历史动态变化特征与空间组成特征相结合的思路,揭示了开采条件下地下水动力场演化和地下水补给循环条件演变的同位素和水化学响应机制,提高了对开采条件下地下水更新性与水质变化驱动机制的认识水平。

天山北麓中段绿洲带地下水水质 时空演化规律研究（雷米 ）

水岩相互作用决定地下水水化学组成及含量,水文地质条件控制着水化学指标迁移方式、途径和分布。天然状态下,地下水中化学指标含量往往较低、水质良好,但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地下水动力场、水化学场及地下水资源量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地下水环境,加快了地下水水质劣化趋势。

地下水位下降的同时改变了地下水动力场,上层水质较差的潜水越流补给下层承压水,同时不规范的成井工艺,也会使劣质潜水通过井壁入渗补给承压水,导致绿洲带承压水水质逐渐变差。

DO能够反映地下水的氧化还原环境,深层地下水集中开采,改变了地下水动力场,上层潜水越流补给下层承压水,处于集中开采区的深层地下水DO含量较高(G20、G24),高砷地下水As与DO表现出弱相关性(p>0.1)(图7-15 e)。

人类活动影响下银川平原地下水环境时空演化及调控研究（张瑜婷）

从地下水动力场变化来看,银川平原地下水空间上可分为自然特征组(潜水径流型、潜水气候型、承压水径流型)及人类活动影响组(潜水灌溉型、潜水/承压水开采型)。就时间尺度而言,山前地带地下水水位受气候影响,呈现波动下降后快速抬升的变化趋势;平原区潜水及承压水水位变化特征相似,主要表现为开采增长期(1991-2010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开采控制期(2012-2020年)地下水位波动回升。

1.2.1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下水环境演化研究人类活动影响下水资源的变化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23],至1987年Bachmat等人基于人类活动对水文地质系统的冲击,提出地下水敏感性的概念[41]。Palmquist进一步将人类活动作为地下水危险性的度量,强调没有污染物存在,即使防污能力弱的地下水也不存在风险,亦无脆弱性可言[41][42]。21世纪初期,Norman[43]、马里宁等人[44]通过多角度分析阐述了人类活动在水体演化过程中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及预防建议;张宗祜[45]深入讨论了华北平原人类活动对地下水动力场及化学场演变规律的影响;李培月[4]总结了人类活动对地下水影响的三个方面(过量开采、过量补充及污染)和两种类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强调了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过程的复杂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人类活动在水环境演化中的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热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造成的地下水环境问题逐渐多样化。例如,北方部分地区深层地下水被大量开发利用,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形成了地下水降落漏斗,诱发地面沉降、土地荒漠化、地裂缝等地质问题[48][49]。据黄河水资源公报统计,黄河流域共存在24个地下水超采区,总面积达13293平方公里[50]。此外,部分农业灌区大量引用地表水进行灌溉,银川平原[26][27]、河套平原[51][52]等地占据毗邻黄河的地理优势,多年引用黄河水进行农业灌溉。大量的灌溉入渗补给导致潜水埋深变浅,造成广泛的土壤次生盐渍化及地下水盐化问题,严重威胁灌区的农业及生态发展[36][53]。因此,国内外学者针对人类活动造成的地下水动力场变化进行了大量研究:高宇阳等人[54]通过灰色关联度法评价了地下水开采对乌苏市地下水降落漏斗的影响,指出了该区域地下水位演化的主要驱动力为地下水和地表水的联合开发。邓燕[55]通过改进的TOPSIS模型定量化分析了人类活动对地下水位的影响,明确了地下水位变化与经济、地下水开发利用、地下水灌溉面积之间的相关关系。吉磊等人[56]通过水量均衡、突变检验等手段对玛纳斯河下游灌区地下水位时空变化进行分析,指出灌区地下水位变化受到人工-自然双重影响,其中,灌溉入渗和地下水开采为根本驱动因素。Hossein等人[57]通过Modflow模型模拟了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压力下的水位波动,明确了灌溉系统改造对地下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性。Jina等人[16]通过机器学习法预测了地下水储量变化,阐述了圣华金河流域农业灌溉抽水与含水层储存变化的相关关系等。复杂频繁的人类活动不仅可以改变地下水循环条件引起地下水动力场的变化[4][6][35],还可能导致地下水中出现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超标,对人体健康、农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36][39][40][46][47]。据报道,地下水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人类活动频繁的城镇,矿区以及农业区[46][58][59]。其中,农业区人类活动对地下水化学组分及质量的影响范围广泛、历史悠久。长期的不合理灌溉、农药滥用和土壤污染造成灌区地下水出现水化学特征复杂[6][35]、地下水盐化程度高[36][37]、污染问题严峻[39][40]等地下水环境问题。其中,地下水系统盐分的过分累积作为长期灌区地下水的典型特征之一,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例如,高燕燕[20]对比了2000年、2012年及2015年关中平原地下水水质资料,发现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地下水化学场变化显著,水化学类型趋于复杂化。并通过不同灌区的对比,解析了灌区地下水化学对灌溉的响应机制,指出灌区地下水盐分积累与补给源和土壤含盐量有关。张杰等人[60]将新疆叶尔羌河流域平原区地下水咸化的影响要素分为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化学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三类,人类活动影响主要分布在耕地和建设用地附近,以农业灌溉和生活工业污水影响为主。刘亚磊[61]通过同位素示踪、室内试验等手段揭示玛纳斯河流域地下水咸化机理,发现研究区地下水咸化原因主要包括:地下水超采造成高盐弱透水层释水以及灌溉入渗水溶解土壤易溶盐,而蒸发浓缩作用对区域地下水咸化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Pang等人[62]、Huang等人[63]和Krishan等人[64][65]通过稳定同位素对地下水中盐分来源进行识别,利用氘盈余的方式判断蒸发作用对地下水的影响程度。Langman[66]通过δ11B以及87Sr/86Sr等同位素探究了美国西南部半干旱地区地下水盐分来源及地下水的演化过程。可见,针对地下水中盐分累积的研究成果众多,地下水盐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强烈的蒸发、矿物溶解、补给源水质以及人类活动影响。但灌区地下水咸化的机理十分复杂,不同类型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盐化的影响程度尚不清晰。

(2)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下水环境问题研究还不够系统。多重人类活动的叠加造成了地下水动力场及化学场的改变,地下水环境面临复杂化、咸化以及污染加重等威胁。特别是在农业灌溉区,人类农业活动频繁且形式多样,包括修建引排水渠、大量使用化肥、开发地下水和城镇化建设等。而不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环境演化原因、过程及机制尚不明晰,难以提出针对性的灌区地下水环境问题治理建议。

本章以监测资料及野外取样数据为基础,通过统计分析、Mann-Kendall检验、均衡计算、水文地球化学分析等方法,从地下水动力场及化学场两个方面,综合分析银川平原地下水环境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阐释地下水系统水盐均衡动态变化特征,为研究区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及环境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3.2地下水动力场时空演化特征

银川平原地处黄河流域中上游,是重要的工农生产基地之一。由于该地区降雨稀少,蒸发强烈,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大量集中开采地下水的背景下,研究区形成了以水源地为中心的地下水降落漏斗,且随着开采量的增加,降落漏斗不断向横向延伸、纵向加深。为此,银川平原开始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大范围关闭自备井,减少使用地下水的同时加快替代水源建设。新形势下,银川平原工农业的发展及用水结构的调整都直接影响到该地区地下水动态特征。本次分别通过基本统计描述、典型观测孔水位历时曲线及银川平原全区水位变化动态特征,以点及面地阐述了银川平原地下水时空变化特征。

3.2.1地下水位统计描述针对典型年份的地下水基本特征进行统计,见表3-2。单一潜水区位于研究区西部的贺兰山东麓洪积平原区和南部青铜峡峡口一带,平均水位在1088.25-1108.91 m,呈现短暂波动下降后快速抬升的变化特征;多层结构区潜水平均水位在1104.84-1107.48 m,整体呈现为波动下降的变化特征;第一承压水平均水位在1102.49-1104.67 m,整体表现为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第二承压水位平均值在1099.5-1106.39 m,整体表现为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

3.2.2地下水典型钻孔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在充分收集银川平原潜水、第一承压含水层及第二承压含水层水位多年变化资料的基础上,依据地形地貌及人类活动细分为自然特征组的径流型和气候型以及人类活动组的灌溉型和开采型[120][122]。选择区域典型长观孔,采用Mann-Kendall(简称M-K)检验法统计银川平原地下水位动态变化特征,并结合地下水管理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3.2.2.1潜水径流型该类型主要分布于贺兰山东麓洪积倾斜平原,属于典型的自然影响区,典型钻孔武259(x=612427.0671,y=4319557.1533)位于山前洪积扇区域内。其年内变化主要呈现为两个波峰的M型曲线,波峰分别出现在2-3月和8-10月(图3.6)。其中,2-3月是冰雪融水补给地下水的时期,水位出现第一次波峰,而8-10月受山洪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形成第二次波峰。洪水强度越高,波峰则越显著。据水资源公报统计,2020年洪水相比于2019年较小而分散,因此,水位在2020年整体呈下降趋势。

由于该地区地下水水力坡度大、含水层颗粒粗、地下水径流通畅,水位动态变化应相对平稳。但由于2016-2018年汛期气候异常,山洪散失补给较大,导致径流区地下水位出现显著抬升(图3.6)。据统计,2016年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贺兰山东麓遭遇“8.12”特大暴雨洪水,导致16个县区、49个乡镇、66个行政村受灾,贺兰山东麓十余条沟道发生超百年一遇洪水;2017年遭遇多次超强降雨,贺兰山东麓及黄河左右岸均发生多次洪水;2018年贺兰山中段和清水河等流域发生洪水301次,在“7.22”特大暴雨中山洪洪峰流量百年一遇;2019-2020年,突发性洪水显著减少。柳青等人在水资源动态研究中亦指出银川平原近期强降雨增多,贺兰山区洪水数量发生变化,2020年山洪补给入渗量比2015年高出一倍[154]。可见,银川平原潜水径流区水位易受极端气候干扰,年变化趋势与气候变化相吻合。

3.2.2.2潜水气候型气候型地下水主要位于沙丘、农场及低平碱滩地等区域。典型钻孔武721(x=617543.5134,y=4312166.7467)位于沙湖南侧的低平碱滩地,该区域潜水埋深浅,水位动态主要受降水及蒸发的影响,其年内特征呈现横S型曲线特征。一般来说,2-3月气温较低,蒸发较弱,潜水受到包气带冰冻溶化补给,水位相对较高;随着气温不断攀升,5-7月蒸发强度达到全年最高,蒸发排泄远大于降雨补给,水位显著下降,至7-8月达到最低水位;10月份气温开始逐渐降低,蒸发强度减弱,地下水接受侧向径流补给,水位缓慢上升(图3.7)。年际变化特征来看,水位波动的周期性变化不显著,1998年附近出现突变点(UF和UB值交点),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图3.7)。说明银川平原气温可能自20世纪末期进一步攀升,蒸发度也在逐渐升高。

3.2.2.3潜水灌溉型潜水灌溉型主要分布在银川平原的黄河两岸地区,是典型的农业活动影响聚集区。依据水资源公报统计,银川平原分为灌溉期(春夏两季)和冬灌期,灌溉期常以7月为代表,冬灌则以11月为代表。典型钻孔SW2-1(x=637345.6851,y=4328929.3405)位于惠农区阶地,其年内变化主要以波谷、波峰交替出现的W型曲线特征:春灌前期地下水位处于低值,4月起灌溉水位迅速上升,并在灌溉期维持稳定,至9月份田间灌水减少,水位下降,水位迎来新的低谷。10月下旬开启冬灌,水位达到年内第二次波峰[187]。从年际变化来看,潜水灌溉型地区主要呈现显著的周期性波动(图3.8)。通过M-K检验看出,UF曲线在2003年前大于零,且变化平稳,说明该时间段内地下水位呈现不显著的上升趋势。2003年后,宁夏开始探索农业与工业间的水权转换,通过农业节水支持工业发展,实施“农业综合节水—水权有偿转换—工业高效用水”的模式[188]。因此,2003-2012年期间UF曲线进入负值区域,水位开始小幅下降。2012年初,UF曲线与UB曲线出现交点,说明2012年是灌溉型地区潜水水位突变年,但年均水位下降幅度在0.4 m以内。这是由于2012年在大力推进节水措施及优化用水结构后,银川平原引扬黄河水量明显降低,农用水在潜水层开采量小幅上升。可见,该区域水位受到了农业经济政策实施的影响,但其对水位变幅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3.2.2.4潜水开采型潜水开采型主要分布于银川市部分地区以及石嘴山市大武口地区,主要与承压水水源地集中开采影响相关。典型钻孔J115(x=602566.5828,y=4266556.1304)和武221(x=614605.4955,y=4317059.0856)分别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和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其年内表现为7-9月集中开采期水位显著下降。从年际变化来看(图3.9),2003年之前银川地区水位保持相对稳定,总体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水位变幅在1 m左右。该时间段内UF曲线位于正值区域,水位表现为不显著的抬升。但由于2018和2019年银川地区开采量分别为2.287×108m3/a和2.908×108m3/a,地下水开采量增幅为0.621×108m3/a,使得水位急速下降,导致UF曲线出现异常下降。至2020年,银川地区关闭南郊水源地,开始以黄河水逐步替代地下水成为饮用水水源。承压水开采压力的减轻减少了潜水的越流补给,潜水水位逐步上升。大武口地区在2015年前的开采量大于侧向补给量,水位呈逐年下降趋势;2015年后开采量逐渐减小,开始等于甚至小于补给量,水位逐渐抬升,处于恢复状态(图3.10)。

3.2.2.5承压水径流型银川平原承压水主要受开采活动的影响,因此,除集中开采区以外的地区均划分为径流型承压水。典型钻孔K070-Ⅱ(x=621389.0142,y=4252383.4864)位于黄河左岸一 级阶地,监测第一含水层水位动态特征。典型钻孔K007-Ⅲ(x=628949.0093,y=4280355.3259)位于黄河左岸二级阶地,监测第二含水层水位动态特征。从年内变化来看,第一与第二承压水径流型水位变动与潜水灌溉型一致,呈现W型曲线特征,两次波峰分别对应灌溉期及冬灌期,但其水位变幅小于潜水(图3.11-3.12)。

从年际特征来看,第一承压水径流区受上部潜水影响,水位动态保持平稳的周期性波动,水位变幅较小,一般不超过2 m。第二承压水长期连续监测点较少,典型观测孔K007-Ⅲ的2010-2017年数据缺失严重,只选择1991-2011年数据进行第二承压水径流区水位波动分析,可以看出第二承压水依然具有稳定的周期性波动特征,与第一承压水径流曲线基本一致,进一步说明银川平原各层地下水之间的水力联系密切。3.2.2.6承压水开采型开采型承压水主要受人工开采量的影响,分布在银川地区和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典型钻孔J31(x=607251.5683,y=4269516.7087)和观1大(x=629263.5286,y=4320339.5697)分别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和石嘴山市大武口第二水源地,处于第一承压水降落漏斗中心位置。开采区第一承压水水位在年内呈现V型变化特征,银川地区低水位期出现在5-7月,大武口地区低水位期出现在7-9月,其年内变化特征与潜水开采区相似(图3.13-3.14)。

从年际变化特征来看,由于地下水的大量开采,位于漏斗中心的观测孔J31在1990-2010年间的地下水位一直保持中小幅下降趋势。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工农业高速发展,银川平原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经济飞速上涨,地下水开采量逐步加大,使得该地区2010年后UF曲线明显下降且与UB曲线出现交点,直到2019年水位到达波谷。此时,银川地区地下水开采量为十年来的最高值(2.91亿m3)。此后,银川地区改变用水结构,黄河水开始逐步代替地下水成为饮用水源,关闭了南郊水源地等多处集中开采区,地下水位逐年回升。大武口漏斗中心的地下水位表现为前期小幅下降后显著抬升的变化趋势。由于2015年起,石嘴山市关闭大量企业自备井,至2019年累积减少地下水超采量2700万m3,实现该区地下水无超采。2019年银川都市圈西部供水工程建成通水,向银川、石嘴山市供水,这一工程大大减轻了承压水的开采压力。因此,2010-2015年间,该孔的水位较低,水位在1077-1084 m之间,至2019年显著抬升并趋于稳定。

典型钻孔K083-Ⅲ(x=609203.3271,y=4257791.7129)和N12小(x=632925.5518,y=4322991.8690)分别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和石嘴山市大武口第二水源地,处于第二承压水漏斗中心位置。年内低水位分别出现在5月和8月,水位波动整体小于第一承压水,由于银川平原地下水存在混合开采,第二承压水动态与第一承压水水位变化特征基本一致(图3.15-3.16)。总体来说,银川平原开采区的潜水层及承压水层地下水位变化趋势相同,承压水径流区水位多年的变动趋势与潜水灌溉型相似。可见,银川平原潜水、第一承压水和第二承压水之间水力联系密切,影响平原地下水位变化的主要人为因素是引黄灌溉及地下水开采。

3.2.3地下水埋深时空变化特征埋深作为地下水动态的重要表征指标,可以直观反映地下水的时空变化趋势。特别是在进行区域地下水动态分析时,埋深平均值的时空变化可以避免由于地形地势差异造成的动态特征混淆。因此,本文分别对山前地带水、潜水及承压水绘制了埋深动态变化由图3.17可以看出,山前地带地下水埋深较大,1991-1995年期间,埋深逐年增加,水位降低;1995-2011年间,地下水埋深逐年降低后形成波动稳定在30 m左右,说明侧向径流补给及山洪补给量在该时期有所增加,并在2003-2013年基本保持稳定。2011年后,水位埋深出现大幅波动,结合典型观测孔相关结论可知:该时期汛期气候异常,山洪散失补给影响较大,极端气候导致地下水位出现显著波动。整体来说,山前地带地下水水位整体上升,这与降水量逐年增加相吻合,说明该区域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平原区潜水、第一承压水与第二承压水的地下水变化特征基本相似:1991-2010年期间,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工农业高速发展,地下水开采量逐步加大,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属于开采增长期;2012-2020年期间,银川平原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大范围关闭自备井,地下水开采量减少,2018年底基本关闭全区1115眼自备井,进入开采控制期,地下水水位进入波动式回升阶段。为进一步讨论地下水开采过程的影响程度,计算各钻孔1991-2020年间水位的标准差,来反映钻孔水位的波动程度,其标准差分布见图3.18。潜水水位波动剧烈地区零散分布在大武口地区、银川市金凤区以及黄河沿岸的部分地区,与灌溉、开采等活动相关。而承压水水位剧烈波动区集中分布在银川市及大武口附近,该区域坐落着大量地下水水源地,开采强度的变化是导致该地区水位显著波动的主要原因。进一步证实,全区地下水资源总量的动态特征受地下水开采活动影响剧烈,其中,潜水水位波动的原因更加复杂,还包括气候、灌溉等因素。

3.3地下水化学场时空演化规律3.3.1基本统计分析分别对银川平原不同水文地质单元(山前单一潜水、多层结构区潜水、第一承压水和第二承压水)进行水化学特征时空演化规律分析。选取2003年、2016年和2020年作为典型年,针对地下水主要化学成分(包括Na+,K+、Ca2+、Mg2+、Cl-、SO42-、HCO3-及TDS)进行基本统计分析,统计结果见表3-3、表3-4及表3-5。(一)2003年2003年银川平原地下水pH在7.02-8.39之间,属于弱碱性水。其中,单一潜水和多层结构潜水均值为7.99,承压含水层均值为7.98,单一潜水区TDS值介于292.14-2944.38 mg/L,均值为937.31 mg/L;多层结构区潜水TDS值介于282.15-21467.67mg/L,均值为1378.70 mg/L;第一承压水TDS值介于252.01-4955.33 mg/L,均值为858.26mg/L;第二承压水TDS值范围为383.66-975.29 mg/L,均值为519.28 mg/L。多层结构区潜水TDS含量最高,其次为单一潜水区、第一承压水和第二承压水。其中,潜水水位埋深较浅,蒸发及农业活动导致其盐分相对富集。TDS的变异系数从大至小依次为多层结构区潜水、第一承压水、单一潜水。多层结构区潜水受自然及人类活动影响剧烈,水化学特征空间变异性强;第一承压水与多层结构区潜水水力关系密切,在上覆潜水影响下,空间变异性也相对较大;单一潜水区人类活动较少,水位埋深较大,自然蒸发和农业活动影响较小,空间变异性最小。由于2003年第二承压水样点较少,变异性分析结果偏小,不具有统计价值,因此不做比较。从其他宏量组分含量来看,各水文地质单元中阳离子浓度排序依次为Na+>Ca2+>Mg2+>K+,其中,单一潜水中K+离子空间变异性最大,多层结构潜水及第一承压水中Na+离子的空间变异性最大。不同水文地质单元的阴离子浓度排序存在差异,但空间变异性基本相似:单一潜水和第一承压水阴离子浓度大小依次为HCO3->SO42->Cl-,多层结构区潜水则为SO42->HCO3->Cl-;空间变异性则表现为Cl-最强,其次为SO42-和HCO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层结构区受人类活动及蒸发作用的影响较大。(二)2016年2016年银川平原地下水pH在7.14-9.19之间,其中,单一潜水和多层结构潜水均值分别为7.97和7.95,第一及第二承压水均值分别为8.17和8.08,pH的变异性较小,属于弱碱性水。单一潜水区TDS值介于202.14-2393.42 mg/L,均值为685.67 mg/L;多层结构区潜水TDS值介于223.1-18279.45 mg/L,均值为2286.31 mg/L;第一承压水TDS值介于191.60-14056.93 mg/L,均值为1166.55 mg/L;第二承压水TDS值范围为205.23-17409.16 mg/L,均值为2330.82 mg/L。与2003年相比,银川平原单一潜水区TDS值有所减少,其余单元地下水TDS值均有所增加。其中,第二承压水TDS含量最高,其次为多层结构区潜水、第一承压水和单一潜水区。TDS变异系数从大至小依次为第一承压水、第二承压水、多层结构区潜水和单一潜水区。与2003年相比,承压水空间变异性显著增强,单一潜水空间变异性保持稳定。这是由于银川平原深部承压水接受东部台地高矿化水的侧向补给,在平罗—银川活动断层控制下会形成东北部TDS的独立高值区[119]。而2003年承压水监测点缺乏东北部监测点,导致2016年承压水的TDS平均值和变异系数出现突然升高的现象。从其他宏量组分含量来看,各水文地质单元中阳离子浓度排序依次为Na+>Ca2+>Mg2+>K+,Na+离子空间变异性最大。不同单元中阴离子浓度排序存在差异,其中,单一潜水表现为HCO3->SO42->Cl-,多层结构区潜水SO42->Cl->HCO3-,承压水则表现为Cl->SO42->HCO3-。Cl-和SO42-空间变异性最强,其次为HCO3-。可以看出2016年阳离子空间变化规律与2003年大致相同,阴离子浓度则出现显著差异。(三)2020年通过表3-5可以看出,2020年银川平原pH与2016年相似,四个水文地质单元的地下水pH在7.05-9.01之间,单一潜水和多层结构潜水均值分别为7.55和7.69,承压含水层均值分别为8.07和8.01,属于弱碱性水。单一潜水区TDS值介于245.00-3178.00mg/L,均值为937.75 mg/L;多层结构潜水区TDS值介于231.85-9502.00 mg/L,均值为1625.59 mg/L;第一承压水TDS值介于200.00-13239.00 mg/L,均值为1365.65 mg/L;第二承压水TDS值范围为190.00-17588.00 mg/L,均值为2274.46 mg/L。与2016年相比,银川平原多层结构潜水TDS有所减小,单一潜水区和第一承压水TDS值有少量增加,各单元之间TDS含量排序、宏观组分空间变化规律及变异性规律与2016年大致相同。总体来说,银川平原地下水化学特征复杂。单一潜水区TDS变化相对平稳,多层结构潜水存在随时间推移先增后降,承压水基本表现为持续升高的特点(图3.19)。单一潜水和多层结构区潜水监测点分布相对均匀,TDS空间变异程度在时间尺度上基本稳定,但由于2003年缺少承压水东北部的监测点,东部台地高矿化水的侧向补给被忽略,导致承压水变异系数在2003-2016年间出现大幅度变化。另外,单一潜水区TDS含量和空间变异系数都较小,且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都体现出了较好的稳定性,说明该区域有稳定的地下水化学场,受外部因素影响相对较小。

3.3.2水化学类型银川平原水化学类型十分复杂,本文只统计区域内占比大于1%或水样点个数大于1的水化学类型。由表3-6可以看出,2003年单一潜水区共60组样品,总计34种水化学类型,主要水化学类型共14组,其中占比最大是Mg·Na·Ca-HCO3·SO4型水,占9.09%。多层结构区潜水共236组样品,总计70种水化学类型,主要水化学类型共33种,其中占比最大的是Mg·Na-HCO3·SO4型水,占6.81%。承压水层共112组样品,50种水化学类型,主要水化学类型共24种,占比最大的是Mg·Ca·Na-HCO3·SO4型水,占5.41%。

为了进一步分析水化学类型的复杂性,绘制各离子毫克当量百分数的概率分布图(图3.20)。由于K+占比极小,仅选择Na+、Ca2+、Mg2+、Cl-、SO42-和HCO3-离子进行分析。由图3.20可以看出2003年各单元内Na+、Ca2+、Mg2+离子的毫克当量百分比概率密度曲线(下称密度曲线)形态及波峰位置大致相似。其中,单一潜水阳离子密度曲线呈现相对“高窄”的形态,曲线大部分落在毫克当量百分比大于25%的区间内;而多层结构潜水及承压水之间水力联系密切,阳离子都呈现出了相同的“矮宽”的形态,其中Ca2+、Mg2+离子占比基本分布在0-60%之间,Na+离子相对向右侧(大于25%的区间方向)偏移,分布在10-80%之间。这说明单一潜水阳离子占比稳定且集中,多层结构潜水与承压水中的阳离子毫克当量百分数分布分散,在水化学类型中以多种比例组合形式出现,因此水化学类型相对复杂。在阴离子中,各单元内都出现了Cl-离子集中分布在小于25%的区域内,SO42-和HCO3-则向右侧偏移,大部分则落在大于25%的区域内,说明2003年控制银川平原地下水的阴离子以SO42-和HCO3-为主。

由表3-7可以看出,2016年单一潜水区样品共28组,总计水化学类型20种,主要水化学类型6种;多层结构区共66组样品,总计水化学类型41种,主要水化学类型10种;第一承压水层共72组样品,水化学类型41种,主要水化学类型15种;第二承压水共55组样品,水化学类型20种,主要水化学类型11种。单一潜水中最主要的水化学类型是Mg·Ca-HCO3型水,占10.71%。多层结构区潜水、第一承压水和第二承压水中最主要水化学类型是·Na-Cl·SO4型水,分别占区域单元内总样品数的18.18%、9.72%和30.91%。

由表3-8可以看出,2020年单一潜水区共57组样品,水化学类型36种,主要水化学类型12种;多层结构区潜水共143组样品,水化学类型69种,主要水化学类型33种;第一承压水共82组样品,水化学类型共34种,主要水化学类型16种;第二承压水共68组样品,水化学类型24种,主要水化学类型13种。与2003年相比,单一潜水区占比最大的水化学类型转变为Ca·Na-HCO3·SO4型水,占比达到10.35%,而多层结构区潜水、第一承压水和第二承压水中的最主要水化学类型依然Na-Cl·SO4型水,占比分别达到6.99%,9.88%和20.59%。可见,2016和2020年依旧呈现多层结构区潜水复杂程度最高的特点。由图3.21-3.22可知,2016年与2020年阴阳离子密度曲线形态基本相同,因此作为整体与2003年做综合对比:2016与2020年阳离子都表现出与2003年相似的特点。即,单一潜水阳离子比例分布集中,多层结构潜水与承压水阳离子比例更分散,且Na+离子向右(大于25%方向)偏移显著;阴离子中HCO3-比例依旧分布最广,在各单元中变化不显著;而单一潜水Cl-离子在小于25%的区域有所增加,多层结构区Cl-离子有向大于25%的区域偏移的趋势,导致Cl-离子密度曲线形态逐渐向“矮宽”形态发展。说明多层结构区在蒸发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下,Cl-离子比例有提升的趋势,控制作用不断增强。整体而言,单一潜水区水化学类型相对较少,多层结构区潜水水化学类型最多,也最为复杂。承压水与多层结构潜水水力联系密切,水化学类型也相对复杂。随着时间推移,银川平原地下水中阴离子比例变化显著,主要体现在多层结构区Cl-离子控制作用的增强。

3.3.3水化学组分时空分布特征

(一)潜水基于2003、2016及2020年的水质数据,绘制潜水水化学组分空间分布图见图3.23-3.25。从潜水TDS的空间分布来看(图3.23),平原西侧山前地带的单一潜水埋深较大,受大气降水和基岩裂隙水补给,水质相对较好,整体低于地下水III类水质标准(1000 mg/L)。黄河以西的平原区地下水埋深由南向北逐渐减小,径逐渐滞缓,蒸发导致的水体盐化作用逐渐增强,以及灌溉余水和工业废水通过排水沟向北排泄,导致平原区潜水TDS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增大。由于该区域地下水补给源复杂,包括灌溉回归和渠道渗漏补给等,大量优质的低矿化度、低硬度的黄河水通过引水渠入渗补给潜水,限制了劣质水的扩散,加之纵横交错的水系和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共同造就了该区域潜水水质复杂的空间分布,使其在表现出串珠状北延的劣化趋势[119]。由于吴忠灵武一带的苦水河及平罗北部都思兔河等水质长期极差的支流影响,黄河东岸潜水TDS较高,特别是在平原东北端十分显著。总的来说,银川平原大部分地区潜水TDS超过地下水III类水质标准(1000 mg/L),主要分布在银北地区以及黄河东岸。与2003年相比,2016年和2020年潜水TDS有升高的趋势,超标面积有所增加,特别在银川市、灵武市及利通区变化显著。这可能是全区经济自新世纪以来得到快速发展,工业大量污废水排放、农业广泛施用化肥导致潜水水质逐渐恶化。总硬度(TH)的空间分布与TDS相似,表现为银北地区和黄河东岸水质较差,绝大部分地区地下水总硬度超过地下水III类水质标准(450 mg/L),仅在西部贺兰山山前地带水质相对较好。如图3.24所示,Na++K+的分布与TDS相似,表现为银川平原西南部及贺兰山山前一带潜水中离子浓度相对较低,整体低于地下水III类水质标准(200 mg/L),银北地区和黄河东岸浓度则相对较高。与2003年相比,2016年、2020年潜水中Na++K+离子浓度发生较大幅度的升高,超出地下水III类水质标准(200 mg/L)的范围有明显扩大趋势,特别是在银川市、灵武市和利通区出现了显著扩张。Ca2+和Mg2+离子浓度相对较低,而其空间分布及时间尺度变化特征都与Na++K+离子相似,表现为高浓度值主要出现在平罗县、金凤区及吴忠市南部等地区,且银川市、灵武市的利通区等地存在离子浓度升高趋势。由图3.25可以看出,阴离子空间分布整体表现为北部及黄河东岸离子浓度较高的特点,其中,2003年Cl-离子在平原北部平罗县与惠农区东部存在一定范围的超标现象(>250 mg/L),2016年与2020年超标范围明显扩张,尤其在银川市的金凤区、兴庆区、平原南部的利通区及黄河东岸地区,Cl-离子浓度显著的升高。SO42-离子在银川平原大部分区域的潜水中含量较高,仅在青铜峡市、永宁县、银川市西南部等地区,潜水的SO42-含量较低,低于地下水III类水质标准(250 mg/L)。与2003年相比,2016年和2020年潜水SO42-浓度在银川市、黄河东岸等地有显著增大的趋势,但SO42-离子超标范围(>250 mg/L)的面积没有显著变化。HCO3-离子浓度与SO42-、Cl-浓度相比,含量相对较低,整体浓度在0-1300 mg/L之间,浓度高值主要分布在银川市北部、贺兰县及惠农区。与2003年相比,2016年和2020年的HCO3-离子浓度有减小趋势。

(二)承压水承压水是银川平原生活及工业用水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主要离子空间分布如图3.26-3.27所示。由于2003年承压水点位分布不均,因此,仅考虑2016年与2020年的各离子浓度变化。由图3.26可以看出银川平原第一和第二承压水TDS和TH都具有水质西优东劣的特点。第一承压水在接受侧向补给的同时,还包括上部潜水的入渗补给[119],因此,在潜水的影响下,第一承压水具有与潜水类似的空间分布规律。但与潜水相比,承压水水质相对较好,空间分布特征简单,满足地下水III类水质标准的区域达70%以上。第二承压水的开发程度相对较低,处于自然状态,水质具有显著的规律性。东部接受第三系高矿化度高硬度的基岩裂隙水补给,西部接受低矿化度低硬度的优质贺兰山单一潜水补给,形成了显著的东西分带特点。时间尺度来看,承压水水化学组分相对稳定,各离子浓度整体变化不大,仅在局部发生小幅波动。

从Na++K+离子浓度的空间分布来看(图3.27),第一承压水中的Na++K+离子含量整体上自西向东呈逐渐增大的趋势。与潜水中相比,第一承压水的Na++K+离子浓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超标范围也明显减小。仅在东部沿黄一带,如惠农区、银川市东北部、贺兰县南部、灵武市北部、永宁县东部等地区,Na++K+离子含量超出地下水III类水质标准(200 mg/L)。其中,惠农区周边第一承压水中的Na++K+离子含量严重超标,超出地下水V类水质标准(400 mg/L),不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源。第二承压水受东部劣质水的补给影响较大,劣质水面积高于第一承压水,在平原中部(贺兰-金凤一带)出现优质水与劣质水的南北向分界限。Ca2+和Mg2+离子浓度的时空变化特征,与Na++K+离子相似,基本呈现自西向东增大的趋势,惠农、贺兰以及灵武附近的劣质水有小幅扩张。从阳离子时间尺度变化特征来看,承压水化学场相对稳定,仅第一承压水中部分地区存在小幅上升。从阴离子空间分布来看(图3.28),第一承压水中Cl-离子和SO42-浓度自西向东呈升高趋势。与潜水相比,第一承压水中Cl-离子和SO42-离子浓度明显降低,普遍低于地下水III类水质标准(250 mg/L),超标区域面积显著减小,主要分布在黄河东岸、惠农区以及贺兰县-兴庆区一带。由于东西两侧补给水源水质差异,导致第二承压水中Cl-离子和SO42-离子具有显著的西优东劣的特点,在平原中部存在南北向的水质分界限。第一及第二承压水中HCO3-离子浓度空间分布相对均匀。从阴离子时间尺度变化来看,2016年与2020年承压水中的阴离子浓度空间分布随时间的变化特征与阳离子一致。总体来说,银川平原潜水在蒸发、水系分布、农业活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地下水常规组分含量呈现从西南向东北增加的趋势,空间分布复杂;承压水受到西侧优质的贺兰山前单一潜水补给和东侧鄂尔多斯台地的劣化水补给的共同影响,有显著的东西分带差异,表现为西优东劣的分布格局。在时间尺度上,潜水受到人类活动干扰,大部分地区存在显著变化,承压水化学场相对稳定,随时间变化不显著。

3.3.4地下水化学组分来源3.3.4.1物质来源(一)Gibbs图Gibbs图是阐释地下水水化学组分物质来源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对Na+(Cl-)、Na++Ca2+(Cl-+HCO3-)的比值与TDS之间的关系,对自然界水体水化学组分进行定量分析[20]。一般可分为三种控制模式:蒸发浓缩、岩石风化(水岩作用)及大气降水。本节对2003年、2016年及2020年银川平原各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由图3.29可以看出,阳离子中Na+/(Na++Ca2+)的值主要分布在0.3-0.9之间,Cl-/(Cl-+HCO3-)的值分布范围更广,主要分布在0.1-0.9之间。水样点基本处于Gibbs图中上部,表明银川平原地下水主要受蒸发浓缩及岩石风化作用控制,其中蒸发浓缩作用主要发生在地势平坦、地下水位埋深较浅的潜水含水层中。另外,通过图3.29可以看出2003年、2016年及2020年水样点的分布基本相同,控制研究区地下水化学组分的主要因素不随时间变化。

(二)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是通过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程度[20]。本次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法开展地下水主要离子间的相关性分析,相关性系数(r)大于0表示变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反之,则表现为负相关。由Gibbs图相关结果可知,银川平原地下水的组分来源基本不受时间影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过程。因此,本节选择2020年潜水及承压水作为研究对象,利用R语言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并绘制相关性分析综合图,见图3.30及3.31。由图3.30可以看出,银川平原潜水中TDS与Na+、K+、Mg2+、SO42-、Cl-呈现强相关性(r>0.7),说明以上离子对研究区潜水的TDS贡献较大。其中Na+与SO42-、Cl-呈现显著性正相关(r>0.7,p<0.01),说明他们物质来源可能与岩盐及芒硝溶解及风化有关,反应过程见式:

Ca2+、Mg2+之间呈现显著强相关性(r=0.81,p<0.01),且分别与HCO3呈现显著性正相关,说明潜水中可能存在白云石溶解影响(式3-8)。Ca2+分别与SO42-、Cl-呈现中等相关性(0.5<r<0.7),Mg2+分别与SO42-、Cl-呈现显著强相关性(r>0.7,p<0.01),说明潜水中不仅存在蒸发导致的离子富集,还可能存在石膏溶解(式3-9)以及人类农业活动的影响。另外,图3.30中可以看出NH4+与其他常规离子间相关性整体较弱,但显著性较高,其中与Cl-相关性最高,相关系数为0.48;K+与Na+、Mg2+、SO42-、Cl-都呈显著性相关。以上都进一步说明了研究区存在人类农业活动造成的化肥影响,例如,复合肥中的氯化铵、氯化钾、硫酸钾、硫酸镁、氯化钙、氮磷钾三元复合肥等。

由图3.31可以看出,银川平原承压水中TDS与Na+、Ca2+、Mg2+、SO42-、Cl-呈现强相关性(r>0.7),说明以上离子对研究区潜水的TDS贡献较大。且Na+、Ca2+、Mg2+、SO42-、Cl-两两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强相关性。说明承压水物质来源与潜水相似,与岩盐、方解石、石膏、芒硝溶解相关。另外,由于潜水影响因素众多,包括冬灌补给、蒸发影响等,复杂的影响因素掩盖了农业化肥造成的离子相关性,承压水埋藏较深、蒸发影响较弱,长久以来的农业活动足迹入侵了深层地下水并长久保留。因此,承压水中NO2-、NO3-、NH4+之间的相关性显著,且K+与NO2-、NO3-、NH4+都呈现显著的强相关关系,进一步说明上部潜水及侧向鄂尔多斯台地补给的水源中存在农业污染物。

3.3.4.2补给来源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全球大气降水监测数据资料统计,银川地区大气降水同位素δD、δ18O的年加权平均值为-43.5‰和-6.62‰[25]。根据各类水体同位素测试结果,绘制δD与δ18O的关系散点图(图3.32)。整体来看,银川平原地下水氢氧同位素沿斜率小于当地大气降水线的直线分布,说明银川平原降水补给不是唯一来源。潜水δ18O的分布范围在-5.92~-13.1‰,δD的分布范围在-54.01~-94.87‰,平均值分别为-9.96‰和-73.44‰;第一承压水δ18O的分布范围在-7.12~-13.2‰,δD的分布范围在-56.58~-96.61‰,平均值分别为-11.15‰和-82.38‰;第二承压水δ18O的分布范围在-6.66~-13.42‰,δD的分布范围在-61.27~-95.94‰,平均值分别为-11.46‰和-84.55‰。潜水同位素显著高于承压水,表明研究区蒸发强烈、潜水埋深浅,存在长期蒸发导致的同位素富集[26][27],而承压水埋藏较深、蒸发作用影响较小。

黄河水样点位于银川平原大气降水线下方,其稳定同位素平均值(-74.04‰和-10.60‰)明显低于银川平原大气降水δD与δ18O的年加权平均值,说明黄河水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和地下水共同补给[27]。渠水同位素基本与黄河水重叠,但其均值(-10.53‰和-73.57‰)略高于黄河水,这是因为银川平原为引黄灌区,唐徕渠、汉延渠、惠农渠等水源均引自黄河,沿途受到一定程度的蒸发影响,同位素值发生少量富集。另外,由于排水沟水组成复杂,包括潜水、灌溉余水、生活及工业污水,因此,其同位素值分布范围较宽,且整体高于黄河水与渠水,与部分潜水重合。整体而言,银川平原地下水补给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绘制银川平原地下水补给排泄过程见图3.32:黄河水主要受大气降水补给,同时与地下水有较强的水力联系。渠水主要引自黄河,以渠系渗漏的形式补给地下水;排水沟主要汇入了灌溉余水、浅层地下水以及生活工业污水等多种水源,最终排入黄河;地下水主要汇入灌溉水、黄河水、大气降水、侧向径流等多种水源,受到了蒸发和混合作用的共同影响。多年来的灌溉活动使得银川平原沟渠纵横,补给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地下水主要受外界补给影响而非降雨[27][26],黄河对浅层地下水的补给成为主要因素,主要是以渠系渗漏,以及经过蒸发、农药等因素改造后的灌溉回归形式入渗补给地下水。

3.4地下水水盐均衡动态特征3.4.1水盐均衡原理水均衡计算可以从宏观角度计算特定区域的补给、排泄及地下水储量之间的转化,即在一定时间内某一范围内的地下水系统补给量(Q补)与排泄量(Q排)之差等于该区域地下水储存量变化量(△Q)[155]。针对银川平原特征,水均衡方程式则为:QQQQQ(QQQQ)Q侧补降水山洪灌溉渠渗黄河排水沟蒸发开采Δ(3-10)式中,Q侧补表示地下水侧向径流补给量(108m3/a);Q降水为降雨入渗补给量(108m3/a);Q山洪代表山洪散失补给量(108m3/a);Q渠渗代表灌溉水渗漏补给量(108m3/a);Q渠渗代表渠系渗漏补给量(108m3/a);Q蒸发代表潜水蒸发量(108m3/a);Q黄河地下水向黄河径流排泄量(108m3/a);Q排水沟代表排水沟排泄地下水量(108m3/a);Q开采代表地下水人工开采量(108m3/a)。盐分均衡是在水量均衡的基础上,计算降雨、径流等宏观因素影响下的盐分输入和输出量[155]。均衡方程如下:iiiiiiQMQM补补排排(3-11)式中,δ为银川平原均衡期内的总积累盐量(108g/a);Q补i为银川平原均衡期内地下水补给量(108m3/a),包括降雨入渗、渠道渗漏、洪水散失、灌溉补给和侧向补给;M补i为银川平原均衡期内地下水补给项的TDS含量(mg/L);Q排i为银川平原均衡期内地下水排泄量(108m3/a),包括排水沟排泄、黄河侧向排泄和人工开采;M补i为银川平原均衡期内地下水排泄项的TDS含量(mg/L)。3.4.2均衡区确定本文将水资源均衡计算区域划定如下:北起石嘴山,南至青铜峡,东西两侧分别为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和贺兰山麓,南北长约179 km,东西宽约42-60 km,总面积约7019 km2。由于银川平原的含水层系统间水力联系密切,因此,将潜水含水层(包括山前地带水和多层结构潜水)、第一承压含水层和第二承压含水层作为整体进行水量均衡计算,均衡期分别为2003年1月-12月、2016年1月-12月和2020年1月-12月。3.4.3水均衡计算(一)大气降水补给量研究区不同行政分区和地貌单元的平均降雨量和降雨入渗系数有所差异[155]。因此,基于银川平原的地貌单元分区,设立入渗系数见表3-9[155]。以宁夏水资源公报为数据基础,整理各典型年内不同行政分区的年均降水量,统计地貌单元面积,按式(3-12)计算均衡期内大气降水入渗补给量,通过计算得到银川平原2003年、2016年及2020年大气降水入渗补给量分别为1.689×108m3/a、1.896×108m3/a和1.695×108m3/a(表3-3)。

其中,2016年大气降水补给量最大,2003年和2020年大气降水补给量接近。大气降水入渗补给量采用下述公式计算:Q降水=10-5·α·A·γ·F(3-12)式中,α为降雨入渗系数;A为平均降水量(mm/a);γ为有效降水系数,取0.55;F为计算区面积(km2)。

(二)山洪散失补给量银川平原山洪散失主要发生在山前地区及黄河两岸,包括贺兰山山前洪积倾斜平原,青铜峡黄河冲积扇、吴灵地区及陶乐地区的河湖积平原[155]。由于缺乏准确的山洪形成面积及径流高度,本文以银川平原2016、2020年地表水径流量与2003年地表水径流量比值作为调整系数,基于前人研究中2003年山洪散失量补给量(0.325×108m3/a),估算2016年及2020年银川平原洪水散失补给量分别为0.358×108m3/a和0.322×108m3/a。(三)灌溉回归补给量灌溉回归补给量是指灌溉水进入农田后,经包气带渗漏补给地下水的水量,计算公式为:

Q灌溉=β·q田(3-13)式中,β为灌溉回归系数;q田为田间灌溉量(108m3/a)。依据前人研究,银川平原灌溉回归补给系数分类设定见表3-10,由于银北地区多为水浇地,南部地区以水田及水旱轮作地为主,因此,回归补给系数取值见表3-11。参照水资源公报不同市县农业亩均用水量及水利统计公报的实际灌溉面积,计算灌溉用水总量,剔除地下水农业用水量后,通过公式(3-13)计算灌溉回归补给量如表3-11所示。2003年、2016年和2020年银川平原通过灌溉回归补给的地下水量分别为5.038×108m3/a、5.063×108m3/a和5.005×108m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