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歌一曲向瑶池 ——周族的迁徒及周穆王西行散记

壮歌一曲向瑶池
——周族的迁徒及周穆王西行散记
有关周族的兴起与迁徙及周穆五西行的路线，司马迁在其《史记》卷4《周本纪》中有过专述：“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屈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徒而何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大致了解到，周人远在夏商之间就从遥远的甘南地区经过不断地迁徙，“而奔戎狄之间”。其方位大约在今宁夏南部鄂尔多斯西南部一带，这是周人迁徙，并深入到鄂尔多斯南缘路线最早的记载。
大概出于对周族故土的眷恋，到了周穆王时代，这位颇有作为的周天子开始筹化他的西行计划，以满足他寻根，寻祖的文化心理诉求。对于周穆王西行的路线，成为近代学人争论的话题。其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他认为周穆王西行的路线应该是出雁门关，到河套地区（包括鄂尔多斯）到包头一带祭祀黄河，然后，从包头南，过黄河经鄂尔多斯地区出河套地区，顺贺兰山东侧南下至河首，登昆仑山，归程与启程大致相同。而另两个代表人物丁谦、刘师培都认为，穆天子西行，沿直隶，山西北境进入陕甘及（河宗氏所在的包头附近）又渡河西南行经西夏氏（鄂尔多斯西南境奔昆仑的）。著名学者岑仲勉撰文指出，周穆王西行的路线应该是：“出雁门关，经阴山可套银川平原出青藏高原……。”学人卫慕贤也认为周穆王西行的路线：“出雁门关绕河套平原经宁夏平原到甘肃……然后返程由居延海北至河套地区并沿线回洛阳。”同时，《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三十三年（公元前964年）润二月穆王”驾八骏之乘，赤骥为驷，造父为御率六师之众自“湹水以西渡黄河，越太行出雁门，至河套并，猎于渗泽，”“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乌拉特前旗境内之乌拉山）西南行，至西王母之邦，行程三万有五千。返程，顺黄河经河套进雁门南下。
上述几位学人与《穆天子传》记载有关周穆王西行线路大致相同，几乎一致认为穆天子此行出雁门，至河套。而《穆天子传》中更为明确 ，“猎于渗泽”“天子朝于燕然之山（乌拉特前旗之乌拉山）西南行—至西王母之邦。”这就告诉人们，穆天子的出巡队伍在包头附近的一个泽湖边，猎狩后，沿河西行并在当地一个叫河宗氏的部落里受到了该部落首领酒宴盛待后，朝祭了乌拉山，然后渡河进入了鄂尔多斯杭锦旗境内，并出境经西夏氏至昆仑山。
周穆王西行的路线说明，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鄂尔多斯境内便是道路纵横了。当时，这里居住着诸如“土方”“鬼方”等众游牧性质的方国，出于商贸，军事迁徙，“出巡”等需要已经拓展出四通八达的道路。
在此问题上，许多交通史籍中及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都提出了“玉道”“驼道”“草原道”等诸多有关道路的概念。同时在《史记.荀卿李斯列传》的李斯上始皇曰“谏逐客书”，与《战国策.赵策》中都提到过从河套（包括鄂尔多斯地区）的苏迈上赵惠王书出太行山至中原“玉道”的记载。谓之“玉道”即中原民族经鄂尔多斯境至昆仑山采玉而行之道。谓之“草原道”，泛指草原游牧民族流动性极强飘忽不定的留下行踪的遗迹，但是很难在鄂尔多斯境内勾勒出一条或者几条固定的线路。谓之“驼道”，一般指以骆驼为主要畜力，其经历穿越沙漠诸如鄂尔多斯境内毛乌素沙漠等。因为在穆天子的行程中还有过受一个游牧民族部落献牤牛的经历，何谓牤牛？骆驼也。因为只有此动物才能以涉流沙。但是，在当时所谓“驼道”，仅属于“草原道”与“河谷道”间辅助路线。那么，周穆王为什么不走关中，进而达至河西走廊那条更直接的路线而是绕道河套及鄂尔多斯地区呢？原因很简单，当时，由关中西去河西走廊的路线还尚未开通。在先秦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地处农耕族与草原游牧民族交汇处，所以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也频繁与活跃。据文献与殷商的卜辞记载远在商朝武丁时期，曾派他的妻子妇好率兵攻打鄂尔多斯境内的鬼方，而鬼方也曾多次侵扰过商的边疆。之后，周宣王也多次与鬼方等部族在交战，并一举收复包头以西的广大地区，在鄂尔多斯境筑朔方城。朔方城的建立，标志着周的势力已经控制了鄂尔多斯及河套的部分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当时这里的交通业。同时，鄂尔多斯高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就是沟通草原与中原地区的大通道，人们称之为这条通道为“狄道“。其实早在周穆王西行之前，这条“狄道”已经延伸到鄂尔多斯境内了，那时的运载工具除了牲畜，便是车辆了。早在先秦时期农耕民族发明了战车后，一般作战，运载都使用车辆，而车辆对前进的道路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因为遇到高山、大河、或者不平的道路笨重的战车难以行驶。所以，要行车，必须先修路。在这方面，无论是商代妇好北伐鬼方，还是周穆王西行之路，都是乘数辆战车行进的。所以，没有平坦的道路是难以行程的。在《诗经.小雅.出车》中给人们就透露过这样的信息：“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旗旐中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鬼方或者后之猃狁等草原游牧民族，因争夺这块土地，而引发的一次较大的军队冲突。从《诗经.小雅.出车》中 ，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雄壮的战争场面：周宣王命一个叫南仲的将军，率领一支庞大的战车队伍，一举击溃了猃狁的防线，并建筑了朔方城。一座新城的建立，必然配套城镇建设及其相关的交通设施。所以，以朔方城为中心的交通网络的形成，是很自然的。从周穆王至周宣王大概又历周共王、周懿王，周夷王，周历王，共和行政五朝。从周穆王开始，承先王之盛，即社会安定，典章制度，礼义刑法完备，经济繁荣。所以，周穆王西行带有对外扩张神密的政治色彩。《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有车辙马迹焉。”
其实，在鄂尔多斯境内的诸戎一直归顺周朝，据《国语.周语上》：“以其职来王，”实行“终王”之礼。但是周穆王还要诉诸武力，他甚至发出了出征诸戎的战争动员会：“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果然：“获其五王”并“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
而到了周宣王时代，为什么又要对昔之诸戎今之猃狁发动战争呢？因为周宣王经历了其父周历王执政时期的国人暴动风暴，所以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做了重大的调整与反省。当时，又逢已被周穆王打败的猃狁，早在周历王时期，乘周王朝内乱不断发动：“侵镐及方，至于经阳”,的战争。所以，周宣王对猃狁的战争，是周穆王对诸戎战争的继续。所与周穆王不同的是，周宣王没有大获全胜后而归，而是“料民于太原”。其时，周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各种车辆，所以当时的造车业非常发达。特别是自周宣王先筑朔方城，又“料民于太原”，之后，在当地发展造车业，必然首当其中。周代的造车业分官府制造或都者“民造”再以军赋允公。
在《考工记》列“攻木之工”就有7种，其就有，轮，舆，车3种为造车工匠。同时还有配套的青铜，皮草，玉器制造的配件，饰件辅以车辆。周人的车道一般可容四马所驾的大车，并在一些险要地段加强筑修。所以在《诗经.绵》中描述了当时修路盛况：“柞棫拨矣，行道兑矣。”虽然，无论是周人祖先的迁徙，周穆王壮歌一曲向瑶池的西行之路，还是周宣王攻伐猃狁之路，昨日的出车彭彭，已随着二千多年的历史风云，远逝而去，但是它已经连接了鄂尔多斯道的历史与未来。（驰道）始皇二七年（公元前220前），秦国为了提高军事经济运作能力，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了以京都咸阳为中心贵通东西南北的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其布局河套境内“以河为塞”，并沿阴山云中至九原、云中至雁门，云中至上郡数条。
（直道）秦朝以加强河套地区军事防御能力为目标，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至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修筑了一条南起云阳北至九原长达一千八百里的秦直道。秦直道自云阳甘泉山始，北行子午岭经耀县上钢川到陕北吴旗镇，志丹县。转西北经华池县，黑老虎岭到定边县南，再往东行进入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经乌审旗北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直北而上，在昭君坟渡黄河直抵九原郡。同时还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以后宫良家女王嫱字昭君赐给单于为妻。单于欢喜，上书“愿保上谷（今河北境内）、云中以西至敦煌边塞，可取消各边塞之吏卒，传之无穷。（1）呼韩邪单于娶昭君为妻，封昭君为“宁胡阏氏”。颜师古曰：“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据《汉书》匈奴传里记载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路线：“呼韩邪单于款五原，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骑二千，为陈道上是（所过之郡县每发兵陈列道傍，以为宠卫），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札，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给冠带衣裳，黄金玺绶……。单于留月余，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徐自为所筑），有急保受降城（建于公元前105年），汉遣韩昌将万六千骑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治朔方盐泽县西北）（2）自甘泉起程，经高奴（今延安西北）、北地、上郡、西河、出鸡鹿塞保汉受降城。”王昭君出塞路线另一说是：“自长安经太原、杀虎口、定襄、云中、九原而至汉受降城。据陈直著《汉书新证》中载：“归化、杀虎口出土单于和亲砖铭刻：‘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安’”，其字体阴阳分明，篆势雄伟，为西汉初之作品。近年来在归化、杀虎口、和林格尔、托克托、包头各地古城或汉墓中曾多次出土有关“单于和亲”、“单于天降”、“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瓦当，经考古学家断定，此为西汉晚期的书体，与昭君出塞时间相符。又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由云中通张掖路有三：一是自云中经九原，沿黄河畔，经今临河至金城郡转西北沿弱水河畔至张掖，抵玉门入天山南路；或自九原沿“秦直道”至上郡，经北地郡、陇西，西北行至张掖，入前道；一是自云中郡子津渡黄河西行经榆林、上郡、北地、陇西入前道至张掖；此路较前路近数百里。至掖的前段早在战国、秦、汉初就已形成车驼大道。当时雁门、云中、定襄、等郡县之驼队贾商多取路于此。公元22年（新莽地皇三年），人民饥寒交迫，流民多饿死，反莽之势，此起彼伏。汉宗室刘 、刘秀兄弟北起兵反莽。次年九月，更始兵入长安，王邑等败死，莽登渐台，被商人杜吴所杀，“新莽”亡。公元25年6月，刘秀在镐（今河北高邑）南即帝位，改元建武，为汉世祖光武帝，东汉始此。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同南匈奴重新和好。春正月“遣中郎将段郴，受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于是云中、五原、定襄、朔方、北地、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风从草原吹过，是力的凝聚，还马蹄掀起的风暴，是苍穹下挥洒乳汁，书写历史的万物之灵，把草原搅得动动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