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盆地古煤炭的生成研究

鄂尔多斯盆地古煤炭的生成研究
杨桂林
一、 盆地的形成及其地质演化
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大型沉积盆地之一，地跨陕、甘、宁、蒙、晋五省区，故又称陕甘宁盆地。面积约25×104 k㎡。周邻被渭河、银川、河套等地堑盆地所镶嵌，外围被秦岭、六盘山、贺兰山、大青山及吕梁山所环绕。广义的鄂尔多斯盆地包括周邻渭河、银川、河套和六盘山等小型中新生代盆地，总面积达36×104 k㎡。盆地基底由太古宙及古代的变质岩构成，大约经历了30余亿年的发育史，是我国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太古界以集宁群、阜平群、界河口群为代表的麻粒岩相、角闪岩相高级变质岩是围绕古陆核逐步拼接、增生的产物。五台运动大量的岩浆侵入和混合岩化作用，早元古代末期中条运动的变形、变质、断升及混合化作用，古陆核与相邻的活动带进一步联合、拼接连为一体，从而开成了典型的不均一镶嵌增生的基底结构。中新元古代时期，华北克拉通裂谷活动非常普遍，本区经历了秦祁贺三叉裂谷阶段。
鄂尔多斯盆地之北为天山—兴蒙华里西褶皱构造带，之南为祁连—秦岭加里东—印支褶皱构造带，东临滨太平洋构造域，西为中国南北构造带的北段。盆地夹持于这四个构造带之间，盆地边缘及内部的构造作用都受到了来自周缘地区的构造体系发育较早，始于加里东旋回，在海西、印支和燕山构造期仍有活动，但是活动的强度逐渐减弱。盆地西缘南北构造带为中国重要的东西构造域的分界，发育较早，在不同时期活动特点和强度不同。东部临滨太平洋构造域对中国大陆的明显影响始于印支期，燕山期构造活动达到高峰，喜山期裂陷伸展活动较强。因此在古生代期间，包括鄂尔多斯盆地在内的华北克拉通，受南、北构造带活动的影响明显，主体呈现出东西的构造格局：到了中生代则主要受东、西部构造体系的影响，由主体东西方向的构造格局逐步转变为主体南北方向的构造格局，这个转变过程发生中生代早期。
早古生代和晚古生代——早中三叠世阶段，鄂尔多斯盆地主体分布区只为大华北克拉通大型统一沉积区的一部分。早古生代阶段，构造沉积演化主要受控于古亚洲动力体系，大华北克拉通（地块）表现为稳定的整体升降运动，受南北两侧洋盆的影响，属于陆表海盆演化阶段，在多幕快速海进和缓慢海退演化过程中，全区沉积了一套稳定可追踪和区域对比的碳盐岩为主的寒武系和中、下奥陶系统。早古生代中晚期，整体隆升为陆，遭受长期的风化剥蚀。晚古生代-早中三叠世时期，仍处于古亚洲动力体系控制，到中石炭世华北地区又复沉降再度接受沉积。此后，华北克拉通北面的兴蒙海和南侧的秦祁海机继关闭、碰撞造山，克拉通盆地南北边界开成，海水退出，沉积环境完全转变成了大陆环境，大华北地区由内克拉通陆表海盆演变成克拉通内陆坳陷盆地。在早侏罗世晚期，盆地内剥蚀、沉积共存；在沟谷尘洼地，开始填平补齐式的充填了以冲积扇——辫状河相为主的富县组及同时代地层。经中侏罗世延安期初的短暂过渡，盆地沉积范围和湖区迅速扩张，鄂尔多斯盆地进入了又一个鼎盛发育期；晚期主要为交织河——残余湖相。延安期泥炭沼泽相发育，成煤条件良好，分布较广，完成煤速造沉积厚度大部在200——300m之间。鄂尔多斯煤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西以桌子山断裂为界，东以离石断裂为界，北以黄河断裂为界与河套盆地相邻，南与天环向斜、陕北斜坡和晋西挠褶带渐变过渡。根据重磁异常带走向的变化，南界大致在乌海——鄂托克旗——准格尔旗一线。该隆起自古生代以来基本处于相对隆起状态，盖层总厚度仅1000～3000m，各时代的地层均向隆起最高部位变薄、尖灭或缺失。其内东胜以北地区隆起最高，缺失下古生界，上古生界直接覆盖在变质基底之上，且出露地表，中新元古界什那干群已有出露，常称之为乌兰格尔凸起。新生代河套盆地断陷下沉，把阴山与鄂尔多斯隆起分开，形成现今的构造面貌。
二、 古煤赋存的诸多因素
煤的生成经历了悠悠岁月的沧桑之变，它的奥秘历经数千年的探索，最终才得到科学的论证。煤炭资源的富饶是鄂尔多斯国煤文化丰富的物质基础。煤的使用满足了人类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基本需要。虽说这只是处在初级形态时的使用价值。煤的发现，同人类对火的崇拜有天然联系，煤寄托着人们对光明的追求、对温暖的渴望和对审美的希冀。人类童年时期的煤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古朴的、原始的、朦胧的的神话和传说。“直到现在，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第一个伟大胜利的愉快的回忆，还半意识地继续存在于流行的迷信中，存在于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的异教神话传说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八十三——八十四页）。鄂尔多斯的煤神话以她特有的浪漫笔调把用煤之始和人类的诞生相提并论，表现了对煤文化的近乎崇拜的认同。那么，鄂尔多斯盆地的古煤的赋存主工有那些因素呢？自然界的植物大致分为两大类——低等植物和高等植物。低等植物如各种菌类、藻类，大都是构造得意的单细胞生物，低等植物生成的煤叫腐植煤类。高等植物是多细胞生物，包括苔藓植物、蕨类植物、种子植物。由高等植物生成的煤叫腐植煤类。不同的植物、不同的生成年代，生成了不同的煤种。而不同的地质年代生活着不同的生物，不同地质年代的沉积岩里也就保存着不同种类的化石。地层好比一本阅万年而不朽的石头书，而化石则是“石头书”里的文字，是地球演化史的见证。人们根据上下新老岩层中各种生物化石的演化程序，按地质年代把地球分成若干个“代，”“代”以下分“纪”，“纪”以下分“世”。地球已有五六十亿年的历史。最古老的地质发展年代——太古代和元古代延续时间占整个地壳发展史的六分之五以上。在元古代晚期，距今约六亿年前，有石煤形成。在这之后，地球历史上有三个主要的成煤期，地球上的煤，绝大多数是在这三个主要成煤时期生成的。第一个成煤期是古代的石炭、二叠纪。这两个纪加在一起延续时间为一亿二千五百万年，距今三亿五千万年到二亿二千五百万年前。这一时期，地球气候炎热潮湿，迁宜于植物的繁殖，鄂尔多斯古陆盆地到处是广大茂密的森林。那些高大的陆生孢子植物——鳞木、封印木、芦木等和少数裸子植物——苛得狄树一派繁荣，为煤层的开成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物质。我国石炭、二叠纪生成的煤主要分布在北部，储量约占全国煤炭储量的一半以上。
到了中生代，地壳运动比较强烈，特别是东部地区，在侏罗纪、白垩纪曾多次发生强烈的褶皱和岩浆活动。由于这时期的地壳运动在我国华北燕山地区表现明显，所以称为燕山运动。地壳运动是成煤的关键条件。这一时期，由于裸子植物——银杏类、苏铁类、松柏类极为繁盛，这就使中生代成为地球发展史上第二个重要的聚煤期。成煤的侏罗纪煤田很多，分布很广，几乎遍布盆地各处，
成煤作用移到了以鄂尔多斯盆地为代表的北方。接着开始二叠世、晚三叠世沉积，成煤作用又从北方移到了南方。晚二叠世以后到侏罗罗纪时期，成煤作用几乎遍及全国，不过也是先从南向北，后又从北向南，北方在中、晚侏罗世到早第三世都有成煤作用，而南方却以晚第三世为主。纵观鄂尔多斯盆地成煤历史，呈波浪式行进，时起时伏，亿万斯年，沧海桑田，冷暖交替，生物演化……煤的经历确属不寻常……。史前的鳞木、芦木、银杏树、枫树、白桦树……这些高达三四十米的树中伟丈夫，是如何俯就炽热的岩浆的？又是怎样变成面目迥异的煤炭的？植物的大量繁殖、繁茂程度及其分布特点是成煤的基本前提。地球历史上几个最主要的成煤时期，正是陆生植物生长繁殖的“鼎盛时期”。而古时地壳运动又起着关键的作用。当然，低洼的古地形、温暖潮湿的古气候也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常常这样形容，沼泽是煤的摇篮。对于高等植物来说，最容易生长、堆积和转变成泥炭的地理地形，是那些低洼远销水的的沼泽地带——滨海地带和内陆湖泊。地球生态环境的变化，造成植物大量堆积、死亡、更新，地壳运动造成煤。煤的躯体在地壳里经过高温高压，经过泥炭化作用阶段和煤化作用阶段，因不同的变质而形成不同的煤种。
三、有关煤的古老传说与文字记载
煤在宇宙万物中独享天地之灵气。时间的流逝，空间的变迁，生机的回归孕育了煤——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一种独特的能量转换形式。
工煤区炭又是一种历经几百万年衍变而又凝聚程度很高的矿藏，采煤业则是一种需要世世代代在同一个地区连续开采不断发展的特殊行业。这种独特的地区性、行业性的集聚和交融，这种独特的生产经营方式，以及艰险闭锁条件下的特殊心理，都使煤形成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地球，造化的巨手曾经将太阳染就的绿色植物揉进那丰厚的黄土岩石之中。又经过亿万斯年的挤压和衍变，浩瀚的绿色林海在地球深处变成广袤的黑色煤海。谁能不慨叹造化的伟大和迷人呢？力的聚合，热的郁结，色彩的杂糅，情理的交织，竞然采用了如此奇特的方式。煤是黑的，但燃烧的煤却能跳跃出五彩缤纷的光焰。煤是质朴的。如果说，黑是神秘、威猛和肃穆的渊薮，那么五彩则是热烈、斑驳和极富幻想的滥觞。远古时候，天塌地陷，大火燃烧不灭，洪水泛滥不止，猛兽凶禽到处噬食人类。女娲，这位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为了拯救生灵，她便杀死猛兽，治平洪水，并砍下大海龟的四足用来作为擎天柱，终于平息了灾祸，使老百姓从此得以安居乐业。不仅如此，传说女娲还在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的五彩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修补了不齐整的天庭，也修补了后来被共工撞塌的西北天。女娲补天的传说：“就发生在鄂尔多斯盆地的周边，是迄今为止人类有关最早煤的神化佳说”。之后，有关在鄂尔多斯盆地采煤的文学，及有关煤的文化遗存在史籍与古城遗址中频频出现。
1988年，陕西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神木县窟野河上游秦长城调查时，发现秦长城傲包梁段城垣，用石头砌筑，两层石头间充填沙质黄土，“有的还夹夯煤炭和未完全燃烧的煤渣”。这段长城是战国末期秦昭襄王（前309～前305）时修筑，说明在公元前300多年，修筑长城的劳工们就懂的挖煤与用煤了。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充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境内及鄂尔多斯盆地内已有煤炭开采的原始活动，煤炭产品已作为能源、防潮剂、炼矾等进入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中。而有关煤的称谓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变化。有关煤的著作也逐步趋于科学与完善。石涅一石炭一煤炭名称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比较复杂，概括讲：先秦以前，把煤炭称作“石涅”或“涅石”；汉、魏、晋时期，称作“石涅”或“石墨”；晋、隋、唐、宋时期称“石墨”周树人、施琅著《中国矿产志》中概述煤炭发展时，作了以下记载：“逮周而矿制成。厥后，战国以降采青丹，唐以降采石炭，及宋弥多，比明益盛”。书中所记的“山阴”或“山阳”，是指矿产埋藏于山中的具体位置。按古人传统说法：“山北为阴，山南为阳；河南为阴，河北为阳”。《山海经》对煤田的具体位置，作了“其阴”或“其阳”，“ 其下”或“其上”的平面与垂直方向的定位，从而肯定了煤田的具体位置。若以关中的渭河北与陕北过渡带的“北山”系列为轴线划分，“女床之山”的阴面正居“北山”之北，同时又是渭河之北的阳面。这里恰好分布着黄陇侏罗纪和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所以从区域地理位置考查，《山海经》记述的煤田位置大体上是正确的。或“石炭”；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称“石炭”或“煤炭”；直至当今才统称为煤炭。（公元前770～前476年）末期。在《西山经》中记述的煤炭产地有： “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北山经载：“贲闻之山，其上多苍玉，其下多黄垩多涅石”；“孟门之山，其上多黄金，多涅石”。“石涅”和“涅石”就是今天所说的煤炭。因为煤是一种“黑石头”，燃烧的煤烟灰又可做墨或黑色染料，故而称为“涅石”。上述五座产煤山的具体位置《山海经》未予说明，这就成为后来历史、地理学家长期考证的课题。考证学家比较一的看法，认为女床之山，系指陕西省黄陇（黄陵、陇县）侏罗纪和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张平子的《东京赋》中载有“鸣女床之鸾鸟”，其注日“女床，山名，在华阴西六百里”，即岐山之地。北京矿业学院周蓝田教授考证后认为：“女床之山，在高山西三百里，泾水出高山，南流于渭；女床之山又西三百里是龙首山，苕水出龙首山，南流注入泾”，故其地理位置应在渭河以北，泾水以西，其位置正处于鄂尔多斯盆地的边缘地带。
鄂尔多斯盆地煤炭开发史
（一）（先秦、两汉、时期）
《山海经》中记载：“女床之山，其阳多赤，其阴多石涅。”“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风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公元前306～公元前250年 秦昭襄王时期修筑长城傲包梁段，城坦的夯层中有煤木灰和未燃尽的煤渣。《汉书•地理志》中有关于神本“鸿门火井”的记载：“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中出”。“ 鸿门”根据《中国历史地图册》标注应是今神木县西50里的鸿门亭，汉代在此设军马厂，这里地下蕴藏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资而该地鄂尔多斯乌审旗与榆林神木的交界处。同时早在秦汉时期，活跃在鄂尔多斯盆地的匈奴族已经懂得了用煤冶炼青铜了。正向恩格斯所说：“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采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百五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一版）青铜器的出现是类历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铜器的冶炼，需要由采矿、配料、焙铸、制模、浇铸一系列工序才能完成。这样复杂的连续性操作，显然不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氏族时期所能做到的。“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一版，第二百二十页）。青铜器的出现伴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奴隶社会的形成，而铜器时代的结束和铁器时代的开始，则标志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兴起。“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共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秦汉代的用煤炼铁，冶铜正是在冶铁业不断发展，木炭的需用量越来越大，木炭炼铁的缺点逐步暴露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煤才得以在冶铁业中逐步得到利用。同时，汉代煤炭开发的进步，也为冶铁业提供了利用煤炭的条件。同样，在先秦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盆地的匈奴族已经掌握了用煤冶炼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了。在阴山脚下的霍各乞古代铜厂遗址,是先秦至两汉时期匈奴族的一个重要冶炼青铜遗址。考古人员在该遗址发现了十余处采石厂的坑道与六处炼铜炉垛。此外，还在该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矿石、卵石等。考古人员在清理两座炼铜炉址时发现炉底遗存有30厘米厚的炭灰。
这个重要发现，完全符合铜史专家有关煤炭用于炼铜晚于商周的断代认定。同时，也吻合了《汉书•匈奴传》有关“冶作亏失”的记载。同样在汉代的临戌县古城遗址,保尔浩特古城遗址及柴登古城遗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大量的冶炼遗址及残存的炉渣铜铁残件。我国在周代已经出现了铁器。到了汉代，铁制兵器数量猛增，使几十万军队的装备得以改善；各种铁制的生产工具亦在农业生产中逐步普及；铁制生活用具也日渐增多。此外，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为了为反击匈奴冶炼兵器奠定物质基础，实行盐铁官政策，分别在产盐和产铁的鄂尔多斯地区设置盐官，而在“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
解决燃料问题是开办冶铁业的先决条件，因此，汉代冶铁业一般都靠近燃料产地，记载西汉盐铁会议情况的《盐铁论》一书，就反映了这一事实：“盐冶之处，大校（抵）皆依山川，近铁炭”。从上下文析，这里的“炭”可能是指煤。铁器的使用除了推动农具改革外还带来了兵器的变革，铁兵器兴起以后，随着炼钢术的不断进步，冷兵器的质量逐步提高。到了汉代，冷兵器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位于伊盟准格尔旗川掌乡勿尔图沟南岸，依山傍水，地势险要。古城大部分被悖牛川冲塌，仅剩下完整的东墙和一段北墙以内的部分，城墙为夯筑土墙。地表下夯土墙深1.6米，宽6.7米。城址内散布残瓦、陶片和坩锅残片、铜渣、铜镟、铁渣。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北周著名大将孤信曾是先祖。均在武川镇做官并创立隋朝的杨坚与创立唐朝李渊的的父亲李炳的岳父。独孤信在连年征战呼都是在鄂尔多斯分地度过的，他随最喜爱的就是用煤玉雕该成的一枚印签。这枚印鉴原存于陕西省旬阳县文化馆.该印共有20个1.9厘米见方的印面，其中，14个面刻有独独信历任官职和向皇帝秦请所用的印符。部分印文为魏体刻字，其余均为楷书体。据清雍正十三年（1725年）编篡的《陕西通志》载有“煤根石,按此石不见于书及志，今延安府有之。色黑，或云煤之根，或云煤之苗。细润学滑，为素珠及器玩等物颇佳.”。唐代全国划分为十个道管辖，鄂尔多斯盆地大部分地区属关内道。该道境内普遍产煤，所以，煤炭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取暖、煮饭的燃料，同时也是冶铜、炼铁、烧陶、制砖的重要燃料之一，隋唐时期人们已经懂得了用煤炭取暖了。
（三）宋辽金时期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河东路转运使陈尧佐为当地人民开采石炭奏请免除炭税，获准。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朱弁以通问副使赴云中位于鄂尔多斯盆地，慰问被金人俘虏的微、钦二帝，曾对煤炭作诗吟诵：“西山石为薪，黝色射惊目，方炽绝可迩，将尽还自续。飞飞涌元云，焰焰积红玉。稍疑雷出地，又似风薄木”。在山西河曲县，由于煤炭的自燃，也出现了“火山”现象，所以《大清一统志》载：“火山在河曲县南六十五里，……黄河东岸山上有孔，以草投孔中，焰烟上发，可熟食”，而《舆地广记》记有“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置火山县，四年废，有火山、黄河”。这里的火山县，以及古代的火山军和现在的火山村，皆因煤炭自燃而得名。又如在宁夏中卫，“县西南三十里，山产石炭，近西一带有火，历年不息，俗呼为火焰山”。北宋庆历年间泽州知州李昭“河东民烧石炭，家有冶之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在《宋史•陈尧佐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陈尧佐“徒河东路，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税。”从现在的文献资料上看，当时黄河以北，煤炭采掘成为人民生活的主要来源。此外人们还利用煤炭的可燃特点，用之于冶铁、瓷等行业。仁宗时大臣郑戬说过：“河东铁钱，山多炭铁，鼓铸利厚。”用当时丰富的煤炭资源从事冶铁，不需要大量的柴薪，便可获得丰厚的利润。神宗时太原知府韩绛也说：“保德以东五州，军计置不至艰甚，况本路铁矿、石炭，足以鼓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九）。鄂尔多斯盆地是北宋金对峙的地区，驻扎有大量的军队，仅其军械需大量的铁器，所以，冶铁总和煤炭相伴随的。《宋史》284卷载，陈尧佐漕河东时，政府根据的请求，免除了该地区的石炭税。可见在此以前，税收已压得“仰石炭以生”的贫民喘不过气来，对该地免征石炭赋税，显然有利于石炭的开发。北宋政权还曾实行过煤炭官卖制度。官卖制度类似我们现在的统购统销。实行官卖的原因，一是由于煤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产量和销量与日俱增，需要加强控制；二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开拓利源，以应付庞大的行政和军费支出，满足封建统治奢糜日繁的开销。由官方把石炭购买、销售权统制起来，以使日益增多的石炭利源尽榷于官。在向宋微宗的建议中也明显地反映出来：“河东（指山西）铁炭最盛，若官榷为器，以赡一路，旁及陕雍，利入其甚”。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十月废除了“并州民石炭，每驮税十斤”的规定。北宋时期，朝延已设官管理理煤炭。宋代盐铁使，共分掌七案，其中煤炭，铜铁等统归铁案掌管。沈括（1031～1095年）在任延路经略使时，曾对陕北煤田进行了调查，在其晚年所撰的《梦溪笔谈》中记述了这一情况：“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林大半皆童矣，造煤（烟）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人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庄季裕《鸡肋编》记述延州的风情诗中有：“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这些记述，说明属于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和陕北地区煤炭的开发和使用已较为普遍。宋人庄季裕在《鸡肋篇》记述延州风情诗中有：“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南宋人朱慈所著《洗冤录详义》卷二载：“西北人多卧火炕，每有煨烧臭煤，人受熏蒸，不觉自毙，其尸软而无伤，与梦魇死者无异”。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帷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烟）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石炭烟亦大，墨人衣。
沈括（1031～1096）任○延路经略使期间，踏勘了陕北的石油和石炭。诗日：“二朗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人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神宗熙宁年间，太原府韩绛言：“保德以东五州，军计置不至艰甚，况本路铁矿、石炭，足以鼓铸”。北宋陆游（1125～1210年）著《老学庵笔记》卷一中有：“北方多石炭”。“河东（指山西）铁炭最官榷为器，以赡一路，旁及陕雍，利入甚广”。可见，实行煤炭官卖的主要出发点是一个“利”字。北宋政府管理煤炭的基层机构是务和场，务是石炭税收和临督机构，石炭场则设官掌管“受纳出卖石炭”。元代外国人眼中的鄂尔多斯盆地的煤。有关马可•波罗拉斯特爱丁，伊宾拨都他，都 是元朝时的外国旅行家曾游历了包括鄂尔多斯盆地在内的中国，以下是他们有关煤的见闻。（1）《马可•波罗游记》等记载中国用煤见闻整个契丹省到处都发现有一种黑色石块。它挖自矿山，在地下呈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甚至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仍不会熄灭。这种石块，除非是先将小块点燃，否则平时并不着火。若一旦着火，就会发出巨大的热量。
诚然这个国这国家并不缺乏木材。但是如此众多的人口，炉灶也多，而且燃烧不止，加上人们又勤于沐浴，这样必然造成木材数量供不应求。每个人一星期至少洗三次热水澡。每逢冬季，只要是力所能及甚至是一日一浴。凡身有职位或家庭富裕的人，家中都备有一个火炉，以供自己取暖之用。象这样大的燃料消耗，木材资源势难满足供应；然而这些黑色石块，却取之不尽，而且价格又十分低廉。《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
按：马可•波罗（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1275年左右到达中国，深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并任元朝官吏。在中国约17年，游历了包括鄂尔多斯盆地在内的中国。1295年在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于狱中国述东方见闻，由同狱鲁思梯谦笔录成书，是为《马可•波罗游记》，又称《东方见闻录》（2）契丹国幅员甚广，文化极高。最可恃之著作家皆云：世界上无一国，开明文化，人口繁盛，可与契丹比拟者。……其国产石，可以代薪。拉施特爱丁《史记汇编》，见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4册。按：拉施特受丁（1247～1318），波斯人，此人多才多艺，著作很多，曾为波斯首相。《史记汇编》（义译）并无中译本。张星娘将其“中国”一章的英译本转译成中文,收入《中西交通史料汇篇》中.又,拉施特爱丁并未到过中国,其书中关于中国的叙述,资料主要来自于元朝出使波斯的孛罗丞相.（3）中国居民用土代煤以作燃料。此种之土，○天然之产。在地十时，其形如快，其色如吾国之土 ，用象转运远方。土人将土切成块形，与吾国切炭之法同，燃时亦与炭同，火力比炭尤烈。成灰后，以水和之，曝干，复可再燃一次，至全变为灰烬而后已。从此土中，亦可以制磁器，惟须另加矿物也。伊宾拨都他《游历中国记》，见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3册按：伊宾拨都他（公元1304——1377年），摩洛哥人，
为世界期著名旅行家，曾至过中国。摩洛哥苏○命其口友谊赛旅行经历，并由苏○秘书记录。《元史》等记载元代煤课额及运煤煤炭课，总计钞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二十六丙四钱；内大同路（元代辖鄂尔多斯盆地一部）一百二十九锭一两九钱，煤木所二千四百九十六锭二十四两五钱。《元史》“食货志•额外课”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游历达17年之久，其到过晋、冀、陕等省。所著游记载有：“整个契丹到处都发现有一种黑石头。它挖至矿山……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力比木炭更大更旺”。元代采煤业较之宋代虽没有长足进步，但注重对一些重点矿区进行一发，特别是在煤税征收上，加强了管理，煤税征管制度臻于完善。元政府之所以重视煤税，主要是出于增加国库收入的考虑，使“国之经用有所赖焉”。在元代全部赋税中。税占有一定比例。除去“酒醋、盐税、河泊、金银、铁冶”等税种以外，主要就是煤税收入了。
三、元代对鄂尔多斯煤炭的开发
太宗八年（1326）元政府遣二千户至大同掘煤冶铁。顺帝至正二十三年（1263）元政府遣五千户至大同掘煤冶铁，铸造兵器。关于元代各地区（路）煤税的幅度，文献资料寥寥无几。仅存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有关煤税的条。这一年“煤炭课总计钞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二十六两四钱；内大同路一百二十九锭一两九钱；煤木所二千四百九十六锭二十四两五钱”。（见《元史•食货志》）这一数字实际上只是大同路和煤木所两方面的煤税，显然是不完全的统计。朝廷还在煤业集中的地区，专门委派官吏驻在，以司其事。如《元史•百官志》记载：“西山煤窖场，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二员，俱受微政院辖”。在北京西山矿区派驻这些官员，除监督管理煤窑外，重要职责就是征取煤课。
元代赋税分为常课和额外课两大类。每年有定额者为常课，没有定额而按实际情况 征收的为额外课。煤炭属于32种额外课（山场、窑冶、山泽、河泊都属此类）中的一项。包头麻池元代遗址发现有煤渣、炭灰1963年5月在内蒙古包头市郊麻池一元代遗址中掘得铜范一合。“铜范出于距地表深约30厘米处，其土质松软，呈灰色，内含煤渣、炭灰、灰陶片等”。遗址东部有窖址，……其附近窑壁渣、煤渣、木炭灰、坩埚碎片随处可见，可知当时这里可能是冶铁铸造等手工业地区。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盖山林《内蒙古包头市郊麻池出土铜范》，载于《考古》1965年第5期（20世纪）50年代，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羊市塔区大石砬沟村发现有古城一处。古城时代为元代。在“古城外部的西南方，有一处长约20米、宽约15米的灰堆，其中有草灰，也有煤炭焦渣……”。汪宇平《准格尔旗大石砬沟的元代古城》，载于
《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四、明朝时期
崇祯十四年（1637）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卷十一载：“凡煤炭普天皆生，以供铸炼金石，……明煤大块如斗许，燕、齐、秦、晋生之……”。
明朝于嘉靖九年（1530年）方下令：“凡山泽之利，除禁例并民业外，其空闲，听在采取，及入官备振”。到明崇祯（1623～1639年）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煤炭业又开始衰落下去。明中期随着对煤炭业之开放，“矿税之祸”出随之而来，洪武年间规定煤炭税十分内取二，永乐年间三十分内取一，嘉靖年间十分内取一。同时大派矿监到各地搜刮矿税，弄得煤炭无法开采，激起人民强烈反抗。
明代的煤炭业在中、后期才有发展。明宋应星（1587～约1661）的科学巨著《天工开物》成书于1637年。该书共十八卷，其中第十一卷《燔石》篇中，对煤炭产地、品种、用途、开采方法均作了详细记述：“凡煤炭，普天皆生，以供锻炼金石之用，南方秃山无草楮，下即有煤，北方勿论”。明代我国西北包括鄂尔多斯盆地地区煤业十分发达。明张萱说：“今西北所烧之煤即石炭也”。西北产煤当首推陕西，据一些地方志载：分州、澄城、白水、商州、同官、三水等地都产煤，特别是陕西韩城“龙门山煤炭极多，供秦晋两 省之需。自龙门而下，舳舻街尾不绝者，皆此物也”，“龙门之炭源济济，陕以西咸需之，舸艇辐辏，利用弘远。足见黄河上运煤船艘之盛。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将领刘芳亮率军从韩城一带东渡黄河向山西挺进，就是靠运煤船只以济。此外，甘肃的阿干、临洮在明代均有开采”。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甘肃靖虏卫（临洮）的煤窑还曾发生过一次井下火灾事故，大火将“人冲起数十丈，坠地手足俱碎”。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52，嘉靖《鲁山县志》卷2。
清代，不仅晋陕地区煤炭市场比较活跃，处于较偏辟的陕北及鄂尔多斯盆地，由于燃料缺乏，煤炭市场也开始兴起。嘉庆三十三年（1828年）《定边县志》载：“宁夏煤炭，……皆入市焉”。《佳州乡土志》载：山西宝德州，陕西府谷县的煤炭，每年在佳县“行销数十船”。反映了当时宁夏、晋北的煤炭输入陕北市场的情况。宁夏、晋北煤质好，价格低，运输距离短，是占据陕北煤炭市场的主要原因。
光绪三十三年《米脂县志》载：“今河西有炭窑沟，数十里皆产炭……”。雍正三十三年《陕西通志》载：安塞县“近赤虾石崖有青色者，土人取以代薪”。清道光二十三年《怀远县志》（横山县）载：由于当地皆“沙漠顽山，柴薪无出”，胡人用石炭以“餮飨”之餐。《秦疆治略》载，安定县《今子长县》“发除力农牧羊，挖炭为主……”。清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载：“府、怀二县，另有一种煨炭”，半坡峰“产石炭，镇人赖以火食”。以上县志的记载，说明清代陕北包括鄂尔多斯盆地的主要煤田均有民窑开采，但规模不大，产量有限，所采煤炭主要供当地人民“代薪”炊馔。山西保德县在万历年间产煤繁盛，但煤炭税课多为污吏侵用，以致知州于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立石垂戒。乾隆五年（1740）西安巡抚张楷，根据清廷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向皇帝提出：“为请广开天地自然之利，以裕发用事”奏折的要求，对陕北煤炭业的生产概况做了勘查，并向清王朝作出奏报称：陕西有西安、延安、凤翔、榆林、同州5府；商、彬、乾、富、绥德5州；计有24个县产煤。据雍正十三年（1735年）《陕西通志》记载，当时产煤的州县有：同官、宜君、韩城、白水、蒲城、商县、雒南、分州、安定（子长）、肤施（延安）、葭州、府谷、安塞等14州县。
五、有关官方开发煤炭奏折史料
西安巡抚张楷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六月二十五日报给朝廷的。在此之前，他命令各州府有关部门组织人力，普遍进行了“产煤处所”的调查，基本上摸清了煤炭资源情况，并拟定了份全省的煤炭开发规划。奏折的开头，一针见血地指出，陕西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共有十个州计二十个县“均有产煤处所”。这些地方是：“西安府属之同官县（铜川）；延安府属之肤施（延安）、安定、靖边三县；凤翔县；同州府属之榆林、怀远、神木、府谷。民国4年（1915年矿商郑万福、王嘉宾、张嘉荣到雀儿沟老石旦一带开窑采煤）。发国九年（1920年）法国地质学家德旦进等在桌子山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并分别在1924年《法国地质学会报》第二四卷第四期及中国地质学报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报告。简述了桌子山的地质构造与地层情况。民国32年（1943年）任绩，胡增壁在桌子南端的雀儿沟，故乡石旦两个石座调查着有《煤田地质报告书》载在《燃料汇偏》第一卷。
1944年霍民成详测，雀儿沟一事煤田的井下开采情况。民国以前这里的私人煤窑全靠人工开采采取“棚采落煤”法，部矿工分工、创手、扶手、背手，由创手用镐在煤壁的左右上下创出槽沟，再在顶上摇槽加楔，“放棚”采取的煤块，由扶手放在背手的煤筐内，再由背手赤裸身子到井口一天一般往返三十多趟。同治三年（1864年）何员外就开始开煤矿，占用煤矿的地租一般504文。民国7年1918年宁夏地主张作义的羊官在老石旦发现露头煤，于是张作义租用了鄂克旗王爷的地进引开采，最初只有一口井日产煤15吨左右，随后马鸿奎，宁夏地主乌安礼，国民党石嘴山指李处长，笔锋穆荣山在老石时旦煤矿开采煤矿，时有矿工60余人日产煤30吨左右，对居《马鸿奎传》汇载：“马在早期以老石旦煤矿为主夏资产”，葭州（佳县）等五州县；同州府属之澄城、合阳、白水、蒲城、韩城等五县；直隶商州并所属之雒南县；直隶分州并所属之中部县，直隶绥德州并所属之米脂县。”奏折中所开列的产煤州县尽管并不全面，但也包括了主要煤产地区。
清光绪德宋之年，河套地主打官司用于 诉何员员在乌达辛家沟始开煤窑。（1875年）
六、有关鄂尔多斯盆地西部煤炭开发史料
1887年宁夏人顾老泉在乌达煤窑，之后由期事后起高经营。民国九年1902年石嘴山地主李双生在乌达四黄风沟，开煤窑有窑227人。民国10年，1921年梁丰强的孙子梁大羔将其爷爷所开的乌达梁家沟煤窑租给宁夏地主李恒林。民国26年（1937年）石嘴山资本家（陈）顺七来乌达采的陈家沟煤矿幅度石嘴山大地主陈如林（外号穷汉阎王）与国民党警察分局局长薛应民接管。同时在乌达地区当时还有两个较大的煤矿一是由马鸿喜的姨太刘慕侠主办,另一个由阿拉善王爷主办.1940年民国29年马鸿喜及他的干儿子李方坡与副官粒泉霸占了,乌达教子沟煤石矿。民国30年，石嘴山资本家郭跃克在乌达白茨沟一窑采煤，据儿十年来，政还要刀载：“自清咸丰本间始有顾家沟开采小窑”。民国初年有辛姓，李姓、安性、陈姓分别在陈家沟开煤窑。据1964年版的《乌达矿史》记载：乌达煤矿的开采始于同治三年之后，到乌达采煤先后有何员外李民举安公爷○来强，顾老泉等。
民国4年（1915年矿商郑万福、王嘉宾、张嘉荣到○儿沟老不旦一带开窑采煤）。民国九年（1920年）法国地质学家德旦进等在桌子山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并分别在1924年《法国地质学会报》第二十四卷第四期及《中国地质学报》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报告。简述了桌子山的地质杨造与地层情况。民国32年（1943年）任绩，胡增壁在桌子山南端的○儿沟，老石旦两个石座调查着有《煤田地质报告书》载在《炮料汇偏》第一卷。1944年霍世成详测，雀儿沟一带煤田的井下开采情况。民国以前这里的私人煤窑全靠人工开采采取“棚采落煤”法，部矿工分工、创手、扶手、背手，由创手用镐在煤壁的左右上下创出槽沟，再在顶上摇槽加楔，“放棚”采取的煤块，由扶手放在背手的煤筐内，再由背手赤裸身子口街油灯手拉木棍由狭窄的巷道将100-200斤重的煤筐背到井口，一天一往返三十多趟。同治三年（1864年）何员外就开始开煤矿，占用煤矿的地租一般504文。民族7年1918年宁夏地主张作义的羊官在老石旦发现露头煤，于是张作义租用了鄂克旗王爷的地进引开采，最初只有一口井日产煤15吨左右，随后马鸿奎，宁夏地主乌礼，同民党石嘴山指李处长，笔锋穆荣山在老石旦煤矿开采煤矿,时有矿工60余人日产煤30吨左右,对居《马鸿奎传》汇载:“马在早期以老石旦煤矿为主夏资产”,享有地所有要与鄂托克旗王爷以“一九”或“二八”进行分成.1942年老石旦煤矿,由鄂旗“奇门肯”,掌管并向所在的12个煤窑摊税.当时年产煤3万吨左右。1953年旗政府接管由宁夏商人郑万福王嘉宾创办的雀儿沟煤矿与老石旦煤矿。二柜沟等有22个炭窑成立了雀儿沟煤矿与老石旦煤矿.二百多年的历史,据《伊克昭盟左翼旗调查报告书》，《国民蒙藏民国二十五年》记载：郡王旗所产煨煤。5000余斤。每500斤售洋四、五角，尚不足工资此则交通不便销狭,货弃于地。据《伊克昭盟志》（民国二十八年）记载郡王旗“旗境东部产煤”在一区扁利图沟,占凯沟新开煤窑2个,以土发开采，售于当地人做燃料，伊旗石圪旦、忽鸡图、本坝渠三处煤窑,由郡王旗西协理私人经宫收入七成归西协理.煤窑及工作面商1.5米左右.宽1.8米均使用刨锤,锤歇、尖镢等原始工具，挖掘全靠人背，其中忽鸡图煤窑有季节姓煤工60多人，年产煤450吨左右，石圪台本坝渠有季节性采煤2100多人，年产煤4500吨左右。
1943年二区王英胡月合开煤窑1个,投资金400元雇窑工18人月产350吨,1945年仁义、仁丰一煤窑3个，1947年个体煤炭开采户达30家从业人员300多人，年产量9000吨左右，从1906年到1949年全旗产煤达40万吨。东胜区，东胜境内的煤炭开采始于清未，光诸三十二年（1906年）在添漫梁，乡阳塔、麻黄湾、枳几塔、马场窑、及塔拉壕先后开了36个煤窑，从业人员50余人年产煤2500吨左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塔拉壕乡，酸刺沟炭窑渠，红泥塔、巴龙图、白家渠等地又先后开了8个煤窑，从业人员80余人，年产煤6000吨左右。民国17年（1928年）在潮脑梁乡的魏家渠的耳字壕，先后开煤窑2个从业人员15人。年产量1000吨左右。
准旗的大汉台吉那森达来曾经有过用牛拉炭的历史。准格尔旗产大煤与煨炭，现经开采者有五素沟、黑岱沟、色克尔沟等处，每处有工人十一二名。各处共产炭四十万斤，亦因交通不便，仅销售于本旗。
达拉特旗，有煨炭矿区两处，一处在水独户川计窑四座，一处在罕台沟，计窑七座。两处共产煤300万斤，其运销包头归绥者年约十万余斤，则售于本旗，及郡王旗每年皆有积存者。（接自《伊盟右翼三旗调查报告书》）。第三章 第二节《林石工商》由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于1936年组织编写。他们认为早在宋代人们就对煨煤进行开采，元太祖时（1206～1227年）官方对乌海市桌子山地区采焦煤用以冶铁锻造兵器。
在准格尔旗羊市塔区，石拉沟发现元代古城遗址中有煤炭焦碴。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山西河曲县周文谦王拴等人在准格尔旗，哈达达巴什拉布克图什拉哈少开办煤窑二十处。民国11年（1922年）陕坝商人周三派掌拒王培祥到乌达开办吉庆沟煤矿。清光绪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河套地主打官司胜诉何员外，何在乌达所开煤窑遂称辛家沟煤窑。1887年宁夏顾老泉在乌达开煤窑之后由其子顾起高经营。1902年石嘴山地主李双生在乌达四黄风沟开煤窑有矿工27人。民国10年梁丰强的孙子梁大羔将乌达梁家沟煤矿租给宁夏地主李恒林。民国26年（1937年）石嘴山资本家陈顺七来乌达开采的陈家沟窑口由石嘴山大地主陈如林，于国民党警察四分局，局长薛心武接管，直到1945年停开，当时乌达地区有两个煤炭公司，一个由马鸿逵的四姨太刘慕侠主办.另一个由阿拉善王爷主办。1940年民国29年马鸿逵及他的干儿子李方坡于国民党副官朱立泉霸占了乌达教子沟煤矿。民国30年，石嘴山资本家郭跃先在乌达白茨沟开窑采煤。据《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记载：“自清咸丰年间，始有顾家沟开采小窑。”民国初年有辛姓、李姓、安姓、陈姓、分别在陈西沟开煤窑。民间口头传说：“乌达煤田始清同治三年，1964年编写的《乌达矿史》同治三年之后相继开采的是何员外、李武举、安公爷、辛学亮、梁丰强、顾老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