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劳孔的问题
- 思维实验:声名狼藉的正义者,和深孚众望的不义者,我们选择成为哪个?
- 格劳孔的观点:人们的行为符合道德仅仅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不道德行为被抓到的后果,特别是对他们声誉的损害。
- 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观点:正义之于人相当于正义之于城邦。不义的城邦中,一部分人之所得为另一部分人之所失,为了不内讧,只有让追求正义的哲学家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对人而言,也需要让理性占统治地位。(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 作者认为柏拉图是错误的。
- 理性并不居统治地位,它是被设计出来寻求辩护,而非追求真理的。
功能主义
- 在更大的体系内,从事物的所作所为来审视事物。(威廉·詹姆斯)
- e.g. 心脏的功能是在循环系统内输送血液,如果只观察心脏,我们将不能理解它的存在。
直觉式政客
- 责任的定义:一种明确的预期,个人要向他人证明自己的信念、感觉或行为的合理性。这隐含了另一个预期,即人们会基于我们为自己所作辩解的好坏予以奖惩。(菲尔·泰特洛克)
- 直觉式政客:努力在选民前维持有吸引力的道德身份。
- 实验:对法律案件推断有罪或无罪。若被测试者需要向他人解释,则他们会更加系统、自我批判地思考;否则则会更加懒惰并依赖本能。
两种思考
- 探索性思考:对各种观点的公允思考
- 证实性思考:对个别观点理性化的片面意图
- 责任感只有在满足3个条件才会强化探索性思考:
- 必须对听众负责
- 听众的看法是未知的
- 听众见多识广且对准确性感兴趣
思考的一个核心功能是,确保一个人是以令人信服的合理方式或以自圆其说的方式行事的。事实上,思考个人选择的合理性这一过程十分普遍,决策者不仅仅是在必须向他人解释时需要找到有说服力的理由,才能进行抉择,他们还需要找出理由来,使他们自己相信他们做了“正确”的决定。
结论1:我们痴迷于选票
- 实验:在谈论自己并受到观众打分,那些认为自己不受他人意见影响的人,面对不断下降的分数,也会受到和那些自认受他人影响很大的人一样大的挫折。
结论2:我们内心的新闻秘书自动辩解一切
- 实验:2-4-6问题。组织者给受测者看到3个顺序数字,2,4,6,然后让被测试者猜测数字的规律,或提出自己的3个数字,问组织者自己的数字是否符合规律。被测试者倾向于猜测2等差的偶数,或2等差的整数,并提问符合这些规律的数字,如4,6,8(对)或1,3,5(对),而不会提问不符合这些规律的数字,尽管不符合规律的数字,如2,4,3(不对),会帮助人们向真正的规则靠拢:任何递增的数列。
- 证实性偏见:人们喜欢证实已有想法,并寻找它的新证据;而不会冒着失去它的风险去挑战它。(彼得·沃森)
- 实验:假设一些事实证明了胡萝卜和某一疾病联系紧密,人们仍会按照既往认知,认为巧克力蛋糕和疾病联系很大,尽管它的证据要远少于胡萝卜。
- 结论:人们喜欢对自己说:“这里有一些我能用来支持自己理论的证据,所以我的理论是对的”。(狄安娜·库恩)
- 实验:被测试者思考社会议题,先写下最初的判断,再经过思考再写下能想到的,任何一方的理由,发现“我方”的观点比“他方”的观点数量多得多。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我方”的观点越多。
- 教育不(一定)能改变狄安娜·库恩实验的结论。人们仅仅把智商用于支撑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用于更全面公允地探究整个议题。(大卫·铂金斯)
结论3:我们以为自己是诚实的
- e.g. 英国议员可以让政府支出维持第二居所的合理开支(因为他们需要在伦敦和选区两个地方生活)。在没有监督下,议员通过这一报销来大量谋私利。
- e.g. 若被实验者完成任务后被出纳多发了钱,只有20%的人归还多的钱;若出纳询问报酬是否正确,则有60%的人会归还多的钱。
结论4:推理(和谷歌)能带你去任何向往之处
- 如果我们想相信某些东西,我们问自己“我可以相信它吗?”,然后我们就会寻找支持性证据,只要有一条证据,就能结束思考。
- 如果我们不想相信某些东西,我们问自己“我必须相信它吗?”,然后我们就会寻找反证,只要有一条反证,就能结束思考。
- e.g. 对屏幕上一闪而过的,介于“13”和“B”之间的图案,如果其中一种图案对被测试者更有利,被测试者就会倾向于相信这一图案是对自己有利的那个。
结论5:我们可以相信支持己方的任何东西
- 实验:民主党发烧友和共和党发烧友,对于自己党派和对方党派领导人言行不一致之处,对自己党派的会感到尴尬,寻找辩解,而对对方党派的会感到愉快。
- 只有自己的观点受到威胁时,理智才会出来辩护;否则,将由情感和直觉主导一切。(德鲁·维斯顿)
理性主义的妄想
- e.g. 道德哲学家并不比他人更加道德
- 作者并不是说人们应该停止思考,全凭本能和感觉行事;而应该对个人的理性能力保持警惕。
- 不应期待个人进行良好的、开放的、追求真理的推理,而是将人们组织起来,使得人们运用推理否定他人,并团队分享共同命运,则该群体可以产生良好的理性。
- 如果目标不仅是良好思考,也包括良好行为,则拒斥理性主义、信奉直觉主义就更加重要了。设置道德课程见效慢,而设置某种制度则见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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