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奔创新社-第27问：创新者们如何进行跨界交流？

在《第26问：专家们创新时为何需要外行来指手画脚？》中，我们聊到了专业人士与业余人士深度交流的诸多好处。这促使我反思一个问题：

既然专家们就某个话题进行深度讨论时引入业余爱好者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那作为个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主动地走出去进行更为广泛的跨界交流？

怀抱着这个想法，我强迫自己参加了一些之前避之唯恐不及的活动——技术交流论坛、工作坊、研讨会等等，甚至一些颇为尴尬的饭局。

渐渐地，我结识到越来越多稀奇古怪的人，自己的兴趣爱好也越发广泛。更为有趣的是，我常常能从他们描述某个经历、评价某件事，或讲述某个场景的只言片语中，发现这其实与某个创新原则的思想异曲同工——这真的是太奇妙了，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两者完全没有任何关联，但其背后的智慧却是相通的。

当然，我也会用最简洁有趣的语言向他们描述自己最近看过的有趣专利——相比麻瓜们的一脸懵圈，很多专业人士会听得兴趣盎然、哈哈大笑，并不断在这些创意之上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洞见。

当我回到创新者的世界时，总会想起大家谈论的某些内容——这些内容虽然不能立即成为某个创意，但却给予我许多灵感上的启发，让我深深受益。

渐渐地跨界交流的诸多好处逐渐显现出来，不断给我带来新的惊喜。

首先，跨界交流有助于建立大量弱连接。

被称为当代世界最多产的数学家保罗·厄多斯（Paul Erdth）就是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在其职业生涯的60年间，他署名发表了近1000篇论文，且每年都会回复超过1500封关于数学问题的信件。

这简直高产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要知道，很多科学家终其一生的论文数连厄多斯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研究发现，与其说厄多斯是位数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流浪汉——在其职业生涯的60年间，他一直在四处演讲、居无定所，每次演讲过后都能与当地的数学家讨论那些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并迅速给出解决方案——当对方撰写论文时，自然不会把这位功臣漏掉，于是，厄多斯的论文数又会增加一篇。

也就是说，这1000多篇无比专业的数学论文居然是与500多位科学家合作的产物——别说合作，很多人这辈子能见到这么多专家恐怕都难，而厄多斯却不仅与他们尽快地建立起了合作关系，还一起攻克了难题，这些论文的质量可见一斑。

不得不说，这种“弱连接”正是跨界交流的基石所在。

在《第17问：头脑风暴，我从一开始就错了吗？》中我专门提到，那些为脑洞和技术牵线搭桥的创意跨越者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我与很多企业深度交流时，他们纷纷表示自己企业内并不缺少技术大牛，却十分缺少创新者，而最最稀缺的，则是这些能在创意与产品之间穿针引线，促使一个个创意落地的连接者们。 

用创新者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的话说，那些建立桥梁以跨越紧密群体之间“结构洞”（structure hole）的人，更容易产生创新思维。与那些能在多元化的群体中建立积极连接的人相比，只在自己部门内分享信息的人很难为公司提出有用的建议。【1】

且让我在此大胆预测一下，当人工智能时代真正到来的时候，创新者们的价值会得到极大提升，而善于进行弱连接的创意跨越者们更将成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因为这群人将各行各业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中所蕴含的智慧转换为极其浅显易懂的大白话，进而能够顺畅地与其它行业的创新者们深度交流，让各领域的佼佼者们借助着一个个弱连接受益匪浅。

既然如此，为何不从现在开始培养自己建立弱连接的能力，通过跨界让自己成为创意汇集的中心呢？

其次，跨界交流的实际体验将反向促进本专业的思考与突破。

通过跨界交流，我们不仅可以将自己的所得所知所见不断地与不同人分享并获得大量高价值的反馈，更可以直接邀请对方参与到自己的创意构思中来。

与站在外面凭借听到的只言片语给出建议不同，当其它领域的创新者们真正参与进来时，他们会在体验的过程中进行大量“胡乱试错”，进而发现大量盲点并挖出极具洞见的创新点。

因为这些看似盲目的试错，其实正是他们在各自领域中获得的智慧和原则，只是不亲身参与，大家很难看到这些智慧和原则与当前的场景有任何关联性。

当然，我们更可以跳出自己的小圈子，尝试参与到其他创新者们的活动中——比如，去做个物理实验，或是去设计个舞台剧，又或者去写首曲子、画幅油画，相信从中你也会获得大量洞见，进而产生新的体会、完善新的框架、建立新的模型。

虽然厄多斯所创建的弱连接仍只局限于数学领域，但他通过个人的快速移动实现了地域上的弱连接，打破了知识在不同地域传播上的局限性。

再比如印度古典音乐教父、西塔尔琴大师拉维·香卡（Ravi Shankar）也不断尝试调和印度音乐与古典音乐。而作家马德琳·恩格尔（MadeleineL'Engle）更是常常从分子物理学中获取灵感进行故事创作。

事实上，相比地域壁垒，创新者之间的行业壁垒更深——比如一个智能设备的创新者可能很难理解一位剧作家整天都在干嘛，遇到哪些困惑，是如何解决的？而他们肯定也都很难理解一位魔术师每天都在研究什么，在做何种设计，有哪些套路值得借鉴和学习？

要清晰地知道这些，光建立弱连接是不够的，因为单从语言或文字上是很难达到深度交流的，更不用说很多体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创新者亚当·格兰特曾说：研究者将1901年到2005年间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与同一时期普通的科学家进行比较，发现两组对象在他们各自领域都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但诺贝尔奖获得者明显要比那些成就一般的科学家更多地参与艺术活动。【2】

换句话说，当你深入地参与到艺术活动中时，将把这些活动的实际体验，伴随着与这个领域的专家们深度交流的心得，一起回馈到本领域来，并取得更加深入的思考与突破。

第三，跨界交流能为我们提供超出常规的洞见。

虽然智慧都是相通的，但倘若你深入其中就会发现，每往下一层，各个学科内的智慧就会如指数级增长地疯狂放大、细化、枝繁叶茂，而我们又无法像人工智能一样用0.1毫秒将其全部学习、分类，并能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提取。

于是，作为人类，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去倾听其它学科的大师们的访谈，不断去参与不同学科的讲座、培训和研讨会，并试图在理解的基础上，洞察这些智慧的精髓，以期能突然产生某个超出常规的洞见。

这样的机遇很稀少，但并非不存在。

比如“社会生物学”奠基人，创新者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就曾提到，当他带着一大堆生态学方面的思考去倾听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谈论“纳什均衡”时，这种关于“实现平衡状态的方法”让他在入睡几个小时候猛然爬起，洞见由此产生。

第四，跨界交流将让我们更谨慎、更严密。

心理学家菲利普斯、利耶奎斯和尼尔做过一个实验：学生每四人组成一组讨论一起谋杀案，从中找出杀人凶手。一些小组中，四人都是朋友；一些小组中，有三人是朋友外加一个陌生人。

实验结果表明，有陌生人参与的小组找到犯罪分子的成功率高达75%，而由朋友组成的小组找到犯罪分子的成功率仅有54%。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陌生人的存在迫使其他成员思考更谨慎、推理更严密，会更仔细考虑陌生人的不同意见，更加专注于案件，也更愿意更正自己的错误观点；而如果小组里都是朋友，大家的思维和认知都差不多，很容易做出误判。

这个实验还有一个让人吃惊的结果：在成功率为75%的小组里，成员们对结论并不自信；而在成功率仅为54%的小组里，成员们讨论气氛轻松愉快，对其结论相当的自信。【3】

以我自己为例，每当我出去与其它领域的专家们交流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措辞，表达问题时也会更加严谨和缜密——此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之前得出的诸多结论都是完全不靠谱的，绝大多数从逻辑上就说不通。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这些结论自己之前没发现？

深思很久我才发现，当我在内部无数次分享这些结论时，哪怕说得再随意、再不靠谱，哪怕逻辑再不堪一击，居然也不会有人跳出来提出任何质疑与反驳。

用哈福德的话说就是，为了维持团队和谐，成员会倾向于和团队观点保持一致，不愿提出有争议的观点，这可能导致错误决定，因为谁都懒得进行批判性思考，都试图做个老好人。【4】

这不仅同一团队会如此，同一领域互相之间非常熟悉的专业人士聚在一起也会如此，大家讨论的气氛永远是轻松愉快且充满自信的，仿佛这些创见全都是不可颠覆的真理一般。

这真的非常滑稽，毕竟创新者已经是非常善于找到方案漏洞并一针见血指出问题的人了，如果连我们之间的交流都容易陷入一团和气的状态，那其它讨论会就更不堪设想了。

第五，跨界交流让我们更不容易从众或依循惯例。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创新者马丁·吕夫（Martin Rue）通过“引进新产品”、“申请专利/商标数”对766名毕业生进行跟踪评估后发现，最具创意的人往往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通常会延伸到组织外部，设计不同专业领域的人。

根据吕夫的分析，多样、横向的社会网络，其创新性要比单一、垂直的社交网络高出三倍。在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长期的熟识度结合而成的群体中，从众和惯例往往会抑制潜在的创意火花。【5】

以我自己的经验，很多次当自己跟其它领域的创新者们聊到某些观点并遭到批驳时，内心都充满震惊，因为这些观点在行业内已经得到一致认同和普遍接受。而对方却能在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洞察其纰漏并一举推翻，这让我不得不反思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观点的正确性，常常产生新的洞察与收获。

另一方面，由于对对方领域的无知，我也常常会提出一些幼稚可笑的问题，但有些问题一旦刨根究底地一路问下去，却也能产生新的洞见——可见每一个领域固有的陈腐思想何其多哉，同时也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第六，跨界交流将向我们混沌的大脑中强行注入多样性思维。

很多时候，之所以没有灵感，是因为看到一个点后无法准确地连接到另一个毫不相关的点上去——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缺少该领域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脑海内的思维过于单一，导致灵感全都灭绝了。

如果你对“多样性”的理解还不够深，可以看看哈福德给的两个例子。

其一是关于大自然生物多样性的，说的是一位名叫贝克曼的林业员，为了让森林更加整齐有序并提高出材量，他建议政府挪走了不同年龄、不同品种的树木，换种上一批同一年龄、同一品种的树木——云杉。

这一改造在短时间内的确带来了巨大收益，但因为多样性的丧失，土壤富含的腐殖质被大量耗尽，导致氮、硫和二氧化碳难以被释放，养分大量缺失、光合作用减弱，土壤越来越硬，营养不断流失。

最终的结果是，不仅云杉大面积死亡，而且森林里三分之一的非鸟类野生物种也随之消失，森林濒临灭亡。【6】

其二是关于人体内微生物多样性的，说的是在1982年，澳大利亚的两位医生马歇尔和沃伦发现，只需通过服用抗生素就能杀死导致胃溃疡的幽门螺旋杆菌，从而使得胃溃疡被大量治愈，俩人也获得了2005年度诺贝尔奖。

然而，当我们长期滥用抗生素后，才发现不太对劲：肠道内大量有益微生物惨遭灭绝，使得艰难梭菌趁虚而入占领肠道，导致我们腹泻或腹痛，严重者甚至会丧命。

而治疗这一病症也十分搞笑，将健康人的粪便混合盐水通过肛门注入，肠道就会恢复正常——其原理在于将粪便菌群重新移植回体内，恢复其多样性。【7】

事实上，思维多样性也是如此，如果你将所有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同一个领域，难免会造成头脑内多样性的丧失，思维得不到大量混乱而有效的碰撞，就非常容易被病毒（无聊的琐事或各种杂事）侵入，最终不仅一无所获，还有思维枯竭的危险。

相对的，当我们引入大量其它领域的知识后，脑海内就会出现各种有趣而频繁的碰撞，新思想和创意的洞见就非常容易出现，而多样性越丰富，食物链就越稳定，思维也就越活跃，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说完跨界交流的诸多好处后，让我们再来反思一个问题：

如何才能让跨界交流达到最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