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制的精髓是不可言说，敏捷的精髓是透明

​

官僚政治形态对中国社会的阻滞作用是全面的，从《中国官僚政治》一书的研究来看，有以下几方面令人印象深刻。

（一） 官僚政治的工作重心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上。

官僚既然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那么，国王的好恶，便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只要与国王的关系弄好了，下级官吏只要与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味图其私利了，上上下下的主要精力自然都放在关系学上，工于心计。让国王最放心不下、睡不着觉的是怎样摆平官僚内部关系，平息不断的宦海风波。“武官的权势太大，文官总不免有些眼红。诸子与功臣间的猜忌，宗室与外戚间的猜忌，宫中与府中间的猜忌，京官与各地州牧、郡守间的猜忌，六朝特别是两宋以后异族当朝，统治民族与汉人官吏间的摩擦与暗算，以及这每一对垒势力各别阵容中的内讧，真是说不尽的宦海风波，或官僚阶层内部的利害冲突。”在矛盾丛集、风波迭起的官场中，要使大小官僚对上服服帖帖，又要使他们之间能保持相当的和谐相处，这就够君主头痛了，需要耗去多少精力啊？！“所谓寝食不安，所谓宵旰图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后，主要还不是为了对付人民，而是为了对付臣属哩！”

（二）做官发财，徇私舞弊，贪污成风。

在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做官必定有实权实利，个人及家属的财产都能得到保护和增长。做官和发财就像一个徽章的两面，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为官僚把持操纵的社会，本来没有什么法度可言，要说有，不外是有关人民对于他们的义务的规定，或有关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权利的规定罢了。”而且“一切官僚社会都是讲形式的，许多法律往往不是为了实行，而是为了‘装饰’或‘掩饰’”。在缺乏真正法度的情况下，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就不可避免。一方面，这些官僚都生活在商品交换集中的都市，要他们见钱不心乱是很难的；另一方面，“在官职不曾职业化而是被看作一种特权的行使的情形下”，官僚的地位“首先是从物质的享受上具体显示出来的。如其像史载汉初那样，‘天子不能钧驷，将相或乘牛车’，他们在老百姓面前，就显然没有了不起的‘威严’或‘威仪’了”。既要在物质享受上显示他们的地位，单凭俸禄就不够了。“结局，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的体现为贪污生活。”虽然贪污是明令禁止的，对违者施以酷刑，如，汉时轻者被弹劾，重者死于狱中或令其自尽；唐时多决杀于庙堂；元时轻者决杖，重者处死；明时重犯要枭首示众，剥皮实革，官府公座旁还悬挂人皮袋，以儆效尤；清朝也有赐死正法的，但受罚的是极少数，主要也是给老百姓看的，表示统治者不是不管。因而“综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 “地方官要在地方发财，不得不贿通京官；京官要通过地方官发财，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们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个贪污大局面……就是用再严酷的法律去制裁，也并不济事。”许多陋规旧俗总会带来许多发财机会。各省、州、县进京对六部有所求，均得“孝敬孝敬”。报销钱粮、放官升迁，少不了“打点”、“照应”、“招呼”、“斡旋”的手续费。科举主考官在京就有“开单属托”（即“递条子”），到地方更是曲意逢迎，就是做一任乡试主考，也“可讨十年舒适生活”。贪污不仅是官僚政治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维护官僚政治的必要条件。因为“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所以“聪明的统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赐赠，以结臣下的欢心，甚或鼓励贪污侵占，以隳野心者的壮志”。正因为如此，就必然会“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

（三）官、商、高利贷者、地主四位一体的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严重侵蚀和消融工商资本。

官僚政治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官僚与地主自然是本家。中国古代和欧洲类似，都有过重农抑商的政策。中世纪，欧洲人认为地主是最尊贵的，商业、手工业是异教徒、犹太人和其他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干的活儿。学校里如说谁为“商人的儿子”就是对其极大的污辱。中国古代也以农业为本业，地主为贵，商业为末。虽然也有像齐国的大贵族孟尝君兼是高利贷者和商人，秦国的大商人吕不韦还做过相国，但商人和高利贷者都是没有地位的。如汉代就曾不准商人穿绸坐轿，更不许做官。可商业又少不了，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农产品流转，以地租、税赋形式存在的剩余农产品有很大一部分也需要转化为商品，拓展市场，这都促使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一些便利商业发展的措施，也就必然会使商业与地权、商人与官吏发生密切关系。特别是当商人和高利贷者发迹豪富起来了，就会令官吏刮目相看，相互就结合得更紧密。商人可以买田地兼做地主，也可以买官做官，官吏也爱经商和放高利贷。“由是成为地主、官、商合一的物质基础”。同时形成官为商、商为官，“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的局面。可这样一来，商业就变本加厉，妨碍了农业、手工业和其自身的发展。一方面加大和增多了对一切生产者的剥削欺诈，使农业、手工业隶属于它，手工业既无资本积累也无技术革新可提升为工业。伤害了其他产业发展，实际也伤害了商业的根本。另一方面，商人有钱就买官买地，直接影响商业自身发展，阻遏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

（四）官僚政治的“现代化”中，官僚资本妨碍现代工业发展。

传统的官僚政治转型为现代的官僚政治以后，是有不少改变，但“如其说它在现代，特别在晚近，在许多方面比过去表现得更其残酷有力，更其神通广大，更其无所不在、无微不入”。因为官僚政治的所谓“现代化”， “在本质上可以转译为‘资本主义化’”，所以现代官僚政治是“传统形态，与模仿资本主义各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官僚政治形态的混合”。中国的社会经济虽然从唐宋以来就有缓慢进步，到清代中叶前后在丧乱之余确也艰难地孕育一些新生产力，工商业、金融业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但是农工结合体这种生产方式广泛而顽固地存在，“对于商品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的商工业，却是一个致命的障碍”。而封建社会的统治关系对进步的经济因素有分化、软化和消融的作用，使其转化为它的附属物，所以各种进步因素“仍很难广泛的、自发的形成为一个足够突破既成社会统治关系的新生力量”。辛亥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新官僚政治更加强化，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官僚经济形态。特别在抗战过程中，新官僚政治机构成了领导抗日工作的中枢机构，官僚们借抗日名义大发国难财。在战火中“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强制另一大部人，为民族、为战争贡献出他们的生命和仅有的财产，而强制者自己，却不但藉此保全了生命、财产，且还藉此捉了发财和扩大权势的机会”。新官僚政治还利用财政金融体系，使官僚资本很快发展和扩张起来，独占国民经济要害部门。战后又利用“劫收”和内战得到进一步膨胀。原本稚嫩的民族资本工商业经过战争重创更难于复元和发展；而且帝国主义历来就不支持中国走工业化道路，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它们宁可扶持官僚政治走老路。这一点，英国哲学家罗素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讲学时就提醒过中国人：中国和各列强的基本利益是不一致的，一致的情况是偶然的。中国应该自己团结奋斗，不能依靠别人。

诸如此类的原因，使中国长期停滞在地主经济与官僚政治的统治上。“这是中国过去二千年只有王朝更迭的政变而迄未出现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

节选自《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

胆识领导者胡安·卡洛斯与西班牙威权体制的终结

​

推荐一本书《改善对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