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古道”的延伸

“西口古道”的延伸
——鄂尔多斯境内“走西口”线路及其历史原因
“走西口”，俗称“走口外”。在清代一般是提明长城以南的晋西北、雁北、晋 及陕北等地区的民人到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地区谋生的社会活动。所谓“口”，是指明隆庆俺答封贡后，在明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清初演变成对蒙贸易的关卡。晋商称大同以东的张家口为“东口”，大同以西右玉县的杀虎口为“西口”。以后凡越过长城到塞外谋生者，便成为一种惯称。而府谷河曲走口外的人一般从黄甫川穿过鄂尔多斯境内的准格旗古城乡即之后的“西口古道”。
走西口者大体分两支，一支是晋西北的保德、河曲、偏关人；雁北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县人；晋北的代县、原平县、忻州、定襄、五台人；晋中的平遥、祁县、太谷、榆次人等，他们一般是通过杀虎口首先进人和林格尔和清水河，然后到土默特、包头等地，也有一部分到达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准格尔、河套平原及大青山经北地区。另一支是晋西北和陕北神木、府谷、榆林、横山、靖边、定边一喧的人出长城北上进入鄂尔多斯、河套平原等地，也有甘肃人自宁夏渡黄河进入鄂尔多斯、河套平原的。
当时，鄂尔多斯境走西口路线主要有三条：出杀虎口自土默特沿黄河西进达鄂尔多斯，主要是山西人；自陕北越长城至乌兰木伦、榆林、哈柳等河流域。
由府谷的黄甫川，再到鄂尔多斯境内准格尔旗的古城乡，走这条线路的一般是山西河曲人与陕西府谷人；再一条就是据《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榆林”靖边到鄂尔多斯境内的鄂托克旗，乌审放，而神木到郡王旗的道路。
那么，条条横穿鄂尔多斯主境的“西口古道”究竞始于何时？人们为什么结伴而行，车辙人踩，走出了这条被誉为近代三大移民潮的“西口古道”呢？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最早见于明代。
据《明史纪事本未》载，宪宗成化二年（1466），延绥纪功兵部郎中杨琚奏：“河套寇屡为边患。近有百户朱长，年七十余，自幼熟游河套，亲与臣言：‘套内地广田腴，亦有盐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墩外种食。”
从这条史料中得知，从明中后期，人们已经越过长城，到口外“雁行”种地了。与鄂尔多斯相邻的晋陕北地区自古以来，干旱少雨土地贫脊。另据一份资料：陕西省北部地区是黄土高原，这里沟壑纵横、土地贫瘠、高寒少雨。土地能够承载的人口本来极为有限。清初，承长期战乱之后，人口锐减，问题并不严重。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康熙后期乾隆年间，社会安定，内地人口迅增。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突出。清代前期的山西人口，在乾隆二十三年前为一阶段，人口大体在600-900万之间。从乾隆二十七年起，人口达到千万以上，到道光二十年已到14 892 000人。清代中叶以后，全国人口更加迅猛增长。至鸦片战争前夕，人口已达四亿。清代有人估算：“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矣。”顺治末年，全国人均土地5.7亩。乾隆十八年，人均耕地面积为4亩。乾隆四十九年，人均耕地减至2.6亩，至嘉庆十七年，人均耕地只有2.3亩。咸丰元年，人均土地降至1.7亩。内地已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地步。无土不垦，无田可耕。《清圣祖实录》载：“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人地矛盾日趋紧张，也可从地价尽涨，窥其一斑。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涨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田价涨，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竞也涨至五六十余两矣”。可见地价飞涨，与人口激增是国步的。人口增长，从而抬高了土地价值。从这些数字中，清楚地看出，人地从例失调，地少人多的矛盾已十分突出。
因此，自康熙三十六年开边以后，蒙汉伙种，晋陕之人纷纷涌人，“沿边数州县丰姓岁岁春间出口……皆往鄂尔多斯地方耕种”。康熙五十八年贝勒达锡拉卜坦明确提出，如果准予汉人无限制地越界种地，“恐致侵占游牧等”，请求朝廷立定界址。清政府派钦差待郎拉都浑前来榆林等处踏勘，“得（陕边）各县口外地土，即于五十里界内，有沙者以三十里立界，无沙者以二十里立界，准令民人租种”。首次准确划定出边外耕种地土界限，并规定“其租项按牛犋征粟一石，草四束，折银五钱四分，给予蒙古属下养赡”。
清初，最早以边墙为界限，以后为保证两族不相混杂，避免冲突，又于陕北及准格尔、郡王、扎萨克、乌审、鄂托克等鄂尔多斯南部五旗间划定“界地”，设置缓衡地带，“于各县边墙口外直北禁留地五十里”作为蒙汉之界，不准汉耕，也不许蒙牧，这条界线划定于何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道光《神木县志》只是说“国初旧制”。但从史籍判断，至少在顺治或康熙初年即已确定，其中多称此为“禁留地”，即之后“黑界地”的形成。
同时，康熙年间，为保障平定噶尔丹叛乱的军需供应，清廷允许商人等随军贸易，即旅蒙商之始，也是人们走西口的另一个原因。
康熙征讨噶尔丹，鄂尔多斯贝勒松阿喇布就曾作为后援，为之筹粮，引路。康熙御驾亲征，也曾驻跸榆林府，此时边墙内外已形同一家。据《清高宗实录》载：“议政王大臣等议覆：川陕总督庆复疏称，定边协口外之宁条梁、四十里铺、石渡口三处。经前督臣查郎阿请，各筑土堡一座，派弁兵驻守，原为军兴时商民凑集而设。今军需停止，行旅稀少，无需建堡。惟宁条梁有居民三百余家，应请于宁塞堡拔出把总一员，带马守兵四十名移驻。将前督臣奏请多驻之备弁兵丁，撤回原处安设。至四十里铺、石渡口二处，仍照原议派驻巡查。衙署兵房，酌量添建。应如所请，从之。”
其次，私垦及放垦政策，引导“走西口”潮流，是造成“走西口”的社会诱因。走西口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自然灾害、人口激增和土地兼并激烈，固然是引发山陕贫民背井率乡走西口的生要因素，但清廷 向奉行的对蒙地封禁政策，却严重阻碍山陕贫民走西口多往地广人稀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求生存愿望的实现。走西口得以成功的直接原因是清廷基于政治目的，为求政权稳固。推行“借地养发”政策、招民垦殖的结果。
山陕交界的鄂尔多斯地区是清末放垦的重点。出现了“河曲县之北的准旗界地，马栅、十里长滩一带由河曲县民开垦；清水、黄甫至镇羌之北由府谷县民开垦；郡王、乌审、鄂托克地分别由神木、榆林、定边带由河曲县民开垦；清水、黄甫至镇羌之北由府谷县民开垦；郡王、乌审、鄂托克地分别由神木、榆林、定靖两边怀远各县开垦”状况。据《陕绥划界经要》资料统计，光绪二十八年始，仅准格尔旗扎萨克旗和郡王旗放垦13 410.5顷，占黄河以南鄂尔多斯地区放垦面积的4/5。沿延绥边墙神木、府谷、榆林、怀远、靖边、一边等各县民户，流入口外17 148户。
上述诸多因素，掀起了清末民初“走西口”的移民潮，及“西口古道”不断向鄂尔多斯境内的延伸与拓展。而响彻古城乡、纳林、黑土涯、马场地、西口古道上悲凉凄切的《走西口》正是三百年间不断延伸与拓展的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