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之初

山河之初

大河套，东、北、西三面环河，南面被明长城阻隔形成套状的地理形势，所以清人杨在《河套图考序》中写道：“河套各主形胜也”,“譬河以绳，所套之地是也”。
清初，黄河故道淤塞，改道东流，将大大河套部分人，移至黄河之北，谓之后套；河之南鄂尔多斯，及山西偏关以北，土默特平原谓之前套；宁夏平原及阿拉善左旗一带, 谓之西套，由三套组成大河套。
从古到今，众多游牧民族，就是凭借大河套独特地理胜地，进则中原无阻，长驱南下惊鸿四散，退则纵深辽阔，据险可守。
黄河从大河套中间穿过，形成河南西部高原区，包括库布其以南，三段地以西，宁夏平原东部，北约长300公里，东西约宽150公里；由北向南倾斜，海拔约1600米——1000米。
由东向南过渡到丘陵沟区，与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相衔接。黄河支流出，无定河，流经毛乌素沙漠段，称萨拉乌苏河。由后套的乌兰布和沙漠，鄂尔多斯高原的库布其沙漠，及西南部的毛苏素沙漠，前套的托克托东部的堆状沙漠，组成的沙漠景观，其面积约占3.9万平方公里。
大河套的水系稠密，由黄河分流出的众多支流，在淤结中形成较大的湖泊，如岱海、哈素海、乌梁素海等。大河套还高耸着众多的山脉，阴山山脉恒旦在大河套的北端，其西端为狼山，中段称为乌拉山，东端为大青山。
所以，阴山山脉的天然屏障，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天然的分界线。从先秦请开始，先后有赵国、秦国沿山脉修筑长城。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之后，秦汉也在阴山中端修筑了秦汉长城，以拱卫大河套。
如骏马奔腾的阴山山脉，还有几处通往蒙古高原的障塞山口，如大青山段的乌素图山口、昆都仓山口、乌拉山段的海流图山口、石兰计山口、狼山段的哈隆格乃山口、布都毛德山口。这些障塞山口，自古以来就是南北大通道。
大河套的气候变化，地形走势，是发生在亿万年前，那场惊心动魄，苍海桑田巨变中形成的。在印度洋板块，聚亿万年的积蓄与喷力，古地中海底向欧亚板块撞击，推助青藏高原，及喜马拉雅山脉陡然崛起。受之牵动，神工鬼斧地地营造出，大河套的地形与地貌。
黄河常年的冲击，与风雨的剥蚀，雕塑出大河套西部，与东南部高原起伏，沟壑纵横。流经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蜿蜒北上，抵阴山南麓后，折而向东南，，直泻晋陕。
还在大河套笼罩在茫茫的冰川、冰土之下的时代，就开时对大气层，发生了，巨大的动力与热力影响。它不仅强化了东西季风环流，抵挡海洋气流北上，同时，还使夏季较为湿润，冬季冷燥，西部地区少雨而多旱，加快了大河套的荒漠化与沙漠化的程程。
大约8500年前至3500年前，气候由湿温干、温湿、暖干向凉温过渡，大河套的自然景观也发生了急棸的变化，他们抵御自然灾害，及野兽侵袭的能力，不断增强，并在大自然莫测的变化中，走进了新石器时代。
商末西周春秋，大约在2500年至1400年前，气候还保持温干，大河套的自然植被，仍然保持着原始的状态。这时，传统的农业已经形成。
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在近1100年的时间内，气候由暖湿向冷干过度，大河套的人以传统农业为主，并在生产中，获取生产与生活资料。部分原始森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之后，由于秦汉以来，战争频繁，在大河套的中南部，自然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毛乌素与库布其两大沙漠快迅扩张。由于毛乌素沙漠处于，陕北黄土高原过渡区，萨拉乌苏河流域，松软的黄土层及植被遭到破坏，加之连年干旱，发育了沙漠化的程度。
有关沙漠化的文献，最早见于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水延县西南西南亦沙阜……”。
另据《魏书•刁雍传》，据载，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骨律镇（宁夏灵武市）守将刁雍奉诏，将军需粮食运至沃野镇。刁雍上奏：“臣镇走沃野八百里，道多沙深……每步深沙必至陷”。到了隋唐时期，气候由冷干向暖湿转变，农业荒漠由大河套南部，延伸到大河套北部。在《新唐书•韩全义传》中说；“夏州沙碛无树艺生业”。在大河套北部的朔方郡，汉代的三座历史古城，三封、临戎与窳浑，已经失去了，昨日碧野田畴的美丽景象。
宋、辽、西夏、金、元时期，气候暖湿干冷交替，以长城为界的大河套，形成了农区，与牧区的两大经济格局。而明清之后，农业还居主导地位，人类活动更加平繁，并与自然对立中顽强地共存。
大河套受内陆东亚季风的影响强烈，降水多集中于每年夏季，七八两月的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45%～55%以上。降水量的波动，导致农牧业生产不稳定、农牧交错带摆动。由于降水量的起伏呈阶段性变化，大河套的许多地区，出现了农业与半农半牧、牧业交替的特征。
清人在《读史方舆纪要》引证中，对这种状况做了描述：“在（灵州）所东南。宁张洎曰：自威州抵灵州，有旱海七百里，斥卤枯泽，无溪涧川谷。张舜民曰：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远军北。赵珣曰：盐夏清远军间，并系沙碛，俗谓之旱海。自环州出青则川，本灵州大路，自此过美利寨，渐入平夏，径旱海中，至耀德清边镇入灵州，是也”。
五，大河套与河套人

大约在一百万年前至一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气候温湿干冷、凉温向冷干过渡，植被由暖温带草原，向第四纪草原，半荒漠化草原转变。
在近一百万年自然演变的过程中，大河套人完全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及其气候的演变，并通过简单的采集，狩猎，顽强地生存着。
在这个时期，大河套人的活动，完全受制自然环境演变。贯穿于历史进程的每一个细节。原始农业与畜牧业，开始了第一次大分工，游牧业从农业间剥离，并各自有了原始的，社会组织机构。这种最原始的社会组织机构，可以在集体围猎或集体生产中，获得较前更多的收获。同时，筑庐建墙共同抵御，来自然与其它部族及野兽的侵袭。
在一百万年的大河套人的进化中，由于意外地发现了火，其生活习惯发生了更本的变化，即由生食向熟食过渡，有力地促进大脑的思维方式，由简单向复杂，为由自然时代向现代人时代跨越，奠定了基础。
1923年夏天。两位高鼻深目的外国人，率领着他们的驼队，沿着萨拉乌苏河，往返于鄂托克前旗城川乡，与乌审旗河南乡大沟湾之间。
他们中间，那位身材修长的，是法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形态壮实的那位，则是法国著名博物馆学家桑志华(E.Licent）。为追寻远古人类的足迹，由欧亚大陆西端，不辞万里来到大河套。
在近一个月的发掘中，在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中，清理出200多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还有大量的破碎动物骨骼。
实验室整理过程中，在一堆羚羊牙齿，和鸵鸟蛋化石碎片中，意外的发现…幼儿左上外侧门齿。
经体质人类学研究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步达生（Davidson Black）研究，命名为“th重ordos Tooth" （河套人牙齿)。这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有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也是第一批有年代科学依据的，旧石器时期的古人类遗存。
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在其《河套人》一书中这样写道：“1922年至1923年，法国人德日进与桑志华曾到河套地区，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流域作史前考古调查，从大批动物化石中意外地，发现一枚古儿童牙齿化石。鉴定无误后，按照国际惯例，依发掘地命名为“河套人”。
其后，考古专家们又在鄂尔多斯乌审旗的滴哨沟湾，与大沟湾等处，先后发现了“河套人”的顶骨与股骨化石，及一大批“河套人”遗留下的文化遗存。
一九一九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正当中国革命的先驱，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高歌呐喊的时候，一个叫肯特的比利时青年，在宁夏的水洞沟的一个断崖处，发现了一块骨骼化石，他断言，这是古人类化石。
过了三年后，还是那两个法国人德日进与桑志华，继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河套人之后，又一次在水洞沟，应证了河套人的存在。
考古资料证明，由于冰川到来气候变冷，“河套人”已经以“穴居”避寒遮冷，并开始了相对的定居生活，同时，也开始了用火与狩猎生活。现有资料同时证明：“河套人”属于人类进化第二阶段即“古人”阶段，他们生存的年代既不同于“猿人”阶段，又不同于接近现代人的“新人”阶段，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距今大约10万年前。
之后，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特别是有文字记载后，大河套曾经历了三次大的民族融合，才形成了今天大河套的，民族构成与活动活范围。
特别是秦汉的统一，彻底摧毁游牧民族，以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成，取而代之的是，郡县制的行政设置。
东汉以后，“五胡”即匈奴、鲜卑、羯、羌等占据大河套及周边地区，特别是西晋灭亡之后，遂形成由少数民族，占主导地位的十六国割据局面，长达两个半世纪，民族经济由畜牧业向农业过渡。
到了隋唐，这些民族绝大多数，已和农耕民族融合。同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西北民族入塞进套，如突厥、铁勒、回鹘、沙陀、党项等族。
五代之后，大河套及周边地区，又一次进入了分裂时期，形成了北宋与辽（契丹族）、西夏（党项族）、金（女真族），相互对峙的政治局面。元统一了中原后，党项人被称之为“色目人”，契丹女真的遗民，则与大河套的汉人同样，被称为“汉人”。
到了明代，大河套人逐步蒙古化。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并形成了汉满蒙回藏为主的共存格局。
大河套反复变迁的社会结构，总是国绕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形成。这些基本关系。深刻地影响大河套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影响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决定着古代大河套人社会结构的特色。
此外，大河套自古以来，处于战与和交替对峙的地理环境，是战，还是守，都是以强大的军事集团、雄厚的后勤保障为支撑的。随着这种对峙与来往的加快，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步伐，也随之加快，并相互注入了对方的新鲜血液，形成了振奋与温和、勇武剽悍与粗犷豪放共存的，古代河套人的性格。
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是毫无保留的，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激牧民族，都还传承着各自，最有特色本民族的东西。
由于大河套自古以来民风骁悍，易散易聚，窥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势，纵有一聚纵横捭阖而震撼天下，偶一散而各自为政又分崩离析，故而套安天下安。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6《河套序》中评价大河套的区位优势：“週迥六千里，其土肥饶，可耕桑：三面阻河，故难入冠而我易防守。故自古代及前明皆保有其地，以内安外攘而执其要也”。
大河套人凭借地理优势，不仅创造了灿烂的萨拉乌苏文化、朱开沟文化，阴山岩画、青铜文化，祭祀与饮食文化、草原文化、黄河文化，农耕文化，宗教文化、西口文化。同时，将这些文化融化贯通，在质朴中浸透着开拓、进取、融汇、创新、刚健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