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年龄_文献摘录

地下水年龄的概念及其测定方法研究进展∗_徐秋娥（2023）

2 基于水质点和水体视角的地下水年龄及其测年的相关概念

地下水年龄测定是识别地球上形形色色天然地下水体的重要标志,又是追溯地下水起源和演化的坐标轴线,也是认识地下水流动过程的关键参数[38]。如前所述,由于研究目的和技术手段不同,科学家们提出了很多地下水的年龄概念及相关术语,地下水年龄和滞留时间是最常见和公认的术语,同时不同测年方法和水流模式也衍生出了理想化年龄、示踪剂年龄、表观年龄、年龄分布和模型年龄等相关术语。这些概念/术语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图1),根据地下水年龄测定中是否采用系统思路,可将当前的测年思路分为水质点和水体2种视角。其中水质点视角是将地下水看作一个不考虑内部过程的质点,而水体视角是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2种视角下所涉及的概念有所不同,下面对年龄概念及相关术语进行梳理总结。

2.1 地下水年龄与滞留时间

地下水年龄是自水分子与大气隔绝开始到采样时所经历的时间。理论上,Kazemi等[10]定义地下水年龄为水分子(大气降水或地表水)自补给进入到地下与大气隔绝的环境系统,直到该水分子到达该系统某一特定位置所逝去的时间。常用的定义中出现了“滞留时间”一词,Modica等[39]将其定义为地下水系统内的水从补给区运移到含水层排水区所需的时间,即水进入介质和从介质排出的时间间隔。事实上,只有当水运移到排放区域时才能认为地下水年龄就是地下水滞留时间(图1背景)。举例来说,地下水年龄和滞留时间相当于一个人的年龄和寿命,二者是有区别的。

根据地下水质量平衡公式,在任意一个不考虑其内部任何细节的“黑箱”中,流入和流出“黑箱”的物质能量是平衡的,因此可以将“黑箱”的体积V(m3)除以通过该体积的净通量J(m3/a)得到的时间(t=V/J)称为滞留时间[图1(b)][23]。在实际采样测定地下水年龄的过程中,用环境示踪剂方法测定所采水样的年龄通常是给定水样中不同年龄水质点的平均年龄或表观年龄。即当样品在含水层的某一位置被采集时所有质点的平均值,该数值对应于沿不同流动路径运动的水质点渗入含水层后到达采样点所需的平均滞留时间(Mean Residence Time,MRT),其数值大小主要由采集点的位置和水体内部的流场情况决定。同位素水文地质学家认为“年龄”是水样所代表的综合运移时间,所以利用黑箱模型进行地下水的示踪剂数据解释年龄时,“年龄”和“平均滞留时间”可以等同使用。综合来看,年龄与滞留时间在概念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年龄是针对水质点来说的,滞留时间是针对水体(含水层系统)来说的。

2.2 理想化年龄

理想化的地下水年龄是把地下水整体假定为一个很小的水质点从进入地下水表面(饱和区)到取样位置(x,y,z)所需的时间差(t1-t0)即△t,假设没有混合、弥散和扩散等过程存在[图1(a)][40]。为了方便理解地下水年龄,理想化年龄的定义将地下水定义为无限小的水质点,并假设水质点不受复杂的物理化学等过程影响。这种假设也被称为地下水“活塞流”,即地下水中的极小水分子沿着管状流线,在补给时刻和采样时刻之间没有混合,在解释天然放射性同位素的年龄时也都假设水流场为活塞流。然而真实的地下水系统中,地下水样品是从井、泉或者取水设施中取出的多种年龄混合样,通过放射性同位素和化学方法测定的年龄,实际上是样品中所有分子年龄的平均值,假设溶解在地下水中的示踪剂和溶质以与水分子相同的速度移动,其年龄不是单一值而是频率分布。因此,理想化年龄是年龄分布的高度理想化状态,是为了方便理解地下水年龄而提出的术语,在实际的地下水测年研究中极少使用。

2.3 示踪剂年龄和表观年龄

在地下水测年中,研究者从实验测试所采用的示踪物质角度提出了示踪剂年龄和表观年龄的概念。示踪剂年龄是基于理想示踪剂方法得到的地下水年龄,其中理想示踪剂是指遵循地下水系统的运输和混合等过程的示踪剂。然而,即使理想示踪剂也无法完完全全地同水分子一样进行传输[41],何况同一个水样使用不同示踪剂测年会得到不同的年龄,且不同年龄水混合会导致水龄偏离混合物的真实年龄。为此,研究者提出了表观年龄的概念。表观年龄[图1(c)]是指某个水样基于特定示踪剂所测定的该示踪剂年龄[42]。如通过使用3H/3He示踪剂获得的表观年龄被称为“表观3H/3He年龄”,根据其他示踪剂如14C、81Kr和39Ar测定的地下水年龄分别称为“表观14C年龄”“表观81Kr年龄”和“表观39Ar年龄”[16,43-44]。表观年龄直接指明了所使用的示踪剂,同时也对应了所要应用的数学计算公式和方法。需要注意的是表观年龄不是地下水的真实年龄,而是多个真实年龄的近似平均值,并且混合作用对计算年龄的贡献是未知的。

2.4 年龄分布

年龄分布是水样中每个年龄出现的频率分布[45][图1(d)]。地下水样其实是不同年龄水流线在含水层中发生混合作用后的水,它不是单一年龄的水,而是由许多年龄水混合组成的。地下水年龄分布呈现了地下水所有年龄的范围,年龄分布具有完整的年龄信息。从水质点视角看,水样中测得的年龄是不同年龄质点的频率分布;从水体含水层系统来看,整体空间上也存在年龄分布,并且年龄分布与溶质运移过程直接相关[46],刻画地下水年龄分布有利于清晰了解地下水系统的补给关系和水流运移过程,所以地下水的年龄分布更具意义。推算年龄分布的技术通常可分为2类:地球化学技术和数值模拟技术[47-48],仅从示踪剂数据来看,需要多个示踪剂共同计算,同时借助数学模型模拟的方法得到地下水年龄分布的形状,尤其在不能假定分布形状所遵循的特定数学模型时,多示踪剂的方法显得格外重要。

2.5 模型年龄

        20世纪60年代以来，数学模型已经被应用于解释环境示踪剂数据。模型年龄[图1（f）]是基于地下水流体动力学和流动与运移模拟原理通过建模推算的，与此同时也发展了各种校正模型来校正由同位素技术获得的校正年龄，因此放射性同位素年龄和校正年龄也称为模型年龄[49]。目前，已经开发了各种复杂的数学模型来解释有关地下水年龄的统计信息，如LPMs、混合单元模型和直接模拟模型[50]，图1中仅表示了应用最多的LPMs。模型结果也可以反向校正由同位素示踪技术获得的年龄，以减少不确定性。模拟的年龄或年龄分布以独特的方式转换为示踪值，或者可以直接模拟示踪值并与实际测量结果进行比较。模型年龄这一术语并不常用，可以理解为一种技术手段。

        综上所述，图1绘制了相关年龄术语的关系，表1总结了地下水年龄的相关术语概念辨析。理想化年龄[图1（a）]概念属于高度理想化下的水质点测年，但实际上，由于水流场中存在弥散和混合等过程，因此单一年龄的水滴是不存在的，所取的地下水样实质上是多年龄水的混合水体样。水体测年则是测定多个水质点的平均年龄，一般从平均值（图1中椭圆A：所有水质点年龄平均值）和分布（图1中椭圆B：多值表征年龄频率—空间分布）两方面进行研究。这里的分布是从水体含水层系统来看，整体空间上的年龄分布也是未来研究中应该着重关注的方向。表观年龄和示踪剂年龄的概念实质上是混合样的年龄平均值，是通过示踪测年方法并结合简单数学公式获得的年龄。值得注意的是，表观年龄的概念下地下水的混合作用对计算年龄的贡献是未知的，即未知地下水的年龄分布[19]。然而，实际的地下水系统需要考虑年龄的频率—空间分布情况，特定地点的地下水年龄不能用任何单一的年龄值来表征，实质是一种年龄分布或频率分布。水系统测年将地下水年龄的频率—空间分布特征考虑在内，借助模型和数值模拟刻画测定的多个地下水样点的年龄分布。水体测年中数学模型[图1（f）]和示踪剂[图1（e）]尤为重要，LPMs应用最多，模型中的权重函数g其实就是年龄分布函数，示踪剂数据也可为年龄模型的开发和校正所用。有研究者发现环境示踪剂可用于估计年龄分布的平均值和宽度，当年龄分布相对较窄时，表观年龄与平均滞留时间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当年龄分布宽度可以忽略不计时，环境示踪剂浓度则可与平均年龄相联系[24]。因此，明确地下水年龄分布对于认识整个地下水水体进而系统认识地下水循环至关重要。

图1 地下水年龄及其相关术语概念关系图[13,23]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water age and related terms[13,23]

基于同位素技术的江苏常州市地下水可更新能力研究 _苏东（2023）

1  引言

地下水作为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地下水可更新能力体现了地下水在水循环过程中不断得到补充和循环利用的能力,是在一定时空尺度上地下水系统获得外界水源补给及其对水分传输能力的综合反映,也是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的重要依据(翟远征等,2013)。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2020年发布的《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技术要求》(试行稿)中,提出了地下水“可更新储存量”和“不可更新储存量”的概念,将地下水储存量按照这两种量计算汇总,体现了地下水可更新性对于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的重要性。国务院2021年颁布的《地下水管理条例》中,将“难以更新的地下水”定义为:与大气降水和地表水体没有密切水力联系,无法补给或者补给非常缓慢的地下水,并明确提出,除部分情形外,禁止开采难以更新的地下水。上述文件均将地下水的更新性作为地下水资源评价、管理的一种重要指标,地下水可更新能力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同位素技术为求解现代水资源问题提供了现代化的精确手段(王东升,1989),国外学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应用同位素开展了地下水更新性研究(IAEA,1996;1999;2001a;2001b;2002a;2002b),内容包括半干旱区、缺水地区地下水资源的调查与利用、城市群的含水层系统评估等工作。2001年,La Galle Salle等提出了利用3H和14C建立同位素数学物理模型计算地下水更新速率的方法,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相继开展了包头平原(苏小四等,2003)、鄂尔多斯盆地(万玉玉等,2010)、华北平原(翟远征等,2012)、三江平原(张兵等,2014;苏晨等,2019)、黑河流域(阮云峰等,2015)、银川盆地(Zhong et al., 2019)等典型地区的地下水更新能力评价工作,但上述工作主要集中于我国北方地下水开采利用区。陆徐荣(2006)、姜月华(2008)等人对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地下水同位素组成和地下水循环机制开展系统研究,揭示了区域地下水补径排条件和年龄特征,但未对地下水更新性做深入分析。 常州市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地处江苏省南部,北临长江,南接太湖,是长三角地区典型的工业城市。区域历史上长期开采地下水,出现了大面积降落漏斗(于军等,2006);2005年,地区深层地下水实现全面禁采,地下水位逐步回升(胡建平,2011)。在超采-禁采的人为活动干扰影响下,区域浅层和深层地下水补径排条件均受到一定影响,水动力场发生了较大程度变化,地下水的可更新能力亟需深入研究。 在此背景下,本次以历史上地下水受人类活动影响强烈的长三角典型平原区—常州市为研究区,采集不同层位地下水样品,开展同位素指标测试,分析地下水的赋存特征和补径排条件,计算地下水年龄,评价可更新能力,以期为当地及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曹国亮

第3章 华北平原天然状态地下水流动模式

对盆地尺度下地下水资源评价和地下水流动模式的演变研究,都需要对地下水系统经历大规模人类活动影响以前的流动模式进行分析。地下水中的同位素组成信息因保留了历史时期补给地下水的演变特征,被广泛用于地下水补给,地下水滞留时间和流动模式的研究。特别是利用同位素定年技术对地下水年龄的研究有力推动了对复杂盆地中地下水流动过程的认识。地下水的演化过程受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动力和化学条件的控制,因此地下水年龄反映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利用同位素信息对地下水流动过程进行解释时所采用模型多只考虑同位素随地下水的运动(对流),往往忽略同位素作为一种溶质固有的弥散,分子扩散和混合作用。近年来,将同位素年龄数据和逐步发展起来的地下水年龄模拟技术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合理解释盆地地下水年龄结构构成和地下水流动模式。 

3.1 地下水年龄及其应用

        地下水循环和可更新能力是评价地下水开发可持续性的关键内容。地下水年龄(或近似认为地下水滞留时间)是自地下水补给进入地下水系统到取样点单位体积水样内的水分子运动时间的平均值。对于通常采用的环境示踪剂测定的地下水年龄方法,地下水年龄的概念包括了对流、水动力弥散和化学反应综合作用的结果(Goode,1996;Bethke和Johnson,2002a)。地下水年龄可以提供水循环和历史演变的重要信息,包括补给速率,地下水流速和水流路径(Smethie等,1992;Cook和Bohlke,2000;Zoellmann等,2001;Pint 等,2003;Xu和Beekman,2003;Sturchio等,2004;Newman等,2010)。因此,地下水年龄数据可以用来校正地下水模型,帮助认识地下水流场,评估地下水的可更新能力(Sultan等,2000;Zhu,2000;Sanford等,2004;Chen等,2005;Bethke和Johnson,2008)。 采用环境示踪剂测试技术进行地下水定年,可以认为示踪剂浓度的累积或衰减速度是恒定的(Clark和Fritz,1997;Kazemi等,2006)。如此测定得到的地下水年龄分布也可用来反求地下水补给并标识地下水流特征(例如,Chen,2001)。然而,大多数模型采用的“管道流”(piston flow)假设条件,以及弥散和混合信息的缺乏均影响了这类方法的可靠性(Massoudieh和Ginn,2011)。单一示踪剂信息很难表示出水样中的年龄分布,因此同一水样采用不同示踪剂测出的地下水年龄往往有很大出入。这也导致了水文地质研究领域对地下水年龄的重新思考,耦合同位素示踪信息和地下水数值模拟技术,识别地下水年龄和水流系统特征,成为这一领域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Bethke和Johnson,2008)。 过去20年中,几大类数学模型已被用于模拟地下水年龄的分布。一类为集中参数模型(Richter等,1993;Amin和Campana,1996)。此类模型假定已知影响年龄分布的主要因素过程,然后求解逆问题以拟合模型计算和测定的地下水年龄。给定一已知流速场,地下水对流年龄可以采用解析解或粒子追踪方法计算。然而,计算得到的地下水对流年龄忽略了沿流线的稀释、弥散和混合过程(Bethke和Johnson,2002a,2002b)。另外,粒子追踪方法不能计算地下水滞留时间的分布,因为地下水的体积对计算得到的地下水年龄是没有影响的(Kazemi等,2006)。更详尽考虑各种因素的模型是采用对流-弥散方程,类似于溶质迁移的方式,将地下水年龄认为是具有一定浓度的溶质,以描述地下水年龄的运移过程(Bethke和Johnson,2008)。Goode(1996)推导了描述地下水平均年龄(mean age)的运移控制方程。Engesgaard和Molson(1998)采用这一方法评价了某区域地下水流系统并发现其计算地下水年龄与氚年龄具有很好的一致性。Castro和Goblet(2005)认为当地下水系统中混合作用不明显时,采用这种方法能够给出地下水年龄的可靠分布。Varni和Carrera(1998)利用矩分析方法对地下水年龄分布进行了计算,认为不同阶数的矩可作为不同地下水同位素年龄的上下界。Bethke和Johnson(2002b)认为弱透水层对地下水年龄的影响仅取决于弱透水和含水层之间的水量交换并推到了包括弱透水层年龄分布的理想方程。Ginn(1999)推导了四维尺度中地下水年龄对流-弥散控制方程。当年龄维度上为单位速度,且弥散为零时,且方程形式与上述方程是一致的(Ginn等,2009)。这些模型奠定了区域尺度地下水分布模拟的基础,耦合同位素信息和数值模型有助于校正水流模型,更有助于分析和挖掘可靠的同位素测年数据。 前人研究中,已有大量应用同位素信息研究华北平原地下水补给(Wang等,2008;Liu等,2009;von Rohden等,2010),确定地下水年龄和水流路径(张之淦等,1987;张宗祜等,1997;Chen等,2005;Kreuzer等,2009)。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同同位素信息得到的地下水年龄不一致。测定碳-14年龄范围为10 - 30 kyr(张之淦等,1987;Zhang等,2001;Chen等,2005;Wu等,2007;Kreuzer等,2009),而氯-36年龄为250 - 300 kyr(刘存富等,1993;董悦安等,2002)。本研究的目的是融合华北平原已有的大量碳-14测年数据和地下水水流模型,对水流模型中的地下水补给进行重新率定,并对地下水系统的改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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