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林:书法守好“法、意、韵”,万无一失
清人的“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似乎把人们的思维凝固起来,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人云亦云,却不知误了多少水墨的英雄豪杰,笔阵中的壮夫骄子,有的人还以为宋人尚意自五代杨疯子始,诸位就是按清之古人一个谬论而理解中国的书法历史现象,自清之后,代代如此,书法之道路辨别不明,岐路丛生,很少有敢于破此魔障者,包括台湾的学者。何以有此言呢,我们还是从三大行书说起,世人公认的三大行书《兰亭》、《祭侄文》、《黄州寒食》三帖,为三个时代的行书经典,你能用一个字来说一个帖的本质吗?能以韵说《兰亭》,以法说《祭侄文》,以意说《黄州寒食》诸帖吗,绝对不能。此三帖光彩照人正是因为法、意、韵三者齐备,而非缺少某种因素。法是无规矩不成方圆,理解容易,意是意态,意趣,意味,其中的消息含蕴,情感的奇妙东西的展露等,它与文学性与哲理性还有禅意性相关,个人的天赋均包含在其中,韵则更奇妙,因法之齐备而参以意蕴,因二者的因素而使书迹散发一个天然难以言说的气质,韵味。他们三个人都不是书法家,亦不是书法协会的主席,也不是名誉主席,那个时代,未有言“书法”只有言书,字,墨,很少有两字联说的,而且他们的身份是将军,官员,或者士人,这是他们真实的身份,所以他们的墨迹,其实是个人的事,与官府无关,一任性情的展示(与官府相关的是正正经经写给皇帝的奏折与官府文书之类,不包括所提三帖的那种风范的作品,今天因为有电脑,根本用不着用笔来书写官府文书了)。
晋人并不少于法度,纵使在书风(由篆而隶,由隶而楷)流变中,法度从来就是必备之能,王羲之小楷比如《黄庭经》,《乐毅论》完成楷书的演变,除去钟太傅的楷法隶味,小王献之之小楷《玉板十三行》更是炉火纯青,法不具备吗,为何不说晋人尚法呢。我个人觉得所谓的宋人尚意的“意”就是文学性,而晋之大王的《兰亭》一文,其实亦是不朽的美文,而且充满哲理的沉理,人生的感叹。也就是说宋人的意,在晋代风流中就存在了。那么较晋人晚一点的唐人就只是尚法吗?我这里先放过颜尚书而说李白,说杜牧,可以说甚至先放过了放纵的张旭、怀素等人,这些充满浪漫激情的草书大家,意与韵充满的癫子。
李白杜牧两人的书法事迹《宣和书谱》有记载,但同样略过不说,只说他们存世的书迹《上阳台帖》、《张好好诗帖》,李白是想兼济天下的人,杜牧是地方官,在唐诗文取士的时代,除了诗文外,字写得好亦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也就是字至少得法度具备,为此我把曾经写过的两篇对于《上阳台帖》、《张好好帖》粘贴如下,以便理解我要破的“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魔障:
其一《李白书法(上阳台帖)的云烟气象》
在书法史上,鲜有李白的地位,原因是其书名为诗名所掩还是真迹流传太少,应该是两者皆有之,目前所知李白的真迹,仅《上阳台帖》孤篇。而且有点云烟漫灭,字迹不甚清晰,这个效果,也许是更能符合李白那种仙人逸态的风神气度,本来李白如同太白星下凡一般,又好饮酒,作派不俗,一生的传奇逸韵使他的诗文书法均会蒙上一种神奇飘渺的色彩,加上时代的雨洗风磨,字迹的漫灭如同字如物象,有的隐在云中,又的现在目前,成为大自然与唐代诗人天合之作。有的人是天然的书法家,如同有的人是天然的歌唱家,比如刘邦,他的《大风歌》就是天然的王者之歌,发自本来的充满底蕴的声音,而他平时看来又象文化不高的草莽或者痞子,就是这样不看好的人,能发出不凡的歌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归兮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如果说刘邦的歌没有技法,不专业,那世上真不知什么才算好的歌词了。
唐朝那些诗人的墨迹留下的太少,米芾说过画九百年黯然失神,书法亦然。那幅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二千年如昨日一般的新鲜,那是时代被封存,如洞中方七日,人世已千年那般的感觉。李白的墨迹不仅仅是书法本身的技法问题,而是书外的功夫高过其他的书家,故他自负地说:欧、虞、诸、陆真奴书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极习可到。李白是一位有兼济天下之志带剑侠客,是一位常年行走四方,长啸短吟在风月之下,豪气满怀的才子,有不凡的含蕴盘恒如胸中,发而为诗则不凡,发而为书同样是不俗的,故想到林散之常书的那句:“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此正是李白的写照,其字不在“极习”上较短长,只在气度胸襟上比高下。而他的四言诗句:“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如同其为艺的理论一般,书法是抽象的展示,不仅仅是自己写诗时同时是练习写书法,(古人没有电脑,也不用硬笔)毛笔加稿纸随写随入诗袋,李白作诗之多,如同中医师写药方那般的练习,全在无意之中,技法的练习承天然的作派,此便是李白的老到之笔,故其书法无意如佳乃佳。
《上阳台帖》尽管是孤品,足矣,一斑知全豹,那里面有陶景弘的白云情怀,有谢安的东山逸兴,有明月相邀,梦有天姥的追忆,在其线条的运行里,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明快流畅,有桃花潭水深千尺的顾盼徘徊。一生磨难的诗人,浪迹天涯久了,笔也老了,心境也老了,所见也丰富了,自然“清壮可穷”,其书法的境界联想,同样是“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视觉的联想丰富而不可穷尽。书法与书道,一字之差,意义是有区别的,前者重技,后者重道。然而道不可言说,会心在自己的灵感与悟性,一个人在人世间行走久了,阅历深了,一切就水到渠成。
其二《杜牧(张好好诗帖)--风流浪漫的性情展示》
唐代诗人书法,传下来的凤毛麟角,李白有幸留下《上阳台帖》,贺知章留有章草《孝经》,杜甫则未见迹传,但晚唐的小杜:杜牧却留下《张好好诗帖》,以墨迹展示唐之风流遗韵。杜牧是唐朝的官员,却性情浪漫风流,有一回一地方上贤达设宴,故意不请为官的杜牧,杜牧却不请自来,十分的逗人。作为诗人,十分的好色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是真性情的袒露,当然,他对于所爱的人是十分的真挚,没有半点假,只是有时难尽如人意罢了。诗中的艳情让人快乐,不能相聚的结局让人伤感,此一切都通过抽象的线形展露出来。书此帖时,情感的真挚总是溢流全章,丰富饱满,笔底波澜中含醉意。作为诗人,书法是余事,故诗人书法往往无意如佳,却反而习气全无,中含稚气而法度并不失却,姿态横生,奇诡生动。下笔时元气充沛,真宰上诉,此与诗人的气度学养分不开,一个兼济天下的才子,虽处晚唐,无力回春大唐的弱势,但总还是不断地歌咏历史的陈迹,历史的过往,长叹以平忧心,当然,杜牧热爱生活,爱恋美妙女子,是男人本色,但杜牧是清雅斯文的官员,不虚假做作,也是诗文书法成功的原因。
此两篇短文以流传墨迹说唐诗人的书法,这里面就说到了书法的文学性,它的“意”,以及它(墨迹)所散发的韵致。他们写这些与官府文书与奏折不同的个人色彩的书迹时,心灵的自由与抒展,精神的解放与飞扬,全在这些合于法度的字象阵里。时代的变幻,英雄的才华无法展示,那么古人在诗文笔阵中图慰藉是十分自然的事,而且能够获得心灵自由解放,放松安逸的就是行、草书,所以能够展示法之“外”的“意”与“韵”亦是此两类书,由于更多的书迹出土与海外的书迹影印出版,我们的视野更加的全面,从隋朝的书迹《隋人书妙法莲经》(现藏于上海朵云轩)帖中我们可以领略隋朝的楷法已经到了极致,无可复加,唐朝那些官员的楷法,还是有点意趣的少少许的参入,不若隋时一些无名的抄经者的笔迹法则森严。当然对于书法,法则是不可少的,但纵是欧阳询者,他的行书同样不少于“意”可“韵”,象他的《张翰帖》,不也就表现了这个公认的楷法大师,个性自由放纵的一面吗。李邕的行书同样是尚意与韵,而且把这种风尚推到一个高度,并且运用碑石来展示自己的风采,李邕不仅书法光彩夺目,他的文章亦是一流,在《麓山寺碑》中的开篇云“夫天之道也,东仁而首,西义而成,故清泰所居,指于成事者已。地之德也,川浮而动,岳镇而安,故耆阇所临,取于安定者已。”气势何其恢弘,文与迹合一时的感觉,较之书家抄写他人文字的感觉要融合得多,天人合发而无间得多,所以杰出的书迹多在其文学性,也就是它的“意”,由“意”散发的气韵之生动。所以右军(羲之)为龙,北海(李邕)为象,两者为行书之高峰,法、意、韵三者均具备。
也就是说唐不仅尚法,亦尚意与韵,如果说张旭与钱僧怀素在意态与韵味上特别地纵横有致,但他俩法度同样森然隐含,张旭的《郎官帖》展示了他楷法严谨的一面。所有杰出的草迹,用真法为之,正如孙过庭说的:“图真不悟,习草将迷。”所有杰出草法大家首先是楷法了悟者。而所有的草法大家,展示的迹法而外意与韵齐备。这样我们再说颜真卿不仅是楷法的变法者,庄重的颜体可与大王名气相高,他的情感展示的行草书,与晋之诸子,无有区别,一样的任运自如。或者他在庙堂是一个样子,在家与山林则是另一个样子,不少于晋代风流,并不象李白说的那样全成古丘,仍然连绵在中国的士人血脉中,连绵到今天,自然不少于宋代的诸子。
那么宋人不尚法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宋人尚法,无规矩何以成方圆,历代的中国人,代代都有聪明者,自然不少于宋人,苏轼的楷法,集二王与颜清臣两者,米芾的楷法,在写给太皇太后的文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黄山谷的小楷更不用说,三蔡的楷法功底,同样是下不得地,宋人尚法,毫不含糊。
但是历代的书法,不仅只有三个元素,不仅是法、意、韵,恐怕还有更多的元素:逸、妙、神、淡、散、虚、空等无尽的意味,很难以法、意、韵三者限定。不同时代的人在不同的时段的变幻同样难以有一个清晰的现象呈现,历史就是处在烟云中,不仅人生的历史,艺术的历史亦是如此,我们不可以过分的明晰解说历史的迹象,自然包括墨迹,只能大致的把握它,获得基本的印象,而不是片面部分的印象。
附文章《天下三大行书的成因》
天下三大行书:《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帖》成了行书排行前三的定论,想想书法行书名迹传世甚多,何以以此三者为大,说到深入的一句话就是心画天人合一的最好境界,这个境界不是欢乐占多数,而是苦多乐少,写者泻也,无任是轻快中陷入思索,还是战乱中亲人的天人分隔,抑或是人生失意的境遇,那种真挚的情感都会心手在纸面得到完全的契合。三者所有的纸面上都有涂迹或者点去,非正式的文稿,没有正襟危坐的拘束,一任自然的情感渲泻,象兰亭从雅集的短暂欢乐后陷入人生哲理的沉思,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到死生亦大岂不痛哉,内心流畅的思路随笔尖起舞,行云流水的过程中有小小的阻滞,形成圈去的污迹如太阳黑子而不掩其整体上的光芒万丈。祭侄文稿由于沉痛的情感充塞而泻于纸面,难堪的思路使其涂迹甚于其它二帖,不时地圈去,到底的意难平,被真实地记录在纸面,艺术的美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一个纸面空间的整体的合一,还有情感与笔尖的契合,自然真挚,是远于名利场而一任真情渲泻的凝固,满纸云烟是什么,一个个千年前古丈夫心理情感的真实记录。这些古丈夫总是以兼济天下的胸襟,沉湎于书写的技,也不知写破多少笔,染坏多少清池,终于是有一次与神契合的机会,而且是相当完全的与神灵契合的机会,这个时候的古丈夫,书写名迹时,已经忘记自己的存在,是神的附体,创下天上方有人间难得几回见的迹象(书法作品当是墨象)并传达给人世间。苏轼的艺术理念向来是无意于佳,行文与行笔尚行云流水者,看看那倒苦水的黄州寒食帖,时大时小的字迹表明其心绪起伏失衡,仕途的险恶摧折他的内心,而这时又是清明寒食的伤心日子,更增一种失落与愁绪。情感的深陷限制了书迹者对技的过分执着,更多的进入:“道”的层面。所谓“文以载道”是也,而书迹又是载着文(墨象、形迹、线条),无为方可有为,无意方可有意。也许书法的最高的最精深的理论,只能从蝇头老子五千言中去寻找,也许只有反复的读它才能找到。从技到道,崇尚自然,如高明的奏刀者那般,才会进到一个无上的境界。
行草書朙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