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三）走近山西

读史笔记（三）走近山西
一
滔滔黄河将黄土高原一劈两半，一半甩给陕西，另一半则留给了山西，在悬崖峭壁间溅起苍黄色的浪。逶迤跌岩的吕梁山，高仞峻拔的太行山，被朔风撕裂的黄土地，粗陋而又嶙峋，坦荡中夹裹着雄宏。
我踏着这块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自由驰骋的思绪，将我带入更遥远的年代！
山西，在许多史籍中均以“河东”郡的字眼出现，所以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当我面对着这块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黄土的地时候，当我面对着这里曾上演过一场场悲壮的，忧患的，苍凉的甚至是威武的历史话剧的时候；当我细细研读散落在这苍黄之中的千年朽骨，万古历史文化遗存的时候；当我在瞬息万变历史风中去品味已经远逝的历史人物高尚与奸逆，博大与渺小的品格有时候；曾为我们拥有这样勇敢与儒弱的历史曾感叹，也曾为它悲哀。那莽莽奔腾的黄土高坡，是它布满景累累伤痕的胴体呀！带着这种忧伤的心情，我走进了晚唐时，曾成就过一个爱情故事的普救寺。
普救寺座落在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东不足十里的小山坡上，南依中条山，西临黄河，寺下便是长安通往太原的古驿道。
唐德宗贞元年间诗人元稹在其《莺莺传》中这样写到：“贞元中……张生于蒲。蒲之东十余里，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这大概是在普救寺里发生的有关那段爱情故事的最早记载。尔后山西籍诗人杨巨源也写过一首《同赵校书题普救寺》的诗。有关普救寺，唐初僧人释道宣在其《读僧传》中曾详细描绘了它的壮观，先是沙门宝澄，隋初于普救寺创营大像百丈，……其寺蒲板之汤，嵩高华博，东临州里，南望河山，像设三层，岩廊四会，上坊下院，赫奕相临，园　田疏，周环俯就。
如果仅仅从普救寺的建筑货丽的规模，也许在今天，我们不会找到它的足迹，而是发生在公元802年，在这座僧房禅院那段张生与崔莺莺悲观离合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才使其为名播天下的名寺。
且不说发生在这里的这段爱情故事的曲折同内容，想知道的，这是否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第一次记载这个爱情故事的是晚唐时期的伟大诗人元稹先生，他有亲历之嫌。这位生于774年与他笔下张生同岁的诗人，在他的许多诗作里，隐喻了他与《莺莺传》中崔莺莺的幽会。他在《嘉陵驿诗》中曾这样写道：“墙外花枝压短墙”明月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明月西畔廊。
这种绝妙的意境，正是这位老先生初恋的情景，只到二十年后，他回忆当年在普救寺中“朝隐而入，暮隐而出”恋情时，更加感慨万端：“半欲天明半来明，醉闻花气睡闻莺，娃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当时普救寺的所在地蒲州古城，乃隋唐时期人文荟萃之地，又是河中府的治所，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被历代文人称之为河东进入的第一隘关。而连结这第一隘关的便是黄河蒲津渡。在张生与崔莺莺发生在普救寺有情故事的近一百年前，即开元十二年（724年），处于盛唐时期的大唐王朝从军事、政治、经济等觉度考虑，决定重修蒲津渡浮桥。
在浮桥设计时，就以铁牛为桥锚换竹索为铁索。形成了铸八牛，东西举各四牛，以铁人策之……，夹岸以维舟梁的群牛牵索。这座铁索浮桥的总设计师便是当时的燕国公张说。有关张说这个人，在《新唐书•玄宗本纪》中有记载，他在开元九年至十二年先后担任玄宗朝的兵部尚书，朔方节度大使，中书令等职。
后来，他在这座铁索桥峻后，曾写过一篇《蒲津桥赞》张说在文中追述了昔日蒲津渡绠断航破，无发不有的情形，后来唐玄宗亲临后曰：“嘻，我其虚哉！乃思索其极，敷依手下。通其变，使人不倦，相其宣授彼有司”。
当时唐玄宗为什么对修蒲津渡浮桥如此重视，据《随书食货志》，诸州调物，每发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板，……与京师物流交换。
所以张说说：“城中有四渎，黄河是其长，河上有二桥，蒲津是其一。因为这是，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雾冲，河东之辐辏，必由是也。”
一千多年前，元稹乎，张生乎，就是从这座铁缆舟桥上走来到普救寺给后人留下了一曲西厢爱情的千古绝唱。
千古名刹化尘埃，西厢断璧留情影，而今张生去何处？滔滔黄河唤莺莺。
二
让我最认识黄河的，应该首推是两位出生在山西的边塞诗人王维、王之涣。王之涣的《登鹳鹊楼》，使我全景式地了解到黄河的雄宏与壮美，博大与辽远。
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又让我真正读懂了黄河，感悟出黄河的深沉与苍凉。
于是，我走进王维的早年世界。公元702年，在名人辈出的山西永济，诞生了唐诗中的又一座丰碑—王维。
开元三年（715年）少年王维从家乡起程，渡过黄河到唐朝的京师长安。他在其《过秦皇墓》这样写道：“自家乡至京师长安，时年15岁”。
王维在京师长安呆了两年后，又在开元五年（717年）离开长安到了洛阳，并与家在洛阳的另一位大学者祖泳结交成为好友，有关他们的友谊反映他的《哭祖门自虚》诗中。这首诗既述说了他在17岁时与祖泳友谊笃密，又与祖泳的排行老六的从兄弟祖自虚也关系也非常好。
开元九年（721）年秋天，王维在山东的太乐丞任上，因与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长了，时为太乐令的刘贶“舞黄狮子”案而遭贬，虽然刘知几为此事谐执诉理，但毫无结果，最后王维在离开长安时写下了《被出济州》一诗中有“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的句子，直到开元十三年（725）被赦。王维被赦后，做了几年类似“参军”的小官，同时利由长安，赴任的机会回了一趟蒲州老家。
在王维离开蒲州老家的20年后其间他最早出塞曾是开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奉命出任凉州河西节度使判官直至两年后，才回到长安。当时的节度使崔希逸拥兵驻在这里，以御吐蕃，此时唐朝与吐藩的边境较为稳定，但玄宗李隆基强令崔希逸出击吐藩，使安宁的边境又起战端。
所以，玄宗李隆基让王维在监察御史任上，改任到崔希逸幕府任判官，这是他出塞的真正原因。在任判官其间，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后被提升为右拾遗。到了晚年因为战争动乱，使他失去了对政治的热情，在终南山买下了秀丽恬静的辋川别墅，开始修佛参禅。
在山西，人们除了津津乐道普救寺的爱情故事负有盛名的王之涣王维等诸玫人，谈论最多的就是雁门雄关了。
因为雁门关，不仅为宋朝时据守雁门关的杨家将骁勇善战，保国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所动容，同时以其险峻，扼峰锁塞，驰名中外。
在地域概念上，它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融相合的碰撞处，属于北方古文化的一部分。
著名的考古学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解释“北方古文化”区域时，把它界定为晋陕蒙交界的特定区域。
在一个秋阳暖暖的下午，我慕名来到了雁门关。有关雁门山最早的史料出于《山海经》，尔后《北山经》也有雁门之水的记载。在《海内西经》说：“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之北”。上述史料所说的雁门山，乃属战国时的阳高界内，而到了秦汉时期雁门郡内的勾注山属山西代县逐步发展成为勾注要塞。继而演变为雁门关。到宋辽雁门关的位置虽然有所变动，但它的范围还在勾注山内，它“重峦叠嶂，霞举云飞，两山对峙，其形如门”。
据《宋史杨业传》记载，太平兴年间杨业据守代县：“会契丹人入雁门，业领磨下数千骑，自西经而出，到了雁门山北口向南背击之，契丹大败。此刻，我的眼睛有些涩涩了，仿佛猎猎战旗，旗隆隆战鼓”，阵阵急促的蹄声，拥簇一支威武之师杨家将。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决定出兵三路守复失地，其中一路由藩美与杨业率领杨业的儿子延昭为先锋北出雁门，连连攻克云、应、朔等四州。但东中两路军的将领为了抢功昌进，结果大败。
由于宋军主力大败，宋太宗无奈命，命全军后撤，为了解救陷入辽军重重包围中的百姓，杨业率领众子冲入故阵。
由于寡不众敌，杨业的几个儿子与亲兵也相继倒在血泊之中，而藩美仍不派援兵，在绝望中杨业仰天长啸触碑而亡。
一门忠烈杨家将的爱国之举，惊天地，泣鬼神，如同巍巍的雁门关，永立天地间。在沿缅于杨家忠烈之举的同时，我又想起生活在南宋时期的另一个与雁门关有关的人，他叫洪皓。
洪皓字光弼，鄱阳人，南宋炎三年（1129）南宋高宗赵构在一次兵变中，被迫让位于自己的幼子，他退位于睿宫。之后，名将韩世忠击败乱兵，赵构归位后为了平息朝野中对他不顾二帝北狩之辱，丢掉半壁山河的讨责，决定让洪皓出使金朝迎请二帝南归。洪皓奉诏后，万里迢迢出雁门关，踏上了漫长的塞外之路。此时的雁门关早被金兵所占领，昔日这座威武的雄关，早以凋敞败零，只是关旁的杨家庙，仍然雄镇一方，洪皓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凭吊了杨家庙后，孤寂地走向了通往二帝被辱的冷山野岭古道。
当他来到云中时被金兵押至金帅粘罕帐内，粘罕威迫他做刘豫的伪官，被他严辞拒绝，气极败坏的粘罕让他走上了流放之路。
在洪皓被流放的日子里受尽了苦难与屈辱。他以汉代苏武为榜样，没有一刻不想自己的祖国，不想仍在铁蹄蹂躏下的中原百姓，不想“靖康”之辱。
洪皓在异土它乡度过了十几年之后在南归时他正是58岁的老人了。
在洪皓的影响下，他的三个儿子洪皓，洪遵，相继在南宋朝入阁为相，其季子洪迈更是显赫并给后人留下了《容斋随笔》《夷坚志》《四朝国史》等重要史著。
四
告别了雁门，我的思绪又走进了元朝统治下的山西。在胡马啾啾，雁鸣阵阵的凄凉中，去聆听那一曲曲充满悲壮之情的元曲。1211年由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共同完成了对山西的战略进攻，并由木华黎大军灭金，他们占领了山西后，名臣郝经在《河东罪言》中对山西的战略地位，做了深刻的分析：“河江表里山河，形胜之区控引夷夏”。为了防止南宋：“分兵屯大河让以遏宋兵”把元朝的重兵部布暑在晋南一带。
在元朝军队统治下的山西，那些曾在金朝为官的文人学十们的命运又如何？由于我在著述另外一部史著时曾研究过出生在山西河曲的元代四大戏剧家之一的白朴及其父白华。所以，我关注的是曾与白华同在金朝为官，白朴的老师之一著名文学大家元好问在金亡后及其命运。
金朝灭亡后曾受过金朝恩宠的元好问没有去殉国，而是重新调整了他的生死观，节义观与价值观即：“救民之志”修史之任道义，对于他的此举，连追慕他的许多学者边扼腕叹息。元好问在元朝大军所至，金哀宗几次自杀未遂的时刻他既没有降元，也没有殉金，更没有附宋，而是为了安社稷，救微躯于万向不测之渊。顽强地活下来了。
纵观元好问经历，与史学大家司马迁有相似之处，所以不同的是，司马迁没有屈从汉武帝虽受辱为了著述《史记》，度过了比死更艰难的岁月，而元好问同样是为了完成先师赵秉文：“挺身颓波，为世砥柱，不溺于时俗，不泪于利碌，足以无侍，侍义不悍，系道之废兴，生召圣学之绝业。”
所以，元好问在元宋联军攻陷蔡州，金哀宗自缢未帝被杀其弟在元朝的军队屠忻州城被杀极其悲痛的情绪下，为了中原文化的传承，为了天下生灵候存，他也是选择了一条比死更难的道理。并以“虽溘死道边而无恨”的精神，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中，在文学、只学诸多领域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诗人元遗山的墓前，我不由地想起了他那首《鹧鸪天》里的句子：“墓头不要西征字，本是中原一布衣。”
所以这些，使我不由地掀开一页页沉淀在黄土层下那一部部厚厚的历史同时，那徐徐而来的三晋之风，那龙盘龙踞的帝业之风；那横刀立马，慷慨悲歌的壮士之风；那千古绝唱舍身救义的饱学之风；以及以斯文为已任，推动中国文化臣流奔腾向前的包容之风，使我一步步地走近了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