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实验任务的有效性以及两个中介变量的独立性

 拖延实验任务的有效性

  另外，由于实验 5 的任务执行阶段能够区分高低拖延者，因此该实验有望成为一个拖延行为的客观测量方法。如今流行的拖延测量方法主要还是基于问卷的自我报告法，例如 Lay (1986)的一般拖延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GPS)、McCown and Johnson (1989)的成人拖延问卷、Tuckman (1991)拖延问卷（Tuckman procrastination scale）以及 Steel (2010)的一套纯拖延量表(Pure Procrastination Scale, PPS)。此外，虽然也有研究利用个体完成论文写作的时间、阅读完指定书籍的时间以及完成问卷并通过邮件返回的时间(Ariely & Wertenbroch, 2002; Glick & Orsillo, 2015; McCrea et al., 2008)作为拖延的测量指标。这些实验又无法排除生活中多种因素的影响。相对于先前的实验和指标，实验 5 通过实验模拟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实验环境，因此可以排除日常环境中复杂的干扰因素。同时，实验 5 还能够通过自适应的方式为被试提供合适难度的任务。这一优势一方面方便了实验的操作，另一方面能够完全匹配个体间的难度。可以更具纯粹地探索个体间差异的影响。
实验 6 则在实验 5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任务执行过程中的神经机制。实验 6 揭示了脑区直接是如何互动以使个体能够坚持执行令人厌恶但却具有长远利益的任务。一方面，实验 6 重复了实验 5 的结果，即当任务的难度上升时，高拖延的个体比低拖延的个体更倾向于犯更大错误。而在神经机制上，个体犯错误时比正常完成任务时在许多脑区都有更强的活动，其中包括。双侧前脑岛（anterior insula）、左侧杏仁核（amygdala）、扣带回前部及中部（anterior, middle cingulate cortex; ACC, MCC）、以及背外侧前额叶（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等。进一步的 Mediation Effect Parametric Mapping 分析则更清晰地展示了这些脑区在影响任务表现时的互动机制。简言之，结果显示确实存在一个厌恶情绪脑区和一个情绪调控脑区相互拮抗来影响个体任务的表现。这一结果也为时间决策理论的思想提供了证据，即拖延与否是受到短时情绪引起的回避需求和远期利益引起的控制需求向竞争所决定的。
        实验 6 的结果不仅有助于理解拖延的神经机制，还能为拖延的理论建构提供启发。近些年来，研究主要应用静息态功能性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以及脑形态学指标（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来探索与个体的拖延特质存在关联的大脑自发性代谢以及大脑灰质体积。这些研究表明与个体的拖延特质存在关联的脑区主要集中在海马旁回（parahippocampal gyrus, PHG）和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Hu, Liu, Guo, & Feng, 2018; P. Liu & Feng, 2017; W. Zhang, Wang, & Feng, 2016)。例如，Chen et al. (2019)根据大脑形态学的结果将与拖延有关的脑区分成了自我控制、情绪调节以及预期想象三个大的网络。由于缺乏实验室实验对拖延情景的模拟，这些研究都无法从认知机制上验证这些脑区的功能。而本研究则首次揭示了拖延行为至少与情绪调控系统以及情绪系统的拮抗作用有关。这一定程度上为脑网络的划分以及神经模型的建立提供了依据。其次，该结果对拖延的理论思考也有着启发。从个体差异的层面而言，实验 6 只发现高拖延与负责情绪调控的杏仁核抑制脑岛信号的效率有关，而并没有发现负责认知控制的 DLPFC 等脑区与脑岛之间的作用存在关联。这一定程度上说明，高拖延个体的特质差异可能来自于情绪调节网络的功能减弱而非认知控制的能力低下。
        综上可述，任务的执行阶段确实能够更多地反映和揭示高低拖延者之间的差异。一方面，这一结果体现了任务执行阶段在减少和干预拖延行为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个阶段中拖延个体所展现出的差异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的理解拖延产生的认知神经机制。

任务厌恶和结果价值两个中介变量是独立的

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提出，结果价值和任务厌恶性是导致拖延症的两个独立方面。而且，研究表明，人类大脑涉及不同的神经通路来中介结果价值和任务厌恶对拖延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在有价值的未来成果的推动下，人们会尽快完成一项任务。相反，只面对任务厌恶，人们永远都不会愿意做这项任务。在现实情况下，一项被拖延的任务通常同时包含有价值的未来结果和任务厌恶性。因此，人们选择现在不做一项任务，而是以后再做（即拖延）。正如时间决策模型所揭示的那样，人们选择拖延是因为期望更高的结果价值但感知到更少的任务厌恶（Zhang和Feng 2020）。因此，人们确实预期未来自我比现在自我更容易受到结果的激励（Steel et al. 2018）。另一方面，相比立即去做，以后在做也使得现在自我感知到更少的任务厌恶（Sirois和Pychyl 2013）。总之，未来的结果和任务厌恶共同作为两种独立的力量，共同使人们拖延。

结果价值表现为尾状体，并可通过海马体-尾状体通路抑制拖延症。相比之下，任务厌恶被编码在前岛叶，并可以通过杏仁核-岛叶通路驱动拖延。总之，这些结果表明，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神经通路将结果价值和任务厌恶性纳入到任务评估中。因此，人们在干预拖延症时，既不应忽视结果价值，也不应忽视任务厌恶性。（结果价值增加了尾状核的激活，并通过海马体-尾状核通路抑制了拖延。相反，任务厌恶性增加了前岛叶的激活，并通过杏仁核-岛叶通路增加了拖延。总之，本研究表明，人们可以将结果价值和任务厌恶性纳入任务评估，以决定是否拖延；它阐明了这种情况发生的独立神经通路。）

研究 1 证实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是形成任务主观价值的主要任务因素，并且分别通过杏仁核-脑岛以及海马-壳核两条独立的神经环路作用于拖延行为。本研究这些结果不仅为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提供了更系统的支持，也能够为拖延的干预与预防提供更多的视角和途径。/首先，研究 1 的结果证实了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能够独立而相互拮抗地影响拖延行为，从而支持了时间决策模型认为二者是参与拖延决策的主要任务价值的基本假设。拖延决策模型将结果效用和任务厌恶作为两个独立、竞争的两种任务价值。因此，从神经机制而言，结果效用和任务厌恶应该各自存在至少一条独立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通路。/结果效用和任务厌恶应该会有着各自独立的影响拖延的神经通路。/虽然实验 1 能够证实任务厌恶和任务结果共同影响任务的价值评估，但尚没有证据显示有必要将二者看作独立的系统。因此，探索是否有独立的神经系统分别负责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的表征十分必要。为了尽可能减少对个体认知加工的干扰，实验 2 将检验个体在自由建构下进行任务评估的神经机制(Frankort et al., 2012)。/研究 1 的实验 2 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了两种想法影响拖延的神经环路。实验 2 以寻找两者独立的神经环路为目的，寻找了能够分别中介任务厌恶以及结果效用对拖延影响的功能耦合。为了实现“零扰动”地检测个体的加工方式和神经系统，实验 2 依然使用了自由建构的方法。结果显示，确实存在着一个海马-壳核的功能耦合能够中介结果效用对拖延行为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任务厌恶对拖延行为的影响则由脑岛-杏仁核的功能耦合中介。由于海马和杏仁核分别是两个冷热系统的核心(Metcalfe & Mischel, 1999; Yonelinas & Ritchey, 2015)，因此这一结果很好地证实了结果效用和任务厌恶是通过两个独立的系统影响拖延行为的。/在决策前的任务评估阶段，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是构成任务主观价值的主要任务因素，并且以各自独立的神经环路影响着拖延行为；/本研究的实验 1 也显示结果效用和任务厌恶共同影响任务的拖延行为。因此，实验 2 在此基础上探索是否存在独立的神经环路能够解释二者对拖延行为的作用。结果发现，海马-壳核的神经耦合能够解释结果效用对拖延行为的作用；而杏仁核-脑岛的神经耦合则能够解释任务厌恶对拖延行为的作用。更具体而言，其中壳核和脑岛两个脑区分别直接地表征着结果效用以及任务厌恶的价值。而海马和杏仁核则分别通过与壳核及脑岛作用，间接地影响着价值的表征。/研究 1 的结果显示，个体的任务评估阶段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随后是否会拖延某任务。具体而言，个体在任务评估时想到的任务厌恶越多则随后越可能拖延。相反，个体在任务评估时想到的任务结果越多则越不可能拖延。此外，研究 1 还发现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有着各自影响拖延的神经环路。许多的研究显示，人们自发性功能耦合不仅有着神经结构的基础也反映着不同人格倾向的作用(Greicius, Supekar, Menon, & Dougherty, 2009; Honey et al., 2009; Van Den Heuvel & Pol, 2010)。因此，有理由认为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影响拖延行为各自的神经环路反映了二者在影响拖延行为时的系统差异。此外，是否应该将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区别成独立系统是时间动机模型和时间决策模型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任务厌恶与结果效用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环路也是各自所特有的。因此，这一结果为时间决策模型将任务厌恶与结果效用作为两个独立系统的观点提供了支持。/综上可述，研究 1 从认知和神经机制两个层面探讨了任务价值对拖延行为的影响。通过自由建构的方法，本研究证实了结果效用和任务厌恶是影响拖延行为的主要价值。并且，这二者还有着独立的影响拖延的神经环路。具体而言，结果价值通过海马-壳核环路减少拖延行为，而任务厌恶则通过杏仁核-脑岛环路增加拖延行为。这一结果不仅为时间决策模型的基础假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未来的干预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一，在决策前的任务评估阶段，个体能够自发地评估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从而影响任务的拖延行为。具体而言，任务厌恶能够减少任务的主观价值从而增加拖延，而任务的结果效用则能够增加任务的主观价值从而减少拖延。此外，任务厌恶和结果效用分别以各自独立的神经环路影响着拖延行为。具体而言，任务厌恶通过杏仁核-脑岛环路增加拖延，而结果效用则通过海马-壳核的环路减少拖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