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

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

【问题提出】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认为负性情绪是导致拖延的核心因素，由任务厌恶产生的负性情绪引发了人们的回避动机，进而产生了拖延行为 (Zhang & Feng, 2020)。情绪短期修复理论也认为，人们为了修复短期负性情绪，而放弃长期目标，导致了拖延行为(Sirois & Pychyl, 2013)。因此，人们是否能够对负性情绪进行及时有效的情绪调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拖延的发生与否。情绪调节一方面依赖情绪调节能力，另一方面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也非常重要；研究表明，使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那么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例如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对拖延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拖延行为背后的神经基础又是什么？

【研究一目的和结果】研究一中，我们探索了认知重评策略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首先，为了探究认知重评与拖延在行为层面上的相关关系，我们对认知重评组被试（N=207）的认知重评得分和拖延行为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然后通过 VBM 和 RSFC 方法，试图揭示认知重评影响拖延的神经基础。结果表明：（1）行为结果显示，认知重评与拖延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VBM 结果显示，认知重评与右侧腹外侧前额叶（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的灰质体积呈负相关关系，与右侧楔前叶（precuneus）的灰质体积呈正相关关系。（3）RSFC 结果显示，vlPFC 与左侧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之间的功能连接与认知重评呈正相关关系。（4）中介分析显示，vlPFC-IPL 之间的功能连接可以部分中介认知重评与拖延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的结果说明了，vlPFC-IPL 作为表征价值评估和注意分配的神经通路，可能是认知重评对拖延行为产生影响的神经基础。

认知重评的神经基础：认知重评是一种复杂的调节策略，其中包含许多认知能力，如：工作记忆（维持重评信息），语义记忆（重新理解情绪诱因），反应选择（选择合适的情绪反应并执行）和监控（评估情绪变化的结果）(Ochsner & Gross, 2008)。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成功的认知重评依赖于表征认知控制的前额皮层如：dmPFC (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 和 vlPFC (Duncan & Owen, 2000; Miller & Cohen, 2001)。具体来说，该研究认为这些脑区是支撑认知重评策略执行的核心，dmPFC 支持个体阐述刺激的情感意义和感知情感状态相关的语义及对应的思考过程 (Amodio & Frith, 2006; Binder et al., 2009; Cato et al., 2004; Crosson et al., 2002)，dlPFC 支持对于情绪反应的抑制控制 (Aqavalka et al., 2020; Bartholomew et al., 2019)， vlPFC 支持情绪信息的价值评估 (Dixon et al., 2017; Lee & Seo, 2007; Pessoa, 2008)。并且，研究发现认知重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 并且 vlPFC 的激活也随年龄线性增加 (McRae, Gross, et al., 2012)。此外，一项研究通过比较直接比较认知重评和分心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神经网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能显著降低被试的主观情绪体验，并且强调该策略的执行依赖于前额控制区域（mPFC, dlPFC, vlPFC;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从而确保个体能够保持目标导向行为和有效的任务执行 (Kanske et al., 2011)。相类似的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策略在缓解个体自我报告的情绪体验上具有长期效果，研究者认为认知重评策略更多的利用了对工作记忆、选择性注意和认知控制很重要的前额叶区域 (Kalisch, 2009; K. McRae et al., 2010)。上述研究表明了，前额皮层表征的认知控制区域，尤其腹外侧前额皮层区域可能是认知重评的神经基础。

情绪调节策略与拖延的关系研究

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认为，拖延行为发生的核心是任务厌恶引发的负性情绪，该负性情绪会促使个体产生回避动机，进而导致拖延。并且 Sirois 提出的短期情绪修复理论，认为短期负性情绪能否有效缓解是拖延行为发生的关键 (Sirois & Pychyl, 2013)。因此，以往的拖延理论说明了负性情绪与拖延之间的密切联系。相关研究也证实了，个体越擅长缓解自身的负性情绪，就越能够降低自身的拖延行为 (Sirois et al., 2018)。所以个体对负性情绪进行及时有效的情绪调节，对于改善自身拖延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情绪调节水平一方面取决于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高低，另一方面与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和运用密切联系，不同策略的选择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作为两种典型的情绪调节策略，可能会有助于缓解并改善个体的拖延行为。以往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说法，个体的认知重评水平与未来时间洞察力越高，伴随着更低的拖延水平 (Taylor & Wilson, 2016)。因此，我们推测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均与拖延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但是，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影响拖延的神经基础仍缺乏实证研究。

问题提出

大量研究证实，拖延会对学业成绩、工作表现、经济状况、身心健康等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Flett et al., 2016; Kim & Seo, 2015; Sirois, 2015)。由于拖延行为的不良影响，在不同领域、地区和文化背景下普遍存在 (Steel & Ferrari, 2013)，还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Gustavson et al., 2014)。所以大量的研究者将目光聚焦于揭示拖延行为背后的发生机制，试图以此来寻求拖延的防范和干预措施。其中，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认为负性情绪是导致拖延的核心因素，由任务厌恶产生的负性情绪引发了人们的回避动机，进而产生了拖延行为 (Zhang & Feng, 2020)。情绪短期修复理论也认为，人们为了修复短期负性情绪，而放弃长期目标，导致了拖延行为(Sirois & Pychyl, 2013)。因此，人们是否能够对负性情绪进行及时有效的情绪调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拖延的发生与否。情绪调节一方面依赖情绪调节能力，另一方面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也非常重要；研究表明，使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那么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例如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对拖延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拖延行为背后的神经基础又是什么？本研究通过研究一与研究二，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BM, Voxel-based morphometry）与静息态功能连接技术（RSFC, Resting-state functionalconnectivity），分别探讨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这两种重要的情绪调节策略对拖延行为的影响及其神经基础。

认知重评与拖延：人们的认知不仅会影响自身的情绪体验，还与其适应性社会行为和身心健康密切相关 (Eftekhari et al., 2009)。研究发现，人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调控自身的情绪，尤其是与注意控制或认知改变相关的调节策略 (Ochsner & Gross, 2005)。大量研究证实，认知重评作为一种对情绪诱因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的情绪调节策略，不仅能够有效的缓解自身的主观情绪体验 (Gross & John, 2003; Kim & Hamann, 2007; Van Dillen et al., 2009)，还能够显著降低情绪相关的外周生理反应 (Jackson et al., 2000)，例如皮肤电反应和心率 (Kalisch etal., 2005)。通过结合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我们推测自发运用认知重评策略更多的群体，在拖延的决策过程中，能够更加有效的缓解任务执行过程引发的厌恶情绪，减少自身的回避动机，最终降低拖延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在研究一中，我们假设认知重评与拖延呈负相关关系，即认知重评策略运用越频繁，个体拖延行为发生的可能就越低。另一方面，先前的神经影像学发现，认知重评策略的执行主要依赖表征认知控制的前额皮层如：vlPFC，dmPFC 和 dlPFC(Duncan & Owen, 2000; Miller & Cohen, 2001)。其中右侧 vlPFC 被证实是表征价值评估的关键区域，并且该评估还能够为情绪诱因和情绪状态赋予价值 (Dixon, 2015; Dixon et al., 2017; Lee& Seo, 2007; Pessoa, 2008; Watanabe & Sakagami, 2007)。因此，认知重评通过对情绪诱因进行重新认知，进而调控自身的情绪体验，该过程很有可能依赖 vlPFC 来支持对情绪诱因的认知和重组。在研究一中我们考察认知重评策略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我们假设 vlPFC 可能是解释认知重评个体差异的大脑结构基础，并且推测以 vlPFC 为种子点建立的功能连接可能是认知重评影响拖延的神经通路。

研究总结

许多研究者希望通过揭示拖延行为背后的发生机制来寻求相应的防范和干预措施。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认为负性情绪是导致拖延的核心因素，由任务厌恶产生的负性情绪引发了人们的回避动机，进而产生了拖延行为 (Zhang & Feng, 2020)。人们是否能够对负性情绪进行及时有效的情绪调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拖延的发生与否。情绪调节一方面指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另一方面指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研究表明，使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那么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例如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对拖延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拖延行为背后的神经基础又是什么？本研究通过研究一与研究二，采用 VBM和 RSFC 技术，分别探讨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这两种重要的情绪调节策略对拖延行为的影响及其神经基础。

综上，本研究的结果表明：（1）认知重评与拖延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vlPFC-IPL 之间的功能连接可以部分中介认知重评对拖延的影响。vlPFC-IPL 参与个体的价值评估和注意分配，因此该功能连接表征个体可能将更多认知资源分配至与情绪相关的价值评估，使人们能够对情绪诱因进行重新认识和解释，提升了自身的情绪调节水平，这可能是认知重评影响拖延的重要通路。

在差异性上，认知重评作为一种强调对情绪刺激重新建构和理解的调节策略，在 vlPFC 这样表征价值评估的脑区的支持下，人们能够有效的执行对情绪诱因的重新理解和选择，从而实现对自身情绪自上而下调控。

讨论

认知重评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

以往关于认知重评策略和拖延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了，但是对于认知重评影响拖延的神经基础目前尚不清楚。在研究一中，我们根据从行为到脑的数据分析思路，采用 VBM和 RSFC 相结合的方式，探究认知重评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我们首先通过 VBM 研究探明了认知重评的神经结构基础，即腹内侧前额叶和楔前叶。随后，我们采用 RSFC 研究认知重评的神经功能基础，我们将 VBM 结果中的两个脑区分别作为种子点并与全脑其他区域构建功能连接。我们发现 vlPFC-IPL 之间的功能连接可能是表征认知重评的神经功能基础，并且通过中介分析发现，vlPFC-IPL 之间的功能连接可以部分中介认知重评与拖延之间的关系，vlPFC和 IPL 作为表征价值评估和注意分配的核心节点，它们构成的神经通路可能是认知重评策略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

认知重评的神经结构基础

VBM 结果表明，认知重评与右侧 vlPFC 的灰质体积呈负相关关系。大量研究证实，外侧前额皮层（lPFC）是表征认知控制的核心区域，并且具有呈现任务规则、抽象概念和长远目标等功能 (Bunge et al., 2003; Duncan, 2010; McClure et al., 2004; Miller & Cohen, 2001; Raineret al., 1998; Ruff et al., 2013; Stokes et al., 2013)。并且有研究发现 lPFC 还参与奖励学习的过程(Kahnt et al., 2011)，特别是学习关于不同刺激引发不同奖励概率的过程 (Li et al., 2011)。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发现，lPFC 参与基于价值的决策过程，该决策过程强调个体倾向于选择未来奖赏而不是立即奖赏 (Diekhof & Gruber, 2010; Essex et al., 2012; Figner et al., 2010; Jimura et al., 2013; McClure et al., 2004)。在此基础之上，许多电生理学研究进一步发现，vlPFC 可以表征与奖励和厌恶结果相关的信息 (Asaad & Eskandar, 2011; Barraclough et al., 2004; Hikosaka &Watanabe, 2000; Kim et al., 2008; Kobayashi et al., 2006; Pan et al., 2008; Wallis & Miller, 2003;Watanabe et al., 2002)。脑损伤和采用经颅磁刺激的研究发现，vlPFC 的功能受损与个体评价能力的降低存在因果关系 (Camus et al., 2009; Essex et al., 2012; Figner et al., 2010; Simmons et al., 2010; Smittenaar et al., 2013)。基于以往的研究，不难发现 vlPFC 可以表征个体的价值评估，并且该价值评估能够为个体持续的情绪状态和情绪调节策略赋予价值 (Dixon, 2015; Dixon et al., 2017; Lee & Seo, 2007; Pessoa, 2008; Watanabe & Sakagami, 2007)。与此同时，人们能够通过vlPFC 自上而下的调控自身的情绪反应，协助自身执行有效的情绪调节 (Buhle et al., 2014;Ochsner & Gross, 2005; Ochsner et al., 2012; Wager et al., 2008)。具体来说，被试在观看消极图片会产生对应的负性情绪体验，此时主试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自身的情绪反应并缓解相应的情绪体验。结果表明，认知重评有助于降低个体的自我报告的负性情绪体验，并在此过程中伴随着 vlPFC 激活的增强 (K. Ochsner et al., 2002)。因此，Ochsner 认为 vlPFC 是个体执行情绪调节策略以及缓解负性情绪过程的神经基础 (Ochsner et al., 2002)。这些研究表明，个体在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进行情绪调节的过程中，vlPFC 表征的价值评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右侧 vlPFC 作为表征价值评估和情绪调节的关键脑区，可能是认知重评策略的神经基础。

认知重评的神经功能基础

RSFC 的结果表明，vlPFC 和 IPL 间的功能连接与认知重评呈显著正相关。大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证实，顶下小叶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是一系列高级认知功能的核心 (Buckner et al., 2009; Cabeza et al., 2012a; Tomasi and Volkow, 2011)。Yeo 等人通过对功能连接的聚类分析，得到了由 7 个皮层网络构成的全脑功能连接网络 (Yeo et al., 2011)。在这 7个网络中，IPL 与其中的三个认知网络重合分别是额顶控制网络（the frontoparietal controlnetwork, FCN）、默认网络（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和带状盖网络（the cingulo-opercularnetwork, CON）(Igelstrom & Graziano, 2017)。研究发现，IPL 作为 FCN 的重要节点，个体在参与和执行功能有关的任务（如：注意分配、工作记忆等）时 IPL 会显著的激活 (Cieslik et al., 2015; Corbetta & Shulman, 2002; Rottschy et al., 2012)。具体来说，Quide 等人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工作记忆较差和壳核（putamen）皮质下异常激活，以及 vlPFC-putamen 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弱，相比之下，健康人群在特定的区域（包括 DLPFC-caudate，VLPFC-ILP）之间表现出更强的功能连接，研究者认为这与个体工作记忆的提高有关 (Quide et al., 2013)。并且再记忆检索（memory retrieval）的相关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 IPL-vlPFC 功能连接模式(Kostopoulos & Petrides, 2003; Petrides, 2005)。IPL 不仅是 FCN 的核心区域作为表征工作记忆和注意分配的核心，还与外侧额叶皮层之间存在直接的解剖学联系 (Caspers et al., 2011)。vlPFC 作为一种位于外侧额叶表征认知控制的核心区域，参与自上而下的调控个体的高级认知过程。研究发现，情绪失调患者的 dlPFC 和 vlPFC 的激活程度低于健康人群，这两个区域作为监管认知控制网络的关键节点，在支持评估的选择，操纵和抑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这些区域的激活降低可能影响了患者在情绪调节期间支持和构建个体重新评估的能力 (Buhleet al., 2014; Frank et al., 2014; Kohn et al., 2014; Zilverstand et al., 2016)。在本研究中 vlPFC-IPL之间的连通性增加，可能反映了个体的价值评估能力和注意分配能力增强，进而更有效的执行对情绪诱因的重新理解和选择，促进认知重评的执行和情绪调节的成功。综上所述，vlPFC-IPL之间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可能是支撑个体执行认知重评策略的一条神经通路。

认知重评影响拖延的神经通路

本研究发现，vlPFC 与 IPL 之间的功能连接能够部分中介认知重评对拖延行为的影响。其中，vlPFC 和 IPL 分别作为表征价值评估和注意分配的重要区域，vlPFC-IPL 之间的连接可能参与了情绪信息的价值评估和注意资源的分配。因此，认知重评对拖延行为的影响可能与vlPFC-IPL 对应的价值评估密切联系。IPL 表征的执行功能（注意分配，工作记忆）能够为高级认知过程提供支持 (Corbetta & Shulman, 2002; Quide et al., 2013)，而 vlPFC 则主要负责自上而下的控制个体的价值评估过程，为情绪状态和调节策略赋予价值 (Dixon, 2015; Dixon et al., 2017; Pessoa, 2008)。因此，当 vlPFC-IPL 之间的连通性增强时，个体可能分配了更多的认知资源用于对情绪信息的评估和选择。结合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我们推断随着对情绪诱因的认识和重组能力的增强，个体能够更加有效的缓解任务厌恶带来的负性情绪体验，进而导致任务回避动机（过程效用）的减少，促进了执行任务，降低了拖延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综上，本研究认为认知重评策略可能通过 vlPFC-IPL 这条神经通过影响拖延行为。

总之，研究一通过 VBM 和 RSFC 技术，分别从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两个角度探索了认知重评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行为结果发现，认知重评与拖延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VBM 的结果发现，认知重评与右侧 vlPFC 的灰质体积呈负相关，与右侧楔前叶的灰质体积呈正相关。功能连接的结果发现，vlPFC-IPL 之间的功能连接可以部分中介认知重评与拖延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一的结果表明，vlPFC-IPL 之间的功能连接，作为表征的价值评估和注意分配的神经通路，可能是个体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

研究不足

本研究分别考察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典型的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拖延行为背后的神经基础。研究结果表明，vlPFC 是负责价值评估和注意分配的核心脑区，并且这一脑区与负责注意分配的 IPL 之间的功能连接表征了认知重评影响拖延背后的神经基础。 我们采用相类似的分析思路，探究了表达抑制影响拖延的神经基础。结果发现，dlPFC 作为表征抑制控制的关键脑区，该区域与参与冲突解决的 Angular 之间的功能连接可能是表达抑制影响拖延的神经基础。尽管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明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拖延影响的神经基础，却仍然存在以下的不足。

（1） 研究没有采用任务态 fMRI 说明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拖延的神经机制。虽然在本研究中，VBM 和 RSFC 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探究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但是本研究对其背后心理过程的解释，还需要借助成熟的实验范式以及任务态 fMRI 来进一步验证。

（2） 本研究没有采用实验范式或者神经干预来操纵情绪调节策略，因此我们无法提供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拖延行为的因果关系的推论。

（3） 情绪调节不仅包含情绪调节策略，还包含情绪调节能力。本研究仅考察了两种最常见的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并没有关注情绪调节能力的差异对个体拖延行为产生的影响。

研究展望

针对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

首先，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时间决策模型的框架之下，结合或者改进成熟的情绪调节范式或任务态 fMRI，进一步考察情绪调节对拖延行为产生影响的认知神经机制。

其次，可以尝试通过使用神经干预技术如：TMS，tDCS 等，针对本研究发现的那些关键区域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从神经干预的角度进一步验证情绪调节影响拖延的神经机制，从而做出更加确切的因果推论。

最后，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不仅可以扩展其他的情绪调节策略对个体拖延行为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从情绪调节能力的角度出发，探究不同的情绪调节能力对情绪调节及拖延行为产生影响，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