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纳斯文献摘录——2

变化环境下玛纳斯河流域地下水环境演化及调控机制研究_侯昕悦

(三)地下水埋深地下水对于蒸散发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地下水位影响下的土壤湿润程度实现的[204],地下水的埋深越大,地下水对地表蒸散的影响就越小,随着地下水位的增加,日蒸散发量呈下降趋势。具体来说,当地下水位埋在0 m时,靠近地表的土壤含水量充足,蒸散发量最大;当地下水位继续下降但小于毛细上升高度时,地下水可通过植物根系输送到地表进行蒸散;随着地下水位的进一步降低,地下水很少向上运移,蒸散发量迅速降低。土壤湿度和地下水埋深在玛纳斯河流域不同水文地质单元内的分布差异较大(表3.2),同时驱动着地表表生生态产生差异,并进一步影响蒸散发。

为研究不同水文地质单元内地下水位对于蒸散发的影响,分析了不同水文地质单元内日蒸散发量所对应的地下水位埋深变化特征。山区通常为基岩裂隙水,因此我们在此不讨论山区的地下水位对实际蒸散发的影响。冲洪积扇区的中上部地下水埋深较大,为56.65±30.26 m,土壤含水量很少,在1.41%左右。席丹(2020)[176]研究表明,地下水埋深的影响范围最大为5.5m,尤其当有植被覆盖时,研究区的地下水埋深通常在5.5 m以内,地下水埋深大于5.5m时,地表蒸发不再随地下水深度的增加而减小。因此,在该地质单元内,地表蒸散发基本不受地下水埋深的影响,蒸散发均值相对较小,为1~2mm/d。在冲洪积扇扇缘地区,广泛分布有湿地,地下水位埋深很浅,在2m以内,土壤含水量接近于饱和,为21.76%左右,充足的水源大大促进了地表蒸散发强度,对应ETa较大,分布在5.2~6.3 mm/day范围内。冲积细土平原区位于溢出带以南,整体水位埋深在全区中较浅,河岸带主要分布有植被,远离河道处广泛分布着耕地,地下水埋深通常在5米以内,土壤含水量在7.54%左右,对应蒸散发量分布在4.5~5.8 mm/day,且随着水位埋深越大,蒸散发均值越小。风积平原区地下水位埋深较大,地下水位超过5.5 m,超出了地下水极限蒸发深度,土壤含水量很低,为5.06%左右,地下水位对其影响微弱,与ET分布特征没有相关性,日蒸散发量基本处于稳定状态,维持在1.8 mm·day-1。湖积平原区地下水埋深较浅,在1m左右,土壤含水量较高,在15.99%左右,相对应的蒸散发量很高,为6~7 mm/day。

综上所述,年内蒸散发分布表现为植被区主要受土地利用类型和地下水位埋深影响较大,而非植被区受气候变化控制,其中气温对其控制作用最为显著。如表3-3所示,山区的实际蒸散发量主要受大气条件控制;冲洪积扇上中部以及风积平原区由于受到大气和地下水分缺失的影响,主要受到地表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冲洪积扇扇缘和湖积平原水源充足,因此主要受到大气和地下水埋深的影响;冲积细土平原区由于地表土地利用类型丰富,且地下水位较浅,因此同时受到地表土地利用类型和地下水的影响。

3.4人类活动特征

3.4.1水利工程发展历程

玛纳斯河流域的开发工作从1950年开始,特别是在1954年玛纳斯河流域规划的基础上,经过近70年的艰苦奋斗,已建成引、输、蓄、配水和发电等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水利工程的发展历程与国家政策密不可分,可主要分为五个阶段(1950-1959、1960-1978、1979-1999、2000-2011和2012-至今),国家政策和水利措施的实施已对新疆地下水资源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阶段(1950-1959年):在玛纳斯河流域开发之前,流域山前平原区地下水资源含量为11.9×108m3,地下水转化地下水的重复量达到9.5×108m3,因此,平原区自有的地下水资源仅为2.5×108m3。自建国以来,新疆建设兵团入驻,农业开始大规模发展,棉花是新疆的主要经济作物。最初引用河水灌溉,灌溉定额为12000~15000 m3/hm2。第二阶段(1960-1978年):在1980年代之前,灌溉主要利用河流、水库和渠系系统的组合,灌溉定额为9000~12000 m3/hm2。如图3.12所示,1959-1961年间在出山口红山咀引水工程和平原区大量的渠系系统建成,为下游提供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年平均引水量为9.18×108m3/y。玛纳斯河流域已建成平原水库20余座(图3.12),多建于1955-1975年,主要分布于冲积扇带扇缘,总库容超过6.89×108m3,相当于玛纳斯河年均径流量的54%。在这些水库中,影响最大的三个大型水库是夹河子水库、跃进水库和大泉沟水库,分别建于1960年、1959年和1955年,库容分别为1.014×108m3、1.018×108m3和0.4×108m3,这些水库主要拦截和储存玛纳斯河水源。2014年,修建了肯斯瓦特水库。另外,玛纳斯河流域人工渠系长度由1961年的6073.6 km增加到2006年的15082 km[175],几乎所有的水库水都通过渠系系统输送到下游灌区,很少有水从水库排入河床。第三阶段(1979-1999年):地下水的大力开发始于1980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的实施和耕地的加速扩张,1980年以后,流域的农业灌溉用水开始向地下水资源转换,灌溉活动通常以地表水与地下水结合(渠、库、井联合灌溉)的方式呈现,灌溉定额为6000~9000 m3/hm2。区域内石河子灌区总用水量最大,为13.47×108m3,用水比例高达56.76%,其中地表水开采占53.11%,地下水开采占74.21%[175]。据石河子市水电局统计,全市共有水井2417口,地下水灌溉井2032口,自流井385口。地下水资源开采量由1984年的47%上升到了现在的61%,地下水的开采作为灌溉水源逐渐增加,其中2.89×108m3/a用于农业,1.33×108m3/a用于工业。第四阶段(2000-2011年):随着2000年中国政府推出“西部大开发”政策,灌溉方式逐渐由粗放的大水漫灌改为节水滴灌,膜下滴灌成为主要的灌溉方式,灌溉定额减少为4500~5000 m3/hm2,其用水定额是最低的,也是最省水的。目前,超过80%的棉田覆盖了薄膜地膜[205]。灌溉用水系数由1980年的0.38已逐步提高到2000年的0.57,且在2015年达0.68。截止2016年,流域滴灌面积占耕地面积达94.8%。节水滴灌技术节约30%左右水资源[175],1976-2010年种植面积增加了875.44 km2,但农业用水减少了2.4×108m3[167]。此外,节水灌溉可有效降低地下水位,减少土壤盐碱化危害,而且省力,减少化肥用量,粮食产量提高了10%~20%。第五阶段(2012-至今):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在新疆地区开启了“新疆地下水超采区恢复”项目,采取埋民井、减少地下水开采、提高水价、退耕还草等措施以保护地下水资源。

3.4.2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随着玛纳斯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流域内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逐渐扩大,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程度也逐渐增高,主要用于农业水供给,在1985年农业用水高达97.51%。尽管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和节水滴灌的实施,农业用水量在近些年已经有所减少,但截至2015年,地表水资源利用率仍然达到96.27%,地下水开采率接近56.79%,其中农业用水量占主要,2018年农业用水量仍然占总用水量的93%以上(表3.4)。

3.5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分析玛纳斯河流域气候的时空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变化特征,得到:1)1957-2018年玛纳斯河流域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年平均气温在6.73~8.16℃范围内,气温增加速率为0.318~0.501℃/10a,气温时间序列在1988年后气温升高速率显著增加。在全球尺度条件下,中国西北干旱内陆地区的气候变暖趋势明显强于其他气候区,可能发生更强烈的干旱化趋势;在局地尺度下,山区为气温上升最敏感的区域,气候变暖导致山区冰川和雪融化加剧,从而增加对流域水资源的补给,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流域水资源的不稳定性。2)1957-2018年玛纳斯河流域年降水量呈微弱的上升趋势,流域内年降水量总体由南向北递减,降水的增加速率为0.7345~1.806 mm/10a,其中山区的降水量增加速率较高,这与山区冰川融雪水增加有关,山前平原区耕地扩张也了导致降水的增加。从降水强度上看,流域内总降雨日数和贡献率总体呈减少趋势,其中,小雨日数和贡献率明显减少,而中雨、大雨、暴雨日数和贡献率呈增加趋势,降雨强度的整体增加趋势将导致降水入渗能力的减小,从而减少对地下水的补给。3)1975-2018年间,耕地和灌溉增加导致气候趋于湿润、引起蒸散潜力减小。耕地蒸散发量在冲积细土平原区是蒸散发量持续增加的最大贡献者,占到流域总蒸散发量的40%~44%。在不同水文地质单元内实际蒸散发量分布特征主要由大气、地表和地下水体三个条件共同决定,主要表现为植被区主要受土地利用类型和地下水位埋深影响较大,而非植被区受气候变化控制,其中气温对其控制作用最为显著。4)玛纳斯河流域水利工程的发展历程与国家政策密不可分,可主要分为五个阶段(1950-1959、1960-1978、1979-1999、2000-2011和2012-至今),在此期间大量修建了引水渠首、渠系、水库、水源地等水利工程,地表水与地下水同时开发利用,主要用于农业利用。

第四章地下水环境演化机制与效应

基于上一章分析结果,本节将考虑气候变化的大背景,根据国家有关调控水资源的重大政策,将研究期(1957-2018年)分为5个时期:1957-1959年、1960-1978年、1979-1999年、2000-2011年和2012-2018年,并将研究区分为山区、冲洪积扇区、冲积细土平原区、风积平原区和湖积平原区5个典型水文地质单元,通过分析流域地下水动力场和地下水化学场的时空演化及效应,以揭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环境演化的驱动机制。

4.1地下水动力场演化及效应

        由于玛纳斯河流域山区内地下水主要以基岩裂隙水的形式赋存，且变化程度较小,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山前地区(包括冲洪积扇地区、冲积细土平原区和风积平原区)地下水动力场演化进行深入分析，将流域作为一个整体，以典型年份流场(1957、1995、2003、2008、2015和2018年)为基础，分析地下水动力场随时空的变化规律。

4.1.1地下水梯度场时空演化特征

        从地下水梯度场来看，近60年来整个研究区内地下水位已发生较大改变（图4.1）。图4.1a显示了研究区内地下水位的演变趋势。区内等水位线呈近东西向展布的平行线，冲洪积扇地区地下水位最高，地下水位由南向北逐渐降低。

在天然状态下（1957年），沿玛纳斯河两侧地下水埋深较远离河道处地下水埋深更浅。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地下水位普遍上升，尤其在冲洪积扇扇缘及冲击细土平原区，地下水往往溢出地表。演化到21世纪，这个研究区地下水位已几乎全部下降到地表以下，溢出带仅偶尔分布在扇缘。

值得注意的是，在冲洪积扇扇缘地带，440 m地形等高线附近的区间内原来为溢出带上部，现泉水溢出范围明显向下游水库沿线地带萎缩，现在泉水溢出带仅分布在平原水库上下游，约400m等高线附近区域内。

图4.1b显示了流域内地下水位分别在1957至1995年、1957至2003年、1957至2015年、1957至2018年的变化幅度。1957-2018年间地下水流方向几乎不变，地下水由南流向西北方向，与地形变化一致，但整个流域地下水位呈下降趋势。研究区地下水位下降幅度最大、最明显的是冲洪积扇区中上部，河水与地下水处于脱节状态，有巨厚的非饱和带和较深的地下水位，降幅最大超过31 m。与1957年相比，2015年450 m标高的地下水位等值线已向南部上游推移了13~15 km。冲积细土平原地区的地势趋于平坦，耕地分布较广，地下水位在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变化较大，地下水位显示上升趋势，平均地下水位上升幅度最多约16 m。自1990年代以来，从大水漫灌向节水膜下滴灌的转变导致冲积细土平原区地下水位下降25~29 m。主要分布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风积平原区地下水位变化最小，该地区地下水位呈小幅下降趋势，1957-2018年下降幅度小于4 m。在2015-2018年间，全流域潜水地下水位有所上升。

图4.1玛纳斯河流域(a)1957-2018年地下水埋深图。(b)1957-1995年、1957-2003年、1957-2015年和1957-2018年内地下水水位变化的空间分布图。

图4.2显示了研究区在过去60年地下水水力梯度的演化过程。地下水流速由达西定律计算[207,114]

其中v是地下水流量(LT-1),K是在现场和实验室确定的渗透系数(LT-1),Δℎ是水头差(L),ΔL是流路长度(L)。该计算过程是使用ArcGIS软件进行的。

地下水水力梯度整体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不同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水力梯度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冲洪积扇地区地下水水力梯度在1957-2003年呈下降趋势,变化率为1.5‰左右,2003-2018年呈上升趋势,变化率不超过3.7‰。在扇缘的溢出带地区地下水水力梯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变化率约3.1‰。冲积细土平原区地下水水力梯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达2.6‰,但2015-2018年部分地区有所增加,变化幅度不超过1‰。风积平原区地下水水力梯度呈小幅下降趋势,变化率为1‰左右。

图4.2玛纳斯河流域1957-1995年、1957-2003年、1957-2015年和1957-2018年内地下水水力梯度变化的空间分布图。

地下水水力梯度的变化导致了地下水流速的时空变化(图4.3)。1995年、2003年、2015年和2018年相对于1957年地下水流速空间分布的变化是使用方程(2.7)确定的。1957-2018年玛纳斯河流域地下水流速呈小幅下降趋势,主要集中在冲洪积扇区的中部,下降幅度为0.02-0.08 m/d。这进一步表明冲洪积扇中部地区地下水位呈下降趋势。然而,1957年至2018年上部冲洪积扇区地下水流速以0.03 m/d的速率上升趋势可能是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出山口处地下水位下降幅度较大[187]。冲洪积扇扇缘地区的地下水流速低于冲洪积扇上中部,在1957-2018年内从0.075 m/d下降到0.07 m/d。1957-2018年间,冲积细土平原区和风积平原区大部分地区的地下水流速下降了约0~0.01 m/d。

图4.3玛纳斯河流域1957-1995年、1957-2003年、1957-2015年和1957-2018年内地下水流速变化的空间分布图。上述现象表明,流域自开发以来,由于受到气候干旱条件和水资源过度开发的制约,地下水动力场经历了巨大演变,山前冲洪积扇地下水位产生巨大降幅,引起流域地下水流速减小,尤其是冲洪积扇地区地下水流速下降最大达到了0.08 m/d,进一步导致地下水维持河流基流的功能已严重退化。

4.1.2地下水速度场时空演化特征

从时间上的地下水变速场来看,图4.4显示了在1965-2018年间玛纳斯河流域不同水文地质单元内地下水位随时间的变化速率。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整个流域地下水平均变化速率整体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地下水位开始呈下降趋势,2000年至2015年左右,流域内地下水位急速下降,2015年后地下水位有所上升。

1)1965-1978年间,流域内地下水位总体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其中,冲洪积扇区地下水位与冲积细土平原区和风积平原区地下水位的变化趋势相反,冲洪积扇区地下水位以0.13 m/y的速度下降,而在冲积细土平原区和风积平原区地下水位以0~0.22 m/y的速度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在此期间,冲洪积扇区的石河子市较中下游发展更快,对水资源需求更大,对地下水的抽水量更大,而中下游主要发展农业种植,灌溉回归引起浅层地下水位的缓慢上升。

2)1979-1999年间,流域内地下水位由上升转为下降,平均地下水位下降速率为0.28m/y。其中,冲洪积扇区地下水位和风积平原区深层地下水位下降速率最大,大于平均地下水位下降速率。这可能是由于该时间段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急速增加,地下水开采量急剧增加,尤其是冲洪积扇区分布有石河子市水源地,对水资源开采量为流域内最大,但由于该区地下含水层渗透性能较强,地下水位下降速率小于风积平原区深层地下水,而风积平原区地下含水层渗透性能很弱,深层地下水不能及时接受补给,一旦地下水被抽取,地下水位将发生快速下降。另外,冲积细土平原区浅层地下水位下降速率较小,是由于该时期抽取地下水主要为浅层,同时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下回归水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地下水位的下降。3)2000-2015年间,流域内平均地下水位以0.37~1.92 m/y的速度加速下降。其中,冲积细土平原区深层地下水下降速度最快,其次是风积平原区,这主要与地下水开采有关。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后,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张引起对地下水资源需求量的快速增加,另外,深层地下含水层的弱透水性能导致地下水不能受到及时的补给,而引起地下水位的快速下降。流域内浅层地下水尽管不被用来抽取灌溉,然而,节水的灌溉措施使得灌溉回归水大量减少,在强烈的蒸发条件下,补给量不够,因此地下水位同样呈下降趋势。4)2016-2018年,平均地下水位以0.66 m/y的速度快速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地下水开采量减少有关。其中,冲积细土平原区和风积平原区的地下水位上升速率很小,以小于0.3 m/y的速度小幅上升,而冲洪积扇区地下水位上升速率超过了1.5 m/y。这主要与含水层岩性和渗透性能有关。尽管水文生态建设政策在2012年已实施,但地下水位在2015年才有明显上升,表明地下水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地下水恢复速率极慢。

4.1.3地下水均衡效应

就玛纳斯河流域的地下水均衡而言,地下水储量的变化可归因于地下水补给减去地下水排泄。1957-1959年地下水资源总量为11.97×108m3,累计地下水总平衡量呈下降趋势,1957至2018年下降了约45.11%(表4.1,图4.5),地下水面临严重的枯竭风险。

4.1.3.1地下水补给项研究

区对地下水的补给主要来自河流、渠道水和灌溉水,几乎不受降水的补给(图4.5),尤其在城市地区,土地覆盖通常是不透水的,限制了降水入渗[208]。

(一)河水入渗1957-2015年年平均河流径流总体呈增加趋势(图4.6a)。Pettitt检验结果(图3.2d)显示,径流时间序列最显着的突变点为1995年(p>0.95)。与1957-1995年相比,肯斯瓦特站的平均径流在1996-2015年间增加了26.19%。此外,玛纳斯河径流量的波动变得更为剧烈,径流变化系数从1957-1995年的0.11增加到1996-2015年的0.17。气候变暖导致山区径流的高度可变性可能导致对山前平原地下水的估计有偏差[2],并可能使对地下水补给的预测不可靠。玛纳斯河流域1956~2013年径流量系列中,最大为1999年,径流量为19.43×108m3,最小值出现在1992年,径流量约为9.38×108m3。近年来受区内降水增加的影响,径流量也呈增长趋势,2003年流域地表水资源量为12.99×108m3。最大年径流量是最小年径流量的1.93倍,玛纳斯河年径流变差系数Cv值为0.16,玛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13.1×108m3,洪水期为6~8月,水量占全年的67.05%;而枯水期(11月至翌年4月)水量只占全年的14.16%。在1959年之前,河流在出山口后的冲洪积扇区大量入渗补给地下水,之后河水和地下水共同由南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边缘流向西北的玛纳斯湖。出山口处的红山咀站河流得到上游河流和出山口泉水的共同补给,径流量约为12.89×108m3(图4.6 a)其在冲洪积扇区的补给率约为总补给量的72.16%,因此1959年前河水入渗是地下水补给最重要的部分。自从1959-1961年玛河流域大规模修建大量的引水工程和水库,红山咀站年平均径流量减少9.28×108m3,约72%,并且仅发生在1960-1990年的5-8月(图4.6 b),导致河水入渗量在1962-1978年间迅速下降至23.24%。夹河子水库下游枯水年经拦河水库及其它贯注式平原水库的调节,仅有少量的洪水下泄。

(二)渠系渗漏和灌溉回归1957-1961年至1962-1978年,渠道渗漏水补给率和灌溉回水补给率分别增加38.80%和12.71%,渠道渗漏成为地下水补给的主要组成部分。1979-2018年间,渠道漏水补给率下降了22.56%,这可能是由于渠系系统防渗系数从1950年代的0.3增加到2015年的0.78[209]。1999年以来由于采取滴灌措施,1978年至2018年灌溉回水补给率下降了4.29%。4.1.3.2地下水排泄项在玛纳斯河流域,地下水开采、泉水排泄和实际蒸散是地下水排泄的主要组成部分(图4.5)。(一)地下水开采自1970年代以来,地下水的大量开采与耕地的加速扩张相吻合。从1957年到2018年,地下水开采量增加了59.40%。冲积扇带主要地下水开采区为石河子和玛纳斯,地下水开采总量占冲积扇带的92%以上。冲积扇带地下水自1975年开始开发,并迅速增加,2013年达到27,620×104m3(图4.7),占总开发量的45.15%。此外,位于冲积细土平原区和风积平原区的莫索湾、下野地、老沙湾和小拐的地下水开采量分别占2013年总开采量的9.80%、8.21%、26.31%和5.53%。

(二)泉排泄水是干旱区的生命之源,泉水和湖水对玛纳斯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沿河流或湖泊分布的沼泽植被,至今为止,过度引水、使用水资源已经导致玛纳斯河流量的切断,数千个湿地和玛纳斯湖已经萎缩甚至干涸[210]。连续的泉流量数据如图4.8a所示,从1957年到2013年,泉水流量从1957年的4.29×108m3/a下降到2013年的1.07×108m3/a,显着减少了3.22×108m3/y,下降幅度约75%。我们发现了至少两个显著的泉排泄量下降突变点,即1959年和1987年。首次显着减少1.02×108m3/y,约占1959-1961年春季流量的28%。使用Pettitt检验(p>0.95)检测到1987年为第二个显着的泉流量突然下降点(图4.8)。1957-1959年期间泉流量几乎不变,年平均泉流量为4.26×108m3/a。1959-1961年间,冲积扇河段河流入渗量减少约5.86×108m3/y,大于泉水流量减少量。因此,泉流量的减少也可能受到灌溉回水和渠道渗透增加的影响。1962-1978年间,泉水流量主要受引水量影响,控制河流入渗,泉水流量保持动态稳定状态,平均为3.01×108m3/y。冲积扇边缘的泉水是冲积扇带的地下水被粘土层阻挡并排入地表的结果,因此泉流量与冲洪积扇区地下水位两者吻合较好,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926(p<0.01)。红山咀站泉流量与径流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87(p<0.01)。1979-2013年,地下水开采量增加2.66×108m3/y,泉水流量减少2×108m3/y,约64.94%。泉水流量与地下水开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r=0.894,p<0.01)表明,1979年后泉水流量的下降与地下水开采量一致。我们采用简单线性拟合法分别定量评估了红山咀站泉水流量与河流径流、泉水流量和地下水开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Qs=0.185 Qr+2.201,R2=0.634(1962-1978年),Qs=-0.7246Qg+3.199,R2=0.864(1979-2013年),其中Qs为泉水流量,Qr为河流径流,Qg为地下水开采量。这意味着冲积扇地下水开采成为加速泉流耗竭的主要因素。

4.2地下水化学场演化及效应

4.2.1地下水化学场时空演化

特征表4.2、表4.3和图4.9显示了1957、2003年和2018年地表水和地下水水化学分布情况。1957年山区地表水样品的pH、TDS和水化学成分均高于2003年和2018年。2003年至2018年间地表水的物理和水化学特征差异不显着,pH值范围为6.58~7.5,TDS值沿水流路径逐渐升高,从山区<300 mg/L到风积平原区>1000 mg/L。2003年和2018年地表水的演化过程大致相似:山区的HCO3·SO4-Ca型水逐渐转变为冲积细土平原区和风积平原区的SO4·Cl-Na型,最后演化成湖中的Cl-Na型水。

沿地下水流动路径,1957年、2003年和2018年浅层地下水的pH值相似,从上游pH值为8.2到下游为6.13。2018年浅层地下水TDS值区间为176.12~42885.4 mg/L,与2003年和1957年的142.1~9977.22 mg/L区间相比,呈现明显上升趋势。2018年TDS值与2003年相比,变化多体现在中下游,冲积细土平原区TDS值增加约1000 mg/L,风积平原区增加约2000-4000 mg/L。1957年、2003年和2018年浅层地下水主要化学成分浓度存在显着差异。冲洪积扇区中,2003年地下水中SO42-和Cl-浓度较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2018年在2003年基础上平均增加10%以上,水型由1957年的HCO3-Ca型转变为2018年的HCO3·SO4-Ca。在冲洪积扇带扇缘,从1957年到2018年TDS值下降超过2000 mg/L,浅层地下水中Ca2+、Mg2+、Cl-和SO42-的所有浓度均下降了超过一半,这与地下水位的显着下降密不可分。在冲积细土平原区,2018年除HCO3-外,所有化学成分的TDS值和浓度均较2003年增加20倍以上,水体类型由HCO3·SO4-Na变为SO4·Cl-Na。在风积平原和湖积平原区,2003年TDS和Na+浓度下降了60%以上,这可能是由于地下水位升高所致,2018年HCO3-、SO42-、Na+的浓度增加了约一半。深层地下水中水化学特征的变化不明显。沿着地下水流动路径,pH从6.9变为9.45。2003年深层地下水的TDS值为195.0~1839.5 mg/L,2018年为205.9~1719.9 mg/L。2003~2018年下游的主要水化学浓度存在一定差异。在冲积细土平原区,2003年深层地下水的水体类型为HCO3·SO4-Na,随着Na+和Cl-浓度的增加,水类型变为HCO3·SO4/HCO3·SO4·Cl-Na型。风积平原区2003年深层地下水水型为HCO3·SO4-Na·Ca。2018年冲积细土平原区边缘靠近荒漠地带的Cl-浓度显着增加400 mg/L以上,水类型转变为Cl·SO4-Na,而未被开发的沙漠地区的水类型始终以HCO3-Na为主。

4.2.2地下水化学场的形成机制

Gibbs图(图4.10)显示了控制玛纳斯河流域地下水化学的自然过程[211],包括:Ⅰ大气降水主导;Ⅱ水岩作用;Ⅲ蒸发和结晶。在玛纳斯河流域内,大多数地下水样点属于集群Ⅰ,有少量样点属于集群Ⅱ,没有地下水样点落在降雨主导可溶盐的范围内。这说明水岩作用是控制玛纳斯河流域地下水主要溶质的主要自然过程,而降水不是干旱区水中溶解盐的重要控制因素。这可能是由于玛纳斯河流域年平均降水量(170mm)不到年平均蒸发量(1800mm)的十分之一,流域的含水层很少从当地降水中得到有效补给,这与Ma等(2018)[187]的研究结果一致。

利用PHREEQC 2.13[212]估算离子的形态和矿物饱和指数β,进一步探究地下水化学的演化过程。β值可以指示水岩作用,其具有如下性质:当β<1时,矿物可继续溶解;当β=1时,则矿物溶解与沉淀量达到动平衡;当β>1时,则水中矿物发生沉淀。玛纳斯河流域内自补给区至排泄区,与水化学离子组分有关的矿物的饱和指数(β),总的变化趋势为由低逐渐变高(图4.11)。在石河子-玛纳斯,老沙湾和小拐一带,β方解石、β白云石值均大于1,表明方解石和白云石等碳酸盐处于过饱和的沉淀状态。而河岸带地下水受到河水的补给,起了稀释作用,因此β方解石、β白云石值相对较小。β石膏值在整个流域都小于1,因此相对易溶的石膏、硬石膏等硫酸盐处于不断溶解状态。β岩盐值为1.86×10-4~6.31×10-10,比β方解石、β白云石和β石膏值低4~10个数量级,尽管Cl-、Na+离子浓度较高,但岩盐仅在非常高的矿化度(TDS)下沉淀[213],因此岩盐在整个流域处于强溶解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老沙湾及附近地区地势低洼,渗流速度非常小[162],地下水和黏土层相互作用的时间长,离子交换作用和岩盐溶解作用加强,Na+,Cl-离子浓度较高,β方解石和β白云石大于1.0,最高达4.07和91.2,方解石和白云石发生沉淀,而Ca2+,SO42-,HCO3-含量较少。

4.2.3地下水化学场演化效应

基于上述结果,表明地下水化学场的变化是地下水动力场演变和人类直接排放的结果[14],地下水化学场的演化进一步引起一系列水文效应。如图4.12所示,在冲积扇中,地下水中SO42-和Cl-的浓度从1957年到2003年增加了100%以上,这可能归因于硫酸盐和岩盐的溶解,因为地下水流速减小增加了含水层中水岩作用的时间和强度。如果未来冲积扇区地下水位和流速继续下降,将对地下水循环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影响整个流域的地下水水质。然而,这种现象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被提及。冲积细土平原区从2003年到2018年,浅层地下水的TDS值和水化学成分显着增加,我们将其归因于由于地下水流速降低,加上蒸发量增加,水岩作用增强。尽管尝试通过滴灌减少土壤和浅层地下水的盐渍化,但我们的结果表明作用不明显。事实上,滴灌实施后,地下水位的下降在短时间内对地层的淡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长期滴灌,很难通过灌溉水将盐分带入地下水,盐分容易在40-80 cm深度的地层中积累[48],增加了土壤二次盐渍化的可能性。深层地下水水质主要受抽水影响。在一些地区,由于浅层地下水的混合,深层地下水中Cl-的浓度有所增加[187]。然而,2018年老沙湾的深层地下水质量优于2003年,这可能是因为该地区为低洼地区[214],2003年流速低,水化学溶质富集,而2018年抽取深层地下水提高了水循环率,从而改善了水质。风积平原区地下水的盐渍化主要是由于长期的矿物质溶解[183]和人类通过修建地表和地下沟渠防止耕地盐渍化直接将高盐度水从耕地排放土地[171]。沙漠边缘发现2018年TDS为42885.4 mg/L的高盐度水,沙漠边缘承压水TDS值显着升高,向沙漠中心扩散。这表明不合理的灌溉已经导致绿洲地区的盐渍化和碱化。玛纳斯河流域内盐碱地主要分布在冲积平原和地势低洼的沙漠边缘区,特别是延伸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内部的几个灌区的外围和边缘。在绿洲外围和边缘,盐碱地沿沟渠和地下水向西北方向呈条状或片状向沙漠中延伸。沙漠低洼边缘地区盐碱地带状分布的主要原因是大量挖沟排水。未来,绿洲和沙漠边缘低洼地带可能成为盐碱污水的主要排放带,一些排水盐碱废水的沟渠已进入格尔班通古特沙漠[171]。由于沙漠地区地下水流速极慢、更新速度极低,其地下水位和水质恢复难度极大。如果冲积细土平原区地下水的高强度开采和盐分排入沙漠地区继续下去,未来水质较差的沙漠地下水可能会侵入冲积细土平原区的地下水,这对冲积细土平原区的农业发展将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4.3地下水环境演化的驱动力分析

4.3.1气候变化影响

山区的冰川和积雪是许多内陆干旱地区的固体水库,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215]。自1990年代以来,干旱地区的变暖趋势更加强烈,这导致更多的冰川/雪融水和更多的径流。这与2003年和2018年河流中主要化学成分的浓度相比1957年有所下降是一致的,因为冰川中主要化学成分的浓度较低。然而,地下水补给量没有明显的相应增加。这表明额外的水资源被带入耕地,使地表温暖湿润,有利于缓解地表干旱,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但并未增加灌溉回灌的地下水补给量。过去60年来,玛纳斯河流域的降水量有所增加,而由于蒸发量高,含水层无法通过当地降水有效补给[187],依赖于山区冰川融化和融雪的水源。这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的补给机制不同,例如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南部[15]和青藏高原[13],那里的降水和温度通常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含水层中的地下水位。此外,盆地特别是冲积细土平原区蒸发量的增加可能与变暖趋势密切相关。这与Chen等(2004)[15]的结果一致。年平均气温越高,气温效应越强。温度升高可能会加速植被的蒸散[216],降低地下水资源的补给率,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气候变暖不仅引起了流域水资源的补给特征和径流大小的变化,还影响了水系统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加水资源的不确定性[217]。调查表明,随着气候变暖,冰川融水的调节功能下降,极端降水和水文事件频发,径流不稳定性或变异系数随着冰川面积的减少呈指数增加。对于玛纳斯河流域,随着冰川消退,径流量的年际间波动更为剧烈,水文过程变得更为复杂,这对水资源的管理构成了巨大挑战。Green等(2011)[6,218]已经概述了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的地下水文的关键方面,气候变化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量和水质。除了影响蒸散发外,由于上个世纪测量的气温变暖[219],地下水温度的升高可能会影响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从而影响地下水质量,这也可能损害地下水依赖的生态系统[6,220]。从地下水温度的变化和营养通量(例如氮和磷)[221,222]的变化角度来看,温度增加、水量减少、流速减小、以及各种改变的生物地球化学反应[223]将加剧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丧失的地表水更容易富营养化[157]。

4.3.2人类活动影响

(一)渠道和水库的影响冲洪积扇区在1962-1978年受引水影响,地下水位下降幅度为全流域最大。1962年以来的渠系和水库使地表水入渗分布均匀化,冲积扇带河水对地下水的补给量明显减少48.92%。这意味着厚的非饱和带变得更干燥,从而降低了含水层的渗透性。同时,气候变暖导致的地表和上层含水层干燥可能会恶化含水层的渗透性,从而延长包气带的水输送时间,导致地下水供应减少。这一推论类似于Laroque等(1998)[224]所指出的,即当一些含水层在枯水期间变得不饱和时,法国含水层的渗透率发生变化。虽然水库和渠道渗漏会补充部分减少的河流入渗,但由于大量地表水的蒸发量增加和含水层在更大范围内的持水作用,冲积扇的地下水供应仍然减少。引水和灌溉对于冲积细土平原的影响是深刻的,由于平原内主要分布耕地,灌水较为广泛,地下水动态主要受到引水和灌溉的影响,因此,引水和灌溉活动缓解了冲积细土平原区灌溉期间的缺水情况,导致冲积细土平原区地下水位在1957-1995年期间上升了15 m以上(图4.1)。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在非灌溉时期,特别是在冬季,调水减少了向下游地区的水释放,实际上加剧了下游地区的干旱[225]。1999年以后,由于推广滴灌,调水较多,以满足扩大的耕地需求;然而,灌溉回水和地下水资源因节水而显着减少。这与世界上许多干旱地区相似。例如,Peña-Arancibia等(2020)[226]表明,增加地表水用于灌溉不足以提高冲积细土平原区的地下水位。

(二)地下水过度开采的影响地下水的过度开采本质上是耕地的过度扩张,严重耗尽了地下水的储存量。地下水开采对冲积细土平原区深层地下水影响最大,直接或间接改变了区域地下水流动系统。2011-2018年地下水分层监测井监测数据显示,冲积细土平原区边缘的深层地下水位(-180~-250 m)下降了约12 m,导致地下水水力梯度发生反转,水流路径可能将由深层流向浅层转变为由浅层越流向深层,地下水监测数据表明,分层观测井zge21-1(80m)和zge21-4(380m)之间的地下水水力梯度在2014年前发生了改变(图4.13),这可能会引起水质较差的浅层地下水混入并污染深层地下水[227]。另一方面,增加的蒸发量进一步耗尽了地下水。Berbel等(2015)[228]认为灌溉方式的改变并没有增加蒸散量,因此我们认为耕地面积的增加和气候变暖可能是蒸散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而不是漫灌向滴灌的转变。为了减少地下水开采,欧盟(2012)提议提高水费并提高用水效率;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限制耕地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2015年以后,地下水位随着开采量的减少而上升,泉排泄量的恢复也依赖于地下水开采量的减少。同样,Ashraf等(2017)[229]表明,在美国两个选定的含水层中,人为开采减少约20%可能会将泉枯竭状态转变为以自然流量为主的状态。然而,地下水位的恢复需要时间[230],尤其是冲积细土平原区和风积平原区深层地下水位的恢复,因为其更新速度非常缓慢[187]。

4.4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分析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流域地下水动力场与化学场在时空上的响应特征,得到:1)从地下水梯度场来看,1957-2018年间研究区地下水流方向几乎不变,但地下水位整体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冲洪积扇区中上部,降幅最大超过31 m,引起地下水流速显著放缓,下降幅度为0.02-0.08 m/d;泉排泄量减少75%,同时该区地下水流速从0.075m/d下降到0.07m/d;冲积细土平原地区地下水位自1990年代以来下降25~29 m,地下水流速下降了约0~0.01 m/d;风积平原区地下水位下降幅度最小,小于4m。从地下水速度场来看,地下水位发生明显变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地下水位呈缓慢下降趋势,下降速率约为-0.28 m/y;2000-2015年间,流域内平均地下水位加速下降,尤其是冲积细土平原区深层地下水位下降速率高达-1.92 m/y;2015年后平均地下水位以0.66 m/y的速度快速上升。地下水位的下降主要是由山前冲洪积扇区河水入渗量减少以及地下水开采量增加引起,玛纳斯河流域地下水资源储量下降了45.11%,正面临着严峻的地下水枯竭风险。2)地下水化学场的变异主要由地下水动力场演化引起。由于整个流域内地下水流速的减小,增加了含水层中水岩作用的时间和强度,导致在冲积扇中地下水中SO42-和Cl-的浓度从1957年到2003年增加了100%以上;冲积细土平原区浅层地下水的TDS值和水化学成分在2003-2018年间显着增加,而某些地区深层地下水水质由于被开采提高了水循环率,从而得到改善;风积平原区沙漠边缘发现2018年某处地下水TDS为42885.4 mg/l的高盐度水,这是由于长期的矿物质溶解和人类排放导致地下水盐渍化更为严重。3)流域内地下水环境在在近60年来受到较大强度的扰动,这与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的增强密不可分。冰川融水和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呈增加趋势,同时,引水工程缓解了中下游灌区灌水期的干旱情况。相反,1959-1962年河流入渗减少48.92%,导致冲积扇地区地下水位下降,冲洪积扇扇缘的泉流量减少28%。1978年以后,长期与灌溉相结合的地下水开采使绿洲区地下水储量严重枯竭,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ET不断增加。此外,绿洲带深部地下水的枯竭改变了地下水的流动,有可能造成深部地下水水质的进一步扩展和恶化。2012年以来,采取节水措施,但是,深层地下水水位的恢复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复杂的区域含水层系统中，地下水补给和含水层的相互联系是控制地下水流动和水化学演化的两个最重要的过程，但它们也是最难表征的过程之一。

岩层沉积环境和地质构造的复杂性决定了含水介质的空间分布普遍存在不连续性、不均匀性和不确定性,如何概化多层结构的含水岩组是水文地质空间结构三维建模的一个关键问题。

本文提出的累积导水系数法以钻孔资料为主要源数据。依据累积导水系数值随地层深度的变化，概化分层岩性。结合水文地质剖面岩性沉积规律和剖面各钻孔累积导水系数曲线斜率随深度变化的整体特征，概化剖面含水介质结构。以玛纳斯河流域为例，应用该方法对实际岩性剖面概化分层。分层结果显示，该方法保持了概化前后含水介质的水力性质不变，概化分层后的含水层在空间上具有很好地连续性，为地下水数值模拟奠定了基础。与传统方法相比，该方法在概化复杂层状岩性的含水介质时，实现了含水岩组的半定量概化，减少了人为主观性。这种定量与经验的有机结合，提高了复杂含水岩组概化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具有较高的仿真度。所用钻孔数据等资料均为野外实际资料，表明累积导水系数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普适性。

应用概化后的各含水层高程数据，通过GMS建立三维水文地质结构模型，可以清晰看到研究区含水系统的空间展布情况及组合关系，并能够以不同的角度、任意位置的剖面展示含水层和弱透水层的空间结构，使人们能获得含水层具体且直观的概念，便于确定地下水数值模拟的参数分区和参数初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地下水位动态变化特征

2.1.1 地下水位年内动态特征

1)潜水 灌溉入渗-开采型。主要分布在人口集中、农业活动频繁和地表水-地下水联系密切的区域,是潜水年内动态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以S2监测井为例(图2(a)),1—3月水位上升,最高水位出现在3月,4月开始灌溉,地下水位随开采量的大幅增加而明显下降,受田间灌溉水渗漏和渠系渗漏补给等作用影响,7—8月水位最低,9月农作物成熟,地下水开采量减少,水位开始回升至次年3月前后。

水文-开采型。主要分布在河流附近,也是潜水年内动态特征表现形式之一。以K9监测井为例(图2(b)),地下水位动态变化滞后于河流流量变化,且1—3月地下水开采量少、枯水期地下水补给河流,因此水位多呈缓慢降低趋势。4—9月河流流量虽有所增加,但随着地下水开采量的增加,5—7月水位降至年内最低,9—11月水位年内最高。

2)承压水 开采型。分布于地势低平、地下水径流缓慢的中部平原区,是承压水年内动态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以M7监测井为例(图2(c)),相比灌溉入渗-开采型,因开采强度大,开采型动态变化曲线地下水埋深大,1—3月水位上升,7—9月水位最低,因地下水垂向和侧向补给能力差,水位开始回升时间要晚1—2个月,最终回升至次年3月前后。

2.1.2 地下水位年际动态特征

以图2(d)为例,结合44眼监测井直线趋势法拟合结果,根据地下水位年均速率划分地下水多年动态类型(表1)。地下水多年动态类型可划分为水位快速上升(≥0.5 m/a)、缓慢上升(0.1~0.5 m/a)、基本稳定(-0.1~0.1 m/a)、缓慢下降(-0.5~-0.1 m/a)和快速下降(≤-0.5 m/a)5种类型[25]。1)潜水 由表1可知,水位快速上升型分布在区内石河子市和玛纳斯县南部山前,2016—2020年潜水水位年均上升速率基本相同,分别为0.67 m/a和0.68 m/a。快速下降型分布在呼图壁县潜水区中部,潜水水位年均下降速率为区内最大(-1.21 m/a)。缓慢上升型在昌吉市区北部附近沿东西走向分布,潜水水位年均上升速率为0.23 m/a。缓慢下降型主要分布于昌吉市区西部,潜水水位年均下降速率为-0.39 m/a。 2)承压水 快速上升型主要分布在石河子市北部承压水界线附近以及玛纳斯县北部漏斗边缘,承压水水位年均上升速率分别为1.15 m/a和0.89 m/a。快速下降型分布在玛纳斯县北部漏斗中心区和呼图壁县承压水区南部,承压水水位年均下降速率分别为-0.76 m/a和-3.05 m/a(约为潜水的2.5倍)。

2.1.3 地下水位动态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44眼监测井2016年1月—2020年12月地下水埋深累计变幅,绘制石-昌地区地下水埋深累计变幅分区图(图3),并统计了各分区面积(表2)。 1)潜水 从表2和图3可以看出,区内潜水总控制面积为1 602.41 km2。其中,水位下降区主要位于中东部的呼图壁县和昌吉市一带,各占区内潜水总控制面积的34.7%和33.8%,呼图壁县水位降幅明显大于昌吉市。呼图壁县内水位降幅由中间向两侧逐渐减小,埋深累计变幅>5 m区域面积最多为204.81 km2。昌吉市内水位降幅大致从中间向四周逐渐增大,南部山前降幅最大,中部降幅最小,推测市内可能存在局部汇水区;埋深累计变幅以2~3 m和1~2 m为主,区域面积总和为307.72 km2。水位回升区主要分布在区内西南部的石河子市和玛纳斯县南部山前一带,各占区内潜水总控制面积的8.8%和17.8%,玛纳斯县水位升幅略大于石河子市。石河子市内埋深累计变幅以-3~-2 m为主,区域面积为63.02 km2;市区西北部水位升幅最大。玛纳斯县内水位升幅自南向北降幅呈发散式减小,埋深累计变幅-4~-3 m区域面积最多为99.96 km2。2)承压水 区内承压水总控制面积为1 504.90 km2。其中水位下降区主要位于玛纳斯县、呼图壁县一带,各占区内承压水总控制面积的60.1%和19.4%,呼图壁县水位降幅明显大于玛纳斯县。玛纳斯县内降幅由南向北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埋深累计变幅>5m区域面积最多为335.69 km2;北部存在埋深累计变幅漏斗渐变区,漏斗中间水位降幅最小,漏斗边缘降幅最大,推测该区域近年来开采程度有所减弱,但水位仍处于下降状态。呼图壁县内水位降幅自东向西逐渐减小,埋深累计变幅>5 m区域面积最多为168.17 km2。水位回升区主要分布于石河子市和玛纳斯县承压水界线以北附近,各占区内承压水总控制面积的8.1%和4.6%。石河子市内承压水位有所回升,埋深累计变幅-3~-2 m区域面积最多为61.08 km2。玛纳斯县承压水水位回升区属潜水水位上升区至承压水水位下降区的过渡部分,分布面积较小,埋深累计变幅-1~0 m区域面积最多为29.67 km2。

2.2 地下水流场变化特征

地下水位的变化主要由地下水的补给项和排泄项发生变化而引起[26],可通过绘制地下水流场直观反映区域地下水流场变化特征。 2.2.1 低水位期变化特征 1)潜水 对比分析2016年8月与2020年8月等水位线图(图4(a))。区内石河子市及玛纳斯县南部潜水等水位线较2016年整体北移,玛纳斯河附近偏移距离较大,表明潜水水位回升,且一定程度上受玛纳斯河补给作用的影响。呼图壁县中部潜水流场有逆转的趋势,水力坡降增大,表明该区域仍存在地下水超采现象。昌吉市南部潜水水位下降不明显,水力坡降和流向变化微小,由于受河流补给作用,汇水中心北部附近潜水等水位线微微上移。 2)承压水 玛纳斯县中部自南向北等水位线较2016年大致由上移向下移转变,表明承压水水位沿南北方向表现出先回升后下降的趋势;北部水位下降漏斗进一步扩大,边界水力坡降增大,致使侧向补给作用不断被激发。呼图壁县承压水流场相对潜水流场逆转趋势较大,水力坡降较小,可能是承压水区地势平缓以及开采强度大所致。 2.2.2 高水位期变化特征 1)潜水 对比分析2016年12月与2020年12月等水位线图(图4(b))。区内石河子市及玛纳斯县南部大部分地区潜水等水位线较2016年近乎重合,表明高水位期地下水位变幅不大;上游玛纳斯河附近等水位线略微下移,推测可能存在地下水补给河流现象。呼图壁县中部潜水流场较2016年逆转趋势没有较大改变,水力坡降相对减小,表明该区域地下水可能处于全年持续超采状态,但高水位期开采强度相对较弱。受河流补给作用影响,昌吉市同低水位期流场变化特征基本相反。 2)承压水 玛纳斯县中部承压水等水位线较2016年近乎重合,越靠近北部漏斗区边缘等水位线下移越严重,表明高水位期仍存在开采现象,主要满足少量生活用水。较低水位期而言,漏斗边界水力坡降减小,表明开采强度减弱。呼图壁县中部承压水流场逆转趋势较低水位期没有明显改变,表明地下水开采强度没有减弱。 

2.3 地下水位动态影响因素分析

因区域地下水埋深多>6 m,故不考虑降水和蒸发因素对地下水位动态的影响。结合已有资料、研究区地下水补排项和人类活动的一致性,选取地下水开采量(X1)、耕地面积(X2)、地表水源供水量(X3)和地下水源供水量(X4)作为比较序列,地下水平均埋深为参考序列(X0)。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包括初值法、区间法和均值法3种,本文选用初值法。取灰色关联度>0.70的因子作为地下水位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计算结果见表3。 

2.3.1 潜水位动态影响因素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2016—2020年驱动石河子市潜水水位回升的主要因子为X2(0.79),2016—2019年地下水开采量减少0.44×108 m3,耕地面积减少4833.33 hm2,地下水开采量从6 014.25 m3/hm2减少至5 122.35 m3/hm2,减少14.8%,退地减水是致使水位回升的主要原因。驱动玛纳斯县潜水水位上升的主要因子大小排列:X1(0.81)>X3(0.80)>X2(0.76),2016—2019年地下水开采量和耕地面积均在减少,地下水开采量从1 792.80 m3/hm2减少至1 758.45m3/hm2,减少1.9%,每年地表水源供水量稳定在5264.70 m3/hm2,退地减水和地表水源稳定供给为水位回升的主导因素。驱动昌吉市潜水水位上升的主要因子大小排列:X3(0.81)>X2(0.78),2016—2019年地表水源供水量由2 725.20 m3/hm2增加至3 065.70m3/hm2,增加12.5%,2018—2020年河流引水率由65.2%增加至71.1%,地下水开采量从4 218.75 m3/hm2减少至2 822.85 m3/hm2,减少33.1%,局部区域水位回升,由于持续开采地下水,整体上水位仍以缓慢下降为主。多年来,地表水源供水量的贡献有所增加,侧面反应地下水的保护有所成效。

2.3.2 承压水位动态因素分析

驱动石河子市承压水水位上升的主要因子大小排列:X1(0.76)=X2(0.76)>X4(0.75),承压水区基本靠开采地下水灌溉,耕地面积减少,地下水农田灌溉用水量减少,从而减少地下水源供水量,退地减水是水位回升的主要原因。驱动玛纳斯县承压水水位回升的主要因子大小排列:X1(0.75)>X2(0.74),耕地面积减少,相应地下水开采量减少,但由于承压水区替代水源少、开采强度大等原因,水位仍处于下降状态;另外,低水位期到高水位期地下水开采强度减弱,可能是造成北部漏斗内水位出现不同程度回升的原因。 3 讨 论 魏兴等[27]得出2010—2014年玛纳斯河流域单一结构潜水区年均地下水位下降速率0.74 m/a,而本研究认为石河子市及玛纳斯县地下水超采治理成果显著。与胡先林[13]研究结果相比,呼图壁县年均下降速率无明显变化,表明地下水持续超采;殷秀兰等[28]认为一个地区的地下水位变化较大,其水质状况相应变化明显,因此地下水位变动对地下水质的影响研究是该区今后的研究课题。呼图壁县地下水开采量、耕地面积、地表水源供水量和地下水源供水量均呈减少趋势,水位仍持续下降的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查明。与何玉敬等[14]研究相比,昌吉市水位年均下降速率减小约50%,主要驱动因子由地下水开采量向地表水源供水量转变,说明超采治理有所成效。 地下水位变化的驱动因子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分析方法诸多。吉磊等[8]和陈彬鑫等[29]分别采用水量均衡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莫索湾灌区地下水位驱动因子,研究得出人为因素已成为地下水位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地下水开采量是影响地下水位变化的主要因素。鉴于区内地下水埋深多>6 m,自然因素影响相对较小,本文仅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人为因素对地下水位变化的影响,与前人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似,表明结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 结 论

1)石河子-昌吉地区地下水动态类型包括3种,潜水动态类型为灌溉入渗-开采型和水文-开采型,承压水动态类型为开采型。开采型和灌溉入渗-开采型年内水位波动大,水文-开采型年内水位波动相对较小。 2)石河子市地下水位呈快速上升趋势,地下水埋深累计变幅以-3~-2 m为主;玛纳斯县南部地下水位为快速上升型,地下水埋深累计变幅以-4~-3 m为主,北部地区主要为快速下降型,地下水埋深累计变幅以>5 m为主;呼图壁县地下水位呈快速下降趋势,埋深累计变幅以>5 m为主,且承压水水位下降速率约为潜水的2.5倍;昌吉市地下水位动态变化缓慢,以缓慢下降为主,埋深累计变幅以2~3 m为主。 3)石河子市地下水位和玛纳斯县潜水位回升主要取决于低水位期。玛纳斯县北部承压水位局部回升主要由高水位期决定。呼图壁县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受高、低水位期共同影响。昌吉市地下水位动态稳定,一定程度上受河流补给作用的影响。 4)区内潜水水位变化主要受耕地面积、地下水开采量和地表水源供水量的影响,而承压水水位变化主要受耕地面积和地下水开采量的影响。